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语言文字研究70年》绪言

管季超0712

《新中国语言文字研究70年》绪言

作者：刘丹青  　时间：2019-10-12

　

绪言

　　语言文字研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先哲们对语言文字就有一些哲学思考和重要论断，如《论语》中孔子的“正名”思想深刻揭示了命名行为的重要社会功能，《荀子》“约定俗成谓之宜”的观点对语言本质属性做了精准的定位。到汉代时，中国就涌现出最早的词典《尔雅》（成书或在汉代之前）、最早的方言词典《方言》（扬雄）、最早的汉字字典《说文解字》（许慎）、最早的词源词典《释名》（刘熙），其中《尔雅》和《方言》可能分别是世界上最早的同义词词典和方言词典。四大名典，体现当时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已经在一些方面呈现了很强的系统性，成就了早期世界语言文字学术的一个耀眼的高峰。

　　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者承继道统，绵延学脉，代有创新，硕果累累，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宝库和知识宝库中的重要板块。而数千年来，语言文字研究发展最快、学术最繁荣的时代，当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表现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学术著述的丰硕和研究成果的社会应用等各个方面。语言文字研究70年的发展速度和成就，完全配得上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奋斗、勇往直前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发展业绩、配得上哲学社会科学整体上70年来的辉煌成就。本书将分章介绍汉语汉字之学各领域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所获的巨大成就（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在本书介绍）。在这篇“绪言”中，我们将做一个鸟瞰，重点梳理一下70年来中国语言文字研究的发展动力、发展脉络和走向。更具体的详情，以及绪言涉及的学术文献，都请读本书的各个章节，这里不再设参考文献和文献注释。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事业需求推动下的语言文字研究热潮

　　一　语言文字的属性和语言文字研究的动力

　　语言是人之为人的首要属性或首要属性之一。人类以此区别于动物界，人群以此结成群体和社会，个体在成长中以语言的掌握获得进入社会的门票。文字则是人类社会进入更高级文明阶段的标杆，语言靠文字突破时空限制得到传播和传承。一方面，语言文字的性质决定其具有很强的基础研究价值，另一方面，语言文字学像很多学科一样首先是由应用需求推动的。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语言文字研究尤其如此，它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获得了强大的推动力，从而在一个高起点上迅速向前发展，成为一门成就卓著的基础和应用学科。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历史征程开始了。从起点开始，党和政府就高度重视在物质和精神两个维度，即生产经济领域和文化教育领域同时展开社会主义建设，而文化教育事业的推进迅速成为语言文字研究的强大推动力量。

　　二　文化教育需求推动的汉语语法研究

　　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百废待兴，不但经济基础薄弱，而且民众的文化教育水准十分堪忧，文盲率高达80％，偏僻落后地区识字率尤低。遍地的文盲，如何走向幸福的明天？！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不但广大工农群众急需识字扫盲，进而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而且大量工农出身的干部也急需提高文化教育水平，特别是语文能力。扫除文盲和提高干部群众语文水平，这些需求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开始直接而有力地推动了语言文字研究事业。

　　1950年5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请大家注意文法》的评论文章，强调“我们应当努力树立正确的文风。这种正确的文风的一个要素就是正确的文法”。但是当时可供参考的汉语语法书十分有限。1950年6月，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现代汉语语法被列为重点研究任务。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明确提出，“只有学会语法、修辞和逻辑，才能使思想成为有条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东西”。一个大国的第一大报，在一年里面两次发文号召注意语法，这在人类传媒史上应属罕见。这一号召同时转化为对语言学术的直接推动。6月6日社论发表的当天，《人民日报》开始连载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并在连载结束后出版单行本，引起全社会极大反响，从干部、知识分子到大量普通群众都投身于研习语法的热潮。

　　由党和政府引导的社会对语法应用性知识的高度关注，推动了学界对语法的学术研究。《语法修辞讲话》开始连载后仅一年，1952年7月，《中国语文》开始连载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语法讲话》，该书既借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合理要素和有效方法，又特别注重贴近语言生活实际、尽可能反映汉语语法的特点，富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成为代表20世纪50年代最高学术水平的汉语语法专著。语法小组由丁声树主持，成员中包括了《语法修辞讲话》的第一作者吕叔湘，吕叔湘也是20世纪40年代汉语语法早期名著《中国文法要略》的作者。吕、朱二位先生在《语法修辞讲话》出版后，继续在汉语语法领域深耕拓展，以一系列重要著作和论文，如吕叔湘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吕叔湘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朱德熙的《语法讲义》《语法答问》，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一直作为汉语语法研究的学科领袖，带动着国内语法学科的稳步前进，并对海外的汉语语法研究产生深远影响。最初由应用需求激发的语法热，在学界和社会持续保持热度，使得语法学界一再出现论者踊跃的学术大讨论，如词类问题大讨论、主宾语问题大讨论、单句复句问题的讨论。这些讨论都触及了西方语法理论面对汉语事实时产生的一些深层次难题，大大深化了学界对汉语自身特点的认识。虽然这些问题没有也不可能在阶段性的讨论后立即解决，但这些讨论的学术影响经久不衰，成为推进汉语语法研究的持久动力，也为相关后续研究筑起更高的起点。

　　对语法学知识和理论的需求不仅来自社会大众，也更直接地来自学校教育。在汉语系统性语法学草创时期，对很多语法现象都存在众说纷纭的观点。为了提炼共识、方便教学，语法学界进行了多次由众多名家参与的合作工程，1956年集体编成了“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并体现在张志公主编的《语法和语法教学》一书中。该体系成为中学汉语和文学分科期间汉语课所采用的语法体系，也是长期服务于汉语教学和汉语知识普及的“汉语知识丛书”（商务印书馆）所依托的语法体系。到1981年，根据语法研究的新进展，人民教育出版社又组织集体力量编出了“中学教育语法体系提要（试用）”。上述教学语法体系的编纂过程和后续讨论，都带来了汉语语法研究的深化。积极参与应用性教材的编写，也成为中国语法研究名家的一个良好传统，如后来的陆俭明、邢福义等学者都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十多年来主编或参与编写了多种现代汉语语法教材。

　　三　语言文字工作三大任务对语言文字诸学科的推动

　　国家语文事业对语言本体研究的促进，远不止语法学一端。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提出了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三大任务不但造就了语言文字工作的伟大成就，为提升全民语言文字能力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语言文字研究的多个领域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

　　汉语方言学的发展直接得益于三大任务，尤其是推广普通话事业。汉语是一个方言“超级大国”，调查研究任务十分繁重。现代意义上的方言调查研究始于民国早期，这些调查催生了一些重要的著作，但是参与调查的仅限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极少数机构。新中国成立后，与高比例文盲现象同时存在的还有普通话的低普及率，大部分群众只会用各自的方言交流，这对文化教育、生产建设、社会交流乃至国家统一都严重不利，甚至对识字本身也造成困扰，因为汉字教材和工具书一般仅标注普通话读音，只懂方言的人很难从中获益。为了有效推广普通话，需要对全国汉语方言现状的全面了解，全国掀起了方言调查的热潮。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为此举办了多期普通话和方言培训班，为汉语方言学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方言调查研究的专业队伍得以明显扩大。语言所对赵元任的《方言调查表格》进行了修订补充，推出了《汉语方言调查字表》，成为使用至今的汉语方言调查标准方案。方言调查及其初步成果，如20世纪50年代起大量出版的《××地学习普通话手册》或以其他专书和论文形式出现的成果，使得学界可以查阅了解的方言增长了许多倍，方言分区也有了更加广泛扎实的材料基础。很多受培训的学员日后成为汉语方言学的骨干力量甚至领军学者，他们成果丰硕，也为汉语方言学相继培养了几代人才，汉语方言学从此一直成为汉语语言学中的显学。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这一阶段还出现了由丁声树、李荣等语言研究所专家率队调查、精心打造的《昌黎方言志》这样的方言报告精品，树立了汉语方言点调查研究的学术典范和标杆，实际上成为此后长时间内众多方言报告的样本。新中国早期汉语方言学的发展，为进一步深入调查和研究奠定了基础，也是后来一些重要的大型集体项目成果如《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李荣主编）、《现代汉语方言音库》丛书（侯精一主编）、《中国语言地图集》（第一版、第二版）等的起点。

　　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两大任务，也促进了汉语广义的语音学研究，包括以现代语言学观念对普通话音位系统的研究。音位既是制定拼音方案时实际上记录的单位，也是学习普通话时需要掌握的普通话音系的实际心理要素。1957年，即正式颁布“汉语拼音方案”的前一年，徐世荣发表《北京语音音位简述》，对普通话音位系统进行了初步的刻画，并为此后数十年对普通话音位系统的持续深化研究及后来的音系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上述这两大任务，还促进了狭义的语音学——实验语音学的发展。民国时期实验语音学仅限于刘复（刘半农）、王力等少数学者的一些个案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在推广普通话和指定汉语拼音方案的热潮中，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为主的研究队伍开始普及系统的实验语音学知识并用实验语音学方法对普通话展开一系列开创性研究。罗常培和王均于1954年1月起在《中国语文》连载《语音学常识》并最终以《普通语音学纲要》为书名出版，书中介绍了实验语音学的基本知识。吴宗济则受命组建语言所的实验语音学团队，在一系列具体研究的基础上，于20世纪60年代前期先后写出五卷本《普通话语音实验录》和《普通话发音图谱》，为科学认识普通话语音系统、满足普通话语音合成和语音识别等技术需要提供了科学支撑。

　　推广普通话需要确立普通话的词汇规范。国务院下令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承担编写一部规范性汉语词典的任务，这就是《现代汉语词典》的由来。在吕叔湘、丁声树两位语言学大家的先后主持下，这一项目在科学和创新的轨道上稳步推进，从内部到公开，陆续推出试印本、试用本和各个正式版本。词典编纂必然基于对于词汇系统本身的深入研究。《现代汉语词典》（学界简称“现汉”）从选词立目、用字、注音、释义、用例，到各项体例的制定和改进，都体现了主持人和编纂团队对汉语各方面研究成果的提取、提炼和提升，尤其包含了对汉语词汇系统内部很多问题的深入研究。他们编写规则和体例的工作以及编纂过程中围绕许多“疑难问题”的研讨，本身就是对汉语词汇梳理和研究的成果，只是忙于编纂的学者们不一定都将它们写成论著。《现代汉语词典》出版后，不但其编纂水平和方法成为汉语语文词典的标杆，而且其各版的选词、释义等核心内容，成为很多词汇研究著述分析研究汉语词汇的首要材料，视为汉语词义解释的标准答案。“现汉”的内容和体例本身也多语言研究尤其是词汇学研究的主题，形成了所谓“现汉学”。这表明，“现汉”富含隐性的词汇学成果，客观上带动了汉语词汇学的发展。汉语词汇学本身的成果也在新中国成立后大量涌现，而最早的主要著作正是服务于推广普通话和词汇规范的，如孙常叙的《汉语词汇》（1956年出版，是在1955年规范化会议上申报的课题）、周祖谟的《汉语词汇讲话》（1955—1957年连载，1959年成书出版）等。此外，结合了语法和词汇的构词法研究也取得突出进展，代表著作为陆志韦等的《汉语的构词法》（1964），虽然此书的本体研究价值很高，但作者申明编撰此书的重要目的是为现代汉语词语的拼音规则提供构词法的支撑。

　　简化汉字作为三大语文任务之一，给汉字学的发展带来强大动力，尤其是直接造就了现代汉字学的产生和兴盛。传统的汉字研究往往跟汉字的探源、汉字的历史演变和汉字的具体释读有关。而现代汉字学完全聚焦于共时的视角，以汉字的应用为导向，从而为汉字学提供了一个与历时语言学平行的共时文字学的视角。伴随着汉字简化、以四定（定量、定形、定音和定序）为核心任务的汉字规范化和汉字教学的需求，也得力于普通文字学和比较文字学的借鉴，现代汉字学的成果大量涌现，到1980年周有光发表《现代汉字学发凡》，现代汉字学逐步走向成形和成熟。

　　四　语言文字诸学科的全面发展

　　国家、社会对语言文字工作和语言文字研究的关注重视，激发了学界对整个语言文字学的研究热情。除了以上直接受到语言文字事业推动的领域，还有很多领域在新中国早期（“文化大革命”之前）呈现出蓬勃态势，拓宽了中国语言文字研究的天地，形成了语言文字各学科全面发展的良好态势，涌现出大量重要的优秀成果。下面只择要略述。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兴起，汉语的研究从单纯注重文言拓展到现代汉语，但是往往局限于古今两分的格局，“古”所研究的古代汉语，即文言，主要代表汉代以前的汉语，汉代以后到现代之前大段时代的汉语（仿古的文言除外），各有特色，代表了从古汉语逐渐演变为现代汉语的不同发展阶段（大致分为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阶段），但这一阶段的汉语状况除了一些特定文体的词汇（如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民国时编成，１９５３年出版）之外，长期被汉语学界忽略。20世纪40年代时，只有少数学者开始关注中古和近代汉语的特点，如吕叔湘对元曲、《景德传灯录》等近代文献中的指代词、量词、助词、把字句等语法现象的开创性研究。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历史语言学观念的普及，从汉语史角度考察汉语发展的研究渐成势头，尤以1957、1958年间出版的王力《汉语史稿》上、中、下三册为集中代表。这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全面论述汉语历史发展的专著，上、中、下册分别论述语音史、语法史和词汇史，首次为汉语勾勒了几千年的发展脉络。从此，在“古汉语”之外，“汉语史”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名词逐渐浮现，并且以后被正式确立为中国语言学的重要学科方向之一。

　　音韵学是学术遗产最丰厚的中国语言文字学分支之一，《切韵》等不同时代韵书的编纂、治音诸家对上古音韵部的探讨、等韵学对韵书音系的梳理分析等，都是珍贵的学术财富。但是，传统音韵学也有历史局限。一是因汉字不表音而止步于音类分合，难以复原古代音值，也限制了分析语音演变机理的能力；二是研究材料囿于古代文献，没有历史比较法的助力和域外汉字音等的参照，无法从同源活语言构拟共同祖先。进入20世纪后，历史比较语言学逐渐传入中国，尤其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经赵元任等译成中文出版后（1940年），音韵学插上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翅膀，能同当今的方言和亲属语言研究结合，能同实际的音值结合，实现了学术范式的升华。新中国成立以后，音韵学渐脱难懂“绝学”身份，成为可传授、可论证、可验证的现代学问。现代音韵学力图复原韵书背后的活语言音系，所以首先关注韵书音系的语言基础。20世纪60年代前期关于《切韵》音系性质的讨论，与几次语法大讨论同为语坛佳话，周祖谟、黄淬伯、邵荣芬、王显、赵振铎、何九盈等都参与了讨论。倾向性的意见认为《切韵》是以实际语音（洛阳）为基础的，但作为读书音可能有存古或吸收其他重要方音成分的情况。对《切韵》音系本身的研究更是成果丰硕，并出版了多部有分量的专著，以李荣的《切韵音系》为代表。中古音的代表《切韵》音系基本确立，为上溯上古音、下探近代音提供了更坚实的参照和支撑。上古音和近代音的研究也在这个阶段有了良好的开端，不过繁荣则在改革开放之后。

　　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一段时间，成就显著的研究领域还有很多。以甲骨文、金文为代表的古汉字研究进入了拓展深化期，研究范围超越文字、词汇，拓展到语法研究，如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1956年）、管燮初的《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1953）等。在语言理论方面，大量翻译介绍的苏联语言学著作，成为当时国内学界了解国际普通语言学进展的重要途径。尤其是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关于语言具有全民性而没有阶级性、关于基本词汇和语法是语言系统最稳定的核心部分等论述，对国内的研究影响很大。语言和思维、词义和概念这些语言哲学的问题，也得到了热烈的讨论。对西方语言学前沿进展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介绍也始终在进行，只是规模较小。语言研究所创办的《语言学资料》（后相继改名为《语言学动态》《国外语言学》和《当代语言学》）是介绍国外语言学信息的主要阵地，此外也以专刊等形式翻译介绍了一些新理论成果，使中国语言学始终开启着朝向世界的窗口。在应用领域，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技术计算研究所就开始合作进行机器翻译的探索并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功，在1958—1959年间就先后研制出了实验性的英汉、俄汉翻译系统，这在当时世界上是很令人瞩目的业绩。第二节　改革开放为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注入强大动力

　　一　充满生机的崭新学术环境

　　1976年，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宣告结束，国家发展和学术事业都重新步入正轨。1978年2月的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开展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法学、历史学、教育学、文艺理论、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等方面的研究”，给语言学界很大的鼓舞。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全国科学界、学术界学术研究的热情空前高涨。语言学界也迅速行动起来，４月份就在苏州召开了全国语言工作者规划座谈会，众多语言学重要学者与会，为中国语言文字研究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作了全局性的规划。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正式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为语言学的发展创造了崭新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几乎停滞了十年的中国语言文字学研究步入了快车道。

　　（一）高考制度恢复，研究生教育全面起步，为语言学及时准备了后备人才

1977年底，恢复后的全国高等教育入学考试首次举行，“积压”了十多年的考生涌入考场参加最终录取率极低的考试。前几届考生中涌现出不少优秀学术人才，加上当年可选专业还比较有限，所以进入中文系日后成为语言学界骨干的比例不小。更快进入研究领域的是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生。改革开放后，研究生制度基本从零起点开始快速发展，当时不但招收了本科毕业多年坚持自学研究的考生，还从刚进本科不久的学生中选拔了一些优秀人才，他们很多在第一批本科生尚未毕业的时候就留校或分配到高校、研究机构，很快就进入专业学术岗位，不少进入语言文字方向岗位的，很快成为语言学领域的骨干学者，给中国的语言文字学研究补充了久缺的年轻人才。随着高等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研究生包括博士生的培养体系基本上从无到有、稳步扩大和健全，中国语言学方面的硕士点和博士点从最初的极少，到逐渐增加，并覆盖更多省份和更多分支学科，为中国语言学的持久发展源源不断输送人才。

　　（二）语言学期刊恢复或新生，逐步形成强大的语言学期刊集刊方阵

　　“文化大革命”前，语言学专业期刊很有限，语言文字研究成果常常发表在高校学报一类期刊中。“文化大革命”中，语言学期刊全部停刊。1978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独立建院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由此归属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的《中国语文》《语言学动态》于同年复刊。刚复刊的《中国语文》最初几期发表了王力、周有光、李荣、裘锡圭等诸多名家厚积薄发的论文，预示着语言文字研究高潮的到来，《中国语文》也在即将到来的期刊盛世中始终保持着语言学领军权威期刊的角色。在随后的短短几年里，一批语言学新刊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期刊队伍迅速壮大，不再形单影只：《方言》（1979）、《语言教学与研究》（1979）、《辞书研究》（1979）、《语文研究》（1980）、《汉语学习》（1980）、《语言研究》（1981）、《修辞学习》（1982，后改名为《当代修辞学》）（未计外语类和民族语言类期刊）。这些新生期刊起点不俗、各有专长，后来大都被纳入语言学核心期刊行列。新老期刊竞相发展，分工有序，前所未有地为中国的语言文字研究者创造了广阔的发表园地和高效的交流空间，奠定了语言学长期繁荣发展的一块重要基石。此外，《文字改革》也在1982年复刊，1986年更名为《语文建设》。这一波复刊创刊高峰之后几年，又陆续有语言学期刊加入进来，形成更加整齐壮大的语言学期刊方阵，比较重要的有《世界汉语教学》（1987）、《古汉语研究》（1988）、《语言文字应用》（1992）、《语言科学》（2002）、《汉语学报》（2004）等。此外，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也在汇选期刊优质论文方面长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在期刊发展的同时，通常由高校语言学科主办的语言学集刊也以强劲的态势涌现和发展，为拓宽优秀科研成果的发表渠道作出贡献。其中北京大学《语言学论丛》1957年就创刊，也经历了停刊复刊的过程，后来发展为半年刊，发表了大量中外名家和优秀中青年学者的论文，成为语言学集刊的一个代表。其他期刊化程度较高的集刊还有《汉语史学报》（浙江大学）、《东方语言学》（上海师范大学）、《汉藏语学报》（中央民族大学）、《历史语言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上古汉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言研究集刊》（复旦大学）、《励耘学刊（语言卷）》（北京师范大学，后改名为《励耘语言学刊》）、《南开语言学刊》（南开大学）、《汉语史研究集刊》（四川大学）等。

　　（三）专业学会、学术会议和会刊文集各成体系

　　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境内基本没有正式的语言学专业团体。改革开放之后，日趋壮大和成熟的中国语言学界开始进入一个学会涌现期。1980年10月，语言学界最具代表性的学会——中国语言学会在武汉举行了成立大会，首任会长为吕叔湘，王力任名誉会长。学会及其领导机构包含了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和外语三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但是后来逐渐形成以汉语研究为主，兼顾民族语言的学会。学会于1981年在成都举行了首届学术年会，1982年在合肥举行了第二届年会，以后基本上每两年举行一次，成为语言学界一大盛事。至2018年，共举行了19届。年会论文经学会指定的编委会精选部分论文编为《中国语言学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至今已出版18期，成为一个两年一期的有影响力的集刊。

　　在这前后，语言学内各个分支学科纷纷成立学会（含研究会）。以下列出各个主要学会的成立年份，后面的人名是首任会长（理事长）：

　　中国古文字研究会1978，于省吾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1980，严学宭。王力、周祖谟先后任名誉会长
　　中国修辞学会1980，张志公
　　中国训诂学研究会1981，陆宗达
　　全国汉语方言学会1981，李荣（1989年起设会长）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1981，钱伟长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1987，朱德熙
　　中国文字学会1991，裘锡圭（学会前身为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协会）
　　中欧辞书学会1992，曹先擢
　　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1994，张志公。吕叔湘等曾任名誉会长

　　还有一些学会以某个学会的下属团体（叫分会、研究会等）的身份存在，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中国语言学会语音学分会、中国语言学会社会语言学分会（由原成立于澳门的“中国社会语言学会”申请加入中国语言学会）、中国语言学会历史语言学分会、中国语言学会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会、中国英汉比较研究会下属形式语言学研究会。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因故取消后，于2018年起成为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音韵学分会。

　　此外，各省市自治区也纷纷成立了语言学会（或叫类似的名称），可以团结更多语言文字工作者，为语言文字学增加了一个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

　　这些学会的成立，使语言研究者有了属于自己的学术家园，对凝聚学术力量、展开学术活动、培养学界新秀等起到了积极作用。根据国情和学界的需求，大部分语言类的学会都形成了两年一届年会的惯例（即实际上的双年会），年会成为学界适时进行学术交流的理想平台，使中国语言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始终保持活跃状态。很多学会还先后创办了自己的集刊，所刊论文多从年会论文中选编，其中创刊较早、形成持续影响的集刊有《中国语言学报》（中国语言学会），《古文字研究》（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等。学会成立较晚或创办集刊较晚的学会集刊还有《中国社会语言学》《汉语方言学报》《中国文字学报》《中国语音学报》等。有的学会的会刊本身是正式期刊，如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的《世界汉语教学》和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的《中文信息处理》。有些学会曾依托期刊的增刊出版年会文选，如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有几届年会的文选以《语言研究》增刊形式出版。有些省级学会也编纂出版了论文集。这些集刊及时发表了大量专业论文，成为展示不同专业方向学术成果的重要窗口，补充了正式期刊难以容纳的学术篇幅。

　　除了各类学会举行的（双）年会，还有很多专业学术会议虽然没有挂靠于特定学会，但是有相对固定的主办方，也形成会议的周期系列，有很大学术影响，并且出版了连续性文选，近似集刊，也成为学术园地的重要板块，其中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办或参与主办的会议系列出版的文选期刊化程度较高，例如《语法研究和探索》（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语法化与语言研究》（汉语语法化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方言语法论丛》（汉语方言语法国际研讨会）等。另有一些长期坚持的系列会议没有专门的文选集刊，但是也在学界有较大的影响，例如由语言研究所主办或参与主办的“当代语言学国际研讨会”“全国古代汉语学术研讨会”“全国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中古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方言类的分区系列会议更是丰富，有的由语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及《方言》期刊参与主办，有的由其他高校主办，包括：官话方言、晋语、西北方言与民俗、粤语、吴语、闽方言、客家方言、湘语。其他重要的系列会议还有“全国汉语词汇学学术研讨会”。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IACL）是1992年在新加坡成立的汉语语言学界影响最大的国际性学会，每年暑期在亚欧美各国举行规模较大的年会。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扩大深化，中国大陆学者对此会的参与度也越来越高，现在已成为与会学者的最大群体。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先后主办过IACL年会，先后担任过IACL会长（任期一年，此前一年任副会长）的中国大陆学者有沈家煊、陆俭明、李宇明和刘丹青。2014年以来，执行秘书长由中国学者胡建华担任。

　　中国语言学方面的学会、学会年会及其他系列会议、会刊，这三大相互配套的系列，基本上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形成的，它们构成了学术发展的重要的健康生态，滋养着中国语言学的不断成长和繁荣。

　　二　改革开放在语言文字研究领域带来理论和方法的提升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学术界已经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在内停滞、对外封闭的局面。当大门渐开，面对的已经是颇为陌生的外部学术世界。当国内还在努力实现从传统语法到结构主义的转型升级时，以对结构主义的“革命”起步的生成语法等形式学派，已经成为西方语言学的主流；同时，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当代语言类型学、社会语言学等等有异于甚至对立于形式学派理念的学派也正方兴未艾，各领风骚；计算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交叉学科正呈现出强有力的发展态势。我们错过的，其实也是国际上语言学发展最快的时期。所以，改革开放开始几年，中国语言学界在尽快恢复各分支学科学术生机的同时，出现了一个介绍引进消化国外各语言学流派的热潮。引进的途径有多种。

　　最重要的是翻译介绍，直接翻译原著，或出版讲解性的读物。主要有：袁家骅、高名凯等对结构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介绍，赵世开、徐烈炯、宁春岩等对乔姆斯基为代表的形式语言学的翻译介绍，沈家煊、陆丙甫等对Greeberg为代表的当代语言类型学的介绍，胡壮麟等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介绍，桂诗春对心理语言学的介绍，何自然对语用学的介绍，陈松岑对社会语言学的介绍，等等。

　　影响更为深远的引进，是运用或借鉴国际前沿理论讨论、研究、解决汉语或中国境内语言的问题。那些结合了对中国语言的深入研究的介绍，在向中国语言学界传播前沿理论和方法方面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例如徐烈炯、胡建华等对生成语法和语义学的介绍与研究，陈平、沈家煊等对认知语法、语用学等的介绍与研究，廖秋忠、张伯江、方梅等对功能语法、篇章语言学等方面的介绍和研究，蒋绍愚以义素分析法等方法来分析古今汉语词义演变，徐通锵对历史语言学的介绍和研究，陆丙甫、刘丹青对语言类型学的介绍和研究，袁毓林结合认知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等对汉语的研究，吴福祥对语法化和语言接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王嘉龄、王洪君等对优选论、生成音系学等形式音系学理论方法的介绍和研究等。其中徐烈炯在国际重要期刊上发表的系列英文论文，代表了中国学者在形式语言学理论方面发出的重要声音，引起国际语言学界的关注；沈家煊结集出版的《不对称和标记论》，体现了中国学者以当代语言学方法研究汉语，在词法句法语义语用诸多方面达到了新的深度，在汉语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人员的交流也很重要。“文化大革命”之前，学者的来访出访主要限于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进入60年代后，这样的交流也几乎停止。改革开放后，语言学的开放是全方位的，国外很多语言学名家到中国讲学，而由港台去欧美的学者回国能直接用汉语讲学，在开放初期介绍前沿理论方面起了特殊的作用，如王士元、陆孝栋、黄正德、李英哲、薛凤生、戴浩一、屈承熹、李行德等。中国学者出访也渐呈常态，例如开放初期外语学界众多学者到澳大利亚等地进修访问，对韩礼德（Halliday）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再稍晚一些，改革开放后由中国大陆出去留学的学者开始获得学位，他们不管在哪里工作，大都与国内保持更加密切的联系和交流，有些还在国内高校长期兼职，如张洪明、潘海华等，成为促进中外语言学交流的活跃群体。

　　当代语言学的重要进步，体现在对理论的系统构建和对方法的科学性追求。在对外开放后，人们感觉到的差距，主要是在理论方法方面的现代性不够。开放所带来的理论方法引进和运用，在很多方面促进了中国语言文字研究范式的提升，尤其是功能—认知语言学、语法化学说、语言类型学、语言接触等研究范式已经成为汉语学界的显学，产出了大量有质量的成果，并使相关理论在汉语研究的实践中得到了补充、改进和修正。形式语言学，包括形式语法、形式语义学、形式音系学等，也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深入研究。历史语言学、地理语言学使传统的汉语史研究和方言调查研究更加具有系统性和多维性，例如音韵研究从解读古代韵书的音系结构的学问，发展到直接构拟上古、中古、近代各个阶段的音系并全面勾勒汉语语音演变的走向和规律。词汇训诂研究从训释古代具体词语的学问发展到探求词汇系统发展史尤其是常用词的发展更替，文字学研究从解释具体汉字的字形构造和演变上升到系统性的“汉字构形学”理论体系。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交叉学科，也从萌芽状态，发展为队伍壮大的研究领域，共同推动着中国语言学的快速发展。

　　三　新的应用需求给语言学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改革开放的环境、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形势，都给语言文字研究提出了新的应用需求，这些需求给语言文字研究注入了新的动力，也从很多方面反哺了语言文字的本体研究，深化了人们对人类语言性质和汉语特点的认识。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汉语国际教育对汉语研究的多方位推动

　　改革开放之后，原来规模微小的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现在多称为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很快出现了大发展的需求。来华学习的外国留学生成倍地增长，众多大学办起了汉语国际教育的学院。外派汉语教师的需求也迅速增加。教材、工具书、参考书等等也都要跟上。蓬勃发展的汉语国际教育事业成为推动汉语特别是汉语语法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强大动力。原来主要面向母语人的语法成果，在面对第二语言学习者时，常常不敷使用。教师和汉语学者从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从学生的提问及中介语中发现了大量现有汉语语法学成果难以提供理想答案的问题，形成了众多语法研究的新课题，而中介语的语料本身也为语法规则的提取提供了有用的测试依据。有国际汉语教学教育背景的语法学者成为汉语语法研究中的重要群体。汉语教育的需求也催生了支撑语法研究的工具书或语料库的建设，如王还主编的《汉语频率词典》、北京语言大学等机构研制的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等。为了服务对外汉语教学而先后创刊的《语言教学与研究》《汉语学习》《世界汉语教学》等期刊，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是现代汉语尤其是汉语语法研究成果的重要发表园地。此外，国际汉语教育也促进了对汉语词汇学（尤其是词汇分级研究）、语音学（例如学习者母语口音与汉语语音韵律的对比研究）、现代汉字学等学科的研究，促进相关工具书的编写。

　　（二）计算语言学等对汉语本体的研究

　　改革开放时代，正逢世界信息化社会的加速期。理论上中文信息处理与汉语国际教育类似，都有对语法研究检验和推动的作用。像自然语言理解、机器翻译这些计算语言学的核心任务，在计算语言学早期的理性主义的“规则时期”，都需要机器掌握各种语法规则。不同的语法理论，像面对第二语言学习者一样需要面对机器的检验。但是，计算语言学家们把主要关注点放在完善机器所需的语法规则上，包括分词、句法分析、语义关系分析、源语言到目标语的转化规则等，而并不像对外汉语研究者那样热心参与汉语语法本体的讨论，因此事实上对汉语学界的反哺不像汉语国际教育那样明显。到计算语言学界逐步以经验主义的统计方法及后来的机器深度学习模型取代规则时，与汉语语法学本体研究的关系更加疏远了些，但统计方法的强调和大数据方法的兴起，对语言研究中统计方法的运用和大数据语料库的建设，有一定的启发和推动作用，而语料库语言学、计量语言学，则成为这一时期连接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的主要领域。

　　（三）语言生活和语言政策对语言文字应用研究的推动

　　１.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之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汉语拼音化目标已经不再存在，国家语文工作的重点转向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及后来的信息化建设。这也推动了语言文字应用性研究更多转向这些方面的研究。通用规范汉字表（王宁主持）、异形词整理、港台腔、方言词语、外来词语和字母词、网络用语，这些规范化所面对的问题都催生了许多研究成果。

　　２.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经济的发展、教育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中国的语言生态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语文政策也需要与时俱进，以构建更加和谐合理的语言文字生活。社会语言学、语言规划、语言战略等领域的研究得到更多重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0年第九届人大通过）的制定，也有语言政策方面的研究基础。第三节 新的世纪提升语言文字研究新的高度

　　改革开放为中国语言文字研究的方方面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优良环境，为语言文字学的进一步发展和提升做好了准备。进入21世纪，适逢中国经济建设的腾飞期，语言文字研究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动力。

　　一 语言文字基础研究的领域和课题进一步拓宽

　　随着语言文字基础领域各个分支学科研究的深化，随着对外学术交流的扩大，随着语言学理论意识的提升，随着新的研究材料的出现，语言文字基础研究的领域和课题在新世纪得到不断拓展。

　　（一）诸多领域与国际前沿的同步推进

　　经过了改革开放前20年的发展，语言学界很多领域已经基本消除了与国际语言学前沿的“时间差”，呈现出与国际学术同步推进的格局。尤其在语法化、语言接触及地理语言学、构式语法、语义地图模型、生成词库理论这些新兴领域，都有大量研究成果。其中有些研究，不但有理论深度，而且在面对一些中国特色的语言现象时能作出创新性的探索。例如江蓝生、吴福祥、董秀芳等对汉语特色的语法化和词汇化现象的成因、机制和演变规则的讨论。

　　（二）普通语言学意识的提升和研究领域的拓展

　　20世纪50年代，受当时分工过细的学科体系的影响，很多语言学者习惯长期深耕某个特定的语种领域，对其他语言方言或不同时代的语言研究缺少兴趣。随着中国语言学界普通语言学意识的强化，特别是生成语法对普遍语法的追求和语言类型学对跨语言视角的强调，使越来越多的学者能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待汉语的共时历时现象，从而开拓出更多的研究课题，像语序类型（涉及很多种结构）、作格动词、指称范畴、示证范畴、惊异范畴这类课题，都出现在普通语言学背景下，它们很少出现在传统语法框架下。类似的，研究方言的课题，不再满足于描写分析，而会更多放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框架中探求方言在汉语演变史中的位置；研究语言方言演变时，不再满足于历史比较，还会进一步考察语言接触和地理因素对演变的影响；研究城市方言时，还会关注社会因素对方言变体的影响。普通语言学意识强化的一大表现是语言类型学在中国由冷转热。除了直接从事跨语言研究课题的学者变多，更有不同语种领域的大量学者在人类语言共性和类型差异的大背景下来研究自己领域的语言，“类型学视角下……”成为很多研究课题、研究论文和著作的标题格式。这些都是普通语言学意识给汉语研究开拓的广阔空间。

　　（三）新材料的涌现推动研究领域的拓展

　　进入21世纪，语言文字研究在材料方面也得到了来自多个方面的新资源，从而带来研究领域的拓展。出土文献资料的大量涌现，包括甲骨文、金文、简帛、碑文等等，使语言文字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二重证据”的比较，成为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不但惠及文字、词汇、训诂等研究领域，有时也会带来对一些句法现象的重新解读，或给音韵学提供新的重要资料和启发，音韵新见反过来又促进古文字的释读。近年来仅在上海就举行了数次关于古文字与音韵学关系的工作坊，这两个领域的大规模联手是前所未见的。除了古代的出土文献，地下或民间还有大量为传统正史所忽略、却可能更贴近口语方言实际的各类语料，其中带有不同时代汉字的丰富变体，透露出特殊的乡音，这些也推动了俗文字学、方俗词语、古代方音等研究领域的拓展。

　　二 新技术、新方法、新需求，共同提升语言文字研究的科学水准和应用价值

　　（一）心理语言学的作用日益凸显。语言学界对语言规则背后的心理机制的探求，对儿童语言获得规律的重视；心理学界对语言文字产出和理解机制的关注，对儿童语言文字能力发展过程的关注，共同提升了心理语言学的学术地位。观察记录法和实验法的心理学方式引进语言学，成为了解儿童语言获得机制、验证语法规则、语言理论的重要科学手段。心理语言学因为直接关乎语言的本质属性，日益走向语言学的核心领域，虽然性质上依然是交叉学科，却不再是边缘学科。国内的语言学刊物和心理学刊物发表心理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

　　（二）脑神经科学进入语言文字研究领域，语言文字的认知和心理机制进一步还原为生理机制。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眼动仪等新型科技手段被用来观察语言范畴、言语活动、文字识别和阅读理解等要素和过程的脑神经机制。例如谭立海及其团队多次在国际科学期刊发表成果，证明中文阅读和英文阅读因为文字体系不同而激活的脑部区域并不相同，两者的阅读障碍也有不同机制，据此形成了“大脑语言功能区文化特异性理论”。显示了脑科学对语言文字研究的强大推动力。

　　（三）大规模语料库及大数据方式、基因技术等开始在语言文字研究中发挥更多作用。在国家项目等多样化资金来源支持下，各种大规模语料库建设方兴未艾，语料加工程度不等，有些已经带有大数据的规模和设计，并开始产出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成果。传统课题的语言文字研究也越来越倚重语料库的优势。以基因技术结合语言材料大数据探求久远年代语言谱系关系的研究成果也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

　　（四）随着语言资源意识的形成，由政府主导、民间支持、学界实施、群众参与的语言方言资源保护工程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全国展开，促进了田野调查在更广的范围内和更高的水准上进行。各地在更加统一规范的框架下展开调查，并借助多媒体技术，对调查的方言语言进行数码化典藏，语言方言调查研究也随之迎来了一个新成果的高峰。

　　三 基于中国语言特点的理论创新

　　接近20世纪末的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办的《国外语言学》季刊在时任主编沈家煊的主导下改名为《当代语言学》。这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学术事件。该刊原名《语言学资料》，是1961年创刊的内部期刊，1978年复刊时改名为《语言学动态》，1980年改名为《国外语言学》，公开发行。以前几个刊名时代该刊都主要介绍国外语言学的发展情况，其改名史则显示中国语言学界对国外语言学的翻译介绍越来越公开、越来越全面系统（资料→动态→语言学）。1998年的改名则展示该刊已从主要追踪国外语言学发展步伐，进入到引进介绍与原创并重甚至更加强调带有时代前沿气息的原创性研究了，这正好对应中国语言学界从追赶西方为主、到更加强调自主创新的时代的到来。

　　进入21世纪后，中国语言学者在借鉴吸收国际前沿理论的同时，也在语言理论的自主创新方面迈出更多步伐。举例略述如下。

　　汉语方言音韵学界逐渐形成方言语音历史层次的概念和一套研究方法。层次的概念与中国学者所分析的方言文白异读现象有关。“层次”概念本身的提出最初来自罗杰瑞（Jerry Norman）1979年在《方言》发表的一篇英文论文“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中文标题《闽语词汇的时代层次》。该文引入印欧语中的同源词的层次概念来分析闽语词汇中的文白同源分层现象及其不同的读音。中国方言音韵学者接过“层次” 的概念，发展为“历史层次”，主要用来离析方言音系中由语言接触造成的语音历史层次，重点已从词汇层移到音系层。徐通锵、王福堂、郑张尚芳、潘悟云、王洪君、陈忠敏等学者都参与了该理论的构建，一些海外学者也参与了该理论的讨论。他们通过对部分方言的研究将语音历史层次现象系统化、理论化，提升为一种历史层次分析法，对长期在地域分化和接触影响双重力量互动中发展演变的汉语方言有较强的解释力和可操作性，目前已经成为汉语方言语音研究中被广泛应用的研究范式，并在理论探讨和具体研究中不断完善。

　　有鉴于汉语动词及形容词都具备跟名词一样的充当主语宾语的功能，而解释这类现象的各种现有理论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沈家煊于2007年《汉语里的名词和动词》一文中提出全新的观点，认为动词在汉语中应当视为名词里的一个小类（形容词则是动词里的小类），汉语名词和动词不是分立关系，而是包含关系。这一观点成为他构建更大的汉语语法理论的起点。他的系列后续论文，进一步用包含关系来解释一系列汉语语法现象，指称包含陈述，语用范畴包含句法范畴等等。这些论述集中反映在他的《名词和动词》（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一书中，引起学界较为热烈讨论，引导人们对汉语特点做更加深入的思考。

　　刘丹青于2011年起发表《语言库藏类型学构想》等系列论文，构建了语言库藏类型学（Linguistic Inventory Typology）作为类型学的一个分支。该理论从跨语言视角研究形—义关系，尤其关注形式库藏对语义表达的反作用，特别关注由强大库藏所负载的显赫范畴的作用。其核心概念“显赫范畴”，以及“入库、离库、超范畴扩展、跨范畴对应、库藏裂变、寄生范畴” 等配套概念，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被用来研究不同的语言的本体及应用问题。

　　此外，近年来袁毓林提出“高级版本的意合语法”，在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关注汉语的语言形式的不完整性，揭示意合语法的认知机制，整合多种理论工具构建适合意合语法的描写体系。胡建华提出“新描写主义”，主张用跨语言的眼光、合理调用多种理论工具来增强语言描写的准确性和精细度，避免理论对语言事实的扭曲，并已多次举行新描写主义的研讨会，展开多角度讨论。这些理论思考虽然还处在发展早期，尚未形成大量系统成果，但都是在深入了解现代语言学理论和中国语言事实的基础上提出的原创性理论架构，并已用来指导一些个案的研究，其发展走向值得关注。

　　以上这些原创性的理论探讨，都是在探索建设既面向世界又尊重中国语言实际的语言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一部分。体现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精神。说明中国的语言文字工作者在“封闭自足—对外开放—自主创新” 的“三段论” 中，已经在逐步迈向第三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