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振谈枕边书

管季超0712

孙绍振谈枕边书

　　能谈谈您的早期阅读吗？从什么时候开始读书？
　　孙绍振：我1936年生，第二年日本人打进来，逃难，在农村糊里糊涂认了一些字。大约是六七岁，还没有什么书可看，好容易弄到一本大书《说岳全传》，看到岳飞抗击外族入侵，大战牛头山，英勇无比的高宠挑滑车而死，我哭了。危急关头，儿子岳云赶来。上半部结束，没有下半部，我又哭了一场。
　　大学时代的读书，您受谁的影响比较多？北大的名师会给您推荐书目吗？
　　孙绍振：报刊推荐高尔基的《童年》《人间》《大学》，但读起来费劲。把我从武侠小说拉出来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白刃的简写本，英雄崇高，激动不已。后来读了梅益的全本，受了保尔的影响，又沉迷爱尔兰作家伏尼契的《牛虻》，为革命而牺牲爱情，忍受非人折磨的精神，让我思考活着的意义。还读了英文的简写本。
　　那时我热爱写诗，我并不真正喜欢当时已经进入衰退期的艾青、田间和当红的诗人李季，就是突然崛起的郭小川、贺敬之，也只是口头上随大流不反对而已。我比较喜欢何其芳40年代的《夜歌和白天的歌》。可50年代，他已经难得写诗了。读得最多的是俄国最红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是斯大林表扬最有天才的诗人。我发表在北大学生文学刊物《红楼》上的第一首诗，就是模仿他的。但是，那些诗毕竟还是太单调。我就去读智利诗人聂鲁达，非常着迷。每天早上一醒来，就朗诵他的《让那伐木者醒来》。他是象征派，和当时苏联提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同调，但是，他是共产党员。还有法国的艾吕雅，土耳其的希克梅特，都不是现实主义的，可都是共产党员。西班牙诗人洛尔加，也不是现实主义的。
　　您在学生时代读过的书，最好的是哪一本？
　　孙绍振：从初中时代，我就着迷契诃夫。汝龙翻译的，小册子二十多本，在上海青浦新华书店，站着看，前后持续一年，渲染在高贵优雅的境界中，如痴如醉。契诃夫过早地奠定了我的艺术趣味。再看赵树理，阅读趣味就对不上。解放区小说唯一能吸引我，长期反复阅读的是孙犁的小说。从《从白洋淀纪事》到《铁木前传》，还有《风云初记》，表现农村女性的优美、坚韧、活泼、多情、纯洁，在我看来，当代作家至今无人超越。
　　深深震撼我灵魂的，是托尔斯泰的《复活》。出身地主资本家是不可选择的，但是，可以崇高地救赎。主人公聂赫留朵夫，作为陪审员，发现被告居然就是姑妈庄园的女奴卡秋莎，自己导致她怀孕，弄得她流落城市，成了妓女，还被冤谋杀。乃主动探监，并且求婚。以求灵魂复活。不被谅解，遭到拒绝。最后她嫁给了民粹派革命者。
　　在大学里，读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又一度如痴如醉。人物在多重连环性爱情中，都是主动牺牲。这和中学时代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一样，主人公为了成全友人的爱情，伪装自杀。人可以活得多么崇高啊。我不信基督，但是，主人公的忏悔精神道德自我完成和儒家的三省吾身，一脉相通。文学阅读奠定了我的人生观：为了灵魂的崇高，不惜放弃最珍贵的感情。对陀氏的热爱长期不变。我还为出版社改写过他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卡拉玛佐夫兄弟》。
　　那时我不喜欢美国文学，比起俄国文学的贵族情怀，就是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也不免粗野。比较合乎我胃口的，还是英国文学。《简·爱》，我就读了好几遍。1956年暑假，对照着李霁野的译本，花了一个月读完英文原文。英文版的《大卫·科波菲尔》一千多页，和一个女同学在司徒雷登住过的临湖轩，读了三四年也没有读完。爱情也没有着落。只怪1958年以后，下乡劳动，运动频繁。
　　一直在高校从事教学，是否经常会给学生们推荐好书？如果有，会推荐什么书？孙绍振：中学语文推荐的必读书目，有些是合适的，有些并不太合适。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一，保尔垂危病愈后回到战友中间，有些非常好的战友犯了“错误”，成了异路之人，这是对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歌颂。俄共早就予以批判。第二，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乌克兰人，背景是秀彼多夫卡，是乌克兰的小镇。书中所写的最大匪徒彼得留拉，乌克兰独立以后，被奉为民族英雄。这一点，我猜想，推荐者即使年青时读过，也是记忆模糊。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种具有特定的写作环境、历史背景复杂的书，作为推荐书目的话，就需要有专业的内容导读，以免读者产生偏解和误读。
　　要说真正的红色经典，应该是高尔基的《母亲》。这是得到列宁高度赞赏的。列宁说，一些同志加入了革命，但是，并不理解，读了高尔基的《母亲》才能真正理解参加革命的意义。《母亲》控诉资本主义的罪恶，并不仅仅是经济的绝对贫困，而是资本主义对人的毁灭。巴维尔·维拉索夫的父亲是工人，因为受到资本家的压迫，生命失去意义，苦闷，家暴。四十岁左右，酗酒而死。母亲尼洛夫娜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作为工人的儿子，成年以后不久，开始酗酒，尼洛夫娜担心儿子又走父亲的毁灭之路，但是，儿子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走上革命的道路，朝气蓬勃，英勇无畏。母亲受到影响，为儿子递送传单。在车站上被密探发现，知不得脱，乃公然散发传单。社会主义思想使得胆小如鼠的她变成了英勇的革命者。
　　值得推荐的另外一部红色经典，是俄国法捷耶夫的《毁灭》。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大力肯定的小说。似乎只有鲁迅的译本。鲁迅的“硬译”，使得这部经典很难得到广泛的流传。希望重新组织翻译。
　　当前的阅读书目的重大缺点，就是偏重文学。缺乏哲学经典。要是一味强调多读、连滚带爬地读，读得再多也是水浇鸭背。中学生起码应该读读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大学生应该读读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入门。中学生应该翻翻，大学生应该必读。没有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中国立场，就没有灵魂。
　　您的枕边书有哪些？有反复重读的书吗？
　　孙绍振：目前我经常阅读的是中国的唐诗宋词，尽情艺术享受。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太简单了，选得也不完全合理，我书房里有李白、杜甫、王维、苏东坡的全部编年汇评的，随时翻阅。
　　《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百读不厌。我不理睬红学家的种种纠缠，特别讨厌他们说后四十回不行。用上海人的话来说，完全是瞎三话四，睁着眼睛说瞎话。曹雪芹千年一出的天才，续书的作家，模仿他的口气，顺着他思路，用自己的嘴巴讲别人的话，能讲到这样的水平，那绝对是天才。如果让他自己另外写一部小说，水平就可能和曹雪芹一比高低。其实，后四十回，也有比前八十回写得精彩的地方，比如林黛玉之死，就比前四十回大笔浓墨抒写的晴雯之死要淋漓。我不是《红楼梦》专家，但是作为读者，我有权向鄙薄后四十回的学者提一个简单的问题。老舍的《四世同堂》中文本并没有完，还有六七万字是英文的，中国有哪一个作家敢于把它写下去。恕我直言，要达到曹雪芹的水平，恐怕连鲁迅也不行，鲁迅几次想写长篇，都没有写成。
　　您曾出版《名作细读：微观分析个案研究（修订版）》，感觉您的学术研究是沉浸其中，自得其乐的。能否谈谈您的研究方法？
　　孙绍振：坦白说，评论家的情商智商和语言驾驭水准都在作家之下，作家内心并不很瞧得起评论家。西方有一种说法，文学评论家都是寄生在作家身上的虱子。中国和西方大师的文学研究，很难得到作家真诚的认同，有些是礼貌性的称赞，有些是拿来做广告。但是，由于西方学院派的体制高于非体制的作家，西方大师就有点忘乎所以。乔纳森·卡勒公然宣称，理论不解决文学审美，甚至否认文学经典的存在；希利斯·米勒公然宣布，理论和阅读是不相容的。在我看来，这几近荒谬，可我们前卫学者却疲惫地追踪。本来文学理论，来源于创作实践和阅读实践。如果文学理论，既不能指导创作，也不能解读文本，一味自我循环，空转，就失去了生命。
　　说到我的文学理论，我的系统有两个支点，两本著作：第一，《文学创作论》。在后记中，提出不做评论员式的，而是教练式的理论。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受邀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讲授“文学创作论”。学员都是当红的大作家。在这个讲台上，最负盛名的大人物只做一次报告。把文学创作当成一门课来讲授，我是唯一的，民意测验得票还最高。我一连讲了五年，直到他们不再招收本科生为止。三十年后，莫言前后三次为文演说感谢我。麦家成名后，拍着我的肩膀，说他是我的“粉丝”。作家岳南说，我的理论和作家“没有隔膜”。我的第二部奠基之作是《文学文本解读学》，甚至受到台湾学者的欢迎，在台湾有大量的粉丝。后来我成了台湾南一版高中国文的内地方面的主编。我的解读方法，不是把文学作品当作成品来被动接受，而是设想和作家一起，主动进入创作过程，和作家对话。作家为什么这样写，而没有那样写。后来我在鲁迅的《不应该那么写》和海德格尔的论述中找到了权威理论根据。（主持：宋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