出版家陈原和范用属“同时代人”。他们经历相似,都躬耕于出版事业七十余年,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书时代,成为那一代出版家的典范。
陈原保存范用来信十通,皆未公开发表;范用所编《存牍辑览》收陈原书信五通。这些书信见证了珍贵的出版往事,反映了他们四十多年交往中的书情和友情,亦可借此观察社会文化演进的片影,窥视个人与时代关系之侧颜。
一
陈原和范用往来信札目前发现最早的是1960年6月7日,陈原收到范用寄来的《起点》杂志提出评刊意见,信中说:
看到《起点》第一期,很高兴。看来这确实是将出版社特别是编辑部认真地改造成为党的思想工作的起点。以编辑部为中心,全社办一个推动人们开动脑筋的刊物,这个想法是很好的。文章有的太长,可以再短些,问题可以提得小些。每期都要有点人家读了,还想再读,或读了还得深入地想一想的东西。要办好这个刊物,关键是发动群众,要大家来写。还可提倡争辩。每期的文章有个别错误,不要紧,下期来批评,或写短文来指示。总之,要真正成为推动大家用脑子的工具。
《起点》是人民出版社内部刊物,油印,刊名是范用手写体,署名人民出版社起点编刊小组编。第一期1960年5月27日出版,20页,首页有“发刊词”,末页有“致读者”,内有“征稿”启事。从发刊词来看,该刊每月出版两期,“目的在于通过它来推动学习,推动研究工作,推动练笔;通过它联系群众”,主要发表有关政策、理论问题的稿件,与另一内刊《走廊》刊发业务问题及书刊评介的稿件有所分工。陈原这封信刊登在1960年6月16日《起点》第二期,题为“一封信”,是写给“范用同志并《起点》编刊小组”的。
从办杂志进入出版界,是陈原和范用的相似履历。范用1938年在武汉参加读书出版社工作,先后接触《群众》周刊和《抗战文艺》三日刊,从中学习出版发行业务,此后就与杂志结下不解之缘。到重庆后,因部分文化人在皖南事变后疏散到香港,范用编辑了《学习生活》半月刊的最后三期。1949年2月中央出版委员会成立后,范用8月由沪赴京任杂志出版科科长。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成立,范用任期刊出版部主任,参与了新中国第一批期刊如《新华月报》、《文艺报》半月刊、《人民文学》月刊的出版工作,还负责一些刊物的封面和版式设计。1960年4月,范用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创办全社交流的内部刊物,对他来说是驾轻就熟。
陈原信中“评刊”的具体意见,如文章要短小,要提供给读者深思的东西,发动群众参与等,也是把多年办杂志的心得倾囊献出。陈原1939年春在桂林参加新知书店,参与编辑《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木刻》以及《新华南》《新军》等综合性杂志,在重庆担任《民主世界》总编辑,1948年接替离沪赴港的史枚主持《读书与出版》编务。相近的成长环境和工作阅历,使他们形成了基本相同的办刊理念,并在此后的出版实践中逐渐丰富。他们办刊生涯的高峰,是1978年下半年在陈翰伯领导下一起创办《读书》杂志,陈原任主编,范用任编委。1979年4月《读书》创刊,奏响了以“读书无禁区”为代表的新启蒙主旋律,开启了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新时代。
冯亦代称陈原是《读书》杂志的“托塔天王”,范用曾为《读书》“立军令状”,他们的共识是办好这一思想评论刊物。
二
1971年,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的范用得知回人民出版社的消息后,与文化部副部长徐光霄联系,将同在干校的陈翰伯和陈原一起调回,1972年6月,陈翰伯分配到人民出版社,陈原分配到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联合机构。在受限的环境下,试图利用仅有的空间,接续出版语境,范用写给陈原的信反映了他们的这种坚持和努力。
陈原同志:
今天光璐同志接到你们那里的电话,说编了一本《列宁序言集》,我很高兴。记得前年在编了《列宁杂文集》之后,曾经登门请您帮助继续编选《马恩杂文集》(这还是您提出来的)、列宁有关编辑、出版、资料工作的文章、便条……,其中当然包括序言一类。
现在《序言集》既然已经编好了,商务作为内部学习资料印一些,这个主意很好,不过,我总还想把《杂文集》《序言集》由‘人民’公开出版(我反复想过,认为是可以公开出版的),因此,您看还可不可以同你们那里的领导及工作同志商量一下,这本《序言集》由我们仍用‘人民’名义先印一‘试印本’。商务所需要的书,由我们供给若干。如果觉得不宜这么办,是否在你们印后,把纸型借给我们印一些。不知道《序言集》的版式、封面是否同《杂文集》一式一样?最好一样。
事先毫无所闻,所以此刻才提出来,想来不至于见怪吧。
听说您到南方去了一趟,有时间想来听听岭南见闻。淮淮、河河是否都去了?
我全天在社里,下午多半在学习。敬礼!
范用
三、十九
列宁其他有关出版、编辑的文章、便条……,我希望继续把它搞出来,这一本只能内部使用。
这封信没有年份,据信中内容判断为1975年。这年1月陈原主持选编的《列宁序言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信中提到的《杂文集》指陈原编选1973年出版的《列宁杂文集》。该“试编本”采用《列宁全集》中译本以及所附编译者注,并按照《列宁选集》第二版校改后的译文作了相应修改,《列宁序言集》的编选、注释、排校亦采取《杂文集》的方式,这两种选集皆“为适应编辑出版工作同志学习的需要”而出版。
范用得到相关消息后,拟把这两部集子作为系列出版物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然后再编选列宁其他有关出版、编辑的图书。这一提议可看作是对1953年陆续出版的列宁著作的二次开发。人民出版社拥有比较完善的中译本和详尽注释,如七卷本《列宁文集》,两卷集《列宁文选》,四卷本《列宁选集》以及专题读物《论反对修正主义》《论战争与和平》《列宁家书集》等,因此这类衍生品编选起来并不难,难的是选题创意。他“登门”请陈原帮助编选的《马恩杂文集》未见公开出版,但又萌发新的选题并付诸实施,这从1975年12月20日给陈原的信能窥知一二:
陈原同志:
马恩评书、议书的文章,已经汇编成上、中、下三集的《马恩书评集》,颇有看头,准备以三联名义公开出版。
接着还要编《马恩序跋集》《马恩短论集》。总之,充分利用这笔遗产,而又给读者以方便。
《列宁杂文集》准备略加修订,也公开出版。《列宁书评集》也要编。
想和商务印书馆商量,能否把您编的(?)曾由商务内部印过的《列宁序言集》交我们归在这一套书里,公开出版。书名想改成《序跋集》,并且按《列宁杂文集》的版式重排。
希望能够慨允!
陈原和范用曾是人民出版社的同事,陈原1952年12月随世界知识出版社合并入社,任第二编辑室主任,负责马恩列斯著作的编辑出版。他们的合作情况,陈原在《书稿档案中寻旧事》一文曾有回忆片段。
三
1980年10月10日,范用就三联的新选题和设想致陈原信。
陈原同志:
三联有一选题:《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立传太难,出这样一个题,也是为近代中国最有贡献的商务留下一篇资料。
搜集已有的关于菊老的文章,我看《馆史资料》中就已经有了几篇。再组织几篇,附以若干资料,成一书。想来商务的同志愿意承编。请您鼓动一下,如何?受教。
很希望送我一本关于林译小说(书名忘了),因为在市上买不到,大概印得很少吧。
即请编安
范用十、十
范用提出张元济的选题计划,可以说与陈原不谋而合。陈原1979年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后,就开始筹划出一批好书,以实际行动纪念建馆八十五周年。经过两年多的努力,1982年召开纪念会时,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一辑50种,同时出版了严译名著八种、林译小说十种和《张元济日记》向张元济致敬。范用想要的林译小说即其中之一。但信中所提选题未见出版,应了他所说“立传太难”。直到四五年后,商务出版了王绍曾著《近代出版家张元济》(1984年)与叶宋曼瑛著《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英文版(1985年)。
80年代是陈原和范用密切交往期,那也是他们出版事业的黄金时代。范用1978年9月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1979年下半年兼三联书店总经理,在纸张严重短缺、印刷资源匮乏的年代,仍想方设法出版一批好书,缓解“书荒”。有一组数据颇能代表“三联出版”的实绩:1979年出版新书62种,重印30种;1980年出版新书69种,重印22种;1981年新书63种,重印10种;其中既有突破禁区的译作,如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也有以《干校六记》《傅雷家书》《随想录》为代表的人文社科书籍,在出版界和思想文化界产生较大影响。
陈原1988年1月4日致范用信:
顷读完巴老的《随想录》,百感交集,谢谢你,把这部书印成像一本书应当有的样子。《随想录》散篇、散本都已读过,此次重读,仍然十分激动。你能不时编印一些已逝和未逝的智者的书,可佩可敬。我们出版界可能就缺少这样的出版者。或者你还在着手编其他智者的集子,但愿它们陆续成为现实。
祝贺你,同时感谢你。
巴金《随想录》(合订本)由范用亲自设计版式、封面和腰封,与香港《大公报》连载不同的是“一字不改”。陈原的“百感交集”,既有对巴金这部“述往事,思来者”的反思之作的尊崇,更有对范用促其面世所作努力的敬佩和赞赏。
四
范用说“有人要我写”,从《存牍辑览》发现,楼适夷、陈白尘、萧乾、柯灵这些老朋友都曾写信劝他多写。柯灵1992年8月14日给范用写信说,“在《海上文坛》拜读大作,甚慰驰念”,其时他受上海书店委托主编“文史探索丛书”,希望范用加入,“兄浮沉书海数十年,建议兄作一写回忆录,写此中沧桑变化,必有极大意义。书不求正史格局,轶闻琐事,均无不可”。朋友的鼓励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范用的文章不断见诸报端,陈原收到寄来的文章,回信亦希望他多写:
范用同志:
信并复印文收到,高兴极了。你写的文章一口气读完,太好了,比我(或我们)这些毕生“舞文弄墨”的好多了。好就好在平凡和真挚。
望多写一些——发表后千万寄给我复印件——也许可以让读书界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为了读书》一篇,胜似长篇大论,不写出来,太可惜了。
陈原
九二.十.二八
范用的第一部散文集《我爱穆源》1993年在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他首先寄给陈原,在书扉工整地题字:“陈原、余荻老友:一本‘小不点’,一颗童稚之心。范用时年七十”,1993年5月9日信中写到:
知道阁下归来,送上这本小书。是天地图书公司印了送我的,他们请一位小姐编,她把自己和别人的文章也编了进去,反对,无效,人家好意化钱印书,只好由他。记者笔下,总要夸大其辞,言过其实,当事人看了难为情。
江苏教育出版社可能印一版(因家乡的几个小学要买,香港书太贵,进来也没有外币)。集外的这些文章统统删掉,另外加几篇。愿这本小书能使你返老还童。
这封信是竖行书写,与扉页竖写的题字相协调。与信中内容略异的是,《我爱穆源》简体字版1995年三联书店出版,范用自己设计,封面用冰心的题词“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
相互赠书,互致问候,是陈原和范用晚年交往的日常。1998年5月1日,范用收到陈原赠送的三本书,写信表示感谢:
陈原同志:
谢谢赠书,我的书架上可以有“陈原排”了,不久还要晋升为“陈原连”。这三本书,老版本我都有,《贝多芬》是人间书屋版,以“特价六元”购得。《柏辽兹》是香港版,也是您给的。
记不得是您送的还是自己买的,浙江文艺出版的《陈原散文》,我送给三联,告诉他们利用封面纸边印书签,不料一去不返,倒霉!
这信纸好像少女用的。
范用5.1
这封信是范用特制信笺,信纸左下方印一朵盛开的花,齐花朵右下印有“范用FANYONG”字样。陈原也使用个性设计的信笺,是其漫画头像加汉语拼音。信纸最上方写有“照片用一张俪影,另两张先退回”。“俪影”云云,是范用1998年征集三联老同志的照片,编写《留真集影》,以纪念三联建店六十五周年。所指“三本书”,是三联书店出版的陈原翻译的“爱乐丛书”,包括《贝多芬:伟大的创造性年代》《柏辽兹——十九世纪的音乐“鬼才”》《我的音乐生活——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通信集》。其中《我的音乐生活》一书,范用1980年就想出版,这可由陈原1980年11月19日信作参照,信抬头用“范大人总裁”也是稀见。
范大人总裁:
来杭两日,宣读了教育部出版局的文件,于是就无事了。但是飞机票一周前已售完,简直是有“家”归不得,只好干等。
写好柴氏集的重版题记,这书也看到几乎近尾声,可是音乐社恳求由他们出。我想,这是个小出版社,就应当让给它,何况这本书也不是传记。为了补偿三联的空白,我想把下稿给你大老板抵债:
《裴辽士传》罗曼·罗兰著,柏园译注(用裴辽士本人的回忆录作注)
此稿已藏三十五载,失而复得,引文饶有风趣。可乎?
此外,我想荣幸地通知总裁,鄙人拟将过去的散失而复得的短文辑为《书林漫步(补编)》,不知老板足下是否开恩接受?
以上是客居杭州,枯坐无事想起的三件事,匆匆
祝好
我已代约罗竹风为《生活》撰文。又及
原十一月十九日晚
这是陈原1980年11月赴杭州参加《汉语大词典》第二次编委会会议结束后写的。信中所说《我的音乐生活》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出版,他以“柏园”笔名译著的《裴辽士传》,1994年香港三联书店以《柏辽兹》为名面世,北京三联1998年出版简体字版。《书林漫步(补编)》1982年7月编就,1984年由范用经手出版。“代约罗竹风为《生活》撰文”,指其时范用拟出版《生活》半月刊,因有人指责而“胎死腹中”,只留下一期试刊号。
五
陈原和范用一生爱书,书也是他们之间联系的纽带。陈原珍藏一本早年写的旧著《世界新形势》,扉页用铅笔题字:“作于1943年春。初版在桂林刊行(43),这是战后的版本,范用赠我的。”他还珍藏着范用写的几张便条,有借书还书的,托带东西的。1978年6月24日范用写给陈原的一个便条:
《三十年代黑店》一文,如还补充几句(张春桥黑指示),请交小杨同志转下。等着付排。
请特把《书林漫步》转交三联重印出版,已获老宋复信。但纸型已去香港须等寄回才能付印。您还有什么修改吗?
信中《三十年代黑店》一文,指陈原1977年12月在全国出版会议上所作《驳所谓“三十年代黑店”论》的发言,1978年初在中央党校内刊《理论动态》发表了摘要,不久《人民日报》(1978年2月3日)刊登全文。范用“等着发排”,是编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成立三十周年纪念集》。他请陈原把《书林漫步》“转交三联重印”,是计划纳入书话丛书。1980年8月28日范用向赵家璧约稿时提到:“几本有关书的书,我都希望弄得漂亮一点。现在印出的有两本:陈原的《书林漫步》、杜渐《书海夜航》(这两本书另邮寄奉),正在印的一本是唐弢的《晦庵书话》,君匋先生给装帧的。”《书林漫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宋原放出版于1962年,香港三联书店1978年重版,所以范用信中有“获老宋复信”“等香港纸型寄回”等语。他说这套书话集作者都是朋友,所以亲自设计,“封面用作者自己的字,然后选一张旧的花笺做装饰。扉页用一幅作者的手稿”,显得书卷气十足。此后,陈原的《人和书》被编入“读书文丛”,封面也是范用操刀,延续了作者签名与手稿影印为主要装饰的清新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