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立勋：以中国智慧破解“审美之谜”

管季超0712

彭立勋：以中国智慧破解“审美之谜”

任珺

  【求索】
  2022年秋天，对于85岁的彭立勋先生来说，无疑是一个学术丰收的季节——四卷本《彭立勋美学文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为这套新书，91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美学家汝信先生写下贺词：“彭立勋教授是我国著名美学家，他长期在美学诸多重要领域内从事深入的研究，通过辛勤的耕耘劳动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彭立勋60多年的辛勤耕耘，既获得了丰收，也在中国美学史上留下了自己坚实的足迹。

寻求审美心理研究新突破

  1960年，彭立勋从华中师范大学毕业，留在母校的中文系从事文艺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由此开始了他的学术跋涉。
  在浓厚兴趣的驱动下，彭立勋系统阅读了中国古代和西方有代表性的文艺理论和美学著作，同时也十分关注我国当代的文艺理论研究。留校后的几年，他为了写好讲课稿，对中外多本文学理论教材作了认真研究和详细比较，取各家所长，再融合自己的研究心得和看法，尽可能地对各种理论问题做出全面合理的解释。比如，关于文学的性质和特征，各种教材和著作有不同的论述，彭立勋经过比较综合，从认识性、情感性、形象性、感染性、语言性多个方面加以阐述。这种兼收众长、益以新创的治学理念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几乎从未间断过。
  改革开放后，一股“美学热”悄然而起，这唤起了彭立勋对美学的兴趣。1980年，彭立勋满怀“探究美究竟为何物”的热情，参加了在昆明举行的第一次全国美学大会，并在大会上就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问题作了发言。从此，他由文艺理论转向美学研究。同年10月，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参加了由美学家马奇主持的全国高校美学教师进修班，朱光潜、王朝闻、蔡仪、宗白华等美学家都亲自授课。在此期间，彭立勋浏览了各派美学家的代表著作。他认为，各派学者围绕美的本质问题提出的主张各有优长，也各有不足，沿着旧的研究思路很难获得突破。
  长期以来，我国美学界对审美活动和审美经验的研究严重不足，有人甚至将这种研究看成唯心主义。彭立勋认为，美固然具有客观性，但却不能脱离人的审美活动而存在，因为只有通过人的审美活动，客观对象才对人显现出美的价值。他敏感地注意到，现代西方美学早已将美学研究重点从美的本质转向审美经验和艺术研究，并且产生了许多具有创造性的新成果，中国美学必须迎头赶上。经过思考，他决定将审美心理和审美经验的研究作为主攻方向，寻求在探索人的审美心理奥秘上取得突破。
  审美心理学在西方美学中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成果，在现代西方美学中更成为一种显学。古希腊哲学家、美学家柏拉图最早研究了审美观照和艺术创造过程中的心理活动，认为它是“惊喜不能自制”“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的状态，这种近似神秘、难于捉摸的特殊心理现象被视作“审美之谜”。从英国经验派美学的审美感官说、康德的审美判断说、克罗齐审美直觉说到现代西方各种审美心理学说，都在寻求对于“审美之谜”的解释。彭立勋认真审视了西方审美心理研究的成果，认为它们在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和学术资料的积累上虽有可资借鉴之处，但却明显存在研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不能科学全面地阐明审美心理活动的规律。要科学地揭示“审美之谜”，阐明审美心理的性质和规律，必须突破旧的研究范式，在观点和方法上进行创新。
  1985年，彭立勋的《美感心理研究》正式出版。这部著作以辩证唯物主义能动的反映论为哲学基础，充分吸收现代心理学研究的科学成果，将美学和心理学、认识论、文艺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结合起来，对美感心理的性质、特点、要素、结构、形态等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和论述，对美感的心理结构、功能特性以及美感发生的心理机制等作了新的探索。著名美学家蒋孔阳称之为新时期审美心理研究的开拓性著作之一。
  《美感心理研究》突破了哲学认识论在阐释美感方面的局限，并进一步深化了审美经验的心理学的科学思考，实现了美感研究中认识论和心理学的结合。它克服了对审美心理的直觉性、情感性、非功利性等片面化理解，以“美感心理有机整体论”作为出发点，强调审美心理中直觉和理性、情感和认识、愉悦和功利的有机统一，对美感中的感知、联想、想象、情感和形象思维等各种心理构成要素的作用、特点、表现形态及其相互联系，都紧密联系审美欣赏和艺术创造的实际作了细致深入的分析和论述，揭示了美感心理的丰富内容和复杂过程。
  书中在肯定美感是对美的反映和反应的同时，也强调审美主体的能动性，指出美感不是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的简单反映，而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能动过程，审美客体对主体的作用需要通过主体审美观念的折射才能形成美感心理效应，人的审美观念不同，面对同一审美对象会产生不同的审美体验。
  该书还从审美心理形态的角度阐述了崇高、优美、悲剧、喜剧四大美学范畴，分析了各自的美感心理特点。如认为悲剧对象的特点是富有价值却遭到毁灭，这种苦难和不幸引起悲痛和恐惧之感，但却能使人们直感到历史的必然，悲剧人物的正义行为又使人得到激励和振奋，因而能使痛感转化为审美的快感。喜剧对象的特点是已失去其存在根据和价值却要坚持其存在，这种矛盾一旦揭穿，便使人产生滑稽可笑之感，人们在否定丑中肯定了美的优越，在笑声中提高了精神境界，因而产生审美的快感。这些富有新意的观点对“悲剧之谜”和“喜剧之谜”做出了新的解释，令人耳目一新。此书出版后即被送去参加北京书展，读者反响异常热烈，书供不应求，接连再版，还获得了1986年全国优秀畅销书奖。

构建独创的审美经验理论体系

  正当彭立勋需要获取新的思想和理论资源，深化审美经验研究的时候，他接到了国家教委派他去国外进行学术访问的通知。1987年彭立勋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到英国剑桥大学进行研究工作。他除了参加相关的学术研讨活动，每天主要就是在英文书籍收藏极为丰富的大学图书馆中查阅图书资料，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阅读并收集了大量国外研究审美经验的著作和文章，对当代西方美学在审美经验研究方面的新进展、新理论，做一些全面的、综合的研究。1988年从英国回来后，他很快以新的学术视野完成了25万字的《审美经验论》。
  在这本新著中，他更加注重新方法论的运用，更加注重审美经验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的分析，也更加注重对审美心理特殊结构方式的研究。书中运用系统科学方法论，将全部审美心理活动作为一个特殊的系统，具体分析了审美心理的整体性、层次性和动态性，论述了审美认识结构方式和审美情感结构方式，并以心理结构特殊方式为基础分析了美感发生的特殊心理机制，建构了独创性的审美经验理论体系。蔡仪先生称《审美经验论》“是近年见到的美学书籍中有重要意义的力作”。汝信先生认为《审美经验论》“提出了自己的审美经验理论体系，富有独创性，对有关审美活动的一系列重要美学问题的分析和解释都颇有新意，突破了前人研究的水平”。
  《审美经验论》强调要从系统整体性上去认识和把握审美经验的性质和特点，认为审美心理的整体特性不是决定于组成它的个别要素或各个要素相加的总和，而是决定于各种构成要素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形成的特殊心理结构方式，这是揭示审美心理奥秘的关键。审美认识活动包括感知、表象、联想、想象、理解等，而以形象思维为中心；审美情感活动包括情绪、情感、激情、心境、意向等，而以愉快感动为特点，两者在不同层次上以特殊结构方式互相联系，表现为多种多样的活动形式。审美愉快是审美认识和审美情感的特殊结构方式及其相作用所形成的整体效应；审美中各种特殊心理现象也都要从其特殊心理结构方式加以说明。比如移情现象，“有情芍药含春泪”，审美中自然对象具有了人的情感，书中认为这是情感和联想以特殊结构方式所形成的“内心情感联想”。
  在书中，彭立勋也从微观上对美感或审美经验产生的特殊心理机制和中介因素做了新的探索，提出审美经验的发生是以主体审美认识结构为中介的新观点。他认为主体在审美实践和认识中通过形象思维而形成的形象观念或意象，是审美认识的基本形式。而由形象观念发展所建构的“美的观念”，便形成主体的审美认识结构。从客体的美的对象的作用到主体的审美经验的发生，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反映或反应，而是要以主体已形成的审美认识结构——美的观念作为中介。如果审美对象和审美主体的美的观念恰相符合，“一见倾心”，便会不经思索瞬间直接感觉美，并且立刻不自觉地感到愉快。美感的这种直觉特点和愉悦特点，通过美的观念的中介作用说，可以从心理发生机制上得到较合理的阐明。
  中华美学学会会长、深圳大学特聘教授高建平说：“彭立勋先生在审美心理学研究上有重要的开拓，他出版于上世纪80年代的著作，开一代新风。”《美感心理研究》和《审美经验论》这两部著作代表了新时期审美心理学研究的学术水准，开拓了审美经验研究的新范式，推动了我国美学向审美主体研究的纵深发展。

倡导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审美学

  在多年进行审美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彭立勋一直在思考审美学的学科建设问题。他倡导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审美学，努力推动审美经验研究的学科化、时代化、中国化。2014年他出版了专著《审美学现代建构论》，对审美学的学科定位和研究范围、体系建构和方法创新以及中西资源整合等做了进一步深化研究，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审美学的思路。
  在《审美学现代建构论》中，彭立勋提出将审美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综合性交叉学科，拓展审美经验研究范围，形成包括审美哲学、审美心理学、审美艺术学、审美社会学、审美文化学等在内的学科群；运用多学科理论及方法全面研究审美经验问题，既要重视审美经验的心理学研究，也要重视审美经验的哲学和社会历史观点研究。由于审美经验与人类社会历史实践有着紧密的关系，因此审美经验不仅是一种心理现象，更是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历史条件及其发展变化具有紧密的联系。将审美经验的心理学研究和社会历史研究结合起来更能从整体上历史地把握研究对象。
  彭立勋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审美学，首先要解决对中国优秀的传统审美学思想的继承和创新问题，努力推动传统美学的创造性转化。他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进行了新的审视，认为中国优秀传统美学集中表现着中华民族的审美观和审美追求，蕴藏着中华民族基本的文化基因和审美基因，是中国智慧的结晶。传统美学中对审美心理的全面阐明和精微描述是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审美学的最丰富的思想资源。彭立勋在《美感心理研究》和《审美经验论》中充分吸收和创造性地运用了传统美学中的审美心理思想。如在论述审美认识的特点时，就采用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思与境偕”“可解不可解之会”“寓理于情”三种观点论述和话语表达来概括和审美认识和形象观念的特点，既深刻又贴切。
  彭立勋认为，推动传统美学创造性转化，需要探求中华美学精神的深刻内涵和民族特点。在《中华美学精神与传统美学的创造性转化》一文中，彭立勋指出，筑基于“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与“乐从和”艺术传统的中国古代美学，形成了以“和”为美的审美观念，视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自身的和谐统一为最高审美理想，成为中华美学精神的核心和突出特点。他在中国传统美学丰富的内涵中精炼出四个鲜明的民族特色：一是重视主客、心物、情景感应交融的审美关系建构；二是致力思境、情理、形神融合一体的审美意境创造；三是强调文质、文道、情采互相结合的审美判断标准；四是追求真善美统一、审美与教化结合的审美价值取向。
  彭立勋认为中国传统美学的创造性转化需要做到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学习和继承，且更重要的是对其进行创新和发展。既要重视对于美学原典的认真解读和美学思想历史内涵的准确把握；更要能立足当代实际，以新时代的眼光意识和新的学术视野，对传统美学思想进行科学辨析和创造性阐释，这样才能充分揭示其当代价值和时代内涵，使其“活化”并与当代审美观念和艺术实践相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现代审美学的新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彭立勋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审美学还需要解决对西方美学的批判借鉴问题，推动中西美学在互补融通中进行理论的开拓和创新。他在文化视域下对中西审美学思想各自内涵和特点进行了深入的认识和比较研究，深入分析了中西审美学学说和理论体系的联系和差异，为中西美学互鉴互融提供学术支撑。
  彭立勋认为中西美学在理论形态、基本范畴和话语表达方式上存在明显差异，最根本的差别是思维方式的不同。西方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注重分析，着眼于事物的各个部分及孤立存在；中国的辩证思维方式，注重综合，着眼于事物整体及普遍联系。表现在审美经验研究上，中西美学对于主体与客体、情感与认识、直觉与理性、审美与功利等关系的认识存在很大差异。
  他认为，自现代以来，前辈学者在“以西方美学之花接中国美学之木”上，提供了许多好的经验和重要成果，既能准确把握中西美学融通之点，又能充分展示各自特色。但中国现代审美学建设在民族化、本土化及创造新的美学理论方面仍然不尽如人意，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彭立勋认为要成功实现中西美学融合，需要做好两个跨越。一个跨越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的创造性转化，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赋予传统美学思想新的时代内涵，并对其进行补充、拓展、完善，凸显其当代价值和意义。另一个跨越，是打通中西美学在文化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上的间隔，通过平等对话达到相互融通，实现中西美学互识、互鉴、互补。通过这两大跨越，去开辟中国特色美学的创造和创新之路，这是当代中国美学学者的历史责任。

开拓西方美学史研究新思路

  关于西方美学史学科建设问题，彭立勋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早期学科建设上大多数著作还停留在对美学家或美学流派思想及著作论点的评价上，这种书写范式呈现的是对美学史料的编纂和描述，在历史与理论、史料与思想的结合与统一上表现出明显的不足。有的著作常常是以偏概全、主观臆断，未对历史事实和文献资料进行全面、实事求是的分析。基于这些问题的反思，彭立勋在发表于《哲学研究》上的《西方美学史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等论文中，提出了研究西方美学史新的思路：史与论相结合，注重从范式与转型中把握美学思想发展和变化的历史规律。他提醒研究者必须从历史实际出发，充分注意西方美学发展的复杂过程和复杂现象，注意到西方美学发展由于范式转型而形成的重大转折和阶段性。他建议用分段研究的方法动态分析阶段性特征，既要能看到各个时期和阶段美学思想发展的继承性和连续性，更要看到各个时期和阶段美学思想的创新性和独特性。
  从2000年开始，彭立勋参加了汝信担任主编的四卷本《西方美学史》的组织和编撰工作，他除了担任全书副主编外，还是该书第二卷“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美学”的主要撰稿人。《西方美学史》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自启动、破题、研究、撰写、讨论、修改到出版，至2008年四卷本全部出齐，前后共历时8载。其间，由汝信先生主持，先后召开了五次编撰研讨会和定稿会，彭立勋协助组织会议，并在会议上对西方美学史编写的思路和各卷的结构以及部分书稿的修改问题谈了一些看法，得到采纳。这套西方美学史凝聚了数十位不同学派的国内知名美学专家的心血和智慧，在观点、资料、论述、阐释、体例、方法等方面都有许多突破和创新，出版后获得学术界的广泛好评，被专家称为“达到了西方美学通史研究在当代中国的最前沿水平”。
  在编撰西方美学史的基础上，彭立勋继续对西方近代两大美学流派开展深入的专题研究。他非常重视研究资料的准备工作，早在剑桥大学做学术访问时，他已收集了许多相关的英文原著和研究资料，但他仍不满足。从2006年到2009年，彭先生多次往返于香港大学图书馆和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查阅英文原著和资料。经过三年努力，45万多字的书稿《趣味与理性：西方近代两大美学思潮》终于在2009年完成。
  该书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了英国经验主义美学与大陆理性主义美学的发展过程和代表人物的美学思想，将两大美学派别和思潮置于近代西方社会、思想、文化发生巨变的大背景下，以宏观视野，从西方近代哲学思想向认识论转型的高度，来把握近代两大美学思潮形成的根源和实质。书中对两大美学派别和思潮的主要分歧、基本特点和不同理论体系等进行了开拓性研究，指出经验主义美学从经验出发，强调美、审美和艺术的经验基础和感性性质，提出了美在对象的形式特征、美是快感、美感是内在感官和趣味的能力、艺术需要想象和情感等观点和学说；理性主义美学从理性出发，强调美、审美和艺术的观念来源和理性性质，提出了美在“前定和谐”、美是完善、美感是低级的认识能力，艺术需要理性和规则等观点和学说。两大美学思潮既互相区别和对立，又互相联系和影响，最终在德国古典美学中达到统一，推动了近代西方美学发展。汝信为该书作序，认为“这部专著填补了我国西方美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空白”“大大超越了我国学术界过去对这一时期西方美学的研究水平，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富有创见的学术成果”。
  高建平认为，彭立勋先生“是一位具有国际视野的学者”，在开展国际美学学术交流中先走一步。彭立勋在剑桥大学进行学术访问期间已经和国际美学界建立联系，来到深圳后他利用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窗口的有利条件，较多参加了国际美学界的学术会议，这使得他不但有更多机会了解和学习当代国际美学发展动向、吸收新成果，而且也得以在国际上交流自己的研究成果，向世界展示中国特色美学。
  彭立勋来到深圳后，在主持社会科学工作和参加文化建设实践中，发现城市建设和发展中有许多美学问题应该研究，他在国内率先倡导城市美学研究新领域。1992年彭立勋应邀参加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第12届国际美学学会会议，便向会议提交了他新写的一篇论文《城市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在专题会议上宣读后，引起了时任国际美学学会副会长的美国著名环境美学家阿诺德·伯林特教授的关注，并同他进行了学术对话。后来伯林特教授应邀来华讲学时又专程到深圳和他进行学术交流，并赠送了自己的环境美学著作。1994年彭立勋应邀参加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第13届国际经验美学会议，在会上宣读了城市环境美学的论文，并被推选为国际经验美学学会副会长。这篇论文经过扩充以《城市空间环境美与环境艺术的创造》为题在《文艺研究》上发表后，被钱学森发现并将其推荐收入文集《杰出科学家钱学森论城市学与山水城市》。
  在长期的学术探索中，彭立勋深深体会到：要坚持走自己的路，选准方向，锲而不舍，实事求是，努力创新。彭立勋先生的学术人生集中展示了一代杰出学者勤勉治学的精神和不断超越自我的学术境界。
  （作者：任珺，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艺学专业博士，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