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音韵学研究70年

管季超0712

汉语音韵学研究70年

作者：麦耘 　来源：今日语言学 　时间：2020-08-05

　　　编者按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刘丹青研究员主编《新中国语言文字研究7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中的第八章。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期刊主编麦耘研究员。

　　　　第八章 汉语音韵学研究70年

　　音韵学是中国一门很古老的学问，是传统文化中的基础学科，向来倍受重视而又艰深难懂。现代学术界则通过音韵学了解汉语语音的发展历史，也利用其成果来研究传统文化。音韵学成为现代语言学的一门，标志是20世纪初以瑞典学者高本汉（B. Karlgren）为代表的一批西方汉学家的研究。一个世纪来，中国学者在高本汉等人的成果基础上有不断的进步和超越，尤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70年，音韵学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其中改革开放后的40年里取得的成就更为巨大。
　　中古音研究一直处于音韵学研究的枢纽地位，尤其是作为中古音核心的《切韵》音系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学者们对《切韵》全面细致的分析是此前没有过的。有一些过去探讨得较少的问题，如“重纽”、中古时期的内部分期、韵图与韵书的关系等，越来越受到重视。
　　上古音研究取得的进展尤为突出，上古汉语的语音面貌渐趋清晰。复辅音声母构拟、汉藏比较研究、上古韵腹元音的配置等重要的问题，在学术争鸣中不断取得研究成果。对上古后期语音的研究成果也渐多。
　　以往研究不多的近代音获得了应有的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已经走上了轨道。除了对元明时期的语音有了更深入的研究，清代的语音材料也得到更多的发掘。
　　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音韵学一步步走向现代化。理论、方法，乃至学术理念问题，逐渐受到重视。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音韵学界经历数代薪火相传，到今天的研究队伍已初具规模。
　　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学术交流形势喜人。汉语音韵学、汉语语音史研究正在成为世界性的学问。

　　　　第一节 中古音研究

　　对中古汉语音系（主要是《切韵》/《广韵》音系）的研究，在20世纪50、60年代主要有姜亮夫的《切韵系统》、李荣的《切韵音系》、王力的《汉语史稿》《汉语音韵》等的著述。改革开放以后形成了研究的高潮，专著作者有李新魁的《古音概说》《汉语音韵学》、邵荣芬的《切韵研究》、方孝岳和罗伟豪的《广韵研究》、严学宭的《广韵导读》、黄典诚的《〈切韵〉综合研究》、潘悟云的《汉语历史音韵学》“中古篇”等，单篇研究论文更是汗牛充栋。以下分专题作概略介绍。
　　一、中古前期介音系统研究
　　（一）《切韵》四等韵介音研究
　　高本汉以来，一直认为四等韵带[-i-]介音。
　　不过，现在较多数的音韵学者，如李荣（《切韵音系》，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邵荣芬（《切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认为四等韵在《切韵》时代不带[-i-]介音，主要依据一是《切韵》时代的反切材料中反切上字的分组情况：四等韵与不带[-i-]介音的一、二等韵同组，而带[-i-]介音的三等韵自为一组；二是梵汉对音。还有一些方言材料和“域外方音”材料（如李如龙的《自闽方言证四等韵无-i-说》、潘悟云的《越南语中的古汉语借词层》所提出）也可以作为证据。四等韵不带[-i-]介音，则其介音状况就与一等韵相同，两者在韵腹元音上呈互补分布，四等韵是[e/ɛ]类元音，一等韵是钝元音。四等韵带前腭介音，是中古后期才出现的现象。
　　有部分学者坚持认为四等韵在中古前期有[-i-]介音，如尉迟治平（《论中古的四等韵》，《语言研究》总第49期，2002年）认为梵汉对音可看到四等韵前腭介音。张渭毅（《魏晋至元代重纽的南北区别和标准音的转变》，《语言学论丛》第27辑，2003年）则认为有方言的不同，四等韵在北方有[-i-]介音，在南方没有。
　　（二）“重纽”研究
　　高本汉不讨论重纽；长期以来，重纽问题被视为《切韵》音系中的一个局部性问题。现在，重纽在《切韵》乃至整个汉语语音史上的重要性正日益明朗。撰文专门研究重纽问题的学者有李新魁（《重纽研究》，《语言研究》总第7期，1984年）、麦耘（《论重纽及〈切韵〉的介音系统》，《语言研究》总第23期，1992年）、郑仁甲（《论三等韵的ï介音——兼论重纽》，《音韵学研究》第三辑，1994年）、张渭毅（见前引）等。
　　关于重纽两类的语音区别，向来有三种观点：元音区别说，介音区别说，声母区别说。目前大多数音韵学者同意重纽区别在介音。对重纽两类介音具体的构拟有多种，表一略引数家（只列开口）：
　　表一

　　

　　各家的构拟虽略有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重纽四等介音比重纽三等介音更高、更紧。朱晓农（《唇音舌齿化和重纽四等》，《语言研究》总第56期，2004年）从实验语音学角度指出，从越南汉字音重纽四等唇音字舌齿化现象看，其介音应为摩擦性强的[-j-]。
　　（三）二等韵介音问题探讨
　　对二等韵介音，高本汉一度游移过，最终认为无介音，与一等韵相同。后多沿之。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郑张尚芳（《上古韵母系统和四等、介音、声调的发源问题》，《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许宝华和潘悟云（《不规则音变的潜语音条件》，《语言研究》总第8期，1985年；《释二等》，《音韵学研究》第三辑，1994年）根据文献和方言等证据，主张二等韵在中古有独特的介音。这种构拟一方面利于解释韵图对二等的处置，第二方面利于解释二等见系声母在后代变齐齿呼的机制，还有一方面是便于与上古的[*-r-]介音相衔接。
　　对于二等韵介音，郑张尚芳拟为[-ɣ-]，许宝华和潘悟云拟为[-ɯ-]，麦耘拟为[-rɯ-]。
　　（四）中古前期介音系统构拟
　　介音不仅是音节结构成分的一种；由于介音与声母、韵母都存在有规律性的拼合关系，所以介音制约着音节结构的类型，在音系研究中占据极其关键的地位。
　　表二列数家对《切韵》介音系统的构拟（逗号前为开口，逗号后为合口；B类包括重纽三等及与之同类的字，A类包括重纽四等及与之同类的字）：
　　表二

　　

　　二、中古前期韵母系统研究
　　（一）《切韵》韵母分类
　　李荣把《切韵》的韵母分为6类：一等韵，二等韵，子类韵，丑类韵，寅类韵，四等韵。其中子、丑、寅类合起来相当于一般所说的三等韵，子类韵指只有唇牙喉音的韵，丑类韵指五音俱全而没有重纽的韵，寅类韵指有重纽的韵。
　　邵荣芬的分类实际上与李荣相同，唯将李荣的子类韵称为“三A”、丑类韵称为“三B”，而重纽三等称为“三C”、重纽四等称为“三D”，为7类。
　　麦耘按与介音的配合关系，把韵母分4个类型：甲类（包括一等韵和四等韵），乙类（二等韵），丙类（重纽三等及相同介音的字），丁类（重纽四等及相同介音的字）。潘悟云的《汉语历史音韵学》进一步指出只有带前高元音的重纽韵中有两类介音的对立，其他韵的介音随着主元音与声母的性质，分别接近于B类或A类。
　　（二）《切韵》元音系统构拟
　　王力的《汉语史稿》构拟《切韵》韵母系统用12个元音；李荣、邵荣芬都用13个。
　　麦耘（《〈切韵〉元音系统试拟》，《音韵与方言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用音位表示法（如把[e ɛ æ]都视为/e/音位的变体），只用7个元音符号。冯蒸（《论〈切韵〉分韵原则：按主要元音和韵尾分韵，不按介音分韵》，《语言研究》1988年增刊）则不同意用音位方法进行构拟，指出《切韵》同韵尾的韵最多的是[-ŋ]尾，有12个，所以认为最少有12个韵腹元音，而且《切韵》的分韵都是音位性的。潘悟云和张洪明（Middle Chinese phonology and Qieyun，The Oxford Handbook of Chinese Linguistics，2015）用6个元音音位，15个变体。
　　三、中古前期声母和声调研究
　　（一）《切韵》声母研究
　　1. 知组和庄组声母构拟
　　《切韵》声母方面的不同意见，主要集中在知、庄两组声母的构拟上，尤其是庄组声母。
　　高本汉拟庄组为[tʂ]组，知组为[ȶ]组，两组调音部位不一样。由于两组在《切韵》音系地位平行，后来很多学者主张它们的调音部位应是对应的，如李荣、郑张尚芳、潘悟云等。
　　在具体音值方面，较多数学者把庄组构拟为[tʃ]组，而李新魁的《古音概说》《汉语音韵学》、喻世长的《切韵声母拟音的新尝试》、李思敬的《音韵》、潘悟云的《汉语历史音韵学》等则坚持构拟为卷舌音[tʂ]组。后一派学者不但认可[-i-]介音与卷舌声母相拼的音节形式，而且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很好解释庄组三等韵字在《切韵》后的洪音化演变。麦耘（《汉语的R色彩声母》，《东方语言学》第15期，2015年）也认为庄组声母是卷舌音，不过把三等韵的庄组视为带卷舌色彩的舌尖兼舌叶音声母。
　　2. 《切韵》日母构拟
　　高本汉拟日母为鼻擦音[ȵʑ]。李荣指出《切韵》的日母音值应为纯鼻音[ȵ]。这一构拟现已为大多数音韵学者所接受。储泰松（《梵汉对音与中古音研究》，《古汉语研究》1998年第1期）指出，日母读鼻擦音是在中古后期的变化。
　　3. 轻重唇音的分化
　　施向东（《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语言研究》1983年01期）根据梵汉对音，认为轻重唇在唐初已经分化。张洁（《论〈切韵〉时代轻重唇音的分化》，《汉语史学报》第二辑，2002年）根据反切也认为《切韵》轻唇音字有轻、重唇两读。
　　4. 《切韵》声母数目的音位归纳
　　一般认为《切韵》有30多个声母。
　　葛毅卿（《隋唐音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麦耘（《〈切韵〉二十八声母说》，《语言研究》总第27期，1994年）认为知组（含娘母）可以并入端组（含泥母），与此平行，庄组也可以并入精组（在三等韵里，精组是A类介音，庄组是B类介音，故两者互补），不约而同地把《切韵》声母的归纳为28个音位。黄笑山（《〈切韵〉27声母的分布》，《汉语史学报》第七辑，2007年）又进一步认为匣、云、以母应合一，得27声母。
　　（二）中古声调研究
　　1. 中古声调构拟
　　李荣根据现代广州话，推测中古的去声与入声在音高上是相同的。
　　施向东（《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语言研究》总第7期，1984年）、尉迟治平（《周、隋长安方音再探》，《语言研究》总第7期，1984年）都根据梵汉对音资料，分别构拟了唐初的洛阳和周隋时期长安的四声调值。
　　潘悟云（《关于汉语声调发展的几个问题》，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第10卷第2期，1982年，美国）指出在全浊声母没清化之前，阴阳调之别已经出现。尉迟治平（《日本悉昙家所传古汉语调值》，《语言研究》总第11期，1986年）根据唐代来华的日本僧人对当时汉语四声依声母不同各分“轻重”（清声母和次浊声母为“轻”，全浊声母为“重”）的记录，构拟了唐代的四声八调。
　　上述各家的构拟有一点很接近：上声一般是升调。这与古人对这个声调“上”的命名相合。朱晓农（《证早期上声带假声》，《中国语文》2007年第2期）进一步把中古上声构拟为调尾带假声的陡升调。
　　2. 对平仄的研究
　　张世禄（《关于旧体诗的格律》，《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张洪明（《汉语近体诗声律模式的物质基础》，《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指出平与仄在诗歌格律中的区别在于：平声是长音步，在吟诵时可以延长，而仄声（上、去、入声）是短音步，不可以延长。郑张尚芳（《汉语声调平仄之分与上声去声的起源》，《语言研究》1994年增刊）同意此意见，并指出其上古起源在于上、去声原为-ʔ、-s尾。
　　四、中古后期音与等韵学研究
　　（一）中古音内部分期和中古后期音研究
　　1. 中古音分前、后两期
　　把中古语音内部分出不同发展阶段，是汉语音韵学、语音史研究的重大进步。
　　陈振寰（《音韵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五、六章）把一般所称的“中古音”分为两段：一为隋唐音系，二为五代宋音系（两者与上古音系并列）；前者的代表是《切韵》，后者的代表是韵图。
　　郑张尚芳（《中古音的分期与拟音问题》，《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一届学术讨论会、音韵学第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以中古音的范围为六朝到五代（宋代是中古到近代的过渡阶段），认为应分三期：前期是六朝到初唐，以《切韵》为代表；中期为唐（引者按：应指盛唐和中唐），以《慧琳音义》等为代表；后期为晚唐五代，以《韵镜》为代表。
　　麦耘（《汉语语音史上“中古时期”内部阶段的划分》，《东方语言与文化》，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版）梳理了从南北朝到北宋700年间汉语语音的重大变化，主张以盛唐与中唐之间为界，分中古前期音和中古后期音。《切韵》是中古前期音的代表；中古后期音还可再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中晚唐，主要特点是四等韵衍生出[-i-]介音，第二阶段为唐末五代北宋，主要特点是庄、章两组合流为照组，其介音状况也随之调整。
　　2. 中古后期语音研究
　　李新魁在《宋代汉语韵母系统研究》《宋代汉语声母系统研究》《中古音》等论著中对宋代语音作了相当全面的阐述。潘悟云的《中古汉语轻唇化年代考》，金有景的《论日母》，唐作藩的《唐宋间止、蟹二摄的分合》，冯蒸的《〈尔雅音图〉音注所反映的宋初四项韵母演变》，麦耘的《关于章组声母翘舌化的动因问题》《韵图的介音系统及重纽在〈切韵〉后的演变》，黄笑山的《试论唐五代全浊声母的“清化”》等，都是中古后期语音研究的重要成果。
　　（二）宋代韵图和等韵学研究
　　1. 《切韵》音系与韵图的关系
　　厘清《切韵》《广韵》音系与韵图的关系，对中古音研究非常重要。高本汉的研究工作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对韵图与《切韵》音系的关系认识模糊，其实质是没清晰区分中古前期与后期。
　　陈振寰指出，韵图是站在五代宋音系的立场来解释《切韵》音系的作品，与《切韵》不相同的地方往往正反映了汉语语音在隋唐以后的实际发展。这个观点为正确理解《切韵》与韵图关系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古后期音的研究清理了道路。
　　赖江基（《〈韵镜〉是宋人拼读反切的工具书》，《暨南学报》1991年第2期）也指出，《韵镜》无法成为真实的《切韵》音系的图表化，而应视为宋人用自己的语音来拼读《切韵》反切的工具书。
　　麦耘指出，韵图的“一等、二等、三等、四等”与后人为研究《切韵》音系而制定的“一等韵、二等韵、三等韵、四等韵”是不同的两套概念；以往所谓庄组“假二等”、精组等“假四等”的叫法掩盖了中古后期的实际语音与中古前期《切韵》音系之间的差异。
　　2. 宋代韵图研究
　　宋代韵图分早期和晚期，早期是《韵镜》《七音略》等，分韵全依《广韵》，比较保守；晚期是《四声等子》《切韵指掌图》《皇极经世解起数诀》等，更反映中古后期实际语音，尤其是韵母的合并。在分“等”方面，早期和晚期韵图则是一致的。
　　对于各种韵图，学者们一方面进行文献校订、梳理其源流，更重要的是揭示其所反映的语音史上的材料价值，用以研究中古后期音。20世纪50年代的成果有赵荫棠的《等韵源流》、葛毅卿的《〈韵镜〉音所代表的时间和区域》等；改革开放后，李新魁对此用力最勤、所得最多，有《韵镜校证》《汉语等韵学》《〈起数诀〉研究》等多种论著，唐作藩的《〈四声等子〉研究》、沈建民的《三种宋元等韵图的比较》、许绍早的《〈切韵指掌图〉试析》、潘文国的《韵图考》、杨军的《七音略校注》《韵镜校笺》等也有不少研究成果。
　　3. 等韵门法、等韵理论及其他等韵资料研究
　　等韵门法是对韵图与韵书/反切关系的解释。李新魁对等韵门法有非常详尽的分析研究，如《等韵门法研究》《论内外转》等。史存直《关于“等”和“门法”》、聂鸿音的《智公、忍公和等韵门法的创立》等也作过多方面的探讨。总体而言，等韵门法中的非“音和”的各门实际上反映了从中古前期到中古后期语音的变化。
　　施向东的《等韵学与音位学》《等韵学与音系学》、许良越的《等韵字音分析与非线性音节理论》等从现代语言学角度讨论古代的等韵理论，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人近于现代音系学/音位学的思想，他们的研究相当有创见。
　　在其它早期等韵资料方面，有周祖谟的《唐五代韵书集存》对敦煌韵学残卷的考释，鲁国尧的《〈卢宗迈切韵法〉述评》、聂鸿音的《黑水城抄本〈解释歌义〉和早期等韵门法》、孙伯君的《黑水城出土等韵抄本〈解释歌义〉研究》等分别对新发现的等韵材料的评介和研究。
　　五、《切韵》和韵图以外的中古语音材料研究
　　（一）《集韵》和其他中古韵书研究
　　《集韵》作为《切韵》《广韵》以外的最重要的中古韵书，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有赵振铎的《集韵研究》、邵荣芬的《集韵音系简论》、张渭毅研究《集韵》的系列论文（收在《中古音论》中）等。从语音史的角度看，《集韵》与《切韵》《广韵》的差异有很大一部分反映了北宋的实际语音，或实际语音的迹象，如轻重唇分化、四等韵和二等见组前腭介音产生、庄章组合流等。
　　对《礼部韵略》《平水韵略》《五音集韵》等中古音系列的韵书也有一些研究成果。
　　（二）中古音注和反切研究
　　1. 对韵书以外的中古音注材料的研究
　　在这方面，《经典释文》是最为重要的材料，研究论著有陆志韦和林焘的《经典释文异文之分析》、罗常培的《唐写本〈经典释文〉残卷五种跋》、方孝岳的《关于唐写本〈经典释文〉残卷的音切问题答问》、王力的《〈经典释文〉反切考》、邵荣芬的《经典释文研究》、蒋希文的《徐邈音切研究》、万献初的《〈经典释文〉音切类目研究》、沈建民的《〈经典释文〉音切研究》等整理和研究。又有黄典诚的《曹宪〈博雅音〉研究》、谢纪锋的《〈汉书〉颜氏音切韵母系统的特点》、陈燕的《从〈玉篇〉反切比较论中古时期的标准音》、张洁的《〈文选〉李善注的直音和反切》、周祖庠的《篆隶万象名义研究》、郑林啸的《〈篆隶万象名义〉声系研究》、徐时仪的《慧琳音义研究》、赵翠阳的《慧琳〈一切经音义〉韵类研究》等。这些研究是对《切韵》研究的重要补充。
　　2. 反切研究
　　反切是古人注音的主要工具，无论研究《切韵》还是古人音注，都离不开对反切的正确理解。殷焕先的《反切释例》《反切释要》和林序达的《反切概说》等是专门分析、讲解反切的专著；又有陆志韦的《古反切是怎样构造的》、潘悟云的《反切行为与反切原则》等从学理上研究反切的结构，以及陈亚川的《反切比较法例说》等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的讨论。
　　（三）中古韵文整理和研究
　　中古诗文的用韵情况可与中古韵书和音注材料相参照，从中观察当时的韵母状况，以检验对《切韵》韵母构拟的合理性，以及观察韵母系统在中古时期的演变。
　　对中古前期的韵文研究有昌厚（李荣）的《隋韵谱》、马重奇的《杜甫古诗韵读》、鲍明炜的《唐代诗文韵部研究》、周祖谟的《魏晋南北朝韵部之演变》、张建坤的《齐梁陈隋押韵材料的数理分析》等成果，显示当时文人的用韵与《切韵》大致吻合；中古后期有朱晓农的《北宋中原韵辙考》、冯志白的《陆游诗的入声韵系》、鲁国尧的《论宋词韵及其与金元词韵的比较》等研究成果，从中可看出韵母合并的轨迹。
　　（四）汉—外、汉—民对音和周边国家汉字音研究
　　由于汉字有不直接表音的局限，所以中古时期汉语与拼音文字的对译情况，对中古音研究的作用极大。
　　1. 梵汉对音研究
　　佛经翻译中的梵语—汉语对音资料极为丰富，自东汉至宋连绵不断，其中以中古前期，尤其是唐代的资料最多。20世纪50年代，李荣用到这方面的资料。俞敏是梵文研究的大家，他对梵汉对音有深入研究，他的学生如施向东（有论文集《音史寻幽》《古音研究存稿》）、刘广和（有论文集《音韵比较研究》）、储泰松（有《梵汉对音与中古音研究》等论文）等，也做出了非常可观的贡献。
　　 2. 其它对音和汉字音研究
　　 洪笃仁的《万叶仮名与广韵对照》、王吉尧的《从日语汉音看八世纪长安方音》、聂鸿音的《〈切韵〉重纽三四等字的朝鲜读音》《论契丹语中汉语借词的音系基础》、李范文的《宋代西北方音》（此书以研究西夏文为主）、张竹梅的《西夏语音研究》、潘悟云和朱晓农的《汉越语和〈切韵〉唇音字》、韦树关的《汉越语关系词声母系统研究》等，都对汉语中古音的探讨很有帮助。
　　（五）中古方音研究
　　中古方音的资料较缺乏，但这方面的研究也有相当进展，如邵荣芬的《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黄淬伯的《唐代关中方言音系》、储泰松的《唐五代关中方音研究》、冯蒸的《唐代方音分区考略》、刘晓南的《宋代闽音考》、刘志成的《“秦陇则去声为入”考》等成果。第二节 上古音研究
　　对于汉语上古音系的研究，20世纪50—60年代主要有王力的《汉语史稿》《古韵脂微质物月五部的分野》《先秦古韵拟测问题》、严学宭的《上古汉语韵母结构体系初探》、周祖谟的《诗经韵字表》等。改革开放以后，方孝岳的《汉语语音史概要》（此书撰写于20世纪60年代，作者去世后于70年代出版）、李新魁的《古音概说》《汉语音韵学》、王力的《诗经韵读》《楚辞韵读》《汉语语音史》、唐作藩的《上古音手册》、严学宭的《周秦古音结构体系（稿）》、何九盈的《上古音》、金理新的《上古汉语音系》、吴安其的《历史语言学》等专著和论文陆续出版、发表，研究持续深入，新的观点不断涌现。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郑张尚芳（《汉语上古音系表解》于1981年以油印本形式在学界流传，后正式刊于《语言》第四卷，2003年；其主要内容经翻译为英文，以“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Old Chinese”为题刊于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单刊第5号，2000年，巴黎；《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初版，2013年第二版）和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的研究，形成了“郑张—潘构拟体系”，在国际汉语史研究界影响很大，与国外学者的“白一平—沙加尔构拟体系”并称，并且形成良好的学术互动。
　　一、上古韵部和韵母研究
　　（一）《诗经》押韵和其它上古韵文韵部研究
　　上古的诗文尤其是《诗经》的押韵和韵部划分是上古音研究的基础。王力定《诗经》时期是29部（冬侵不分）、战国是30部（从侵部分出冬部）。
　　罗常培和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1958年）从王力的月部中把去声字分出，独立为祭部。
　　李新魁（《古音概说》，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四章）从王力的[-t]尾诸韵部中把后代变去声的字一一分出相应的韵部，为“祭、废、至、队”诸部，称“次入韵”。麦耘（参看他对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的“读解”，见《中西学术名篇精读•赵元任李方桂卷》，中西书局2014年版）指出，与入声有谐声关系而后代读阴声韵（主要是去声，不限于上古[-t]尾）的字，从《诗经》看当归阴声韵，而从谐声看当归入声韵。
　　郑张尚芳、潘悟云在30部系统的基础上，把韵尾“收舌”的歌、月、元各三分，微、物、文部和脂、质、真部各两分，“收唇”的谈、盍部和侵、缉部也各三分。
　　方孝岳的《关于先秦韵部的“合韵”问题》、赵天吏的《〈诗经〉的韵例韵部和韵字》、曾路明的《上古押韵字的条件异读》、向熹的《〈诗经〉古今音手册》、孙雍长的《〈老子〉韵读研究》等对上古韵文的韵式、韵部划分、韵字归部也作出了很多研究，尤其是陈复华、何九盈的《古韵通晓》和王显的《诗经韵谱》，精到之处甚多。
　　（二）上古介音问题研究
　　王力为中古二等韵在上古构拟开口[-e-]介音和合口[-o-]介音。虽然他的具体音值构拟在后来很少得到认肯，但在20世纪50年代就为上古二等韵定出特殊介音这一点，却是非常前沿的做法。
　　陈复华和何九盈（《古韵通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的二等韵开口介音拟作[-ɪ-]，与王力相似，但合口为[-ɪw-]介音。
　　李新魁认为上古无介音，只有声母的各种色彩（软化、唇化、卷舌化）。
　　郑张尚芳、潘悟云、施向东（《上古介音r与来纽》，《音韵学研究》第三辑，1994年）等对二等韵介音采用国际汉语史学界比较流行的构拟[-r-]（郑张尚芳视之为主体声母后的垫音），这个介音同时与来母、重纽三等、庄知组声母等有关。潘悟云后来有修正的意见，认为二等介音来自于复杂辅音*Cr-（见后）。
　　在中古三等韵介音来源的问题上，郑张尚芳认为其多数是从上古短元音中衍生出来的，中古三等韵字在上古只有一部分（主要是中古章组声母字）才带有垫音[-j-]。
　　（三）上古韵腹元音研究
　　1. 韵腹元音在上古韵部中的分布
　　在这个问题上，有两大派观点：一派以王力为代表，认为一个韵部只有一个元音；另一派则认为一个韵部可以包含两个以上的元音，主张者有方孝岳、严学宭、李新魁、郑张尚芳、潘悟云等。后一派的重要理由之一，是由于[-ŋ]尾组（“收喉”）韵部特别多，如果一个韵部只有一个元音，上古元音在音系中的分布就很不均衡，这不符合语言类型学的常理（此观点可参看郑张尚芳《上古音构拟小议》，《语言学论丛》第十四辑，1984年）。
　　不过后来郑张尚芳、潘悟云把“收舌”和“收唇”韵部分得更细，也是一韵部一元音了。
　　2. 上古元音的构拟
　　高本汉对上古元音的构拟比较繁杂，有14个元音。
　　王力的构拟显然是音位化的，此外也得益于给二等韵构拟了介音，元音系统得以简化。他早期构拟上古5个韵腹元音为[ɑ a o e ə]，后改为6元音[ ɑ o ɔ e ə u]。（此观点可参看郑张尚芳《上古音构拟小议》，《语言学论丛》第十四辑，1984年）
　　黄典诚（《关于上古高元音的探讨》，《厦门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的体系也是一部内只有一个元音，所拟5元音为[a o e i u ɯ]。其[i u]齐全，更符合语言类型学的通则。
　　郑张尚芳和潘悟云构拟的上古6元音是[a o e i u ɯ]。他们认为上古元音还分长短，长元音韵变为中古一二四等韵，短元音变成中古的三等韵，故实为12元音。
　　潘悟云（《对三等来源的再认识》，《中国语文》2014年第6期）后来又有修正的看法，认为上古元音分咽化音与非咽化音，咽化元音韵变为中古一二四等韵，非咽化元音韵变为中古三等韵。
　　（四）上古韵尾研究
　　1. 阴声韵是否带塞音韵尾问题
　　高本汉对上古阴声韵几乎全部拟上辅音韵尾（主要是塞音韵尾）。而王力（《上古汉语入声和阴声的分野及其收音》，《语言学研究与批判》第二辑，1960年）主张《诗经》时代的阴声韵不存在塞音韵尾，国内学术界在这一点上观点比较统一，与在海外汉语史界一度流行为阴声韵全面构拟塞音韵尾的做法明显不同。
　　2. 歌、脂、微3部韵尾问题
　　王力早期拟歌部为零韵尾，脂、微两部为[-i]韵尾，后期采纳郑张尚芳的建议，3部均作[-i]韵尾，整个系统更加整齐。
　　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光生馆1984年版；《汉藏同源字谱稿》，《民族语文》1989年第1、2期）从汉藏比较的角度出发，主张歌、脂、微部带[-l]或[-r]韵尾。郑张尚芳和潘悟云为这3部的上古前期音构拟[-l]韵尾，到上古后期转为[-i]韵尾。
　　3. 上古前期的冬部韵尾问题
　　王力、李新魁等认为是[-m]韵尾，可归入侵部。郑张尚芳、潘悟云等则认为王、李的冬部实际分两类，一类带[-ŋ]韵尾，一类原带[-m]尾，后来受圆唇主元音异化，变作[-ŋ]尾。
　　二、上古声母与声调研究
　　（一）单辅音声母的构拟
　　上古单辅音声母的研究相对简单，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问题：
　　1. 中古喉音声母的上古表现
　　李新魁（《上古音“晓匣”归“见溪群”说》，《学术研究》1963年第2期）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中古晓、匣母在上古读爆发音。潘悟云（《喉音考》，《民族语文》1997年第5期）进一步提出上古影、晓、匣母为一组，读小舌爆发音，构拟为[q qh ɢ]，体现了良好的系统性（匣母还有[ɡ]的来源）。邵荣芬（《匣母字上古一分为二试析》，《语言研究》总第20期，1991年）则论证了中古匣母当有爆发音和擦音两个来源。
　　2. 清化和塞化流音声母
　　郑张尚芳把流音分普通的、清化的[mh/lh]类型、复辅音[hm/hl]类型以及塞化流音[’l]类型等，以解释后代的不同分化。
　　潘悟云（《上古汉语鼻音考》，《民族语文》2018年第4期）则构拟清化送气鼻音[m̥ʰ]类型，大致上对应郑张尚芳的[hm]类型。
　　3. 近音声母
　　高本汉以来，上古近音声母只有来母同中古一样构拟作边音[l]。王力把以母拟成另一种边音[ʎ]。郑张尚芳、潘悟云等则按国际上近年的趋势，把来母改作[r]，以母作[l]。
　　关于上古单辅音声母还有一些成果，如刘赜的《“喻”“邪”两纽古读试探》、黄焯的《古今声类通转表》、郭晋稀的《声类疏证》、曾晓渝的《见母的上古音值》等。
　　（二）复辅音声母的讨论
　　上古汉语音系里有没有复辅音声母，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不但涉及上古声母系统本身，还与上古汉语的音节类型问题有关。
　　高本汉为上古汉语构拟了复辅音，但比较简单。
　　王力（《汉语语音史》23—25页）、刘又辛（《上古汉语复辅音说质疑》，《音韵学研究》第一辑，1984年）等认为上古没有复辅音声母，主要是由于现代汉语（包括方言）里没有复辅音的痕迹，以及上古声母通转关系太复杂。
　　大多数学者主张古有复辅音声母，包括严学宭的《上古汉语声母结构体系初探》、李新魁的《古音概说》、喻世长的《用谐声关系拟测上古声母系统》、张世禄和杨剑桥的《论上古带r复辅音声母》、殷焕先的《关于复辅音的一些看法》、何九盈的《商代复辅音声母》、施向东的《也谈前上古汉语的音节类型和构词类型问题》、耿振生的《音韵通讲》等，主要是因为看到谐声偏旁、同族词和典籍假借等显示中古不同声母在上古常相通，同时也考虑到与亲属语言中的复辅音的对应。
　　一些学者在初期对复辅音声母的研究成果，虽然克服了高本汉的构拟涵盖面不广的缺点，却又陷于系统杂乱的境地。为解决这个问题，郑张尚芳把复声母归纳为3种结构：后垫式、前冠式、前冠后垫式，从而避免了把不同的辅音不讲主次和次序地组合在一起的构拟方式。这个构拟方案的优点是较具系统性。
　　潘悟云（《上古汉语的复杂辅音与复辅音》，《中国民族语言学报》第一辑，2017年）另立“辅音序列”的概念，分3类：复杂辅音，Cr-变中古二等和重纽三等，Cl-变一、四等和普通三等；复辅音，Cr-变知组，Cl-变端组及部分知组；一个半音节，C‧r-变来母，C‧l-变以母。
　　杨剑桥（《汉语现代音韵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八章、第九章）将Cl类型声母的范围扩展，认为中古章、端、知组也来自这种声母。
　　郑张尚芳、潘悟云还认为汉语早期无塞擦音，精/庄组读塞擦音是上古后期才出现，其来源主要为[s z]类擦音声母，根据不同情况，为上古前期的构拟了[ʔs sh]类型、[sl/sr]类型和sC-类型的复辅音声母。
　　严学宭（严学宭序，赵秉璇、竺家宁编：《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对学术界大半个世纪来的上古复声母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指出亟待解决的问题：对研究材料作重新分析、估价；划分复声母的历史层次，清理发展脉络；确定复声母消亡的年代，寻找消亡的坐标和参量；贯通语音、语义、语法来进行解释；以外部证据同内部证据互相印证。
　　上古复辅音声母是个还有很多研究空间的问题。
　　（三）上古声调的构拟
　　王力认为上古有平、入两调，各分长短，后演变出中古的四声：长平变平声，短平变上声，长入变去声，短入变入声。
　　郑张尚芳、潘悟云等取上古汉语上声带[-q/-ʔ]尾、去声带[-s]尾之说。
　　李新魁（《古音概说》，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四章；《从方言读音看上古汉语入声韵的复韵尾》，《中山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先构拟“次入韵”带[-ʔ]尾，后又认为[-ts, -ks, -ps]尾会变[-ʔ]尾，中古变去声。
　　三、形态研究与同族词研究
　　（一）与上古的形态变化有关的语音问题
　　形态属于语法范畴，但与语音关系极为紧密。长期以来，研究上古汉语形态的多是音韵学者，如王力的《古汉语自动词和使动词配对》、严学宭的《原始汉语韵尾后缀*-S试探》《论汉语同族词内部屈折的变换模式》、喻世长的《邪喻相通和名动对转》、俞敏的《古汉语派生新词的模式》、潘悟云的《上古汉语使动词的屈折形式》《汉藏语的使动态》、施向东的《也谈前上古汉语的音节类型和构词类型问题》，金理新的《上古汉语形态研究》钻研尤深。现在也开始有古汉语语法学者参与，如洪波《上古汉语*-s后缀的指派旁格功能》等。研究得最多的主要有以下几类：
　　1. 与中古声调有关的上古形态
　　上古形态变化有很大一部分与去声相关，所以许多认可去声来自上古[-s]尾之说的学者据此讨论上古[-s]后缀的形态功能。
　　孙玉文（《汉语变调构词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用很多古籍材料探讨去声的构词功能（他不用去声为[-s]尾之说）。
　　郑张尚芳（《汉语与亲属语同源词根及附缀成分比较上的择对问题》，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95年单刊《汉语的祖先》，美国）指出亲属词和身体词常读上声，是上古[-q/-ʔ]后缀有类似爱称的构词作用。
　　潘悟云（《上古指代词的强调式和弱化式》，《语言问题再认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提出上古有指代词强调式的后缀[-l]。
　　2. 上古的前缀
　　讨论上古前缀的形态功能的文章也不少，如舒志武的《上古汉语s前缀功能试探》、郑张尚芳的《上古汉语的s-头》、黄树先《试论古代汉语*A-前缀》等。
　　上古的前缀每每与复辅音有关，主要涉及一些复辅音声母的第一个成分可以是表示形态的前缀，例如[s-]前缀。
　　上古汉语的形态，是上古汉语研究，包括音韵研究的一个难点，主要是形态功能的类型及其与语音形式的对应方面，还需要寻找更多的突破口。这也就是前述严学宭要求复辅音研究要“贯通语音、语义、语法”的意思。
　　（二）词源和词族研究
　　词源和词族属于词汇问题，但与语音问题关系紧密，既依傍于上古音研究，又为上古音研究提供材料和思路，而且这还是汉藏比较研究的基础工作。
　　王力的《同源字典》蒐集大量同族词（他称为“同源字”）材料进行了排比。陈亚川的《上古声韵系统的建立与同源字的确定问题》、郑张尚芳的《汉语的同源异形词和异源共形词》、黄树先的《汉语核心词“星”音义研究》《说“冷热”》、郑伟的《论古汉语核心词“咬”》等也做了很多研究。
　　四、谐声系统及古文字研究与上古音研究
　　（一）谐声系统研究
　　谐声系统在上古韵母研究中是《诗经》押韵材料不可缺少的补充，在上古声母研究中则是头等重要的材料。上列讨论上古韵母、声母的各家处处都离不开对谐声材料的运用。
　　王力在研究上古韵母时，对于入声韵与阴声韵的分野，倚靠谐声系统更甚于《诗经》押韵。所有研究上古音的学者在利用谐声材料于上古韵母研究方面都用力甚勤。
　　不过，谐声系统有明显的复辅音声母的迹象，而王力不构拟复辅音，所以他研究上古声母时基本上不使用谐声材料。相反，主张古有复辅音的各家在研究上古声母时，最重视的材料就是谐声现象。事实上，不论单辅音研究还是复辅音研究，都大得益于谐声材料。
　　专门对谐声上的各种问题所作的研究成果也有很多，如方孝岳的《论谐声音系的研究和“之”部韵读》、喻世长的《用谐声关系拟测上古声母系统》、潘悟云的《谐声现象的重新解释》、赵诚的 《上古谐声和音系》等。
　　（二）古文字研究与上古音研究
　　利用古文字材料探求上古语音状况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路径，尤其是近年大量上古简册出土，其中蕴含着的丰富的语音信息，是上古音研究的新鲜材料，利用这些出土文献研究上古音，是一个很有前景的领域。这吸引了许多音韵学和古文字学专家投入精力，如于省吾的《释、兼论古韵部东、冬的分合》、赵诚的《商代音系探索》、曾宪通的《从“虫虫”符之音读再论古韵东冬部的分合》、李玉的《秦汉简牍帛书音韵研究》、陈伟武的《银雀山汉简通假字辩议》、管燮初的《从甲骨文的谐声字看殷商语言声类》、赵彤的《战国楚方言音系》、张富海的《试论“豕”字的上古韵部归属》、叶玉英的《古文字构形与上古音研究》、孟蓬生的《楚简所见舜父之名音释》、胡海琼的《上博楚简通假字声母研究》、施瑞峰的《作为同时证据的谐声、假借对上古汉语音系构拟的重要性》等。
　　五、汉藏语比较与“华澳语系”研究
　　（一）汉藏比较语言学与原始汉藏语研究
　　汉藏语系比较已经大大超出了汉语音韵学的学术范围，实际上汉语上古音研究只是汉藏比较语言学的一个分支。通过汉藏语系内各语言的比较研究来探讨原始汉藏语，并利用其成果来研究上古汉语以及比周秦时代更早的原始汉语，这件在高本汉时代还做不到的事情，现在已经是汉语上古音研究中一项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工作，而且已经成为汉语史和东亚语言史研究的热点。
　　汉藏语比较研究的工作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同源词的比较，一个是形态的比较；在全面比较的基础上，结合上古汉语和上古藏语等民族语言的研究成果，构拟原始汉藏语和原始汉语的音系。
　　由于历史久远，且有许多未知领域，所以这是一个不易展开的研究，许多汉语音韵学家进行了探索，如俞敏的《汉藏同源字谱稿》《汉藏虚字比较研究》、邢公畹的《汉台语比较手册》、郑张尚芳的《汉语与亲属语言比较的方法问题》、潘悟云的《上古汉语和古藏语元音系统的历史比较》、施向东的《汉语和藏语同源体系的比较研究》、曾晓渝的《汉语水语关系词研究》、龚群虎的《汉泰关系词的时间层次》、耿振生的《汉语音韵史与汉藏语的历史比较》、黄树先的《汉缅语比较研究》等，投入了大量精力。他们不但做了许多具体的考订工作，而且在方法上提出了一些创见，例如郑张尚芳对比较词汇上的“择对”原则的讨论，邢公畹提出的“深层语义对应”方法，等等。目前这个学科已经成绩颇丰，且日益成熟。
　　大批民族语言研究专家也加入了这个研究行列，如孙宏开的《原始汉藏语中的介音问题》、陈其光的《汉语苗瑶语比较研究》、吴安其的《与亲属语相近的上古汉语的使动形态》、黄行的《确定汉藏语同源词的几个原则》、江荻的《论汉藏语言历史比较词表的确定》等，他们使这项研究更加扎实，也更具开拓性。
　　由于语言的分化与人类种群的分化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所以人类学家对汉藏语系历史的研究也十分热心，2019年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的张梦翰、严实、潘悟云、金力（Menghan Zhang, Shi Yan, Wuyun Pan, Li Jin：Phylogenetic evidence for Sino-Tibetan origin in northern China in the Late Neolithic age，Nature，DOI：10.1038/s41586-019-1153-z，2019年）的文章，就是中国语言学界和分子人类学界携手探索的最新成果。
　　汉藏语比较的研究工作一方面会使汉藏语系和汉语的远古历史更加清晰，另一方面有助于人类在东亚发展历史的研究，其成果还将在中国和东亚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大大发展历史语言学，丰富人类语言学的方法和理论库。
　　也有学者对汉语与藏语等语言是否有发生学关系持怀疑或否定态度。要最终回答这个问题，还需学术界的长期努力。（本小节内容可参看麦耘《走进汉语历史音韵学的汉藏语比较研究》，《语言学前沿与汉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二）“华澳语系”假说探索
　　有迹象表明，汉藏语系与南岛语系、南亚语系可能也有发生学关系。如果是这样，汉藏语比较的范围还可以扩大。有一些学者对南岛、南亚语和汉藏语组成一个更大的“华澳语系”的假说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如邢公畹《关于汉语南岛语的发生学关系问题》、潘悟云《对华澳语系假说的若干支持材料》等。
　　六、上古后期音和上古方音研究
　　（一）上古后期音研究
　　一般所说的“上古音”指先秦语音，可称为“上古前期音”，而两汉魏晋语音可以视为“上古后期音”，其衔接先秦音与中古音，为汉语语音史研究所不可缺。
　　对这一段的语音，学者们或归纳当时的韵文、或分析早期的反切、或分析汉代“声训”材料、或寻绎梵文最初来华时的对音情况，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如罗常培和周祖谟的《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邵荣芬的《古韵鱼侯两部在前汉时期的分合》《古韵幽宵两部在后汉时期的演变》、俞敏的《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祝敏彻的《〈释名〉声训与汉代音系》、彭辉球的《〈尔雅〉郭璞注的反切》、刘广和的《西晋译经对音的晋语韵母系统》、范新干的《东晋刘宗昌音研究》、简启贤的《〈字林〉音注研究》等。
　　（二）上古方音研究
　　对上古方音的研究，由于材料有限，研究不易。但学者们仍努力发掘，有丁启阵的《秦汉方言》、虞万里的《从古方音看歌支的关系及其演变》、汪启明的《先秦两汉齐语研究》、李玉的《秦汉之际楚方言中的ml-复辅音声母》、张树铮的《“齐人言殷声如衣”补释》、赵彤《战国楚方言音系》等成果。

　　第三节 近代音研究

　　高本汉未有很多机会研究汉语近代音。70年来，在音韵学界的努力下，近代音研究已蔚然可观。
　　近代音大致可以分前期和后期两段，元到明中期为前期，明中期以后和清代为后期。
　　一、近代前期通语语音研究
　　（一）《中原音韵》音系研究
　　对《中原音韵》的研究是近代音研究的核心。研究《中原音韵》的专著主要有分别由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李新魁（《〈中原音韵〉音系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宁继福（《中原音韵表稿》，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撰写的3部。单篇论文则非常多。
　　在《中原音韵》研究中，除了音系性质问题（见后）外，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
　　1. 《中原音韵》的入声
　　对于《中原音韵》“入派三声”的处理的语音史涵义，有不同意见：
　　王力（《汉语语音史》387页）、宁继福（《中原音韵表稿》第二章第三节）等认为《中原音韵》的处理意味着当时入声已消失，“入派三声”就是“入变三声”。王力认为有入声就会带喉塞尾，那就无法在元曲中与阴声韵押韵。周维培（《〈中原音韵〉三题》，《语言研究》总第13期，1987年）认为当时南方有入声，北方无入声。
　　杨耐思、李新魁等认为入声仍存在。杨耐思用现代河北的晋语方言为参照，认为《中原音韵》已无入声韵（入声不带喉塞尾），但仍有入声调。麦耘（《“〈中原音韵〉无入声内证”商榷》，《音韵与方言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认为当时入声是短调，这样入声字在唱腔中与阴声韵字押韵是无碍的。
　　林焘（《“入派三声”补释》，《语言学论丛》第17辑，1992年）则认为当时入声在口语里已消失，在书面语里仍存在。
　　2. 《中原音韵》的知系声母
　　中古后期的知、照组到近代已合流为知系，而又大致按韵图二、三等分洪音（不与相拼）与细音（与相拼）。对这些声母的音类和音值，也有两种意见：
　　王力分两组，洪音拟为[tʂ]组，细音拟为[tɕ]组。其出发点主要是认为卷舌声母拼不自然，故须避免构拟这种音。
　　杨耐思、李新魁、宁继福都认为是一组，杨耐思拟[tʃ]组，李新魁拟[tʂ]组，宁继福也拟[tʂ]组，但认为拼细音时为变体[tʃ]组。
　　对知系声母不同构拟的一个争论焦点，是卷舌声母能不能与相拼。王力等认为不能，因为两者的发音部位有矛盾。李新魁指出知系声母后的在后代失去，是受卷舌声母的同化，故必然有卷舌声母拼的阶段，这种同化力量才能实施。龙庄伟的《说“咀有主”兼论庄组章组声母的拟音》、张树铮的《从寿光方言看〈中原音韵〉的知庄章声母》、麦耘的《〈中原音韵〉的舌尖后音声母补证》、桑宇红的《再证〈中原音韵〉知庄章三组声母合一》等也主张拟为[tʂ]组。麦耘的《汉语的R色彩声母》又参考现代方言，认为这一组声母可以是带卷舌音色的舌叶音，或以这种音位变体，与相拼并不存在发音部位上的龃龉（参看第二节中古知、庄组声母的构拟）。
　　对《中原音韵》的各方面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很多，如刘勋宁的《〈中原音韵〉“微薇维惟”解》、邵荣芬的《〈中原音韵〉音系的几个问题》、唐作藩的《〈中原音韵〉的开合口》、刘纶鑫的《释〈中原音韵〉中的重出字》、刘冬冰的《汴梁方音与〈中原音韵〉音系》等。
　　（二）《蒙古字韵》和其他八思巴字—汉字对音研究
　　《蒙古字韵》用作为拼音文字的“八思巴字”记录元代汉语音系，在汉语语音史研究上的价值不在《中原音韵》之下；它同时又是民族语言学、民族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很受学界重视。
　　新中国成立前基本上没有中国学者研究八思巴字—汉字对音。20世纪50年代有罗常培和蔡美彪的《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的研究，改革开放后，更有照那斯图和杨耐思的《蒙古字韵校本》、杨耐思的《汉语“知、章、庄、日”的八思巴字译音》、忌浮（宁继福）的《〈蒙古字韵〉与〈平水韵〉》、郑张尚芳的《蒙古字韵所代表的音系及八思巴字一些转写问题》、李立成的《元代汉语音系的比较研究》、宋洪民的《八思巴字资料与蒙古字韵》等研究，获得了很多重要成果。
　　《蒙古字韵》反映了一些很重要的语音现象，比如：
　　部分地保留了韵图三、四等的区别，主要在见系开口。麦耘《〈蒙古字韵〉中的重纽及其他》作出了研究，冯蒸《论〈切韵指掌图〉三/四等对立中的重纽和准重纽》取之与《切韵指掌图》进行了翔实的比较。
　　知系声母在《蒙古字韵》中是一套，洪、细的分配与《中原音韵》大体一致，这对理解《中原音韵》的知系很有帮助。杨耐思、郑张尚芳拟之为[tʃ]组声母。
　　对于《蒙古字韵》之外的八思巴字-汉字对音资料，有宋洪民《八思巴字资料与蒙古字韵》等的研究。
　　（三）近代前期其他语音资料研究
　　近代前期除《中原音韵》和《蒙古字韵》外，还有不少其他语音资料。
　　1. 各种韵书的研究
　　对近代前期的韵书有，邵荣芬的《〈中原雅音〉研究》、龙庄伟的《论〈中原雅音〉与〈中州音韵〉的关系》、叶宝奎的《〈洪武正韵〉与明初官话音系》、宁忌浮的（宁继福）《古今韵会举要及相关韵书》、王硕荃的《古今韵会举要辩证》、张玉来的《韵略易通研究》、张竹梅的《〈中州音韵〉研究》等研究，这些成果对《中原音韵》和《蒙古字韵》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补充。
　　2. 近代前期韵文研究
　　对元代词曲及明前期的韵文用韵，有廖珣英的《关汉卿戏曲的用韵》《诸宫调的用韵》、周大璞的《〈董西厢〉用韵考》、邓兴锋的《大都剧韵所见〈中原音韵〉两韵并收字》、杜爱英的《汤显祖诗赋（赞）用韵考》等的研究。
　　3.近代前期汉—外对音研究
　　这方面有胡明扬的《〈老乞大谚解〉和〈朴通事谚解〉中所见的汉语、朝鲜语对音》、张升余的《日本唐音与明清官话研究》、金基石的《朝鲜韵书与明清音系》等的研究。
　　二、近代后期通语语音和近代方音研究
　　（一）《西儒耳目资》和其他传教士汉语注音研究
　　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是明末来华的西方传教士用拉丁字母全面记录汉语通语音系的著作，是近代后期语音研究的重要资料。有曾晓渝的《〈西儒耳目资〉声韵系统研究》、孙宜志的《从知庄章的分合看〈西儒耳目资〉音系的性质》等的研究成果。
　　同时期传教士的汉语注音资料还有罗明坚、利玛窦的的《葡汉词典》《西字奇迹》等，也分别有学者研究。
　　在清代晚期的则有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等，有胡双宝的《读威妥玛〈语言自迩集〉》、高晓虹和刘淑学的《〈语言自迩集〉中的入声字读音》等的研究。
　　（二）近代后期其他语音资料研究
　　1. 近代后期韵书、韵图等研究
　　近代后期有相当大批反映当时通语音系的韵书、韵图等，李新魁的《汉语等韵学》、冯蒸、龙庄伟的《〈五方元音〉音系研究》、耿振生的《明清等韵学通论》、杨亦鸣的《李氏音鉴音系研究》、张竹梅的《琼林雅韵研究》、张玉来的《韵略汇通音系研究》、郭力的《〈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研究》等对之作了研究。
　　2. 近代后期韵文研究
　　近代后期的韵文一般都基本符合“十三辙”。这方面有熊燕的《“子弟书”用韵研究》等的研究。
　　3. 近代后期对音、译音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很多，如冯蒸的《〈圆音正考〉及其相关诸问题》、乌云高娃的《洪武本〈华夷译语〉鞑靼来文汉字音译规则》、孙伯君的《傅斯年图书馆藏〈松潘属包子寺等各西番译语〉初探》等文章。
　　（三）近代方音研究
　　近代汉语方言语音的研究是汉语音韵学界和汉语方言学界共同关心的领域。近代表现方言语音的文献很多，大致可分两种：一是各地学者编写的方言韵书，二是清代（主要是清末）西方来华传教士记录的大量汉语方言资料，其中不乏完整的音系描写。
　　对于前者的研究，有周长楫的《略谈地方韵书〈彙音妙悟〉》、李新魁的《〈射字法〉声类考》、彭小川的《粤语韵书〈分韵撮要〉及其韵母系统》、张鸿魁的《明清山东韵书研究》《清代山东方言语音研究》等成果。后者主要见于沿海方言，有大量研究成果，如胡方的《试论百年来宁波方言声母系统的演变》、施其生的《一百年前广州话的阴平调》、黄淑芬的《〈汕头话读本〉与19世纪末潮州方言的语音系统》等论文。　　第四节 语音史、音韵学史和方法、观念的研究
　　一、汉语语音史和汉语语音发展规律研究
　　（一）汉语语音史研究
　　1. 对汉语语音作出历史的描述
　　以往的音韵学研究，多为对历史上某一音系、或某一时段语音的考证，从历史发展的视角进行的描述和研究，是近70年才出现的，其中王力的《汉语史稿》有开创之功。此后张世禄的《汉语历史上的语音变化》、方孝岳的《汉语语音史概要》、俞敏的《北京音系的成长和它受的周围影响》、向熹的《简明汉语史》上编、蒋冀骋的《近代汉语音韵研究》、唐作藩的《普通话语音史话》。黄克定的《从〈诗经〉到〈中原音韵〉》、黎新第的《近代汉语共同语语音的构成、演进与量化分析》、李思敬的《汉语“儿”[ɚ]音史研究》等，各种语音发展通史、断代史、专门史纷纷涌现。
　　2. 汉语通语语音发展的地理脉络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关系到汉语语音史的整体，也与断代的语音研究有关。
　　李新魁（《论近代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学术研究》1979年第6期；《近代汉语南北音之大界》，《李新魁音韵学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认为自东周开始，汉语共同语就是洛阳音，一直到清代中叶才转移到北京；近代共同语音也有南音、北音之别。何九盈（《汉语三论》，语文出版社2007年版）进一步把“雅言”形成于河洛地区的时间提前到夏商周，不过把共同语基础向北京转移定在辽金元时期；其中在东晋以后形成南、北双线发展，不过南线仍是河洛音南下而受南方方言影响而形成。
　　也有学者如黄笑山（《〈切韵〉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统》，文津出版社1995年版）认为汉语标准音在唐代一度移至首都长安，宋代又回到洛阳。
　　对汉语通语是单线还是多线发展的问题，还有一些学者提出看法。这个问题将会长期讨论下去。
　　（二）汉语语音发展规律的研究
　　从汉语语音的历史总结出发展规律来，是学界都非常关心的。丁声树的《谈谈语音构造和语音演变的规律》、王力的《汉语史稿》、张世禄的《汉语语音发展的规律》等从不同的角度讨论过有关问题。朱晓农的《元音大转移和元音高化链移》、郑张尚芳的《汉语及其亲属语言语音演变中的元音大推移》专门讨论了元音大转移问题。
　　麦耘（《音史研究和音法研究》，《汉语史与汉藏语研究》第一辑，2017年版）呼吁重视对普适性的演化规律的研究，特别是从演化语言学的角度，摸清造成语音变化的成规律、有类型学意义的音理机制。
　　二、对汉语语音史上几个重要音系的性质的讨论
　　（一）对《切韵》的性质和音系基础的讨论
　　由于《切韵》在汉语语音史研究上的重要地位，如何认识其性质就极为关键。对于这个问题，音韵学界多有讨论，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曾有过一次比较集中的争鸣。当时主要分三派意见。
　　1. 何九盈（《〈切韵〉音系的性质及其他》，《中国语文》1961年第9期）、黄淬伯（《切韵音系的本质特征》，《南京大学学报》第8卷第3—4期，1964年）等认为《切韵》是排比此前旧韵书的各种音类，“从分不从合”，造成音类繁多，是一个“古今南北杂凑”的综合音系。
　　2. 邵荣芬（《〈切韵〉音系的性质和它在汉语语音史上的地位》，《中国语文》1961年第4期。又《切韵研究》第一章）、王显（《〈切韵〉的命名和〈切韵〉的性质》，《中国语文》1961年第4期；《再谈〈切韵〉音系的性质》，《中国语文》1962年第12期）、赵振铎（《从〈切韵•序〉论〈切韵〉》，《中国语文》1962年第10期）等认为《切韵》是以当时作为文化中心的洛阳的语音为基础，兼采少数其他方言和古音的个别音类而编成，基本上是一个活语言的音系。
　　3. 周祖谟（《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问学集》上册，中华书局1966年版）的意见与邵荣芬等接近而不完全相同，他定义《切韵》为“六世纪文学语言的语音系统”，认为它是真实的音系，这一点与邵荣芬等相同；不过他认为《切韵》的编撰者虽在分韵大类上基于当时的洛阳音，而在细节上则主要依据“金陵书音”，即自晋代南下的洛阳旧音演变而来的江南士大夫阶层的读书音。
　　黄典诚的《切韵综合研究》、陈振寰的《音韵学》、潘悟云的《汉语历史音韵学》、杨剑桥的《汉语现代音韵学》、麦耘等的《〈切韵〉元音系统试拟》对邵荣芬、周祖谟等的观点有进一步的论证和推断。
　　（二）上古“雅言”问题
　　上古是不是有一个各邦国通用的“雅言”音系，曾有学者提出疑问。向熹（《论〈诗经〉语言的性质》，《语言文字应用》1988年第1期）论证《诗经》用韵基本上内部统一，作为以洛邑方言为基础的“雅言”的系统，是周代的共同语。
　　（三）近代通语的性质问题讨论
　　1. 《中原音韵》的音系基础问题
　　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切韵》性质大讨论的同时，也发生了一场规模较小的、关于《中原音韵》音系性质的讨论。有两派意见。
　　赵遐秋和曾庆瑞（《中国语文》1962年第7期）认为《中原音韵》记录的是元代大都（今北京）的音系。后来王力（《汉语语音史》308页）、宁继福（《中原音韵表稿》第二章第七节）等支持这个观点，理由是大都是当时的首都，又是元曲发源地。
　　李新魁（《〈中原音韵〉的性质及其代表的音系》，《汉江学报》1962年第8期；《关于〈中原音韵〉音系的基础和“入派三声”的性质》，《中国语文》1963年第4期）则论证河南地区为传统的文化中心，“汴洛之音”一直处于“正音”的地位，在元代也是当时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中原音韵》应是记录元代河南音。
　　不同于上面两种观点，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认为《中原音韵》代表在北方广大地区通行的共同语音，不是特定地点的方言音系。汪寿明（《〈中原音韵〉音系谈》，《中原音韵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也认为《中原音韵》不是记录一地之音，而是元曲艺术语言的音系。
　　其他学者也陆续提出看法，大致不出上述观点的范围。
　　2. 《蒙古字韵》音系的性质
　　罗常培（《论龙果夫的〈八思巴字和古官话〉》，《中国语文》1958年第12期）提出《蒙古字韵》是元代官话的读书音，与《中原音韵》作为方言的说话音相对。李立成（《元代汉语音系的比较研究》，外文出版社2002年版）则认为《蒙古字韵》反映的是元蒙早期在今内蒙地区使用的一种汉语方言。
　　3. 明代通语的基础方言问题
　　这个讨论是围绕《西儒耳目资》的性质问题展开的。
　　鲁国尧（《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研究明末清初官话基础方言的廿三年历程》，《语言科学》总第27期，2007年）根据明末清初一些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文士的说法，认为明代官话（通语）的基础方言是作为江淮方言的南京话，《西儒耳目资》所记录的也是南京话。他的观点得到了张卫东《论〈西儒耳目资〉的记音性质》等的赞同。
　　麦耘和朱晓农（麦耘、朱晓农：《南京方言不是明代官话的基础》，《语言科学》总第59期，2012年）则指出，古深臻、曾梗摄韵尾相混的江淮方言不可能是汉语通语的基础，江淮方言与《西儒耳目资》所记的音系也不吻合；不能仅凭明清时人对“南京话”的推崇来下结论，因为旧时所称的“南京话”实际上有两个概念，一指南京方言，一指通语的南支，是“中州之音”的分支，明清人所说的“南京话”多是指后者。乔全生的《〈西儒耳目资〉与山西方言及其音系基础》、张竹梅的《试论明代前期南京话的语言地位》、曾晓渝的《〈西儒耳目资〉音系基础非南京方言补证》等也不同意《西儒耳目资》和明代通语的基础是南京方言。
　　三、音韵学史研究
　　音韵学史研究属于学术史研究。王力的《清代古音学》、赵诚的《中国古代韵书》、张民权的《宋代古音学与吴棫〈诗补音〉研究》、龙庄伟的《切韵研究史稿》、宁忌浮（宁继福）的《汉语韵书史•明代卷》、李开和顾涛的《汉语古音学史》、李葆嘉的《清代古声纽学》等有不少论述。
　　朱晓农（《古音学始末》，《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运用“科学范式”的概念，以现代科学史的方式为明清古音学史分阶段，很有启发性。
　　四、音韵学研究方法和学术观念的梳理
　　（一）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探讨
　　自觉地、系统地进行研究方法和方法论方面的思考，是一个学科走向科学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在音韵学界，最早成系统地做这项工作的是并非音韵学家的徐通锵和叶蜚声（《历史比较法和〈切韵〉音系的研究》，《语文研究》1980年第1期；《译音对勘与汉语的音韵研究——“五四”时期汉语音韵研究方法的转折》，《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内部拟测方法和汉语上古音系的研究》，《语文研究》1981年第1期），他们的系列论文给学界很多的启示。其后朱晓农的《音韵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冯蒸的《汉语音韵研究方法论》、耿振生的《20世纪汉语音韵学方法论》、麦耘的《汉语历史音韵研究中的一些方法问题》、郑伟的《音韵学方法和实践》等从不同角度作出了探讨、归纳。
　　方法论上的进步最关键的是追求合乎逻辑的论证，而摈弃只凭感性认识来下结论。例如古人论证“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实际上仅是证明了古轻重唇不分、古舌上舌头不分，张清常（《古音无轻唇舌上八纽再证》，《语言研究论丛》，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进行了重新论证，使这两个命题获得了坚实的逻辑基础。
　　下面提几个比较有特色的方法：
　　1. 历史比较法的发展
　　历史音韵学研究需要来自西方的历史比较法，但在中国土地上也必然会根据汉语和东亚语言有所发展。例如中国学者提出的一些方法，如针对现代方言以及与古代文献材料相结合的“历史层次分析法”、针对汉藏语比较的“语义学比较法/深层语义对应法”，等等。（参看潘悟云：《汉语方言的历史层次及其类型》，《乐在其中——王士元教授七十华诞庆祝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邢公畹《汉苗语语义学比较法》，《邢公畹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2. 运用数学方法
　　在任何学科中，正确地、合适地运用数学方法，都能大幅提高研究质量，音韵学也不例外。陆致极的《〈中原音韵〉声母系统的数量比较研究》、朱晓农的《北宋中原韵辙考——一项数理统计研究》、李书娴和麦耘的《证“〈诗经〉押韵”》等，都是用数学方法研究音韵学的很好范例。（参看聂娜《音韵学研究中的数学方法总体分析》，《中国音韵学》，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 实验语音学方法
　　实验语音学本来是针对活语言的，但由于古人的发音机制与现代人并无不同，所以可以运用语音原理来推测古人的发音，是一个很有前景的研究方向。如潘悟云（《汉藏语中的次要音节》，《中国语言学的新拓展》，香港城市大学1999年版）从语音强度与响度的关系来考虑上古带后垫流音的复辅音的演变方向，朱晓农（《从群母论浊声和摩擦——实验音韵学在汉语音韵学中的实验》，《语言研究》总第51期，2003年；《全浊弛声论》，《语言研究》总第80期，2010年）用发音空气动力学原理解释群母和邪母的消变、从发声态的转换解释浊声母清化向送气与否的演化，等等。
　　（二）学术观念的讨论
　　1. 面向世界的中国语言学
　　中国的音韵学这门传统的“绝学”，终归要汇合到属于全人类的现代语言学这个大学科里。中国的语言学、汉语语言学有自己的特色，但不能、也不会闭关自守。
　　所以，音韵学必须现代化、科学化，一方面学习外国学术界的成果和方法、理论，又要努力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为全人类语言学作出贡献，丰富语言学的方法理论库，树立中国音韵学在国际历史语言学上的地位。（参看麦耘《立足汉语，面向世界》，《语言科学》2006年第2期）
　　2. 对材料的解释和对假设的证明
　　对于历史比较方法和古代文献考证如何互相结合的问题，朱晓农（《音韵学：认识论和方法论》）、麦耘（《语音史研究中历史比较研究与历史文献考证相结合的几个问题》，《历史语言学研究》第一辑，2008年）指出，两者不是同一个平面上的结合，文献考证是提供含有语音史信息的材料，历史比较则是力求对这些材料做出解释。只强调发扬传统的考证精神，对推动音韵学的发展无益。
　　“假设-证明”是科学发现的逻辑程序。麦耘（《汉语史研究中的假设与证明——试论一个学术观念问题》，《语言研究》总第59期，2005年）呼吁音韵学研究要重视这种程序，对学界要鼓励创新性的假设，而要求合乎逻辑的证明（证实或证伪）。

　　第五节 其他工作

　　一、音韵学古籍整理和考证
　　音韵学古籍的收集和整理、校勘，是音韵学研究的基础性工程。周祖谟的《唐五代韵书集存》，黄侃笺识、黄焯编次的《广韵校录》，黄焯的《经典释文汇校》，照那斯图、杨耐思编著的《蒙古字韵校本》，康瑞琮点校的 《毛诗古音考》，陈振寰的《韵学源流评注》，宁忌浮的 《校订五音集韵》，葛信益的《广韵丛考》，李新魁、麦耘编的《韵学古籍述要》，杨军的《七音略校注》，颜森的《广集韵谱》，蔡梦麟撰的《广韵校释》，赵振铎校的《集韵校本》，张玉来、耿军校的《中原音韵校本 附中州乐府音韵类编校本》等做了很多艰苦细致的工作。这类成果极多，无法一一列举。
　　二、通论性著作、教材、论文集等出版
　　1. 通论性著作或教材
　　通论性或普及性的音韵学著作、材料有非常多，而且各有特色，如罗常培的《汉语音韵学导论》、唐作藩的《汉语音韵学常识》、王力的《音韵学初步》、丁声树和李荣的《汉语音韵讲义》、李新魁的《汉语音韵学》、严学宭的《广韵导读》、杨剑桥的《现代汉语音韵学》、林焘和耿振生的《音韵学概要》、龙庄伟的《汉语音韵学》、李无未的《汉语音韵学通论》、麦耘的《音韵学概论》等。
　　2. 论文集
　　个人论文集有《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集》、周祖谟《问学集》、黄侃《黄侃论学杂著》，王力《龙虫并雕斋文集》、张世禄《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俞敏《中国语文学论文选》、李荣《音韵存稿》、郑张尚芳《郑张尚芳语言学论文集》、潘悟云《音韵论集》、施向东《音史寻幽》、何九盈《音韵丛稿》、冯蒸《冯蒸音韵论集》、曾晓渝《语音历史探索》、鲁国尧《鲁国尧语言学论文集》、麦耘《音韵与方言研究》等，数量也非常多。
　　以音韵学为专题的多作者论文集（其中多为音韵学学术会议论文集）也非常多，如《音韵学研究》三辑、《中原音韵新论》《语言研究》增刊多辑、《音韵论丛》《近代官话语音研究》《中国音韵学》数辑等。
　　3. 音韵学辞典修纂
　　出版了由曹述敬、冯蒸分别主编的音韵学词典；冯蒸还进行过修纂音韵学辞典的理论探索。（参看曹述敬主编：《音韵学辞典》，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语言学大辞典》“音韵学”部分，冯蒸主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冯蒸：《关于汉语音韵学辞典编撰中的几个问题》，《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三、对外学术交流
　　（一）学术成果的对外交流
　　1. 境外汉语音韵学研究成果输入
　　从境外输入的音韵学著作很多，包括外文中译、境外原即为中文版而引进内地重版和境外作者直接在内地出版著作等几种情况，兹举部分如下：龙果夫《八思巴字和古官话》、李方桂《上古音研究》、雅洪托夫《汉语史论集》、高本汉《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汉文典》、张琨《汉语音韵史论文集》、薛凤生《中原音韵音位系统》、包拟古《原始汉语与汉藏语》、柯蔚南《汉藏语系词汇比较手册》（选译）、蒲立本《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董同龢《汉语音韵学》、蔡英纯《李朝朝汉对音研究》、沙加尔《上古汉语词根》、马伯乐《唐代长安方言考》、斯塔罗斯金《古代汉语音系的构拟》、平山久雄《汉语语音史探索》、丁邦新《音韵学讲义》、沈锺伟《蒙古字韵集校》等。
　　还常有港台或外国学者在内地刊物上发表文章。
　　2. 内地音韵学成果向境外输出
　　如俞敏的《中国语文学论文选》在日本出版；李新魁的《古音概说》有两个台湾版和一个韩文版（书名为《中国声韵学概论》）；周祖谟的《魏晋南北朝韵部之演变》在台湾出版，《唐五代韵书集存》的有台湾版；郑张尚芳的《汉语上古音系表解》有在法国出版的英文版；黄笑山的《〈切韵〉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统》在台湾出版，等等。
　　还经常有内地学者在境外学术刊物上发表音韵学文章。
　　（二）研究人员往来
　　境内外音韵学研究人员往来非常频繁。尤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港台学者和外国（北美、欧洲、日本、韩国等）学者参加内地的音韵学学术会议已成常态，台湾的音韵学研究组织也经常邀请内地学者参加，大家共同讨论祖国语言的历史，其乐也融融。
　　台湾学者或外国学者来内地大学或研究机构作音韵学方面的讲学，以及我们的音韵学者赴台或出国讲学，都很常见。
　　四、音韵学研究界的学术组织、活动和教学
　　（一）学术团体
　　1.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
　　1980年，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在湖北省武汉市成立。研究会每两年召开一次本会的学术研讨会，有时在其间穿插举行各种专题讨论会；不定期出版《音韵学研究通讯》。
　　首任会长严学宭，名誉会长王力、周祖谟；副会长（按姓名音序排列）：李新魁、邵荣芬、唐作藩、许宝华；秘书长：赵诚。1984年第二届理事会增选赵诚为副会长，另任梁德曼为秘书长。1988年第三届会长邵荣芬，秘书长杨耐思。1990年第四届会长唐作藩，秘书长陈振寰。1994年第五届会长唐作藩，秘书长尉迟治平。1998年至2010年的第六至第八届，会长鲁国尧，秘书长杨亦鸣。2010年，研究会停止活动，2014年正式结束。
　　2. 语文现代化学会音韵学分会
　　2018年，语文现代化学会音韵学分会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当选理事长耿振生，候任理事长曾晓渝；副理事长（按姓名音序排列）：李无未、麦耘、杨亦鸣（兼秘书长）、张树铮、张玉来。学术委员会主任：施向东。顾问：唐作藩、杨耐思、龙庄伟。
　　（二）音韵学教学
　　1. 研究班和讲习班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于20世纪80年代，或独立、或与高校联合，在武汉、北京等地举办了多次音韵学研究班，每次长达3个月。
　　语文现代化学会音韵学分会于2019年在天津举办了音韵学讲习班。
　　这些研究班/讲习班对培养音韵学人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2. 高校教学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开设音韵学课的高校凤毛麟角。现在很多高校都开设此课程，音韵学专业的硕士、博士培养机制逐渐建立。不如人意之处虽有，但音韵学研究人才确实正在一步步成长，后继有人，音韵学的未来前景是光明的。
　　主要参考文献
　　潘悟云：《高本汉以后汉语音韵学的进展》，《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7期。
　　李新魁：《四十年来的汉语音韵研究》，《中国语文》1993年第1期。
　　郑张尚芳：《上古音研究十年回顾与展望》，《古汉语研究》，总第41期，1998年；总第42期，1999年。
　　黄笑山：《汉语中古音研究述评》，《古汉语研究》总第44期，1999年。
　　黎新第：《20世纪中国近代音研究分期和研究观念的发展》，《古汉语研究》总第55期，2002年。
　　李无未主编：《音韵学论著指要与总目》，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
　　冯蒸：《二十世纪汉语历史音韵研究的一百项新发现与新进展》，《汉字文化》2010年第5、6期；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