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手稿与艺术——序跋四则

管季超0712

书法、手稿与艺术——序跋四则

陈平原

　　《学书小集》自序
　　儿时的兴趣之一，是趴在书桌边看父亲写字。有一次被父亲用毛笔在脸上画了好几个圈，吓得大哭，可事后还是乐此不疲。上学后，在父亲的督促下，也曾专心练习毛笔字，但绝无前辈学者扎实的童子功。山村插队，当了好几年民办教师，照理说是有读书写字的机会的，因无人指导，乱写一通而已。上大学乃至工作后，住房逼仄，书桌限制，只能抽空写点小字。比如，友朋通信时，我改用八行笺。
　　二十年前，撰文使用电脑；十年前，手机取代了书信。很快地，原先记忆中稳健且优美的汉字，面目变得日渐模糊。阅读没有问题，可拿起笔来，竟然会缺胳膊少腿的。正是有感于此，读书间隙，我又捡起了搁置已久的笔墨纸砚。
　　八年前，一时兴起，我选择三种明刊戏曲——明崇祯年间刊本《秘本西厢》（陈洪绶绘图、项南洲镌刻）、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金陵书肆继志斋陈氏刊本《红拂记》、明万历戊午年（1618）吴郡书业堂刊本《还魂记》——的四幅插图，配上自书的原作词句，烧制成笔筒，赠送友朋。笔筒效果不错，字也颇获好评，这让我信心大增。
　　五年前，我开始为自己编著的书籍题写书名（此前只写过一种），且越写越顺，如“阅读晚清”“大学新语”“论文衡史”等，便都说得过去。
　　去年因身体不好，加上朋友送来宣纸，写字的兴致及时间大为增加。因专业的缘故，决意择古今诗文随意书写，既温书，也养神。为此，还吟了一首打油诗：“少时练字重摹临，老大钞书无古今。唐宋遗风常顶礼，自家面目亦可亲。”
　　仰山楼主人见过我那些不成体统、但颇有个性的“钞书”，居然大为赞叹，积极张罗起书展来。与之配合，还要印制一册精美的小书。朋友盛情难却，可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此乃读书人的“书迹”，而非书法家的“墨宝”，只是证明我在日常使用电脑之余，没有完全忘本，还在坚持写字。
　　读书人的字，也有工拙美丑之分。这方面，我没有充分的自信。开列自家著作目录，并提供两则相关随笔，说好听是显示我的工作范围与趣味，以便读者知人论字；说不好听呢，那就叫“戏不够，曲来凑”。
　　书名“学书”，意思是兼及读书与练字。前者如《史记》说项羽少时“学书不成”，后者则有曾巩《墨池记》谈王羲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
　　以打油诗《钞书》开篇，带出二十则我喜欢的古人言辞及文章片段，再加五付自撰的联语，希望读者鉴赏珠玉时，稍微忽略木匣的粗糙——比起我的书迹来，那些文辞无疑更值得仔细咀嚼。（《学术小集——陈平原书与文》，自刊本，2018年）
　　《大字书》小引
　　还是前年深圳书展前言的那句话：“在电脑及网络时代，保持笔墨纸砚，蕴含着技术与审美，但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与文化情怀。对于读书人来说，‘阅读’、‘写作’与‘书法’，三者不该完全分离。”
　　当下中国，几乎所有书法展，观赏者都只是望气与品墨，极少关注人家到底写的是什么。因为，都是文钞公，要不唐诗宋词，要不格言警句，大家烂熟于心，于是只谈技巧，不辨东西，极少有认真阅读乃至品鉴书写内容的。
　　既然都是钞书，钞诗词不如钞文章，钞古人不如钞自己，后者起码具陌生感，有棱有角，不滑不腻，迫使你进场后须稍为走心。
　　去年出版新旧著作五种，应三联中读的邀请，将其中的《当年游侠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制作成音频节目，传播效果甚好。这回则是将《学者的人间情怀》中三文，转化成特立独行的“大字书”。
　　以下四十则短语，分别出自《学者的人间情怀》（1991）、《世纪末的思考》（1996年）、《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2000年）。尤其是第一篇，初刊《读书》杂志时引起很大争议，日后世风流转，又变得广受好评，收入各种选集，且成为我学术随笔的书名。
　　二三十年前的文章了，说好说坏都无所谓。关键在于，借助此三文，得以辨认我辈学人曾经走过的坎坷道路：“除了留下自家精神探索的印记，更希望从一个特定角度见证二十年来中国学术的变迁。”（《大字书——陈平原书法与文章》，自刊本，2021年）
　　《游侠·私学·人文——陈平原手稿集》后记
　　对我来说，1991年是个十分关键的年份。元旦那天，写下《〈千古文人侠客梦〉后记》，为完成一部突发奇想的小书而洋洋得意；半年后撰写“校毕补记”，则感叹喜爱剑侠的父亲去世，“再度灯下涂鸦，不禁悲从中来”。将近三十年后，为《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撰写自序：“父亲的英年早逝，对我是个巨大打击，但也促使我迅速成熟。这个世界上，最关心、也最牵挂我的人走了，以后一切都只能自己做主。”
　　去年夏天回潮州，母亲交给我一包东西，我打开一看，泪如雨下。那是我出外念书期间寄回来的家书，父亲装订成册，上面还有不少圈点。最早一封写于1978年3月11日，那是我进中山大学校园的第二天，主要内容是报平安。最晚一封则是1989年10月30日，信中提及刚写完一篇谈武侠小说的文章，准备某杂志明年第一期用。经查，那是我第一篇讨论武侠小说的文章，题为《武侠小说与中国文化》，刊《文史知识》1990年第1期。若将此信收入手稿集，跟《我与武侠小说》相呼应，那再好不过了。可惜这封家书目前不宜发表，于是退而求其次，选了一则略有趣味且无伤大雅的，那就是1988年6月15日的家信，附录在此。
　　家父陈北（1925—1991）自幼喜欢舞文弄墨，对于自己因参加革命而中断学业，晚年多表悔恨。我能上大学且略有所成，父亲很引以为傲。生病无法下楼，翻阅儿子著作及家书，便成了他晚年最大的娱乐。也正因此，我的家书毫无文采，也不太涉及家国大事，除常见的报喜不报忧外，更多的是汇报自己及妻子的学术成绩。当时的我，以为好好读书，就是在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直到父亲遽然去世，我才恍然悔悟：“学海无涯，个人的成就无论如何是渺小的；而丧父之痛以及未能报答养育之恩的悔恨却是如此铭心刻骨。”（《子欲养而亲不待》，见《学者的人间情怀》，珠海出版社，1995）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自责有增无减。
　　去年十月，我在深圳举办《说文·写字——陈平原书展》，除了书法作品及相关著作外，还陈列了《章太炎与中国私学传统》《未知死，焉知生》两份手稿，以及两则家书（1985年12月3日、1988年6月15日）。观众对手稿没什么感觉，对家书则兴趣盎然，纷纷趴在展柜前仔细辨认，且啧啧称奇。父亲保存了我上百封家书，用毛笔写在八行笺上的，约占三分之一。那是因为，小时候喜欢看父亲写字，也跟着信手涂鸦，可惜因“文革”及下乡，没能坚持下来。上大学后，学生宿舍空间狭小，放不下笔墨纸砚。父亲于是提醒，不妨借家书保留一点写毛笔字的习惯。
　　这回印制手稿集，思虑再三，还是决定收一则家书，借以纪念虽早已去世、但仍在督促我蹒跚前行的父亲。（《游侠·私学·人文——陈平原书稿集》，自刊本，2020年）
　　《大圣遗音——文明的碎片以及阅读的乐趣》小引
　　此书缘于我十五年前的一次冒险，至今想来，仍觉不可思议。
　　包括阅读、酝酿、写作与修订，三个月交出三万多字，听起来好像不太难。可实际上，这是一本大书的导论，需概述五千年的中国艺术。如此大题小做，与我平日风格迥异，属于命题作文。此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的书稿，由文物出版社具体负责，以中、英文形式对外发行，面对欧美发达国家的高中二年级学生或非专业读者。
　　该大书最初题为《中国瑰宝》，要我写的是导论《中国艺术五千年》，具体作品赏析由郑岩、孟晖、扬之水等负责，工作同时展开。谈“中国艺术”，他们三位哪个都比我内行，让我打头阵，自然战战兢兢。明知艺术史不是我的专攻，为何非要赶鸭子上架？ 当初一听我就说不对，转而推荐了好几位优秀的学者及作家，可都被国新办及文物社否定了。理由是，专家容易把事情说得太复杂，很难吸引国外热爱中国艺术的青少年；作家文笔优美，但专业性不够，又怕出纰缪。选择我的原因是：半懂不懂，略知一二，文笔清通，句子不太绕，译成外文刚好。反正说来说去就一句话：非你不可。
　　我并不轻视通俗读物，而且承认外宣工作很重要，但我最多只是个喜欢逛博物馆/美术馆的读书人，怎么会天上掉馅饼呢？ 开始以为是责编张小舟的主意，她是我妻子夏晓虹的好朋友；后来知道非也，是因为我此前在《文物天地》上的连载，被文物社同人盯上了。《大英博物馆日记》（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台北：二鱼文化出版公司，2004；【增订版】，北京：三联书店，2017）是我业余撰写的一册小书，部分章节连载于《文物天地》2001年第6至11期；书出版后大获好评，央视读书节目还专门制作了五十分钟的专题片。约略与此同时，首都博物馆举办大英博物馆专题展，三个讲座中，据说我的最受欢迎——因为最接地气，说白了，就是最不专业。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博物馆事业的推进，以及互联网的无远弗届，年轻一辈欣赏艺术的能力，以及对中外艺术史的了解，与二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既然已水涨船高，我的小书还值得出版吗？
　　毫无疑问，这是普及读物，学术上乏善可陈。文章是我写的，但思路及学识应归功于我参考的诸多书籍。除注明出处的，还有好些属于学界共识，我只是阅读、消化、吸收、编写，说好听点，就是“提要钩玄”。学术上没有任何贡献，只是表达上颇为可取。能把复杂深邃的东西讲得简单、浅俗、有趣，而且不太走样，这当然也是一种本事。
　　当初这三万多字的长篇导言《大圣遗音——文明的碎片以及阅读的乐趣》交到文物出版社，据说是一片叫好声。只校正了个别细节，马上进入翻译与排版。而且，受我文章的启发，书名干脆改为《大圣遗音——中国古代最美的艺术品》，2006年3月刊行中文版及英文版；2009年7月第二次印刷。书做得很讲究，字体小，烫金，有美感，但不太好阅读。说实话，我不是很喜欢，但据说作为外交礼品赠送，很受欢迎。
　　国新办及文物社对此书非常满意，并因此误认为我能写这类雅俗共赏、中外通吃的文章（书籍）。接下来的委以重任，实在让我手足无措。
　　原本就熟悉的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俞晓群，转任国家外文局旗下的海豚出版社社长，很想有所作为，从国新办那边了解到我的“业绩”，于是让沈昌文先生出面，请我们夫妇吃了好几次饭。最后“图穷匕首见”，说是要签合同，让我写一本《中国人》，以多种外文刊行，挑战林语堂的英文畅销书《吾国吾民》。我酒量本就很差，加上沈先生插科打诨，一不小心就答应了。俞兄马上送来出版合约及一大摞参考书，不久又介绍好几位翻译家见面，弄得我非常紧张。先是思路有分歧，我对从三皇五帝说起不感兴趣，希望集中讲述晚清以降这一百多年中国人走过来的道路。那种触底反弹、悲欣交集，其实更励志，也更有可读性。人家斟酌了一阵子，同意我这别具一格的“外宣”。后来，我又嫌历史叙述太沉重，想做成类似《大圣遗音》的图文书，比如叫《刻在脸上的历史——一百六十年来中国人的喜怒哀乐》或《中国人的面孔——一百六十年来中国人的喜怒哀乐》，人家觉得这主意也不错。再后来，我终于举手投降了，因为重读中英文本《吾国吾民》，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林语堂的长处在双语写作，像我们这么操作，无论如何努力，也出不来那种浑然天成的效果。
　　五年前，一带一路逐渐成为热门话题，国新办又要文物出版社推出相关图书，初步定名为《一带一路沿线文物及艺术》。我记得很清楚，2015年5月22日文物出版社会议上，领导把此书的意义吹上了天，专家们也纷纷出谋划策，他们竟然一致认定我会接手，没想到我一口回绝了。不是不愿意，而是没能力。如此出格且冒险的事，一回就够了。后来听说，此事不了了之，因这确实不是好干的活儿。
　　十五年过去了，承蒙三联书店慧眼，愿意将那篇长文做成一册小书，呈现给非专业的读者。如此粗枝大叶的叙述，不可能入方家眼；但若大致不差，且有若干闪光的点，那就谢天谢地了。我以前写过一则随笔，题为《怀念小书》，感叹的正是专业化大潮汹涌，难得再见亲民、温情且有趣的小书。那是一种写作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大圣遗音——文明的碎片以及阅读的乐趣》，北京：三联书店，即刊）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