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编《陶行知学文库》

管季超0712

我为什么要编《陶行知学文库》

周洪宇

《陶行知学文库》，周洪宇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2月1347.00元/套

　　之所以编辑出版《陶行知学文库》，主要基于五点考虑：首先是陶行知这个人物非常重要，同时陶行知学是专门之学、本土之学、实践之学、发展之学，对思想界、学术界，以及推进当下的教育改革，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在《陶行知学文库》的总序中写道：“陶行知是中国近现代享有盛誉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也是中国近现代原创力最强、真正形成了自己的教育学说体系、富有世界影响力的教育思想家。”这是我给陶行知先生作的一个定位，也是我对这个人物的基本理解。
　　古代的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在中国教育史上都具有极高的地位。近现代以来，蔡元培等很多重要的教育家也享有盛誉。但要讲教育的原创力，陶行知是最为突出的，是唯一形成了自己的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教育家。
　　在中国思想史的权威研究里，陶行知已被定位为中国思想史代表性人物之一。比如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权威蔡尚思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化史要论》里，将陶行知定位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家。陶行知把知行合一的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是有一定的地位的。
　　说陶行知是文学家，并不是我个人的表述。陶先生去世不久，沈雁冰（茅盾）、曹禺、夏衍这些文学艺术家就已经把陶行知定位成文学家。这不仅是看陶先生在诗歌上的贡献，还因为他创作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教育小说《古庙敲钟录》、最有名的10篇教育散文之一——《创造宣言》，此外他创作了大量的歌词和《斋夫自由谈》等杂文，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政治家是张仲实先生对陶行知的评价。从几个发展阶段来看，他的政治观点也是非常成熟的。他是救国会的主要领袖，还办有生活教育社、国难教育社，所以他也是政治家。
　　陶行知学是专门之学。陶行知学是我35年前写硕士论文的时候提出来的一个观点。我当时把我的硕士论文抽出来一部分，命名为《陶行知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发表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上，其中有个观点：经过我们未来的研究，会发现陶行知的研究将很有可能形成一门专门之学。35年过去了，再来看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我们可以印证这个结论。从生平来看，陶行知的家世家庭、个人经历、事业贡献、思想学说、人格精神、历史作用以及他的国际影响，都可以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从内容来看，包括历史研究、比较研究、文本研究、理论研究、应用研究、海外研究以及研究史的研究，也都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对象。
　　陶行知学是本土之学。陶行知这个人物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他不是在外国产生的；他的产生有当时中西文化交错的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陶行知一方面继承了我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吸收了传统的儒家、墨家、佛家等很多好的内容，另一方面又采纳了西方乃至整个国外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所以陶行知学是在中国本土秩序下产生的。
　　陶行知学是实践之学。它是一种专门之学，是一种专门的学问，同时它又是一种实践的学问。它跟一般的“学”的研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陶行知学本身是知行合一的。所以我们不能仅仅从一般学问的角度、理论的角度、思想的角度去研究，还要从实践的角度去研究，看它在实践中是怎么发展的，同时也要借助陶行知的思想，不断地指导、推动当今的教育改革。
　　陶行知学是一门发展之学。陶行知学充满了生命力。陶行知的理论符合教育的规律，而只要符合教育规律，他的理论主张就一定会为未来的人们所学习、研究和运用。孔子的思想学说直到现在，我们还在学习、借鉴、运用，甚至融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陶行知学也是这样，陶行知的思想也是这样，所以它也是一门发展之学。
　　正是基于以上五点，我们编写了这套《陶行知学文库》。
　　这套书的编选以华中师大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编《陶行知全集》为正式起点。那时候并不是有计划地去编，而是董宝良等我的老师、前辈们，看到当时中央正在给陶行知平反，就把有关资料汇集起来编成小册子，陆续推出陶行知相关研究内容。以当时编湘教版全集作为正式的起点，意味着华中师大的陶行知学研究团队开始走上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研究之路。我当时刚刚大学毕业留校，也参与其中，是编写团队里最年轻的一位。
　　我的博士论文是《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这篇论文完成20年后以专著形式出版，没想到出版后还获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学术原创奖。其实获奖的时候我并不感到欣慰，20世纪90年代的博士论文放到2010年出版还能获得原创奖，我就发现我们这20多年的学术研究进步得不快。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陶行知学研究要做两项工作：一是把国际上的陶行知学术研究成果全部汇集起来，所以我们编辑了《全球视野下的陶行知研究》，又编选了《陶行知研究在海外》（新编本），国际上的陶行知研究进展到了哪一步，前沿学术是什么水平，基本上要做到心里有数。另一个就是我们很有必要在几十年的研究基础上，把陶行知研究发展成为专门之学、系统之学、科学之学、实践之学，所以我们考虑到在系统的归纳之外，还要探寻陶行知研究是一个怎样的发展过程，它产生了什么样的历史影响。这个课题，我们到现在也没有人去研究。经常有学生说陶行知的研究已经到顶了，那么多位老师在研究，发表了那么多篇文章，还有什么可研究的？我认为陶行知研究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弄懂。陶行知学本身在发展，现实也在发展，我们还需要不断地去学习探索。为什么我在2003年开始倡导阳光教育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推动生活实践教育？这是因为我认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有很强的生命力，我们一方面要学习、继承、运用，另一方面要把他思想当中一些有价值的主张进行延伸发展。比如他讲过“三力论”——生活力、自动力、创造力，但他没有讲实践力，没有讲学习力，也没有讲合作力。当然，不能苛求陶行知，而且有些东西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相关概念，但实际上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们把陶行知先生由于时代的原因没有来得及讲或者讲得没那么明确的理念明确地提出来。
　　按照我的理解，陶行知学的发展是走着两条路，一方面是走专门之学的道路，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成为专家都认可的一门真正的学问。除了学术研究之外，我觉得还要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走基层之学、实践之学的道路，推动中国当代的基础教育改革。在基层之学方面可以走两条路：一种是学习和应用。陶行知先生有些重要的思想有生命力，我们今天就要加以学习和应用，另一种是继承与发展之路，要推动转化。这也是“两创”——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实践之学方面也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是走高端，一条路是走基础。我们要结合今天的教育改革，结合今天的学术发展，将陶行知学推向一个新的发展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