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句法语义研究70年

管季超0712

现代汉语句法语义研究70年

作者：王灿龙 时间：2019-10-14

　

　　编者按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刘丹青研究员主编《新中国语言文字研究7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中的第一章。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句法语义研究室主任王灿龙研究员。

第一章

现代汉语句法语义研究70年

第一节 引 言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关注和研究语言的国家之一。语言约定俗成的本质属性最先为我国先秦哲学家荀子所认识。荀子在《正名篇》中论述名（称）与实（物）的关系时明确指出：“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这里的“名”和“实”即对应于西方现代语言学之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所讲的“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的能指与其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这个所谓的“任意性”其实就是约定俗成性。这样看来，荀子关于语言本质属性的认识比索绪尔足足早了2000余年。

　　由于汉语、汉字及其相互关系的特殊性，我国学者早期关于语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义、语音以及汉字字形等方面。比如公元前2世纪就有了专门解释词义的专著《尔雅》。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汉字字形和考镜源流的语文工具书，也是世界上同时期为数不多的字典之一。汉语语音的研究相对较晚，从存世文献和记载来看，最初的语音学著作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比如魏李登的《声类》、晋吕静的《韵集》和梁沈约的《四声谱》等。隋代之后，关于汉字形音义的研究渐成显学，到明清时期达到顶峰，先后出现了一批学有专攻、卓有成就的音韵学家和训诂学家等，他们撰写、编纂的学术著作和语文工具书成为后世重要的学术成果和文化遗产。

　　任何一种语言利用语音单位表情达义时，都有一套系统的规则用于对语音单位进行组织、安排。也就是说，语言的使用并非语言单位杂乱无章地随意堆砌，这种组织安排的规则即是语法，汉语自然也不例外。不过，跟语音和词义相比，汉语的语法直到清季才进入学者们的学术视野，受到关注，逐渐得到较为系统的理性分析。从原先只专注于汉字形音义的研究到兼顾汉语语法的分析，这是我国语言学史上一次革命性的变化。导致这种改变的是1898年出版的《马氏文通》，该书比照和借鉴拉丁语语法体系，通过对古代汉语材料的考察，初步建立了汉语自己的词类体系和句子成分系统。尽管后来《马氏文通》受到这样或那样的诟病，但是有一个基本事实却是不可否认的：它开启了汉语语法研究的大幕（本章标题用的是“句法语义”，为行文方便，也为了便于跟传统文献的表述相契合，正文一律统称“语法”。），发出了汉语语法研究的先声，汉语语法学从此逐步成为中国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

　　20世纪初，我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辛亥革命结束了长达数千年的封建帝制，社会进入转型期，现代大学教育制度得以建立与发展；思想文化界开始启蒙，新文化运动迅猛兴起。在此背景之下，汉语语法研究受到重视，一些学者或因应语文教学的需要，或为了探求汉语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从不同的方面考察和分析汉语语言事实，总结和归纳汉语语法规律（包括篇章写作规律等）。20世纪的前半叶，涌现出了一批从事汉语语法研究的学者，出版了一批重要的语法论著，为后来现代汉语语法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知识基础。这个时期重要的语法著作有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1907）、胡以鲁的《国语学草创》（1913）、刘复的《中国文法通论》（1920）、陈承泽的《国文法草创》（1922）、金兆梓的《国文法之研究》（1922）、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杨树达的《高等国文法》（1930）、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上卷，1942；中卷、下卷，1944）、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1943）和《中国语法理论》（1945）以及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1948）等，其中《新著国语文法》为这个时期白话文语法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启了新的时代征程。7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汉语语法学者始终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秉持科学报国、学术为民的崇高理想，锐意进取，刻苦钻研，辛勤耕耘，在利用汉语语法知识指导社会语文运用和中小学语文教学方面、在描写和阐释汉语语法事实与规律方面以及在为世界语言学理论建设提供汉语语法参数或利用汉语语法事实验证世界语言学理论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取得了辉煌的业绩，为构建汉语语言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70年的学术历程是合着社会发展的节拍不断推进的。整个学术事业始终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现代汉语语法学70年的发展既非匀质，也非匀速，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发展方式和重点。总体上看，成果卓著，人才辈出；学术活动丰富，学术影响深远。本章对70年来的现代汉语语法学发展成就作扼要回顾，行文以时间为轴线梳理基本发展脉络，以点代面勾勒研究成果的主体轮廓，一方面对若干标志性的重要成果与重大学术活动、事件进行述评，另一方面以年代为单位划分学者群，然后采取总体概括、个体枚举、重点表述的形式，以展示不同时期的主要研究状况和人才成长情况等。

第二节 呼应时代需要，担当社会责任 开展百家争鸣，创建学科体系（1949—1965）

　　一、概述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全国各族人民参与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热情高涨。广大群众希望通过学习文化和科学知识，提高自身的素养和能力，增强为国家、为社会服务的本领。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中大多数是文盲，即使是非文盲，许多人的阅读与写作能力也不高，甚至一些专业文员的公文写作在语言表达上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种情况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50年5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请大家注意文法”的评论文章，重点论述语法和文风的重要性。该评论指出，“我们应当努力树立正确的文风。这种正确的文风的一个要素就是正确的文法”，“应当努力用正确无误的语言文字来表达正确无误的思想，应当把文法上的一切错误，从我们所有发表的文字中逐步地，最后是彻底，消灭掉”。

　　1950年6月，根据当时政务院的指示，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语言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前身），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被明确为研究所的重点任务之一。同年底，语言研究所召开座谈会，时任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的胡乔木在会上专门阐述了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的重要性，他希望语法学者能针对具体问题予社会语文生活以切实的指导，帮助人们解决语法上的一些问题。次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该社论明确提出，“只有学会语法、修辞和逻辑，才能使思想成为有条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东西”，“我们的学校无论小学、中学或大学都没有正式的内容完备的语法课程。我们的干部无论是从学校出身的或从工农出身的，都很少受过严格的语文训练。他们常常在正式的文字里，省略了不能省略的主语、谓语、宾语，使句子的意思不明确。他们常常使用组织错误和不合理的句子。有着这种错误的句子甚至还出现在大量发行的报纸和杂志上”。社论最后号召人们“纠正这种现象，以建立正确地运用语言的严肃的文风”。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成立与《人民日报》评论、社论的发表，给全社会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大家都要重视祖国的语言文字，要加强语文的学习和训练，要懂得汉语的语法、修辞和逻辑，要养成优良的文风；语言文字工作者尤其是语法学者要有使命感，要关注和呼应时代的要求，要根据社会的需要确定自己的研究主题和方向，为这个伟大的时代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为此，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了语法研究小组（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之际，语言研究所整合该小组的研究力量，设立“现代汉语研究室”，2001年更名为“句法语义研究室”），专门从事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依托这个研究小组，语法学者们在为社会大众提供语文指导和加强基础研究这两个大的方面作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与语言研究所遥相呼应的是全国一些大学里的中文系。广大语文工作者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汉语语法研究工作，发表和出版了不少重要的研究论著，比如高名凯的《语法理论》（1960），胡附和文炼的《现代汉语语法探索》（1955），黎锦熙和刘世儒的《中国语法教材》（1955），陆宗达和俞敏的《现代汉语语法》（1954），以及张志公的《汉语语法常识》（1953），等等。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结构主义语言学理念和方法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最能体现其成效的研究工作，一是陆志韦指导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刘坚、陈建民、饶长溶、王福庭四位青年学者分别就助动词、兼语式、副动词、连谓式开展研究，撰写了四篇重要的学术论文（分别发表于《中国语文》1960年1月号、3月号、4月号、6月号），陆先生本人则以《试谈汉语语法学上的“形式与意义相结合”》一文对语法研究的有关问题作了思辨性的阐述（发表于《中国语文》1961年6月号）；二是由朱德熙《说“的”》和《论句法结构》所引起的黄景欣等学者关于“的”等问题的讨论（分别发表于《中国语文》1961年12月号、1962年8、9月号）。吕叔湘为这次讨论专门写了一篇带有总结性的长篇论文《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发表于《中国语文》1962年11月号），详细阐述了语法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影响深远。

　　这个时期最具标志性的学术成果和学术事件是吕叔湘和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丁声树等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以及《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制订和三次大的语法问题的讨论。

　　二、《语法修辞讲话》

　　《语法修辞讲话》的产生和影响在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史上堪称独一无二。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针对公文文书存在语言文字方面的缺点、不足等问题，责成胡乔木采取措施。胡乔木便计划由语文工作者写一部讲语法规范的书，用于指导语文应用，改进公文写作等。这样，叶圣陶就推荐了吕叔湘，吕叔湘又邀请朱德熙合作(张伯江：《从〈语法修辞讲话〉的写作谈吕叔湘先生的社会责任感》，纪念《语法修辞讲话》发表60周年纪念会，2011年)。这是《语法修辞讲话》的写作背景。

　　《语法修辞讲话》的发表方式也很独特。书稿是通过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连载的方式公开发表的。连载起始日跟《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发表是同一天（1951年6月6日）。这绝非一般巧合，应该是官方独具匠心的安排，表明官方很重视，希望它发挥非同寻常的社会指导作用和影响力。事实证明，《语法修辞讲话》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它在《人民日报》上的连载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和一般读者的普遍欢迎，社会上一度掀起了学习语法的热潮。连载结束后，次年先由开明书店出版每一讲的单行本，再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刊印全书。20多年后的1979年，该书略作修订后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第2版。

　　《语法修辞讲话》共分六讲：第一讲，语法的基本知识；第二讲，词汇；第三讲，虚字；第四讲，结构；第五讲，表达；第六讲，标点。跟以往一些语法书和教材相比，《语法修辞讲话》打破了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作者考虑读者群体的非语言学专业背景，以朴实的文风和简明通俗的学术语言，分析问题，总结规律，阐释主张。为避免空泛的讲解和议论，还搜罗了不少具有典型意义的例句，其中相当一些问题用例直接来自真实语料，属于人们常犯的错误或是容易忽视的问题。这种结合语言使用实际、以问题为导向的分析方法，既便于归纳常见错误类型，做到提纲挈领，又便于讲清楚语言使用的一般规律，使读者能够举一反三。全书对于读者获得语言的理性认识、掌握语言使用的基本规律以及避免犯一些语法修辞逻辑上的错误，具有切实的教育指导作用。

　　为了巩固所学内容，作者从第二讲开始，有针对性地编排了一些练习题，供读者分析解答，很好地做到了讲、学、练的结合。这也使得《语法修辞讲话》成为当时大中学校中文（语文）教师重要的参考读物和辅助教材，甚至有青年教师和大学生因学习了《语法修辞讲话》而与语言学结下不解之缘，后来成为语法爱好者或研究人员。《语法修辞讲话》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起到了几重作用：对于知识阶层，它深化了人们关于汉语语法的理性认识；对于普通读者，它具有语言学尤其是语法学的启蒙作用，引导人们有意识地关注和学习语言使用的知识，不断提高认识水平和写作能力。这是其他语法著作在当时难以做到的。

　　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961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之前，是由《中国语文》杂志连载发表的，历时一年零五个月（1952年7月至1953年11月），原题为《语法讲话》。这部书稿是当时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集体成果，主持者为丁声树，参与写作的有吕叔湘、李荣、孙德宣、管燮初、傅婧、黄盛璋和陈治文。《现代汉语语法讲话》是我国第一部基于描写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而作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论著。它以体系新颖、观点鲜明、内容丰富、方法科学、例句精当、分析细致而为人称道，广受学界关注。此后一直是汉语语法学习者和研究人员的必读（备）专业书，在我国的语法学史上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被语法学界奉为划时代的经典之作。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对后来的语法研究工作最具指导意义和启迪作用，其突出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汉语语法研究中贯彻结构主义的分析思想。作者认为，语法研究要从形式出发，由形式到意义。比如词类的划分要看分布原则和词与词之间的结合情况。再如，“句子的格局里头，最要紧的就是词的次序”（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61年12月第1版，第2页）。对于“台上坐着主席团”这个句子，作者认为，“台上”是主语，“主席团”是宾语，整个谓语是叙述主语（“台上”）的某方面情况的。这种着眼于结构形式的分析避免了“倒装句”说（“倒装句”说认为“台上”是状语，“主席团”是主语），从而保证了句子分析系统内部的一致性。第二，在汉语语言单位的分析中采用层次分析法。句法结构是该书着力分析论述的一个重要内容，无论是对结构的划分，还是关于句法结构成分的分析，作者都强调用层次分析的方法。第三，通过汉语语法事实的考察和描写，归纳语法规律。语法研究一项基本的工作就是梳理语言事实，归纳语法规律，使人们看清汉语的语法面貌，并以此指导汉语的学习和运用，比如对于“的”“有”“都”等的使用规律的揭示和描写，让人印象深刻。第四，在汉语语法问题的分析阐释中呈现精当的例句予以佐证。语言研究的立身之本是材料，小到一个语法问题的分析，大到一个观点的论证，材料的有无和精当与否至为关键。有时候，连篇累牍的叙说不如一个精当的例子直击要害和本质。作者深谙此道，书中选用了不少令人拍案叫绝的例子。这些例子的搜罗、遴选和采用反映了作者不凡的研究能力和见识。比如说到北京口语的“俩”是“两个”的合音时，举的例子是“我看你两个挺合适，我给你们俩当个介绍人吧”；论述“的”表示一定如此、“了”表示变化时，举的例子是：“治不好了，我知道治不好的！”这种功夫是值得后世研究人员学习的。

　　四、《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

　　1954年，中央批准在全国中学实行汉语和文学分科教学，汉语与文学各自使用独立的教材。由于当时专家语法著作所建立（或采用）的语法体系不尽相同，而且又不太适合中学教学需要，因此，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55年成立中学汉语编辑室，决定由该室负责编写一部适宜于中学汉语课程教学需要的语法纲要。其编写原则可概括为两点：第一，吸收既有成果，融会各家之长，推陈出新；第二，采用共识定见，做到简明易学，通俗易懂。

　　《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是我国第一部汉语教学语法系统，集中了众人的智慧，是集体协作的成果，历时两年完成。张志公作为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汉语编辑室主任，以主编身份主持编写工作。吕叔湘参与指导，并与叶圣陶一起亲自校订。定稿之前，初稿先后经过试教、座谈讨论以及印发全国各地大学中文系和部分中学征求意见等。虽然用了“暂拟”二字，但是，作为一部教学语法纲要，它还是较为完备和实用的。

　　整个系统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组成：（一）词和词的构成，（二）划分词类的标准，（三）词类，（四）词组，（五）句子和句子成分，（六）单句，（七）复句。为配合教与学，当时人民教育出版社还组织人力编写了一套《汉语知识讲话》丛书，一共23本，分专题对这套教学语法系统作详细的说明和阐述。丛书的编写者大都是当时在一线从事汉语语法教学和研究的专家学者，主要有黄伯荣、胡附、黎锦熙、刘世儒、王力、文炼、殷焕先、俞敏、张志公、朱德熙、周祖谟等，可以说集一时之盛。这些大学教授和知名学者愿意放下身段，做这样服务于中学语文教学的基础性工作，说明他们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与人文情怀。

　　这套语法系统因为是配合全国中学通用教材《汉语》而作，因此一度以其权威性和代表性成为汉语语法学史上影响最广的语法体系。在当时和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是作为汉语描写语法的典范受到重视和尊崇，它对学生的语法学启蒙作用以及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在当时没有哪一部语法著作能够超越。20多年后，人们在制订《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试用）》时，仍然以《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为蓝本，并继承保留了其中的不少内容。

　　五、三次大的语法问题的讨论

　　20世纪50年代是新中国汉语语法学事业的创立时期，大家尤其关注和重视学科体系建设和发展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学界围绕词类问题、主语与宾语问题以及单句和复句问题，先后开展了三次颇具规模的学术讨论。其中尤以词类问题讨论和主宾语问题讨论影响最大。

　　词类是语法研究的起点和基础，不管基于什么样的语言学理论背景来讲语法，词类是无法回避、无法绕开的。汉语不同于印欧语系诸语言，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词的划分和归类是个难题。早期就有“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的观点。甚至有学者认为，汉语没有词类的分别，不能也无法进行词类的划分。但是，对于这种认识，多数学者不赞同。他们认为，汉语虽然没有狭义的形态变化，但是有广义的形态变化，而且语言单位都是有自己的功能的，因而可以据此给汉语的词进行类别的划分。这两种观点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关于文法革新问题的讨论中就有过交锋。进入50年代之后，高名凯在《中国语文》杂志上连着发表了三篇阐述汉语“词类分别”的论文（高名凯的三篇论文是：《关于汉语的词类分别》，1953年10月号；《再论汉语的词类分别》，1954年8月号；《三论汉语的词类分别》，1955年1月号），一场关于汉语词类问题的大讨论就此展开。

　　这次讨论虽然是由“词类分别”问题而起，但是大家后来不再纠缠汉语有没有词类的分别，而是将话题集中在怎么给汉语的词进行分类、分类的标准是什么以及如何确定词类的划分标准等问题上。

　　在《马氏文通》之后较长的时期里，不少汉语语法著作都将意义作为词类划分的标准，后来随着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引进和应用，有学者开始对意义标准产生怀疑。这样，要不要意义标准就成了讨论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从当时发表的讨论文章来看，主要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词类划分的标准是词义和语法功能；第二种意见认为功能是主要标准，意义只作为参考；第三种意见认为词类的划分只可根据功能标准，无须考虑意义（王灿龙：《关于汉语词类理论的两个问题》，载《中国语文法研究》2013年第2期，日本中国语文法研究会编集，朋友书店出版）。在众多的讨论文章中，吕叔湘的长篇论文《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是一篇纲领性的重要文献（发表于《中国语文》1954年9月号）。吕先生提出，划分词类需要考虑三点：第一，要照顾词的各方面特点，不偏重某一特点而抹杀其他特点，即不同的类之间有尽可能多的特点相区分；第二，基本上做到词有定类、类有定词，即虽有兼类的情况，但不宜过多；第三，划分时，易于操作，没有或少有两可或两难的情形。吕先生还就分类的标准作了详细的论述。最后，他告诫说：“语法学家必须正视语言的实际，实际上有不同的情况，就应该作不同的处理。任何用一种说法来概括一切情形的企图……尽管简便，恐怕都不免要埋没真相。”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次讨论虽然掺杂了一些情绪化的言辞和观点，但总体上看还是颇有意义的，讨论深化了人们对于汉语词类问题的认识，取得了一个基本共识：词类是词的语法分类，汉语的词类需要根据词的句法分布特点（即语法功能）或词的组合能力等来划分。这基本上成为汉语词类理论的核心思想。不过，如果从语法理论建构的逻辑性和系统性方面作更深入一步的思考和分析，会发现完全抛开意义其实面临着更大的困境（王灿龙：《关于汉语词类理论的两个问题》，载《中国语文法研究》2013年第2期，日本中国语文法研究会编集，朋友书店出版）。

　　汉语主宾语问题的讨论由《语文学习》编辑部发端，以吕冀平《主语和宾语的问题》一文起题（发表于《语文学习》1955年7月号），前后持续了近一年的时间（1955年7月至1956年4月）。焦点集中在主语和宾语的划分这一问题上，即是从意义出发按照施受关系来确定，还是从结构形式出发根据句法位置来确定。看起来，这只是两个标准的取舍问题，似乎采用哪种标准，只要贯彻到底，问题都不大，其实不然。因为这涉及什么是主语、什么是宾语这样的基本问题。除此，具体交际中的汉语句子形式灵活多变而且非常复杂，比如表示方位处所的词，从语义上看，显然不表示施事，但是汉语的方位处所词用于句首或紧挨施事使用的情况很常见，怎么处理就是个问题（比如《语文学习》1955年11月号上《空间词作主语的问题》一文就专门谈到了这一点）。参与这次讨论的有曹伯韩、陈望道、洪心衡、向若、徐仲华、王了一、王宗炎、文炼、胡附、颜景常、邢公畹、张志公和周祖谟等。

　　这场讨论虽然因为意见有分歧而没有达成共识，但是却使主宾语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和重视，也让大家进一步了解到汉语语法问题的复杂性。在关于句子的分析问题上，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明确认识：对于汉语句子的分析，需要将形式与意义有机地结合起来。总之，主宾语问题的讨论提高了人们的认识，促使大家作了许多积极的思考和有益的探索。

　　汉语的句子虽然有较明确的定义，但是具体语言研究中，因其形式灵活、不要求结构完整，故而很难严格判定，区分单句与复句便成了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又一个难题，比如如何界定复句？怎么区分单句和复句？对这类问题，早在20世纪上半叶学界就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像“他不仅喜欢学习，而且喜欢运动”这个句子，黎锦熙认为是单句（《新著国语文法》），而王力则认为是复句（《中国现代语法》）（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稿》，语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25页），等等。

　　单复句问题的讨论虽由孙毓苹《复合句和停顿》一文而起（发表于《中国语文》1957年1月号），但真正推动讨论开展起来的是郭中平发表在《中国语文》1957年4月号上的长篇论文《单句复句的划界问题》。该文列举黎锦熙、王力、吕叔湘、“语法小组”和张志公五家的观点，归纳他们区分单句和复句的标准为六项，指出按这六项标准并不能完全解决单复句的划界问题，从而呼吁学界继续共同努力。跟前两次讨论相比，这次讨论因是自发行动，参与的学者不多，又因为其他社会原因，当年底就草草收场了，总体效果比较有限。不过，这在客观上给后来的研究留下了空间。第三节 迎来科学春天，迸发工作热情 深化基础研究，结出丰硕成果（1977—1989）

　　一 概述

　　1966年至1976年间，一些常规的研究工作处于停滞或半停滞状态，但学者们仍然坚持学习和思考，大家相信有一天能重回研究岗位，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在北京隆重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使学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跟其他科研领域一样，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工作得以全面恢复，而且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显见的事实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研究人员陆续回归工作岗位，可以安心地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其次，《中国语文》于1978年复刊，复刊后第一期即发表了“语文工作要抓纲快上”的社论，呼吁全国的语文工作者积极开展各项语文工作，学者们因而受到极大的鼓舞，大家热情高涨。再次，研究的中坚力量迅速崛起。“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一批50年代大学毕业的研究人员和教师正值壮年。他们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执着学术，勤于钻研，善于思考，精力充沛。在胡裕树、丁声树、吕叔湘、张斌、朱德熙、周祖谟以及胡明扬、黄伯荣、王还、张涤华、张拱贵等老一辈学者的关怀、指导和帮助下，这些人很快成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学术骨干；在70年的汉语语法学事业的发展历程中，他们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可谓是黄金一代；现代汉语语法学事业停滞十年之后得以薪火相传，靠的正是这一批骨干学者。其中尤为突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有陈建民、陈治文、范方莲、范继淹、李临定、刘坚、孟琮、饶长溶、施关淦、徐枢、于根元、詹开第、郑怀德等，北京大学有陆俭明、马真等，南京大学有卞觉非、王希杰等，复旦大学有范晓，北京师范大学有史锡尧，南开大学有宋玉柱，中央民族大学有史有为，安徽师范大学有龚千炎，中山大学有傅雨贤，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前身）有吴为章，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前身）有陈亚川、刘月华、赵金铭等，上海师范大学有范开泰，华中师范大学有邢福义，黑龙江大学有邹韶华，华南师范大学有沈开木，新疆大学有徐思益，延边大学有吴葆棠，等等。又次，继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1978年国家又正式恢复了研究生招生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杭州大学（后并入浙江大学）等少数几所大学率先招收了“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批现代汉语语法等专业的研究生，他们主要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大学本科毕业生。经过三年研究生的专业学习和学术训练，这些人日后都成为汉语语法研究的骨干人才，甚至学术领军人物，比如黄国营、陆丙甫、马庆株、邵敬敏、沈家煊、杨成凯、朱景松等。此后，又陆续有其他高校如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获批现代汉语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研究生招生工作得以常规化。于是，不断有现代汉语语法专业的毕业研究生进入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成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队伍的新生力量。他们在老一辈学者的引领和帮扶之下，迅速在各自单位成长起来，有的日后脱颖而出，成为单位的学术骨干和学科带头人。比如贺阳、蒋同林、金立鑫、孔令达、李向农、李宇明、刘丹青、齐沪扬、谭景春、王红旗、吴为善、萧国政、肖奚强、邢欣、杨国文、张国宪、张谊生、周国光、周小兵等。最后，新的学术刊物应运而生。学科的发展除了有赖于高水平的研究人员和良好的学术环境、条件之外，还需要有风清气正的成果展示、交流的平台。学术刊物作为论文发表的园地就承载了其中的部分功能。正是为了这种需要，《语言教学与研究》和《汉语学习》分别于1979年、1980年创刊。1987年，作为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刊的《世界汉语教学》杂志面世。这三个刊物对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成果发布和人才成长发挥了独特的园地作用。这是从学术工作与人才培养和成长的一般状况来看的。如果深入到汉语语法研究工作内部，检视整个研究成果状况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时期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在语言事实的考察与描写、研究理论的探索与实践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比如词类问题的研究在50年代大讨论的基础上有所深入；动词研究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结合句式对动词的语义作细致的分析；虚词研究进入精细化分析阶段；对句型的考察注重词类、结构和语义，描写细致全面；歧义结构的分析一度是热点，材料搜罗广泛，既有结构层次的分析，也有语义的阐释；省略和语序置于语篇框架中进行探讨，视野开阔了；句式研究全面而深入；复句的逻辑关系分析注重材料的考察，紧扣汉语实际；篇章问题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的理念和模式；等等。限于篇幅，具体的成果不一一列举和介绍。

　　从理论背景和方法论上来看，结构主义语言学在这一时期仍占主导地位。结构层次分析法、句式变换分析法等在语法事实的考察和描写与语法规律的分析和阐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研究的拓展和深入，人们也逐渐在观察视角和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和创新。语义特征分析和语义指向分析成为两个重要的分析手段，在解释语法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度为学者们所乐用。胡裕树、张斌率先提出的“三个平面”（句法、语义和语用）理论给人们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地考察语法现象以不少启示。这个时期最为活跃的是一批中年语法学者，突出的有范继淹、范晓、李临定、陆俭明、饶长溶、邢福义和徐枢等，其中尤以陆俭明成果最为卓著和宏富，影响最为广大。陆俭明汉语语法研究特色主要为：第一，视野开阔，在虚词、句法结构及理论探讨等方面都有建树；第二，擅长运用多种比较法，效果显著；第三，注重揭示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之间的复杂对应关系；第四，在深入描写和分析中体现方法论的意义（邵敬敏：《汉语语法学史稿》（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03、304页）。李临定的现代汉语句型问题研究和邢福义的现代汉语复句问题研究独树一帜，特色明显。

　　《马氏文通》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主要以书面语料为研究对象，鲜及口语材料。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吕叔湘倡导下，陈建民和孟琮率先开展汉语口语语法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1982年《中国语文》第1期发表了陈建民《北京口语漫谈》。该文甫一见刊，即受到关注，《新华文摘》当年第3期全文转载，日本汉学家太田辰夫也将它译成日文，由当年的《中国语》分三期（第10、11、12期）连载。两年后，陈建民又出版了《汉语口语》一书。朱德熙在论及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对象时说：“为了使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深入下去，恐怕应该对口语语法和书面语语法分别进行细致的研究。”（朱德熙：《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中国语文》1987年第5期。）后来的北京话研究及其话语分析正是这种理念的进一步贯彻和实践。

　　1978年到1989年的十余年里，现代汉语语法学者不仅走出了一条自己的研究之路，取得了令人欣喜的丰硕成果，而且还对汉语语法学自身的问题作了清晰的理性梳理与思考，在某些方面甚至作了拓荒性的探索，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汉语语法分析问题》《语法讲义》和《语法答问》以及《现代汉语八百词》等。句子分析方法的讨论和语法学术讨论会的创办也是这个时期的标志性学术事件，影响深远。

　　二《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是吕叔湘的一部重要学术著作，197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7万来字，篇幅不长，但话题广泛。吕先生在书中比较全面地检视、归纳和剖析了自《马氏文通》以来汉语语法研究的许多重要的或有争议的基本问题。该书是吕先生长期的思考所得，凝聚了他多年的心血，字里行间渗透着他关于汉语语法研究的真知灼见，即使是摆出问题，其提问的角度和方式也予读者以很大的启示，这部著作在当时乃至后来的汉语语法研究中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指导和启迪作用。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不是专题研究，也并非要建立一个完整的汉语语法体系，更不是想全面解决汉语语法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关于写作意图，吕先生在自序里这样说道：“多年来想写一篇文章谈谈汉语的语法分析问题。主要是为了说明汉语语法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何以成为问题，说明问题的来龙去脉，借以活泼思想，减少执着。同时也可以安抚一下要求有一个说一不二的语法体系的同志们的不耐烦情绪，让他们了解，体系问题的未能甚至不可能定于一，不能完全归咎于语法学者的固执或无能。”从事语法研究的人都知道，要说清楚“问题何以成为问题”，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样的工作也只有吕先生这样的语言学大家才可为。

　　实际上，吕先生也并非简单地摆问题。他还在书中结合汉语的实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和想法。比如在“单位”这个章节，吕先生花了很大的篇幅讲词和短语，提出了“词汇的词”“语法的词”和“短语词”的概念。我们都知道，汉语的语素、词和短语的界限很不好划定，彼此纠缠的情况较多。吕先生从汉语的事实出发，不囿于从印欧语语法脱胎而来的传统词类体系，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这对于解决汉语词类问题是有启示作用的。只是我们后来的语法研究对此重视不够，没有顺着这个思路展开深入的探讨。再比如吕先生关于“小句”术语优于“分句”术语的观点，考虑到了术语所体现的语法体系内部的逻辑顺序问题，同样非常重要。总之，《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在摆问题、理线索、说缘由的过程中不经意地道出了作者的理论主张，有许多深邃的语法学思想蕴含其中，有些没有为学界所重视。

　　这部著作对现代汉语语法问题梳理得很清楚，行文条分缕析（全书以阿拉伯数字编为99小节），逻辑严密，但因没有展开论述，没有交代所牵涉的汉语语法研究的历史情况及一些背景知识，因此，一般读者特别是后学者阅读起来有一定困难，不容易吃透和领悟书中的思想精髓。为此，陈亚川和郑懿德专门撰写了一部解读《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的著作：《吕叔湘著〈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助读》。该书的写作得到了吕先生的鼓励和支持。这本书1981年动笔，1997年完稿，2000年出版，共30万字。一本7万字的“小书”需要由一部30万字的著作来“助读”，可想而知，这本“小书”有多么博大精深！

　　三《语法讲义》和《语法答问》

　　《语法讲义》原本是朱德熙20世纪6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教授现代汉语语法课程的讲义，当年于校内油印过。1982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之前，除了有所修订外，作者还补写了若干章节。由于该书最初是作为讲义来写的，故在体例上跟一般语法教科书类似，但是内容却又不同于一般的语法教科书。它不是简单地介绍一些汉语语法的基本知识，而是结合汉语的实际作了不少理论和方法上的思考与探索，全书有不少异于传统语法的观点和见解，而且理论取向和写作意图非常鲜明：用结构主义语言学对现代汉语语法进行考察、梳理和分析，试图建立一个有别于传统的新的汉语语法体系。

　　《语法讲义》建立的语法体系有四个突出的特点：第一，词类的划分根据词的语法功能，从而更加明确了词的分布决定词的类属的分类标准；第二，词类系统内部是有层次的，大类之下有小类，同时异类之间也有某些共性；第三，用层次分析法分析句子，不仅要确定直接组成成分，而且还要确定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第四，创立了“词组本位”的主体思想，词组跟句子的关系是实现关系，而非组成关系（邵敬敏：《新时期汉语语法学史》（1978—2008），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67页）。

　　《语法讲义》可贵的地方还在于不拘泥于旧说，敢于突破传统。比如说同位词组是“同位性偏正结构”，就体现了作者独立思考、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传统语法所谓的“同位词组”说的确值得反思，遗憾的是，朱先生的这个观点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语法讲义》1983年重印时，朱德熙在《重印题记》中说：“这本书写得太简略，有些问题为什么那么处理，道理没有交代清楚。如果有的读者想在这方面知道得多一点，可以参看作者另一本谈语法的小书《语法答问》。”

　　《语法答问》198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如果单从篇幅上来看，的确如作者所说，是一本“小书”。但是，“小书”讲大道理。这本书在写法上很有特色。作者设定了两个人物：主人（语言学家）和客人（人文学者）。主人作为语言学家，无疑对语法深有研究和心得；客人作为人文学者，自然颇具学养，而非外行。因此，问能问到要害处，答能答到点子上。通过答问，阐述了汉语语法一些重要的基本问题，比如汉语语法的特点、词组本位语法体系以及语法意义与语法形式之间的关系等。《语法答问》采用“客问主答”的方式，能够直面问题、紧扣主题，使话题集中，讨论有针对性，也富于思辨色彩，从而让读者读起来有身临其境之感，印象深刻。

　　四《现代汉语八百词》

　　《现代汉语八百词》是一部虚词（兼及少量实词）语法词典，全书共收录819个词。所谓“八百”，是取整数的一种便捷称谓。该词典由吕叔湘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研究室（今“句法语义研究室”前身）及所内外有关专家集体编写完成。198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99年商务印书馆重新编排，出版了增订本。全书除“前言”和“笔画索引”外，共分四个部分，分别是“凡例”“现代汉语语法要点”“正文”和“附录”。增订本在初版的“笔画索引”之外，另加了“音序索引”。

　　“凡例”主要说明条目编写原则、内容取舍以及一些符号的使用情况等。“现代汉语语法要点”以“总论”“词类”和“句法”为标题对现代汉语语法的基本内容简明扼要地作了介绍，是词典编纂者独具匠心的一种设计和安排。“附录”部分提供了两个语法表，一为“名词、量词配合表”，一为“形容词生动形式表”。

　　一部好的虚词语法词典应该既要考察、描写虚词的句法分布，也要探究、辨析虚词的语义、语用等方面的异同情况，而且所描写的条目内容不仅要概括精当、适切，还要条理分明，表述清楚，语言简洁，让读者一看就懂，并能很好地解疑释惑，切实地指导语言运用，同时有助于某些专题研究。“正文”作为《现代汉语八百词》的主体和核心内容，较好地达到了以上的目的要求。

　　编写词典，除了义项的确立和释义的表述要恰当和准确外，例句的选取和表达也非常重要，尤其是语法词典，很多时候一长串说明性的文字还不如一两个例句管用。因为有些东西难以用语言表述清楚，而恰当的例子能弥补这种不足。给读者呈现几个精妙的例子，读者自能揣摩、体会其中细微之处，从而准确把握。在这一点上，《现代汉语八百词》同样做得很出色。汉语国际教育专家王还评价说：“《现代汉语八百词》有许多我认为很精彩的例句。”她专门提及的有“我说有家，其实我家里就我一个人”（“其实”条目），“跑了房子，再跑设备”（“跑”条目），“这衣服不能再瘦了，再瘦就没法穿了”（“不能”条目）。（《〈现代汉语八百词〉是一本好词典》，《中国语文》1981年第2期，第155页）

　　《现代汉语八百词》作为我国第一部语法词典，出版30多年来，受到了学界的广泛欢迎和好评，它不仅是语文工作者和对外汉语教学界师生经常使用的重要工具书，也是汉语语言学研究工作者案头必备文献。这部语法词典在汉语学习和汉语研究两大领域一直发挥着自己的独特作用。

　　五 句子分析方法的讨论

　　句子分析是语法研究的基本任务之一。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出版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句子成分分析法在汉语语法研究中一直占主导地位（因这种方法首先抓中心词，故也称“中心词分析法”）。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学实行汉语和文学分科教学，为适应教学的需要，张志公主持编写了《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该系统采用句子成分分析法，从而使该分析法的影响进一步扩大。由于当时借鉴自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层次分析法也颇受重视（这种方法对句子进行一层一层地二分，直到词为止，故也称“二分法”），因此，实际研究工作中，成分分析和层次分析这两种析句方法并存，这就难免使人要权衡一下二者的利弊得失。于是，到了80年代初，一场关于析句方法的大讨论就在《中国语文》杂志上展开了。

　　这次讨论规模较大，参与的学者较多，讨论的话题也很集中，而且观点差不多呈一边倒的态势，即句子成分分析法遭到非议和批评（只有少数几位学者在讨论中维护成分分析法，而不赞成层次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大受推崇和赞赏，只有个别学者力排众议，认为层次分析法有一些缺点和不足，坚持推行成分分析法（史存直：《句子结构和结构主义的句子分析》，《中国语文》1981年第2期）。

　　率先发起汉语析句方法大讨论的是华萍《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一文（发表于《中国语文》1981年第2期），作者认为《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所倡导的成分分析法“把整块结构拆散为许多零件，弄得层次不清，关系模糊”，“让丰富多彩的语言事实去迁就由六种成分的搭配排列状况规定下来的句子格局”，“致使语法分析成了名词术语之争”。该文发表后，很快得到学界的响应。《中国语文》1981年第3期就集中发了四篇文章。有的批评成分分析法“严重忽视了语言的语法结构的层次性”，“对语言事实的解释能力不大”（陆俭明：《分析方法刍议———评句子成分分析法》，《中国语文》1981年第3期，第174页）；有的认为成分分析法的缺陷在于“不讲层次或颠倒层次”，“用原子的观点看待语言单位，认为一个语言单位是由一个一个的孤立的语言要素简单相加而成”（卞觉非：《汉语语法分析方法初议》，《中国语文》1981年第3期，第179、180页）。讨论中也曾有第三种声音，比如陆丙甫提出了“核心层次分析法”。他认为这种方法既可以对所分析的层次加以控制，又能对“找中心词”的方法加以修正，取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之长，避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之短（陆丙甫：《对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一些看法》，《中国语文》1981年第4期）。参与这场析句方法大讨论的还有胡附、文炼、黄伯荣、李临定、李人鉴、李子云、廖序东、吕冀平、沈开木、史有为、史锡尧、吴士勋、朱德熙、张静、张志公等。

　　这场讨论深化了人们对两种析句方法的认识，客观上扩大了层次分析法的影响，提升了层次分析法在语法研究中的地位。讨论也存在一些过激甚至偏颇之处，比如未能辩证地看待成分分析法的历史作用，一些学者把成分分析法说得几乎一无是处，个别分析甚至有曲解成分分析法之嫌，比如举“玉春她娘从三十岁就死了丈夫”“这一小撮坏东西从来不爱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这类句子，说它们按成分分析法简缩后即是“娘死了”“坏东西爱祖国”，结果使得没有毛病的句子简缩成了有毛病的，并以此证明成分分析法找中心词的方法是错误的（华萍：《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中国语文》1981年第2期，第105页），这未免冤枉了成分分析法，因为这种简缩并非成分分析法找中心词的本原做法。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成分分析法对于中学语文教学有自己的便利之处。吕叔湘在谈到这种方法时，就曾说它“有提纲挈领的好处，不仅对于语法教学有用，对于科学地理解一种语言也是不可少的”（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0页）。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这场讨论，或许会有一些新的体悟和认识。

六 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本小节的一些历史资料和信息取自于根元《在探索中前进》，
该文附载于《中国语法学史稿》（龚千炎著），语文出版社1987年出版）

　　1980年10月21日，中国语言学会在武汉正式成立。由于这个学会面向语言文字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因此不便于单一学科问题的深入专门的讨论。于是，会议期间，部分语法学者商定次年由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研究室在北京主办专门的语法学术会议，与会人员以中年语法学者为主，会后编辑出版会议论文集，论文集定名为“语法研究和探索”。大家还达成一个“君子协定”：不成立学会，不搞组织机构，不设学术头衔。

　　经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研究室筹备和组织，1981年5月27日，吕叔湘、朱德熙等50余人来到北京密云，在县城边上的几间活动板房住了下来。次日上午，正式召开“语法学术报告会”，会议31日下午结束，历时4天。吕叔湘全程参加，在会议开始和结束时都联系语法问题专门讲了话（会议论文集出版时，吕叔湘的讲话刊于正文之首，副标题用的是“在语法学术讨论会开幕式、闭幕式上的讲话”。实际上，当时没有搞什么开幕式、闭幕式之类的仪式。这也是该讨论会与众不同的一个地方，体现了务实的学风和会风）。会议开得很成功。会后由李临定整理撰写了一篇6000多字的会议纪要，经吕叔湘审改，于当年《中国语文》第5期上发表。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为京内从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学者。中国语言学界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1982年6月25日至28日，第二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在北京西郊举行。与会学者仍是50余人，但是减少了京内学者名额，增加了京外学者指标。吕叔湘、朱德熙照旧莅会。与上一次略有不同的是，为分担现代汉语研究室的筹备工作，并借讨论会之际开辟稿源，《中国语文》编辑部作为主办单位加入进来。这之后，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便由现代汉语研究室（今“句法语义研究室”）和《中国语文》编辑部共同主办。

　　1984年7月17日至21日，第三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在吉林省延吉市举行。此后，该语法讨论会每两年举行一次，形成定规。到目前为止，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已成功举办20次，《语法研究和探索》已出19辑，第二十辑正在编辑中，将于2020年出版。承办单位除了中国内地的一些高校之外，还有中国香港和澳门的大学，与会的学者范围也由最初的中年学者扩大至各年龄层次的语法学者，而且不断有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以及其他国家从事汉语语法研究的学者加入。该学术讨论会现已成为现代汉语语法学者隔年一次的盛大聚会，其学术意义和影响力非同寻常。

　　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秉持务实与创新的学风和会风，每次都集中研讨一两个专题。到目前为止，涉及的议题主要有：汉语语法的形式与意义、汉语的词类问题、汉语形容词问题、语言单位的同一性问题、与动词相关的语法范畴、指称范畴、情态范畴、汉语的句法角色和句式语义、信息结构与句法结构、语法的理论探索与教学实践、汉语实词的分类和兼类问题、现代汉语的焦点和量化、汉语的名词（短语）及相关范畴、汉语虚词问题、汉语的时体情态和语气问题、普遍语法原则与汉语特殊句式、语法功能与语法意义及韵律表达、构式与习语、现代汉语虚词与语法范畴等。

　　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至今已走过近40年的辉煌历程。近40年来，它既是学界同道讨论问题、发表卓见、交流学术的平台，也是年轻语法学者锻炼成长的园地，为现代汉语语法学事业的持续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最近二三十年来，随着学术事业的发展和科研经费投入的增加，不同形式的学术会议和活动明显增多，比如现代汉语句法语义前沿研讨会、语言类型学国际研讨会、现代汉语语法国际研讨会、汉语副词研究学术研讨会以及互动语言学与汉语研究学术讨论会等。第四节　关注世界前沿，开拓研究视野 立足本土实际，贡献中国智慧（1990—　）

　　一　概述

　　20世纪90年代之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进入了一个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这既得益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学术研究工作的全面恢复和中年语法学者迅速成长所奠定的坚实基础以及结构主义语言学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广泛应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又得益于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对国外语言学经典理论和前沿思想的借鉴、吸收与应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一方面，中国学者走出去和国外学者请进来这种双向学术交流不断增多。走出去的中国学者一部分是学术进修、访问等，一部分是前往欧美等国家攻读语言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另一方面，国内学者通过图书馆或人员跨境往来获取西文文献和资料成为可能，后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这方面更为便捷了。学界及时追踪国外前沿研究动态、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国外语言学理论精髓有了较为充足的客观条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两位海归语言学博士陈平和廖秋忠，他们利用国外前沿语言学理论所做的汉语语法研究开拓了人们的学术视野，同时他们的教学与讲座也影响和带动了一批人，特别是语言研究所的年轻语法学者，比如张伯江、方梅、徐赳赳的功能语法研究、篇章语法研究及话语分析等都深受陈平与廖秋忠的影响。

　　国外语言学理论的引入和借鉴使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百花齐放的局面。汉语语法研究领域拓展了，观察视野宽广了，分析方法多元了，阐释力度增强了。从汉语事实出发的理论思考也进一步深化，同时研究队伍空前扩大，研究人员的专业素养进一步提高。因此，这个时期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在许多方面都较以往有较大的进步和突破，整个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事业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二　国外语言学理论的介绍与借鉴

　　借鉴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是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汉语语法研究实际上就是通过对西方语法学的学习和借鉴起步的，包括后来的发展也基本上走的是这个路子。只不过早期是在汉语语法研究中融入国外语言学的理念，化用其分析方法，而不直接宣称采用了某个流派的某个理论，更不会贴“标签”，因而让人感觉不到有多少外来色彩。20世纪90年代之后，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流派纷呈，我们的学习和借鉴不拘一格，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各民族语言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形式上，形式背后的本质东西是一致的，因而有的语言学理论可以为不同民族语言的研究所采用。这样，学习和借鉴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只要是结合自己语言的研究实际，最终解决自己的问题，就不必遮遮掩掩，改头换面。这样也有利于更好地与世界对话，向世界宣传和展示我们的研究成果，贡献中国学者的智慧和才干。

　　现代汉语语法学70年的发展历程中，在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介绍与引进方面，居功至伟的是《当代语言学》杂志。在国内所有的语言学期刊中，该刊最不寻常，办刊将近50年，三易其名。1961年创刊时，名曰《语言学资料》，不对外公开。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停刊，1978年复刊之际更名为《语言学动态》，仍旧为内部刊物。1980年易名为《国外语言学》，公开发行。1998年再度更名，即《当代语言学》。该刊早期作为内部刊物主要是资料介绍，后来兼及动态观览，专供国内学人了解国外的理论方法和研究动态等。其不同阶段的发展跟各个时期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条件是紧密联系着的，其演进的历程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我国社会的发展变迁和学术发展的方向。

　　公开发行后的《国外语言学》以其对国外各流派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介绍与述评在学界独领风骚，广受青睐。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该刊关于生成语法、篇章语法、认知语法、话语分析、功能语言学、语义学、语用学、类型学、语法化及论元结构理论等的介绍或述评，很好地起到了帮助广大学者根据自身条件找准学术定位、选定学术方向、进一步深入学习和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从而在某一领域或方面做细做深的作用。不同学术背景和基础的汉语语法学者从中汲取的知识和受到的启示会有所不同，但是，在开阔眼界、打开思路这方面应该是一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关于国外语言学理论、方法或专著的评介文章对整个汉语语法学界都起到了一定的新启蒙作用。相当一部分中文专业背景的学者最初就是通过这些评介文章了解和认识国外语言学的理论和前沿动态的，有些学者也因此激发了浓厚的兴趣和热情，进而开始尝试阅读西文原著以获得更精深和全面的理解，从而大大深化了语法学的理论知识，使自己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理论储备更为丰厚。

　　对国外语言学理论的介绍，“要做得好也不容易”（沈家煊：《关于外语界做研究的几点想法》，《中国外语》2007年第1期，第19页）。写这种综述和评介文章往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牵扯很多的精力，体现的是作者的一种奉献精神和学术情怀。这个时期在国外语法学理论述介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主要有陈平、方立、何元建、胡壮麟、顾阳、顾曰国、廖秋忠、林书武、沈家煊、孙朝奋、卫志强、徐盛桓、杨成凯、赵世开等。在《当代语言学》之外，外语界的一些专业杂志比如像《外语教学与研究》《外语界》等，在译介国外语言学理论方面也作了不少有意义的工作。

　　这里还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徐烈炯关于语义学的系统介绍与评论。徐先生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后先后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今“上海外国院大学”前身）和复旦大学任教。20世纪80年代初到纽约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进修、做访问学者，得以接触当时的语言学前沿理论。回国后，他将自己的所读所学、所思所想写成《语义学》，公开出版（徐烈炯：《语义学》，语文出版社1990年初版，1995年修订版），对于国内语言学者了解语义学理论，对于汉语语义学的发展，都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徐先生还结合现代汉语的实际作了不少汉语语义学的原创性研究，这方面的成果也很有意义。

　　三　中坚语法研究力量全面发力

　　进入1990年代之后，范晓、李临定、陆俭明、徐枢、邢福义、于根元、赵金铭等在继续进行现代汉语语法的本体或应用研究之余，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上，以各自的方式进行学术传帮带的工作。这个时候，活跃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前沿阵地的主要是恢复招生考试制度之后最初的几届毕业研究生，他们迎来了自己学术生涯的全盛时期。比如陆丙甫、马庆株、邵敬敏、沈家煊、杨成凯等。再比如丁崇明、贺阳、金立鑫、孔令达、李宇明、李向农、刘丹青、刘勋宁、齐沪扬、谭景春、王红旗、萧国政、肖奚强、邢欣、杨国文、张国宪、张谊生、周国光、周小兵等。此外，还有英年早逝的复旦大学教授戴耀晶。

　　如果说，马庆株和邵敬敏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是在坚守传统之中寻求变化，开拓新的思路，探讨新的方法，那么陆丙甫和沈家煊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则是在洋为中用中继承传统，尝试和探索利用国外新的理论和方法分析汉语语法事实，以探求汉语的本真。他们都热爱学术，善于思考，勤于写作，成果非常突出。

　　杨成凯的语法研究走的是另一种路子，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搞语法的目的跟某些前辈的教导不同，仅仅搜集一些材料，总结几条规律，我不会感到满足。”（杨成凯：《汉语语法理论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卷首“弁言”第6页。）因此，杨先生很少考察和分析具体的语法事实或现象，更多的是在思考理论问题，他的志向是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汉语语法学体系，《汉语语法理论研究》就体现了他在这方面的思考和研究心得。

　　沈家煊近些年仍笔耕不辍。跟前些年相比，其研究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转向，即从过去注重采用新理论新方法分析汉语语法事实和现象转为反思汉语传统语法体系及其内在的某些理论问题。这集中反映在两个专题的研究上，一是关于汉语的词类问题，二是关于汉语的主谓结构问题。沈家煊认为，汉语是“名词型”语言，汉语的名词包含动词，动词又包含形容词，它们之间体现的是一种包含关系。在这一点上不同于英语，英语的名词和动词是分立的，两者互不兼容，没有纠缠。由此，沈先生建立了汉语的大名词观，其主要观点和认识以及对这些观点的阐述都集中反映在他的《名词和动词》一书中（沈家煊：《名词和动词》，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关于主谓问题，沈家煊最新认识是，主谓结构即为话题—说明结构（沈家煊：《汉语有没有“主谓结构”》，《现代外语》2017年第1期）。他认为，采用“话题—说明结构”说更有利于分析汉语的语法问题，这是汉语“用法包含语法”这个大格局所决定的，符合中国哲学“体用不二”的观念。沈先生还认为，汉语的谓语具有指称性，这是汉语“名词包含动词”的格局决定的，符合中国哲学“物事合一”的观念。汉语的话题—说明结构在形式上就是两个指称语的并置，是规模最小的“流水句”，因为汉语“流水句”具有指称性和并置性。沈家煊对这个问题的考察已经突破语言学范畴，将其上升到中国哲学理念的高度来认识。

　　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语法学者在研究生学业完成之后迅速成长，他们年轻有为，思维活跃，眼光敏锐，视野开阔。有的研究领域广泛，比如刘丹青、李宇明等。刘丹青除了研究汉语普通话语法，还研究汉语方言语法，进而从语言类型学视角审视汉语普通话、汉语方言乃至少数民族语言语法的共性与个性等。李宇明早期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语法和儿童语言习得研究，后来更多的是思考和探讨国家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等。也有一些学者专注于某一类语法问题，深入钻研，创获良多。比如张国宪关于形容词的研究、张谊生关于副词的研究以及谭景春基于词典编纂等的语义研究，等等。

　　刘丹青关于类型学的思考和研究始于其博士学位论文《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刘丹青：《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经过多年的研究实践，他根据自己的思考所得，提出了“库藏类型学”理论（刘丹青：《语言库藏类型学构想》，《当代语言学》2011年第4期），致力于跨语言视角的形义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使有关语言共性和个性的研究多了一种考察视角和分析手段。刘丹青认为，语言当中有些范畴是显赫范畴，并扩展至其他范畴，有些范畴缺乏专用形式，要通过其他手段来表达。语种差异使跨语言的形—义关系更加复杂，是语言类型的重要成因。不同范畴及其不同表达形式是特定语言所固有的，即其库藏项目。语言库藏类型学不仅关注语义、语用范畴和形式手段的双向互动，而且还关注形式手段及其显赫性的差异对范畴表达的影响以及语言库藏差异中表现出来的语言共性等。

　　四　青年语法学者迅速崛起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一批“60后”学者先后正式登上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学术舞台（张伯江、方梅、郭锐、崔希亮等一些学者1980年代中前期大学毕业后即进入研究机构、高等学校从事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他们基本上都是博士研究生毕业，虽然工作经历和理论背景有所不同，但是都热爱专业，勤于钻研，乐于思考，敢于创新。因他们学习成长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之中，在许多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故而相对而言，其研究领域更为宽广，研究思想更为深刻，分析方法更为多样，理论追求更为执着。在前辈学者的关心和帮助下，一些人先后成长为各自工作单位的学术骨干、学科带头人，承担起了他们应该担负的使命，发表或出版了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论文或著作，其中有些论文和著作具有多方面的突破和创见。他们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陈昌来、陈满华、陈前瑞、陈振宇、陈忠、崔希亮、储泽祥、方梅、郭锐、胡建华、刘街生、卢英顺、马清华、司富珍、施春宏、史金生、温锁林、吴长安、项开喜、袁毓林、张伯江、张旺熹、张云秋、宗守云等，他们的研究工作各有特色和长处。限于篇幅，下面仅略举几位作一点简单介绍，以窥一斑。

　　袁毓林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比较注重句法语义的考察和分析，其博士学位论文《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利用变换分析手段和动词语义特征等的分析方法，对现代汉语中比较典型的祈使句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描写（袁毓林：《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后来他又不断开拓研究视野，汲取多种现代语言学甚至其他学科的理论新知，对现代汉语语法问题进行多角度多方面的思考和分析，成果显著。袁毓林是国内较早利用认知科学理论考察现代汉语词类问题的学者，其《词类范畴的家族相似性》（《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一文根据原型范畴化理论，认为汉语的词类是原型范畴，具有新意。郭锐早期的研究工作着力较多的是汉语的词类问题，其博士学位论文《现代汉语词类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提出了解决汉语词类问题的新思路、新策略和新方法，是一种积极的有益探索。郭锐后来的研究主要从语义、认知的角度分析现代汉语中的一些虚词、语气词以及有关句法格式等，同时也结合汉语语法的实际作一些理论上的思考。

　　张伯江和方梅是国内最早利用功能主义语言学和篇章话语分析理论从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学者。他们合著的《汉语功能语法研究》是我国第一部基于功能主义语言学理论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的著作，其开拓性的意义甚至大过研究本身所作的一些具体工作。书中提到或采用的一些概念范畴对于当时的语法学界来说，都具有先锋性，起到了重要的导向和引领作用，他们也是继陈建民之后再度比较成规模地研究汉语（北京话）口语材料的学者（张伯江、方梅：《汉语功能语法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后来，张伯江继续深耕于功能语法学研究领域，路子愈加宽广。方梅则重点从事篇章语法研究，近年来又开始力推互动语言学视角下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突出。

　　胡建华是国内基于生成语法理论从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其研究范围比较广泛，涉及句法学、语义学和儿童语言习得。他在《论元的分布与选择语法中的显著性和局部性》（《中国语文》2010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的“显著性”和“局部性”制约并协调汉语语法系统运作的原则，可以用于解释有关的句法问题。近年来，他又提出了新描写主义的研究理念，希望通过微观语言事实以及显性或隐性结构的细颗粒度描写，在跨语言比较中揭示语言的共性和个性。储泽祥的语法研究早期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语义范畴中的方所研究，二是跟方所有关的名词研究。近些年，他结合汉语语法事实在认知解释和类型考察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发表和出版了不少论著。

　　五　新生代语法研究人才崭露头角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博士学位点的增加，每年都有一批现代汉语语法学专业的博士毕业生进入高校和研究机构从事现代汉语语法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这使得语法学专业队伍不断扩大、人才素质不断增强。经过一番历练和实践，“70后”和“80后”年轻学者日渐成长，有的已成为骨干。比如陈玉洁、丁健、董正存、高增霞、侯瑞芬、黄瓒辉、蒋静忠、李晋霞、李劲荣、李先银、李思旭、李宇凤、刘探宙、罗琼鹏、柯航、强星娜、饶宏泉、宋文辉、宋作艳、唐正大、完权、王冬梅、吴早生、谢心阳、熊仲儒、玄玥、尹洪波、乐耀、詹卫东、赵春利、周韧、朱庆祥等；“90后”也开始加入研究行列，发挥作用。年轻一代的学者思想活跃，思维敏捷，视野广阔，勤奋好学，抱负远大，具备良好的语言学素养和不俗的研究实力。相对而言，新生代语法学者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理论意识进一步增强，分析方法进一步多元，国际交流进一步增多，他们是现代汉语语法学研究的重要力量，也是语法学事业持续发展的新生力量。

　　70年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在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以及欧美、东南亚有关国家也非常受重视。改革开放之后，国内有相当一批中青年才俊前往欧美、日本等国家，或进修访学、或深造攻读学位。一部分人学成之后留在当地大学任职（也有少数学者是在国内接受语法学专业训练完成学业后到国外大学任职的），一部分人则回到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他们学养深厚，长于思辨，精于分析，专注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工作，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重要成果，为现代汉语语法学事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因篇幅和体例等方面的原因，这里暂不作专门介绍。

第五节　结语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现代汉语语法学事业取得了骄人的业绩。语法学者们不仅通过自己的工作推进和深化了现代汉语语法的本体研究，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论著，而且因应时代需要，服务社会，为国家的教育文化事业贡献了一份力量。

　　70年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在每个阶段表现出的特点和取得的成就，都打上了当时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对外交往等方面的印记，其发展是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化不断进步的。从宏观上来看，整个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工作的取向和追求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经历了一次比较明显的转向，即由过去注重形式、语义等的考察与描写转向注重对语法现象和规律的分析与解释，而且这种解释是多视角、多方位和多方面的。这种转向是当时学术环境和研究工作发展的一种必然。一方面，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前和之后这两个阶段的研究实践，现代汉语语法状况的观察和描写相对比较充分，主体面貌已为学界所认识，一般的语法规律也得到了很好的揭示；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外一些新的语言学理念和语法学理论不断被介绍和借鉴，比如生成语法、功能语法、认知语法以及语法化等方面的理论和方法使学者们扩大了考察视野，开拓了研究思路，创新了分析手段。大家不再满足于“知其然”，更想“知其所以然”。这种转向不仅标志着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开始向纵深方向推进，也意味着汉语语法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

　　70年来，我国的汉语国际教育事业从无到有，并蓬勃发展，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得益于现代汉语语法本体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现代汉语语法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为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没有现代汉语语法的本体研究成果，汉语国际教育（包括其教材编写）就会捉襟见肘、举步维艰。当然，汉语国际教育对汉语语法的本体研究也有反哺作用，即汉语国际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工作拓展领域且不断向纵深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为增强，国家对研究工作的投入不断加大，学术研究的环境和条件持续得到改善。另外，机器翻译和人工智能等的发展迫使语法学工作者不断进行新的思考。如何应对新时代的需要，如何更好地使自己的研究工作为社会服务，如何使自己的研究更好地跟世界对话，是大家共同思考的问题。

　　我们坚信，只要新时代的老中青三代语法学人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为人民做学问、以精品奉献社会的理念，继续发扬老一辈学者开创的优良传统，辛勤工作、刻苦钻研，团结奋进、取长补短，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抓住机遇、扎实进取，必将再铸现代汉语语法学事业的辉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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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临定：《我国三十年来的语法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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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俭明：《80年代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理论上的建树》，《世界汉语教学》1991年第4期。
　　邵敬敏：《汉语语法学史稿》（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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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文学习编辑部编：《汉语的主语宾语问题》，中华书局1956年版。
　　中国语文编辑部编：《汉语的词类问题》（一），中华书局195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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