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玉：通才教育的基础——“大学语文”

管季超0712

徐中玉：通才教育的基础——“大学语文”

【来源：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浙江大学：《大学语文研究集刊（2）》，浙江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4-9 】 【作者： 徐中玉】

    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在人才培养方面使发达国家都正在大力培养通才。所谓通才，乃对专才而言，但又并不与专才对立。专才指专门人才，有一技之长，在某一领域、学科具有专门知识，但在其它方面，他可能缺乏足够的常识。这种人才当然也需要，但比起那种既有一技之长，又兼有广博的知识，既能适应某一方面的事业需要，又兼有经营管理、组织领导、应变释难等能力的人来说，显然就赚不足，他们的适应性就要大受限制，他们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所能作出的贡献就会相形见绌。为此，把培养通才列入教育计划，在许多国家已作为一项战略任务而加速求其完成。通才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出一种文理相通——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文学艺术相通，具有广博知识，善于创造、探索、开拓，能够适应多方面复杂工作需要的能人。这种需要在我国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也已越来越感到无比迫切。很难设想如果缺乏足够的通才，能把任何一个大单位的工作做得大有起色。
    为了培养通才，发达国家的很多大学已在试行各种办法。美国很多大学已实行一、二年级基本选学同样的课程，认为过早地专业化对培养通才不利。而这些基本的课程中，文理均有，文科学生要求选统计学、计算机等课程，理科学生要求选经济学、社会学、哲学、文学等课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是世界著名的理工科大学，在它的管理学院里，即开设有多门社会、人文科学课程。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今天已成为文理两科共同的方法论基础。为了更好地研究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学科，数学、计算机技术、实验等自然科学手段已经提供了很多先进工具和方法。无论研究哪一专业，如仍墨守陈规，局处固有的一隅，不敢或不愿越雷池一步，不能渗透、综合各门学科至少边缘学科的最新知识，他怎么能使各种知识得到重新的组合而有所发明创造？他怎么能使自己在知识和能力，求知与办事等方面都得到融会贯通，而发挥出更多的智能？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通才。培养通才要采取各种具体的措施，适当的方法。但对任何一个国家，实施通才教育都有公认的基础，即首先必须要求一个大学生对本国语言文学具有较高的修养，对本国的语言文学有相当广博的知识，能熟练地至少明白清楚地用本国文字进行的表达能力。不论在有围墙的全日制大学里还是在无围墙的各种开放性办学的社会大学里，“大学语文”都是一门最基础的、教师要努力教好、学生要努力学好的课程。如果连本国语文都很无知或非常缺少必要的能力，连本国语文都不能运用得较好，怎么能谈得上是一个“通才”呢？

二

    很多人已知道，我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是非常重视语文学习的。他办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有“文、行、忠、信”四类，他并按照学生的专长，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他还说过：“不学诗，无以言。”认为一个人如要提高修养、参加政治，办理外交、表达情志，都离不开文化典籍和当时最重要的文学作品《诗》。“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他并没有把熟谙语言仅仅看作语文工作者的事，而是看作凡属能人都应该具有的本领。孔子以后大约一千年，刘勰在他的文学评论巨著《文心雕龙》里谈到了“通才”问题：“夫不截盘根，无以验利器；不剖文奥，无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须晓术，自非圆鉴压域，大判条例，岂能控引情源，制胜文苑哉！”这里主要是从文学评论的角度来说：能截断盘根错节的老树才检验得出斧子的锋利，能细致分析文章的精微奥妙之处，才辨别得出此人是否够上通才的称赞。而才所以能“通”，就要靠懂得运用各种方法，对事物有全面深广的认识，把握各种事物的固有规律、法则。可以体会到，即使在文学研究者内部，也有局处一隅，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专才，刘勰却是更称赞知识广博的通才的。而在《程器篇》里，他把要求更提高了：“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学文的不但应懂文，还要能办事、行政；习武的也应该“晓文”。文学研究者内部的“通才”，属于一个较低的层次，文人与政治家兼擅，学者与将军并能，则属一个更高的层次了。不妨设想一下，曹操、诸葛亮、岳飞这些在我国妇孺皆知的能人，是否都是“通才”？“唐宋八大家”中的文学家，岂非大多数在政事上也是能人？“通才”、“通才达识”在我国历史上有一个久被重视、仰望的传统，不过到现在是更加被科学地理解，而且“通”的要求也被提得更高罢了。“通才”之必须以熟谙语文为基础，是被社会发展证明了的。
    日本企业现在非常重视培养“国际人才”。为了积极推进他们的“国际化战略”，适应面向世界的需要，要求这种人才至少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做到读、写、听、说全能的地步。对外语还如此要求，对本国语文就更不必说了。因为他们的企业家也已懂得，除生意经外，优秀的企业人才不但要熟悉国内外经济、政治和社会等一般情况，而且还要了解风俗习惯、思想方法、价值观念等等，而这些广泛的知识修养，从国内外的文学、艺术作品是能够更具体、生动地学习到的。对包括文艺在内的广泛问题能够发表一些自己的新的见解，已成为现代社会中“通才”应有的本领，不只学者才需要，乃是“能人”们发挥其创造、开拓作用的不可缺少的标志。
    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最近在北京大学听一个学生说喜欢写作时，对大家说：“我觉得现在很缺乏报导科学的人才。宣传科学的文章一般都是由记者来写，能不能让学理科的人来写呢？能不能在大学时，就鼓励一部分同学朝这方面发展？科学的发展不仅要靠作研究，还要靠大多数人的支持，这就需要让人们知道科学是怎么回事。理科的学生也应该开文学课。在美国，所有的学生都要上英国文学课。我认为中国所有大学一年级的同学也都要开中文课。”这些话由杨振宁教授来讲特别有说服力。这种情况我去年五月到美国讲学时也是亲眼看到，而且还亲自听过几次这种课堂教学的。他们那里确实非常重视在所有的大学生中首先培养熟悉和熟练本国语言文学的知识和能力。
    相比之下，我们在这方面无论在认识上或措施上都落后了。虽然很多大学已经在这几年恢复了“大学语文”课，但一部分大学或某些系科的领导人还是无动于衷，按兵不动，甚至还有上马了仍下马的。虽然高教自学考试正确地规定了“大学语文”是公共必考课之一，可是在正规大学的教学计划里，至今仍未正式把这个课程列进去，以致成为某些不懂得这个课程重要性的人阻止开设这个课程的借口。如果继续这样下去，通才教育如何得以落实，三个“面向”又如何得以加速实现呢？

三

    怎样才能自学好“大学语文”呢？
    除了多阅读、多观察、多思考、多练习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可以取巧的捷径或秘诀。成绩总要从艰苦的努力中去取得。认为“大学语文”很容易通过，固然过于自负，认为它非常困难，也不符事实。许多作家都是自学成才的，比较起来自学语文要比别的课程便利得多。
    多阅读，就要仔细研读课本（《大学语文》修订本、《大学语文自学读本》），精读其中一部分范文，有的还得背诵，以加深理解。要比较深入地理解范文的思想内容和布局谋篇、遣词造句的方法，可以把各篇文章的内容、写法加以比较，找出其间的优点和特点，也可以把它们同自己在类似情况下所想到的话和可能怎样表达的作个比较，从中寻找差距，明白应该在哪些方面着重学习、提高。不可读过了，记住了一些东西就算已完成任务。选定几篇反复深思，并把思考的结果用心地写下来。古人的文章，前人的文章，为历史条件所限，社会地位所限，现在读时当然会发现若干谬误或不足，就可根据自己对现代社会的观察，直接的体验，进行适当的判断。这一过程，就能把观察、思考、判断、写作练习都结合起来了。下定决心，坚持不懈地如此做下去，无论对增长知识或培养能力，都有很大益处。课本之外，也还要多读些别的代表性书刊，阅读范围不宜过窄，好在这方面的条件目前并不困难。
    多练习，就要反复训练文字表达能力，从文从字顺、明白清楚、言所欲言，一直到富于艺术感染力、吸引力，具有个人的独特风格，争取一步一步提高上去。这种进步只有在刻苦的经常练习中才能得到，而且一定能逐步达到。望洋兴叹，而不实践，是不行的。
    为了学好“大学语文”课，在教学方面也应进行适当改革。合格的师资是前提，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试办法也应不断有所改进、创新。对中文专业以外的同学们来说，从通才教育的需要出发，它即要提供必要的通用的知识，培养普遍需要的能力，同时也需要教给学生某些基本的应用性知识。以写作为例，在写作练习和指导中，就不能只限于写文艺性作品，还要教会他们写作学年论文、调查报告、毕业论文等的必要知识和方法。要考虑到各专业的特点，毕业后在工作岗位上的实际需要。自学同志大都巳参加工作，有实践经验，很可能在应用性知识与写作方面有优势，在写作出题和考试评分方面看来要照顾到这种具体情况。除规定教材外，教师可为在校学生补充一些实用性材料，自学同击则需自行选择一些这种材料来看看。考试肯定应该侧重读与写的能力，作文题评分必重很大，出两个或三个性质要求不同的题目由应考者自行选择，可能更易看出他们各自的真实能力。总之，通才教育是追求并提高实效的教育，“大学语文”课程也需要进一步提高教学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