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晗：日本鲁迅研究百年学术脉络

管季超0712

王海晗：日本鲁迅研究百年学术脉络



　　 如果将1909年5月《日本与日本人》杂志介绍“周氏兄弟”翻译的文字视为日本鲁迅研究的滥觞，那么这一与中国鲁学界形成呼应、共同成长的海外学术传统，已有超过百年的研究历史。在长时段的艰辛开拓之中，日本鲁迅研究涌现出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个案分析，同时也呈现出鲜明的思维机制，论述框架与研究路径，构成一个内部拥有自足建制的学术共同体。与此相对的是，从“研究之研究”的视角对这一学科体系进行梳理的工作，还只停留于“零敲碎打”的格局，并无严格意义上的通史问世。以《日本的鲁迅研究史》《日本鲁迅研究概观》等为代表，侧重于史料钩沉的文章或阶段性的批评简史，已经无法满足专业读者的阅读期待与研究需要，这与中国鲁迅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已出版《鲁迅研究史》《当代鲁迅研究史》《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等综合性论著反差明显。《日本鲁迅研究史论》（靳丛林、李明晖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6月版）试图弥补这一缺陷，从多个维度推动这一议题的纵深发展。

　　
　　 聚焦近代化语境

　　 日本鲁迅研究之所以迸发出如此强劲的势能，与其一开始进入学术场域的问题意识密不可分，这一问题意识理论性地表征为借鲁迅反思日本的价值取向。进而言之，日本研究者对鲁迅的追索历程与作为整体的日本文化在近代化语境中面临的历史变局互为表里，这导致了鲁迅研究不再是一个浅层次的“知识论”问题，而是涉及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转型。

　　 该书按时间顺序择取日本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研究者的重要成果，从五四时期的青木正儿，20世纪30年代的佐藤春夫、增田涉，直至战争时期的竹内好，再到战后联翩而来的丸山升、伊藤虎丸、新岛淳良、北冈正子、木山英雄、丸尾常喜等人，最后归于世纪之交的藤井省三。这样的章节安排既能体现单体的研究风貌、展现细部的丰富性，又可使接受者从整体上俯瞰贯通一气的演进脉络，尤其是能够洞见时代与文化政治关切、学术研究间的隐秘互动关系。

　　 以闻名遐迩的“鲁迅像”为例，丸山升“革命人”在“竹内鲁迅”“文学者”的概念之上发展而来，伊藤虎丸“终末论意义上的科学者”又内在涵纳了对前两者的辩证省思。究其实质，研究者把鲁迅认定为“以抵抗更新自我”的探索“近代化”道路的有力资源。从这个角度而言，鲁迅并不局限于中国所有，而是彰显了东亚意义乃至世界意义。日本学者对于特定文化危机的个性化感知，决定了他们进入鲁迅研究的不同方式，这也成就了对话的基础。作者在具体论述过程中特别注重还原彼时的文化症候与意识诉求。譬如，“文学者”鲁迅针对的是以“转向”为表征的“优等生”文化，“革命人”企图矫正“文学远离政治”与“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一二元对立背后的“正确主义”文化，“终末论”观念的兴起则与战后民主运动中“文学主义”的泛起相关，也指向勘破“无终末”文化中权力意识形态的规训。如此种种对于“外围”思想布局的关注，并不仅仅满足于阐释是什么的问题，而是试图回答何以如此，从何而来的问题。这使得全书在立论上对日本鲁迅研究者产生“同情之理解”，而不是远远地站在外部隔岸观火。由是，该书对于“回心”“革命”“耻辱”等历来聚讼纷纭的问题的梳理，因为与特定的日本“近代化”语境相结合而显得理据确凿。

　　
　　 彰显域外方法论价值

　　 与中国鲁迅研究中很早就形成并逐渐经典化的作品意义发掘、思想研究、人物评传等研究样式不同，日本鲁学界一向以“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见长，比如“仙台学”对鲁迅材料爬梳之细致就令中国学者叹为观止。作者在“集百家之言”的同时，尽可能让日本鲁迅研究在文献与实证上的优势显露无遗。比如木山英雄、片山智行和丸尾常喜在释读《野草》时，为了论证“主体辩证法”等抽象概念而集体性采用了词语“笺注”的方法。这是因为对于外语读者来说，要想准确掌握汉语原文的丰富意义，并不能指望于词语间的一一对应，所以有必要从“训诂”的角度进行语源及文献上的考辨剔抉，具体来说则是从汉语权威工具书、鲁迅其他文本中的“互文性”用法、古代近代文献中的相近语料等几个方面去释读。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因“白话文”的通俗性，“笺注”式的阅读方法虽时有浮现，却只是针对局部的内容而使用，日本学者为了克服外语的障碍而厘定文本脉络，把“笺注”系统应用于整个文本系统的解读，反而形成一种颇为有效的分析策略。这就动摇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某些因先验的价值预设而导致的方法论盲点，启示我们在习焉不察的前提下往往隐匿着许多潜在的突破契机，需要中国学界以慧眼如炬的眼光，对域外学术团体的文学研究方法论予以观照吸收。

　　
　　 辨明日本鲁迅研究的得失

　　 该书执笔者均为长期从事中日近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的学者，他们不仅深谙日本鲁迅研究的发展脉络，同时也能对其提出自身的思考、评价与总结。

　　 纵观全书，其中不乏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比如，作者抓住丸尾常喜把鲁迅作品中“鬼”这个词汇看作“耻辱意识”的象征这一点，继而提出越文化构成鲁迅小说发生的内源性机制；绍兴民俗中丰富的想象、人情世故、对世界的理解方式，都有可能影响鲁迅的文学构思。这种发散型思维的流衍与其说是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毋宁说是在扎实掌握文献的基础上生发独出机杼的“自我创造”。正是在遍布全篇的观点累积之上，该书对于日本鲁迅研究核心特征的概括也让人信服：“鲁迅像”是生成知识形态的鲁迅精神的文化符码，日本鲁迅研究者与鲁迅形象同在流动的历史中。

　　 尽管全书以日本鲁迅研究作为议论之基，但也始终保持审慎理性的态度。正如作者所言，认为日本鲁迅研究水平全面超越中国的论调是不合实际的。其研究模式也带有自身不可避免的限度，最明显的就是把鲁迅确定为“什么人”的学术范式，承载了文化断裂时代思想论争的功能，掺杂了过强的政治参与意识，从而落入“本质主义论”的窠臼。这种批判性审视表明该书将否定逻辑吸纳到自身内部予以辩证性的消化，从而取得一个中正客观的立场，以期为学界树立良好的研究范式。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