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郭锡良先生如何步入古音学的殿堂说起。他于1954年由武汉大学保送到北大读研究生,师从王力先生。读研究生时,王力先生两次讲授《汉语史》课程,专门为研究生开设《我是怎样写汉语史讲义》课程,锡良师开始接触古音学。王力先生上课时,有时随意说出几个字,抽查研究生,让他们说出其中每一个字的上古、中古的声母、韵部。锡良师回忆说,向熹老师背得最熟,他本人背得“也过得去”,得到王力先生的肯定。
1955年上学期,锡良师还听了周达甫的《汉语音韵学概要》。周达甫(1914-1989),也作达夫、达辅,曾向黄侃、钱玄同、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等先生问学,一生命运坎坷。他是湖南善化(今属长沙市)人,对音韵学、语言学、印度学和佛学等都有研究,于1939年至上世纪40年代初赴印度留学、工作多年,学习了梵语,1945年在印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他成为王力先生在中山大学所创建的语言学系的教师。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并入北大后,周达甫在北大中文系汉语教研室任教,上世纪60年代初,调到中央民族学院任教。1956年,陆志韦给北大中文系的学生讲授瑞典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 于1954年出版的《中古及上古汉语语音学简编》(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这是周达甫的译法,聂鸿音翻译为《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周达甫将高本汉的这本书翻译成中文,由陆志韦校注,1957年油印给学生,北大中文系资料室至今还藏有这个油印本。
这些课程都围绕着古音学,由不同的名师传授,客观上使锡良师既能以王力先生的古音系统为主,不至于泛滥无归,又能转益多师。这是千载难逢的高强度的古音学训练,是锡良师接受系统的古音学训练的重要途径,使得他接受了当时最好的古音学训练,大踏步迈进古音学殿堂,很快进入古音学前沿,看出其中的门道,避免陷入“外行看热闹”“无知者无畏”的窘境。
锡良师读研其间,对古音学的重要著作大都曾经涉猎,既增加了他对上古音研究的兴趣,也为他后来研究古音学打下了良好基础,上世纪50年代,他还从北京王府井的旧书摊上购置了刘赜的《声韵学表解》一书。刘先生是他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读本科时该系的著名教授。
苏轼《题西林壁》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转益多师的难得际遇,以及对大量古音学经典著作的阅读,扩宽了锡良师的眼界。古音学家们大多各有自己的古音学系统,也多有各自微观处理具体研究材料的绝活。在王力先生指引下,博观约取,善于比较,训练了锡良师古音学的研究能力、学术领悟、判断力。顾炎武以来研究古音的严谨求实、反复修改研究成果的治学方式、态度、过程以及如何处理科学与师承关系等治学的方方面面都能使锡良师潜移默化。顾炎武一辈子写了好多本书,今可考见者达数十种,《音学五书》可算是顾氏最为呕心沥血之作。《音学五书后叙》开头就说:“余纂辑此书三十余年,所过山川亭鄣,无日不以自随,凡五易稿,而手书者三矣。然久客荒壤,于古人之书多所未见,日西方莫,遂以付之梓人,故已登版而刊改者犹至数四。又得张君弨为之考《说文》,参群书,增辩证,酌时宜而手书之。二子叶增、叶箕分书小字,鸠工淮上,不远数千里累书往复,必归于是。其著书之难而成之之不易如此……盖尝四顾歭,几欲分之、几欲合之久之,然后胪而为五矣。”古音学开山祖师顾炎武这种极为强烈的精品意识无疑给锡良师的古音研究带来深刻影响,一部经典之成为经典,绝非浅鄙之徒所可企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