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百年百篇经典散文

鲁林涛

睡　与　梦
作者：吴祖光

　　吴祖光（1917—2003），浙江武进人，剧作家。著有话剧《风雪夜归人》、《林冲夜奔》，电影剧本《国魂》，散文集《后台朋友》、《艺术的花朵》等。
　　
　　人活一辈子，睡觉差不多占了半辈子，睡觉对于人生的关系真是够密切的了。我们每一个人到世界上来，来了就睡，一连好几个月地睡下去；而离开世界的时候，也总是睡着去的。睡觉的舒服、安逸，永远占据着人们享乐的最高点。最值得称颂的是它不用金钱，也不讲势力，无论老幼贫富，贤愚智不肖，除掉世界上最可怜的失眠症患者之外，都能得到一个睡眠。在睡的世界里，一切都是平等的。在那里，富翁可以变成乞丐，乞丐也可以变成富翁；皇太子可以和平民女儿恋爱成功，穷光蛋也可以笑傲王侯……”，睡觉是一件大事，同吃饭一样重要，比结婚更为重要。
　　睡觉根本是一种原始的享乐，所以并不十分需要现代化的装置，自然柔软的弹簧床是会使人适意，然而我们用最原始的自然环境也许可以给我们更多的乐趣，像史湘云醉眠芍药，就是一个最俏皮而又富于诗意的睡觉；这样谁能说这碧绿如茵的草地不比弹簧褥子更温软?醉人的春风不比天鹅绒的被子更轻柔?更何况树枝上的小鸟唱着催眠曲，小河里淙淙的水声送来酒也似浓厚的睡意。
　　有一次，我坐在一节三等火车里，开始着一个辽远的程途，天慢慢地黑下去，车里的灯光是惨绿的颜色，每一个旅客都觉得非常疲倦了。那时从深夜的人堆里，忽然传来一声冗长而沉重的呵欠，这一声呵欠影响了全车的旅客，不由得令人想起家中温软的床铺，立刻觉得眼皮发涩，头发重，心发沉。随后鼾声大起，纷纷睡去。张嘴者有之，歪头者有之，咬牙切齿者有之，口角垂涎者有之，光怪陆离，万像毕陈。总而言之，大家都睡着了，虽然车里空气坏，椅子硬，没有床铺。
　　人家说：“睡中别有天地，谓之睡乡。”睡乡就是梦境，梦是什么?现代的心理生理学家的解释，说是一种外界的刺激促成身心上的下意识的反应。这个我们且撇开不谈，我只觉得梦是超乎现实的另一个人生，像《仲夏夜之梦》所表现的那么美的大同世界；它比苍蝇的翅还要轻，比空气还要空灵，比月光还要美丽，忽明忽灭，不可捉摸。《金刚般若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梦是一个虚无的幻想，一个迎着阳光五彩的水泡，一个阴阴的暗影，一颗侵晓花茎上晶莹的露珠，一道倏然一现随即瞥然而逝的电光。
　　常言道：“日有所思，晚有所梦。”这种梦多半是最甜蜜的，我们白天得不到的东西，做不到的事情，往往在梦中就得到了，做到了。譬如说：心里想着某人，然而在事实上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思之想之，神魂颠倒。可是到了夜晚，假如梦神有灵，就把某人送来了。自己不由得有点飘飘然。最煞风景的就是在这恰到好处的时候，不是掉到沟里去了，便是被狗咬了一口。如此一来，“适可而止”。梦尽人渺，依然故我，四大皆空，所谓“不如意事常八九”，连做梦都是如此。
　　纵使是如此空虚的梦，都不是我们强求得来的。贾宝玉想梦见林黛玉，不惜卑躬曲节，焚香净手，祷告神灵，冀得梦中一亲颜色；而结果纳头睡去，一觉睡到大天亮，梦边儿也没有沾到一点。这样我们可以体会到“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是何等凄凉的情绪了。
　　虚无的梦有时也会改变了现实的人生，最有名的就是《南柯梦》。《南柯梦》的主人公在黄粱未熟的短短的时间内，竟跑到梦中的南柯国里，去作了几十年的东床驸马；尝尽了悲欢苦乐，享尽了富贵荣华。梦醒时，他起了无限感慨，因此而参透了人生，于是居然青灯一盏，皈依佛门。梦真是不可思议，它不分时间，不分地域，相隔千万里的朋友，可以在梦中相处一堂，几十年的光阴可以在梦中一闪而过。梦之于人生，是非莫辨，虚实不分，离奇恍惚，不着边际。
　　古人有“人生如梦”与“浮生暂寄梦中梦”之类的话。是的，人生本是一个梦。睡乡的梦境不过是梦中之梦，大梦之中的小梦而已。人生下地来就是一个大梦的开始，死去就是梦的终结。世界本就是一个广大的梦境，我们就是这梦中的人物。其中的贵贱贫富，喜怒哀乐，不过是这梦境中的遭际；有的做着轰轰烈烈的梦，有的做着庸庸碌碌的梦，有的做着幸福的梦，有的做着可怜的梦；有桃色的梦也有灰色的梦。纵然我们在少年时代，被梦境所支配，像真事似的，为梦境所苦，为梦境兴奋，然而到了老年的时候，也就是大梦将醒的时候，哪一个不托着腮帮子，低着头，闭着眼，心里想着那几十年的过眼云烟，有如一梦呢?诸葛亮在高卧隆中之时，吟道：“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虽然他自命以为自知平生，先觉大梦，以睡觉为惟一的消遣，然而他终于接受了三顾茅庐之请，到茫茫人海之中作了一个角逐者，尽数十年的心力于残酷的争斗，七擒孟获，六出祁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是所谓人中之龙，所谓高士，然而他终于逃不脱这梦的支配。啊!这人生如梦!这梦也似的人生!
　　写到这里，我望了望窗外，江南的暮春时节是如此美丽，前面的小河涨得水汪汪的。正是新雨之后，花草是一望皆碧之中夹着几点红白，越显得娇艳欲流，“庭芜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就是这时候的景色。浅草间有一对蝴蝶在翩翩追逐。我面对着这暮春天气，听见树枝擦着窗棂簌簌的声音，看见那一对蝴蝶隐没在密叶丛中时，忽然想起了庄周化蝶的故事。我只觉得恍惚，轻纱也似的朦胧，我也分不出究竟是人间还是梦中了。
　　《饮水词》里有一句说得最好，道是：“还睡!还睡!解道醒来无味。”假如我们真觉得这世界是无味的话，那么大家都睡吧!到睡乡中去找寻更美丽的梦境，因为真正的大同世界只能在梦里去寻求的。
　　1937年3月于南京
　　打开箱子发现了去年春天在南京写的这篇短文，展读一过，百感交萦。一年来的艰苦遭际，让我觉得以往的生活真是一个荒唐梦，大有昨非而今犹不是之感。我发誓不再做梦了。然而我如何忘得了南京?

　1938年11月于重庆
　　选自《后台朋友》集，1946年，上海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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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林涛

有时间再接着发.....

鲁林涛

七
　　人在上帝的安排之下，获得了性的快感，获得了对生命的鼓励和乐观启示，获得了两性之间甜蜜的整合。上帝也安排了两性之间不同理想的尖锐冲突，如经纬交织出了人的窘境。上帝不是幸福的免费赞助商。上帝指示了幸福的目标但要求人们为此付出代价，这就是说，电磁场上这些激动得哆哆嗦嗦的小铁屑，为了得到性的美好，还须一次次穿越两相对视之间的漫漫长途。
　　人既不可能完全神化，也不可能完全兽化，只能在灵肉两极之间巨大的张力中燃烧和舞蹈。“人性趋上”的时风，经常会造就一些事业成功道德苛严的君子淑女；“人性趋下”的时风，则会播种众多百无聊赖极欲穷欢的浪子荡妇。他们通常都从两个不同的极端，感受到阳萎、阴冷等等病变，陷入肉体退化和自然力衰竭的苦恼。这些灭种的警报总是成为时风求变的某种生理潜因，显示出文化人改变自然人的大限。
　　简单地指责女式的性而上或者男式的性而下都是没有意义的，消除它们更是困难——至少几千年的文明史在这方面尚未提供终极的解决，有意义的首先是揭示出有些人对这种现状的盲目和束手无策，少一些无视窘境的欺骗。这是解放的真正起点。
　　解放者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是特别乐意对自己进行的欺骗——这些欺骗在当代像可口可乐一样廉价和畅销，闪耀着诱人的光芒。

　　1993年8月

鲁林涛

四
　　一直有人尝试办专供妇女看的色情杂志，但屡屡失败，顾客廖落。不能说男性的身体天生丑陋不堪入目，也不能说妇女还缺乏足够的勇气冲破礼教——某些西方女子裸泳裸舞裸行都不怕了还怕一本杂志？这都不是原因，至少不是最重要的原因。这个现象只是证明：身体不太被女性看重，没有出版商想像的那种诱惑力。女性对男体来者不拒，常常是男作家在通俗杂志里自我满足的夸张，是一种对女性的训练。
　　在这一点上，女人与男人很不一样。
　　有些专家一般性地认为，男性天生地有多恋倾向，而女性天生地有独恋倾向，很多流行小册子都作如是说。多恋使人想到兽类，似乎男人多兽性，常常适合“兽性发作”之类的描述。独恋使人想到多是从一而终的鸟类，似乎女人多鸟性，“小鸟依人”之类的形容就顺理成章。这种看法其实并不真实。女性来自人类进化的统一过程，不是另走捷径直接从天上飞临地面的鸟人。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如果让妻子少一点对丈夫的经济依附性，多一点走出家门与更多异性交往的机会，等等，她们也能朝秦暮楚地“小蜜”“小情”起来。
　　女性与男性的不同，在于她们无论独恋还是多恋，对男人的挑选还是要审慎得多，苛刻得多。大多男人在寻找性对象时重在外表的姿色，尤其猎色过多时最害怕投入感情，对方要死要活卿卿我我的缠绵只会使他们感到多余，琐屑，沉重，累人，吃不消。而大多女人在寻找性对象时重在内质，重在心智，能力，气度和品德——尽管不同文化态度的女人们标准不一，有些人可能会追随时风，采用金钱、权势之类的尺度，但她们总是挑选尺度上的较高值，作为对男人的要求，看重内质与其他女人没有什么两样。俗话说“男子无丑相”，女性多把相貌作为次等的要求，一心要寻求内质优秀的男人来点燃自己的情感。明白此理的男人，在正常情况下的求爱，总是要千方百计表现自己或是勇武，或是高尚，或是学贯中西，或是俏皮话满腹，如此等等，形成精神吸引，才能打动对方的春心。经验每每证明，男子大多无情亦可欲，较为容易亢奋。而女人一般只有在精神之光的抚照下，在爱意浓厚情绪热烈之时，才能出现交合中的性高潮。从这一点来看，男人的性活动可以说是“色欲主导”型，而女人的性活动可以说是“情恋主导”型。
　　男人重“欲”，嫖娼就不足为怪。女人重“情”，即便养面首也多是情人或准情人——在武则天、叶卡德琳娜一类宫廷“淫妖”的传说中，也总有情意绵绵甚至感天动地的情节，不似红灯区里的交换那么简单。男子的同性恋，多半有肉体关系。而女子的同性恋，多半只有精神的交感。男子的征婚广告，常常会夸示自己的责任感和能力（以存款、学历等等为证），并宣言“酷爱哲学和文学”——他们知道女人需要什么。女子的征婚手段，常常是一张悦目的艳照足矣——她们知道男人需要什么。
　　这并非说女性都是柏拉图，尤其一些风尘女子作为被金钱或权势毒害的一种特例，这种经济或政治活动可以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主导”也当然不是全部。女子的色欲也能强旺（多在青年以后），不过那种色欲往往是对情恋的确证和庆祝，是情恋的一种物化仪式。在另一方面，男子也不乏情恋（多在中年以前），不过那种情恋往往是色欲的铺垫和余韵，是色欲的某种精神留影。丰繁复杂的文化积存，当然会改写很多人的本性，造成很多异变。一部两性互相渗透互相塑造的长长历史中，男女都可能会演变为对方的作品。两性的冲突有时发生在两性之间，有时也可以发生在一个人身上。
　　男性文化一直力图把女性塑造得感官化/媚女化。女子无才便是德，但三围定要合格，穿戴不可马虎，要秀色可餐妩媚动人甚至有些淫荡——众多电影、小说、广告、妇女商品都在作这种诱导。于是很多女子本不愿意妖媚的，是为了男人才学习妖媚的，搔首弄姿卖弄风情，不免显得有些装模作样。女性文化则一直力图把男性塑得道德化/英雄化。坐怀不乱真君子，男儿有泪不轻弹，德才兼备建功立业而且不弃糟糠——众多电影、小说、广告、男性商品都在作这种诱导。于是很多男子本不愿意当英雄的，是为了女人才争做英雄的，他们作深沉态作悲壮态作豪爽态的时候，不免也有些显得装模作样。
　　装模作样，证明了这种形象的后天性和人为性。只是习惯可成自然，经验可变本能，时间长了，有些人也就真成了英雄或媚女，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还有些意思。
　　五
　　道德是弱者用来制约强者的工具。女性相对于男性的体弱状态，决定了性道德的女性性别。在以前，承担道德使命的文化人多少都有一点女性化的文弱，艺术和美都有女神的别名。曹雪芹写《红楼梦》，认为女人是水，男人是污浊的泥。川端康成坚决认为只有三种人才有美：少女，孩子以及垂死的男人——后两者意指男人只有在无性状态下才可能美好。与其说他们代表了东方男权社会的文化反省，勿宁说他们体现了当时弱者的道德战略，在文学中获得了战果。
　　工业和民主提供了女性在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的自主地位，就连在军事这种女性从来最难涉足的禁区，女性也开始让人刮目相看——海湾战争后一次次模拟电子对抗战中，心灵手巧的女队也多次战胜男队。这正是女性进一步要求自尊的资本，进一步争取性爱自主性爱自由的前提。奇怪的是，她们的呼声一开始就被男性借用和改造，最后几乎完全湮灭。旧道德的解除，似乎仅仅只是让女性更加色欲化，更加玩物化，更加要为迎合男性而费尽心机。假胸假臀是为了给男人看的；耍小性子或故意痛恨算术公式以及认错外交部长，是为了成为男人“可爱的小东西”和“小傻瓜”；商业广告教导女人如何更有女人味：“让你具有贵妃风采”，“摇动男人心旌的魔水”，“有它在手所向无敌”，如此等等。女性要按流行歌词的指导学会忍受孤寂，接受粗暴，被抛弃后也无悔无怨。“我明明知道你在骗我，也让我享受这短暂的一刻……”有一首歌就是这样为女人编出来的。
　　相反，英雄主义正在这个时代褪色，忠诚和真理成了过时的笑料，山盟海誓天长地久只不过是电视剧里假惺惺的演出，与卧室里的结局根本不一样。女人除了诅咒几句“男子汉死绝了”之外，对此毫无办法。有些女权主义者不得不愤愤地指责，工业只是使这个社会更加男权中心了，金钱和权利仍然掌握在男人手里，男性话语君临一切，女性心理仍然处于匿名状态，很难进入传媒。就像这个社会穷人是多数，但人们能听到多少穷人的声音？
　　对这些现象作出价值裁判，不是本文的目的。本文要指出的只是：所谓性解放非但没有缓释性的危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倒使危机更加深重，或者说是使本就深重的危机暴露得更加充分。女人在寻找英雄，即便唾弃良家妇女的身分，也未尝不暗想有朝一日扮演红粉知己，但越来越多的物质化男人，充当英雄已力不从心，不免令人失望，最易招致“负心”、“禽兽”之类的指责。男人在寻找媚女，但越来越多被文明史哺育出来的精神化女人，不愿接受简单的泄欲，高学历女子更易有视媚为俗的心理逆反，也难免令人烦恼，总是受到“冷感”、“寡欲”之类的埋怨。影视剧里越来越多爱呵恋呵的时候，现实生活中的两性反倒越来越难以协调，越来越难以满足异性的期待。
　　女性的情恋解放在电视剧里，男性的色欲解放在床上。两种性解放的目标错位，交往几天或几周之后，就发现我们全都互相扑空。
　　M·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表达了一种情欲分离观。男主人公与数不胜数的女人及时行乐，但并不妨碍他对女主人公有着忠实的（只是需要对忠实重新定义）爱情。对于前者，他只是有“珍奇收藏家”的爱好，对于后者，他才能真正地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如果女人们能够接受这一点，当然就好了。问题是昆德拉笔下的女主人公不能接受，对此不能不感到痛苦。解放对于多数女性来说，恰恰不是要求情与欲分离，而是要求情与欲的更加统一。她们的反叛，常常是要冲决没有爱情的婚姻和家庭，抗拒某些金钱和权势的合法性强奸，像D·H·劳伦斯笔下的女主人公。她们的反叛也一定心身同步，反叛得特别彻底，不像男子还可以维持肉体的敷衍。她们把解放视为欲对情的追踪，要把性做成抒情诗，而与此同时的众多男人，则把解放视为欲对情的逃离，想把性做成品种繁多的快食品，像速溶咖啡或方便面一样立等可取，几十分钟甚至几分钟就可以把事情搞掂（定）。
　　性解放运动一开始就这样充满着相互误会。
　　昆德拉能做出快食的抒情诗或者抒情的快食品么？像其他有些作家一样，他也只能对此沉默不语或含糊其辞，有时靠外加一些政治、偶然灾祸之类的惊险情节，使冲突看似有个过得去的结局，让事情不了了之。
　　先天不足的解放最容易草草收场。有些劲头十足的叛逆者一旦深入真实，就惶恐不安地发出“我想有个家”之类的悲音，含泪回望他们一度深恶痛绝的旧式婚姻，只要有个避风港可去，不管是否虚伪，是否压抑，是否麻木呆滞也顾不得了。从放纵无忌出发，以苟且凑合告终。如果不这样的话，他们也可以在情感日益稀薄的世纪末踽踽独行，越来越多抱怨，越来越习惯在电视机前拉长着脸，昏昏度日。这些孤独的人群，不交际时感到孤独，交际时感到更孤独，性爱对生活的镇痛效应越来越低。是自己的病越来越重呢？还是药质越来越差呢？他们不知道。他们下班后回到独居的狭小公寓里，常常感到房子就是巨大监狱里的一间单人囚室。
　　最后，同性恋就是对这种孤独一种畸变的安慰。同性恋是值得同情的，同性恋证明人类是值得同情的。这种现象的增多，只能意味着这个世界爱的盛夏一晃而过，冬天已经来临。
　　六
　　在性的问题上，女性为什么多有不同于男性的态度？
　　原因在于神意？在于染色体的特殊配置？或在于别的什么？也许女人并非天然精神良种。哺育孩子的天职，使她们产生了对家庭、责任心、利他行为的渴求，那么一旦未来的科学使生育转为试管和生物工厂的常规业务之后，女性是否也会断然抛弃爱情这个古老的东西？如果说是社会生存中的弱者状态，使她们自然而然要用爱情来网结自己的安全掩体，那么随着更多女强人夺走社会治权，她们的精神需求是否会逐步减退并且最终把爱情这个累心的活甩给男人们去干？
　　多少年来，女性隐在历史的暗处，大脑并不长于形而上但心灵特别长于性而上。她们远离政坛商界的严酷战场（在这一点上请感谢男人），得以优闲游赏于自己的情感家园。她们被男性目光改造得妩媚之后（在这一点上请再感谢男人），一心把美貌托付给美德。她们自己常常没有干成太多的大事，但她们用眼风、笑靥、唠叨及体态的线条，滋养了什么都能干的男人。她们创立的“爱情”这门新学科，常常成为千万英雄真正的造就者，成为道义和智慧的源泉，成为一幕幕历史壮剧的匿名导演。她们做的事很简单，不需要政权不需要信用卡也不需要手枪，她们只须把那些内质恶劣的男人排除在自己的选择目光之外，这种淘汰就会驱动性欲力的转化和升华，驱使整个社会克己节欲并且奋发图强，科学和艺术事业得到发展并且多一些情义。她们被男人改造出来以后反过来改造男人自己。她们似乎一直在操作一个极其困难的实验：在诱惑男人的同时又给男人文化去势。诱惑是为了得到对方，去势则是为了永久得到对方——更重要的是，使对方值得自己得到，成为一个在灿烂霞光里凯旋归来的神圣骑士，成为自己的梦想。
　　梦想是女人最重要的消费品，是对那些文治武功战天斗地出生入死的男人们最为昂贵的定情索礼。
　　在这里，“女性”这个词已很大程度上与“神性”的词义重叠。在性的问题上，历史似乎让神性更多地向女性汇集，作为对弱者的补偿。因此，女权运动从本质上来说，是心界对物界的征服，精神对肉体的抗争——一切对物欲化人生的拒绝（无论出自男女）都是这场运动的体现。至于它的女性性别，只能说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不太恰当的标签。它的胜利，也决不仅仅取决于女性的努力，更不取决于某些辞不达意或者“秀（show）”色太浓的女权宣言和女权游行。
　　

鲁林涛

性而上的迷失
作者：韩少功

　　韩少功（1953—），湖南长沙人，作家。著有《西望茅草地》、《夜行者梦语》等。
　　
　　一
　　有些事情如俗话说的：你越把它当回事它就越是回事。所谓“性”就是这样。
　　性算不上人的专利，是一种遍及生物界的现象，一种使禽兽花草万物生生不息的自然力。不，甚至不仅仅是一种生物现象，很可能也是一种物理现象，比如电磁场中同性相排斥异性相吸引的常见景观，没有什么奇怪。谁会对好些哆哆嗦嗦乱窜的小铁屑赋予罪恶感或神圣感呢？谁会对它们痛心疾首或含泪欢呼呢？事情差不多就是这样，一种类同于氨基丙苯的化学物质，其中包括新肾上腺素、多巴胺，尤其是苯乙胺，在情人的身体内燃烧，使他们两颊绯红，呼吸急促，眼睛发亮，生殖器官充血和勃动，面对自己的性对象晕头晕脑地呆笑。他们这些激动得哆哆嗦嗦的小铁屑在上帝微笑的眼里一次次实现着自然的预谋。
　　问题当然没有如此简单。性的浪漫化也是一笔文化遗产，始于裤子及文明对性的禁忌，始于人们对私有财产、家庭、子女优育等经济性需要。性的浪漫化刚好是它被羞耻化和神秘化之后一种必然的精神酿制和幻化，放射出五彩十色的灵光，照亮了男人和女人的双眸。直到这个世纪的一九六八年，时间已经很晚了，传统规范才受到最猛烈的动摇。美国好莱坞首次实行电影分级制度，X级的色情电影合法上映令正人君子们目瞪口呆，一个警察说，当时一个矮小的老太太如果想买一份《纽约时报》，就得爬过三排《操×》杂志才能拿到。
　　避孕术造成了性与生殖分离的可能，使苯乙胺呼啸着从生殖义务中突围而去。其实，突围一直在进行，通奸与婚姻伴生，淫乱与贞节影随，而下流话历来是各民族语言中生气勃勃的野生物，通常在人们最高兴或最痛苦的时候脱口而出，泄漏出情感和思想中性的基因。即使在礼教最为苛刻和严格的民族，人们也可以从音乐、舞蹈、文学、服饰之类中辨出性的诱惑，而一个个名目各异的民间节庆，常在道德和法律的默许之下，让浪漫情调暖暖融融弥漫于月色火光之中，大多数都少不了自由男女之间性致盎然和性味无穷的交往和游戏，对歌，协舞，赠礼，追打笑闹，乃至幽会野合。这种节庆狂欢不拘礼法，作为礼法的休息日，是文明禁忌对苯乙胺的短暂性假释。
　　从某种特定意义上来说，种种狂欢节是人类性亢奋的文化象征。民俗学家们直到现在也不难考察到那些狂欢节目中性的遗痕。
　　始于西方的性解放，不过是把隐秘在狂欢节里的人性密码，译解成了宣言、游行、比基尼、国家法律、色情杂志、教授的著作、换妻俱乐部等等，使之成为一种显学，堂而皇之进入了人类的理智层面。
　　它会使每一天都成为狂欢节么？
　　二
　　禁限是一种很有意味的东西。礼教从不禁限人们大汗淋漓地为公众干活和为政权牺牲，可见禁限之物总是人们私心向往之物——否则就没有必要禁限。而禁限的心理效应往往强化了这种向往，使突破禁限的冒险变得更加刺激，更加稀罕，更加激动人心。设想要是人们以前从未设禁，性交可以像大街上握手一样随便，那也就索然无味，没有什么说头了。
　　因此，正是传统礼教的压抑，蓄聚了强大的纵欲势能，一旦社会管制稍有松懈，便洪流滚滚势不可挡地群“情”激荡举国变“色”。性文学也总是在性蒙昧灾区成为一个隐性的持久热点，成为很多正人君子一种病态的津津乐道和没完没了的打听癖、窥视癖。道德以前太把它当回事，它就真成一回事了。纵欲作为对禁欲的补偿和报复，常常成为社会开放初期一种心理高烧。纵欲者为了获得义理上的安全感，会要说出一些深刻的话。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如果吃饱喝足又有太多闲暇，如果他们本就缺乏热情和能力关注世界上更多刺心的难题，那么性解放就是他们最高和最后的深刻，是他们文化态度中惟一的激情之源。他们干不了别的什么。
　　这些人作为礼教的倒影，同样是一种文化。他们的夸大其辞，可能使刚有的坦诚失鲜得太快，可能把真理弄得脏兮兮的让人掉头而去。他们用清教专制兑换享乐专制，轻率地把性解放描绘成最高的政治，最高的宗教，最高的艺术，就像以前的伪道学把性压抑说成最高的政治，最高的宗教，最高的艺术。他们解除了礼教强加于性的种种罪恶性意义之后，必须对性强加上种种神圣性意义，不由分说地要别人对他们的性交表示尊敬和高兴。他们指责那些没有及时响应步调一致来加入淫乱大赛的人是伪君子，是辫子军，是废物。这样做当然简单易行——“富贵生淫欲”这句民间大俗话一旦现代起来就成了精装本。
　　这些文学脱星或学术脱星，把上帝给人穿的裤子脱了下来，然后要求人们承认生殖器就是新任上帝，春宫画就是最流行的现代《圣经》。他们最痛恶圣徒但自己不能没有圣徒慷慨悲歌的面孔。
　　这当然是有点东方特色的一种现代神话，最容易在清教国家或后清教国家获得信徒们的喝彩。相反，在性解放洪潮过去的地方，X级影院里通常破旧而肮脏，只有寥落几个满身虱子和酒气的流浪汉昏昏瞌睡，不再被大学生们视为可以获得人生启迪的教堂和圣殿。性解放并没有降低都市男女的孤独指数和苦闷指数，并没有缓解“文明病”。最早的性解放先锋邓肯后来也生活极其恶化，肥胖臃肿，经常酗酒，胡吵乱闹，不大像一个幸福的退休教母。那里一方面有了得乐且乐的潇洒，另一方面也有了爱滋病、性变态、冷漠、吸毒之类的苦果。如果有人去那里宣言只要敢脱就获取了天堂的入场券，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除性的困惑和苦恼，甚至进而达到人生幸福的至境，这种神经病肯定半个美元也赚不着。
　　自由是一种风险投资。社会对婚姻问题的开明，提供了改正错误的自由也提供了增加错误的自由。解放者从今往后必须孤立无援地对付自己与性相关的困惑和苦恼，一切后果自己承担，没法向礼教赖账。正如有些父母怕孩子摔跤就不让他们踢球，我们为勇敢破禁欢呼。但勇敢就是勇敢，勇敢不是包赚不赔的特别股权。一九六八并不是幸运保险单的号码。踢足球就是踢足球，一只足球不算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东西，不值得大吹大擂，穿上球鞋不意味着一定能射门得分，一定成为球星，更不意味着万事如意。
　　三
　　对理论常常不能太认真。
　　一个现代女子找到了一个她感“性”趣的男人，如果对方婉言拒绝她，这个女子就可能断言对方在压抑自己。你怎么活得这么虚伪呢？你太理智了，我觉得理智是最可恶的东西，是最压抑人性和情感的东西。人生能有几时醉？……
　　这个女子开导完了，出门碰到一个使她极其恶心的男人，被对方纠缠不休，她就可能说出另外一些理论：你怎么这样不克制自己呢？怎么这样缺乏理智呢？你只能让我恶心，我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无耻的人……
　　这个女子的理智论和反理智论兼备，只是随时根据具体情况各派其用，各得其所。你能说她是“理智派”还是“感情派”？同样，如果她心爱的丈夫另有新欢，要抛弃她了，她可能要大谈婚姻的神圣性；时隔不久如果她找到了更可心的人，对方是人家的丈夫，她就可能要大谈婚姻的荒谬性。你能说她是卫道士还是第三者乱党？如此等等。
　　理论、观念、概念之类，一到实际中总是为利欲所用。尤其在最虚无又最实用的现代，在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中间，理论通常只是某种利欲格局的体现，标示出理论者在这个格局中的方位和行动态势。一般来说，每一个人在这个利欲格局中都是强者又都是弱者——只是相对于不同的方面而言。因此，每一个人都万法皆备于我，都是潜在的理论全息体，从原则上说，是可以接受任何理论的，是需要任何理论的。用这一种而不用那一种，基本上取决于利欲的牵引。但这决不妨碍对付格局中的其他方面的时候，或者在整个格局发生变化的时候，人们及时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理论面目。比如一个大街上的革新派，完全可能是家里的保守派；一个下级面前的集权派，完全可能是上级面前的民主派。
　　这种情形难免使人沮丧：你能打起精神来与这些堂而皇之的理论较个真吗？
　　纵欲论在实际生活那里，通常是求爱术的演习，到时候与自述不幸、请吃请喝、看手相、下跪等等合用，也有点像征服大战时的劝降书。若碰上恶心的纠缠者，他们东张西望决不会说得这么滔滔不绝。他们求爱难而拒爱易，习惯于珍视自己的欲望而漠视他人的欲望，满脑子都是美事，因此较为偏好纵欲说。就像一些初入商界的毛头小子，只算收入不算支出，怎么算都是赚大钱，不大准备破产时的说辞和安身之处。
　　他们中的一些人通常不喜欢读书这类累人的活，瞟一瞟电视翻翻序跋当然也足够开侃。所以他们的宣言总是丰繁而又混乱，尤其不适宜有些呆气的人来逐字逐句地较真。比如他们好谈弗洛伊德，从他的“里比多”满足原理中来汲取自己偷情的勇气，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正是这一个弗洛伊德强调性欲压抑才能产生心理能量的升华，才得以创造科学和艺术，使人类脱离原始和物质的状态。他们也好谈M·巴特、J·德里达以及后现代主义，用“差延”、“解构”、“颠覆”等等字眼来威慑文明规范，力求回复人的自然原态。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巴特们的文化分析正是从所谓“自然原态”下刀，其理论基点就是揭示“自然原态”的欺骗性、虚妄性，是一种统治人类太久的神话。一切都是文本，人的一切都免不了文化的浸染。巴特们正是从这一点开始与传统的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割席分道，开始了天才的叛逆。用他们来声张“自然原态”或“人之本性”，哪儿跟哪儿？
　　很有些人，从不曾注意弗洛伊德和巴特的差别，不曾注意尼采和萨特的差别，不曾注意孔子和毛泽东的差别，最大的本领只是注意名人和非名人的差别，时髦与不时髦的差别。他们擅长把一切时髦的术语搜罗起来，一古脑儿地用上。就像一个乡下小镇的姑娘闯进大都市之后，把商店里一切好看的化妆品都抹在自己脸上。这也是一种Pastiche——拼凑，杂拌，瞎搅和，以五颜六色的脸作为时代的标准像。

鲁林涛

精神的三间小屋
作者：毕淑敏

　　毕淑敏（1952—），山东文登人，作家。著有《昆仑殇》、《阿里》、《补天石》等。
　　
　　面对那句——人的心灵，应该比大地、海洋和天空都更为博大的名言，自惭自秽。我们难以拥有那样雄浑的襟怀，不知累积至哪种广袤，需如何积攒每一粒泥土，每一朵浪花，每一朵云霓?
　　甚至那句恨不能人人皆知的中国古话——宰相肚里能撑船，也让我们在敬仰之余，不知所措。也许因为我们不过是小小的草民，即便怀有效仿的渴望，也终是可望而不可及，便以位卑宽宥了自己。
　　两句关于人的心灵的描述，不约而同地使用了空间的概念。人的肢体活动，需要空间。人的心灵活动，也需要空间。那容心之所，该有怎样的面积和布置?
　　人们常常说，安居才能乐业。如今的城里人一见面，就问，你是住两居室还是三居室啊?……喔，两居室窄巴点，三居室虽说也不富余，也算小康了。
　　身体活动的空间是可以计量的，心灵活动的疆域，是否也有个基本达标的数值?
　　有一颗大心，才盛得下喜怒，输得出力量。于是，宜选月冷风清竹木潇潇之处，为自己的精神修建三间小屋。
　　第一间，盛着我们的爱和恨。对父母的尊爱，对伴侣的情爱，对子女的疼爱，对朋友的关爱，对万物的慈爱，对生命的珍爱……对丑恶的仇恨，对污浊的厌烦，对虚伪的憎恶，对卑劣的蔑视……这些复杂对立的情感，林林总总，会将这间小屋挤得满满，间不容发。你的一生，经历过的所有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仿佛以木石制作的古老乐器，铺陈在精神小屋的几案上，一任岁月飘逝，在某一个金戈铁血之夜，它们会无师自通，与天地呼应，铮铮作响。假若爱比恨多，小屋就光明温暖，像一座金色池塘，有红色的鲤鱼游弋，那是你的大福气。假如恨比爱多，小屋就阴风惨惨，厉鬼出没，你的精神悲戚压抑，形销骨立。如果想重温祥和，就得净手焚香，洒扫庭院。销毁你的精神垃圾，重塑你的精神天花板，让一束圣洁的阳光，从天窗洒入。
　　无论一生遭受多少困厄欺诈，请依然相信人类的光明大于暗影。哪怕是只多一个百分点呢，也是希望永恒在前。所以，在布置我们的精神空间时，给爱留下足够的容量。
　　第二间小屋，盛放我们的事业。
　　一个人从25岁开始做工，直到60岁退休，他要在工作岗位上度过整整35年的时光。按一日工作8小时，一周工作5天，每年就要为你的职业付出2000个小时。倘若一直干到退休，那就是70000个小时。在这个庞大的数字面前，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始于惊骇终于沉思。假如你所从事的工作，是你的爱好，这70000个小时，将是怎样快活和充满创意的时光!假如你不喜欢它，漫长的70000个小时，足以让花容磨损日月无光，每一天都如同穿着淋湿的衬衣，针芒在身。
　　我不晓得一下子就找对了行业的人，能占多大比例?从大多数人谈到工作时乏味麻木的表情推算，估计这样的幸运儿不多。不要轻觑了事业对精神的濡养或反之的腐蚀作用，它以深远的力度和广度，挟持着我们的精神，以成为它麾下持久的人质。
　　适合你的事业，白桦林不靠天赐，主要靠自我寻找。这不但因为相宜的事业，并非像雨后的菌子一样，俯拾即是，而且因为我们对自身的认识，也是抽丝剥茧，需要水落石出的流程。你很难预知，将在18岁还是40岁甚至更沧桑的时分，才真正触摸到倾心的爱好。当我们太年轻的时候，因为尚无法真正独立，受种种条件的制约，那附着在事业外壳上的金钱地位，或是其他显赫的光环，也许会灼晃了我们的眼睛。当我们有了足够的定力，将事业之外的赘生物一一剥除，露出它单纯可爱的本质时，可能已耗费半生。然费时弥久，精神的小屋，也定需住进你所爱好的事业。否则，鸠占鹊巢，李代桃僵，那屋内必是鸡飞狗跳，不得安宁。
　　我们的事业，是我们的田野。我们背负着它，播种着，耕耘着，收获着，欣喜地走向生命的远方。规划自己的事业生涯，使事业和人生，呈现缤纷和谐相得益彰的局面，是第二间精神小屋坚固优雅的要诀。
　　第三间，安放我们自身。
　　这好像是一个怪异的说法。我们自己的精神住所，不住着自己，又住着谁呢?
　　可它又确是我们常常犯下的重大失误——在我们的小屋里，住着所有我们认识的人，惟独没有我们自己。我们把自己的头脑，变成他人思想汽车驰骋的高速公路，却不给自己的思维，留下一条细细羊肠小道。我们把自己的头脑，变成搜罗最新信息网络八面来风的集装箱，却不给自己的发现，留下一个小小的储藏盒。我们说出的话，无论声音多么嘹亮，都是别的喉咙嘟囔过的。我们发表的意见，无论多么周全，都是别的手指圈画过的。我们把世界万物保管得好好，偏偏弄丢了开启自己的钥匙。在自己独居的房屋里，找不到自己曾经生存的证据。
　　如果真是那样，我们的精神小屋，不必等待地震和潮汐，在微风中就悄无声息地坍塌了。它纸糊的墙壁化为灰烬，白雪的顶棚变作泥泞，露水的地面成了沼泽，江米纸的窗棂破裂，露出惨淡而真实的世界。你的精神，孤独地在风雨中飘零。
　　三间小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非常世界，建立精神的栖息地，是智慧生灵的义务，每人都有如此的权利。我们可以不美丽，但我们健康。我们可以不伟大，但我们庄严。我们可以不完满，但我们努力。我们可以不永恒，但我们真诚。
　　当我们把自己的精神小屋建筑得美观结实、储物丰富之后，不妨扩大疆域，增修新舍，矗立我们的精神大厦，开拓我们的精神旷野。因为，精神的宇宙，是如此地辽阔啊。

鲁林涛

好运设计
作者：史铁生

　　史铁生（1951—），河北涿县人。作家。著有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散文集《自言自语》、《我与地坛》等。
　　
　　要是今生遗憾太多，在背运的当儿，你独自呆一会儿，不妨随心所欲地设想一下自己的来世。干嘛不想想呢?我就常常这样去想。
　　我想，倘有来世，我先要占住几项先天的优越：聪明、漂亮和一副好身体。命运从一开始就不公平，人一生下来就有走运的和不走运的。譬如说一个人很笨，这该怨他自己吗?然而由此所导致的一切后果却完全要由他自己负责——饱受了轻蔑终也不知道这事到底该怨谁。再譬如说，一个人生来就丑，再怎么想办法去美容都无济于事，这难道是他的错误他的罪过，不是。那为什么就该他难得姑娘们的喜欢呢?因而婚事就变得格外困难，一旦终于有了孩子，不要说别人，就连他自己都希望孩子千万别长得像他自己，为什么就该他是这样呢?再说身体，有的人生来就肩宽腿长，潇洒英俊(或者婀娜妩媚，娉娉婷婷)，生来就有一身好筋骨，精力旺盛，而且很少生病，可有的人却与此相反，生来就样样都不如人。对于身体，我体会尤甚。所以我只盼下辈子能够谨慎投胎，有健壮优美如卡尔·刘易斯一般的身材和体质，有潇洒漂亮如周恩来一般的相貌和风度，有聪明智慧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般的大脑和灵感。
　　
　　降生在什么地方相当重要。20年前插队在偏远闭塞的陕北乡下，我见过不少健康漂亮尤其聪慧超群的少年，当时我就想，他们要是生在一个恰当的地方，他们必都会大有作为，无论他们做什么都必定成就非凡。但在穷乡僻壤，吃饱肚子尚且是一件颇为荣耀的成绩，哪还有余力去奢想什么文化呢?他们没有机会上学，没有书读，看不到报纸、电视，甚至很少看得到电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便只能遵循了祖祖辈辈的老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然后他们娶妻生子，成家立业，才华耗尽变作纯朴而无梦想的汉子。然后如他们的父辈一样地老去，唯单调的岁月在身上留下注定的痕迹。然后他们恐惧着、祈祷着、惊慌着听命于死亡随意安排。再然后倘若那地方没变，他们的儿女们必定还是这样磨钝了梦想，一代代去完成同样的过程。我希望我的来世千万不要是这样。
　　那么降生在大城市，生在个贵府名门，父亲是政绩斐然的总统，要不是个家藏万贯的大亨，再不就是位声名赫赫的学者，或者父母都是不同寻常的人物，你从小就在一个倍受宠爱恭维的环境中长大，呈现在你面前的是无忧无虑的现实，绚烂辉煌的前景，左右逢源的机遇，一帆风顺的坦途……这样是不是就好呢?一般来说，这样的境遇也是一种残疾，也是一种牢笼。这样的境遇经常造就着蠢材，不蠢的概率很小，有所作为的比例很低，而且大凡有点水平的姑娘都不肯高攀这样的人。
　　生在穷乡僻壤，有孤陋寡闻之虞，不好；生在贵府名门，又有骄狂愚妄之险，也不好。生在一个介于此二者之间的位置上怎么样?嗯，可能不错。
　　既知晓人类文明的丰富璀璨，又懂得生命路途的坎坷艰难；既了解达官显贵奢华而危惧的生活，又体会平民百姓清贫而深情的岁月；既有博览群书并入学府深造的机缘，又有浪迹天涯独自在社会上闯荡的经历；既能在关键时刻得良师指点如有神助，又时时事事都要靠自己努力奋斗绝非平步青云；既饱尝过人情友爱的美好，又深知了世态炎凉的正常，故而能如罗曼·罗兰所说：“看清了这个世界，而后爱它。”——这样的位置好虽好，不过在哪儿呢?
　　
　　你最好生在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家庭。
　　也就是说，你父亲是知识分子，但千万不要是那种炙手可热过于风云的知识分子，否则“贵府名门”式的危险和不幸仍可能落在你头上：没有一个健全、质朴的童年。一个人长大了若不能怀恋自己的童年，当是莫大的缺憾。你应该有一大群来自不同家庭的男孩儿和女孩儿做你的朋友，跟他们一块认真地吵架翻脸，然后一块哭着和好如初。当你父母不在家时，把好朋友都叫来，痛痛快快随心所欲地折腾一天，把冰箱里能吃的东西都吃光，然后载歌载舞地庆祝。你还可以跟你的朋友们一起去冒险，拿点钱，瞒过父母，然后出发，义无反顾。把新帽子扯破了新鞋弄丢了一只没关系，把膝盖碰出了血把白衬衫上洒了一瓶紫药水没关系，你母亲不会怪你，因为当晚霞越来越淡夜色越来越浓的时候，你父亲也沉不住气了，你母亲庆幸还庆幸不过来呢。“他们回来啦，他们回来啦!”仿佛全世界都和平解放了，一群群平素威严的父亲都乖乖地跪出来迎接你们，同样多的一群母亲此刻转忧为喜光顾得摩挲你们的脸蛋和亲吻你们的脑门儿。一个幸运者的童年就得是这样。
　　你的母亲也要有知识，但不要像你父亲那样关心书胜过关心你。也不要像某些愚蠢的知识妇女，料想自己功名难就，便把一腔希望全赌在了儿女身上，生了个女孩就盼她将来是个居里夫人，养了个男娃就以为是养了个小贝多芬。一个幸运者的母亲必然是一个幸运的母亲，她教育你的方法不是来自于教育学，而是来自她对一切生灵乃至天地万物由衷的爱，由衷的颤栗与祈祷，由衷的镇定和激情。她难得给你什么命令，她深信你会爱这个世界。
　　
　　在你两三岁的时候你就光是玩，别着急背诵《唐诗三百首》和弄通百位数以内的加减法，去玩撒尿和泥，然后不洗手再去玩你爷爷的胡子。到你四五岁的时候，在你母亲的皮鞋上钻几个洞看看会有什么效果，往你父亲录音机里撒把沙子听听声音会不会更奇妙。上小学时你门门功课都得上三四分就够了，剩下的时间做些别的事，让你父亲有机会给人家赔几块玻璃。一上中学尤其一上高中，所有熟人都对你刮目相看，各种奖啊奖啊奖啊并不构成你的好运，你的好运是说你其实并没花太多时间在功课上。你爱好广泛，神魂聚注若癫若狂。
　　你热爱音乐，古典的交响乐，现代的摇滚乐，温文尔稚的歌剧，粗犷豪放的民谣，你都听得心醉神迷。你喜欢美术，你从色彩感受生命，由造型体味空间，在线条上嗅出时光的流动，在连接天地的方位发现生灵的呼喊。体育也是你的擅长，差不多所有的体育项目你都玩得精彩、洒脱、漂亮。你把体育变得不仅仅是体育了，那是舞蹈，是人间最自然坦诚的舞蹈，那是艺术，是上帝选中的最朴实辉煌的艺术形式。
　　
　　接下来你到了恋爱的季节。你正在一所名牌大学里读书，读得出色，各种奖啊奖呵又闹着找你，你的动静坐卧举手投足都流溢着男子汉的光彩，明显地追逐你的和不露声色地爱慕着你的姑娘们已是成群结队，但你一向只是婉言而真诚地拒绝、善意而巧妙地逃避，弄得一些自命不凡的姑娘们委屈地流泪。但是有一天，你在运动场上正放松地慢跑，你忽然看见一个陌生的姑娘也在慢跑，她的健美一点不亚于你，生命对她的宠爱，青春对她的慷慨，这些绝不亚于你，而她似乎根本没有发现你，仿佛除了她和她的美丽这世界上并不存在其他东西。而你却被她的美丽和自信震慑了，被她的优雅和茁壮惊呆了，被她的倏然降临搞得心恍神惚手足无措。于是你不跑了，光是看她。你很想冲她微笑一下表示一点敬意，但她并不给你这样的机会，她跑了一圈又一圈，然后她走了。简单极了，就走了。走了很久而你还站在原地，操场空空旷旷只剩了你一个人，你头一回感到了惆怅和孤零。但你把她记在了心里，幸运之神依然和你在一起。你在她周围不露声色地卖弄你的千般技巧万种本事，终于引起了她的注意。你又在朋友家里和她一起吃过一次午饭，你们到底认识了，谈了很多，谈得融洽而且热烈。此后不是你去找她，就是她来找你，春夏秋冬春夏秋冬，不是她来找你就是你去找她，春夏秋冬……总之，你们终成眷属。
　　
　　也许你注意到了，我忽然有了一点疑虑：你能在一场如此称心、顺利、圆满的爱情和婚姻中饱尝幸福吗？没有挫折，没有坎坷，没有望眼欲穿的企盼，没有撕心裂肺的煎熬，没有痛不欲生的痴颠与疯狂，没有万死不悔的追求与等待，当成功到来之时你会有感慨万端的喜悦吗?在成功到来之后还会不会有刻骨铭心的幸福?或者，会不会因为顺利而冲淡其魅力?会不会因为圆满而阻塞了渴望，限制了想像，丧失了激情，从而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遵从了一种生理程序，心路却已荒芜，继而是麻木——会不会?地球如此方便如此称心地把月亮搂进了自己的怀中，没有了阴晴圆缺，没有了潮汐涨落，没有了距离便没有了路程，没有了斥力也就没有了引力，那是什么呢?很明白，那是死亡。如果你再诚实点，事情可能会更难办：人类是要消亡的，地球是要毁灭的，宇宙在走向热寂。我们的一切聪明和才智、奋斗和努力、好运和成功到底有什么价值?我们的目的何在?我们的救赎之路何在?我们真的已经无路可走真的已入绝境了吗?是的，我们巳入绝境。现在我们只占着一项便宜，那就是死神还没驾到，我们还有时间想想对付绝境的办法，当然不是逃路，当然你也跑不了。其他的办法，看看，还有没有。
　　过程。对，过程——只剩了它了。对付绝境的办法只剩它了。事实上你惟一具有的就是过程。一个只想使过程精彩的人是无法被夺剥的，因为死神也无法将一个精彩的过程变成不精彩的过程，因为坏运也无法阻挡你去创造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你可以把死亡也变成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坏运更利于你去创造精彩的过程。于是绝境溃败了，它必然溃败。你立于目的的绝境却现实着、欣赏着、饱尝着过程的精彩，你便把绝境送上了绝境。梦想使你迷醉，距离就成了欢乐；追求使你充实，失败和成功都是伴奏；当生命以美的形式证明其价值的时候，幸福是享受，痛苦也是享受。
　　过程！对，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壮。但是，除非你看到了目的的虚无你才能够进入这审美的境地，除非你看到了目的的绝望你才能找到这审美的救助。但这虚无与绝望难道不会使你痛苦吗?是的，除非你为此痛苦，除非这痛苦足够大，大得不可消灭大得不可动摇，除非这样你才能甘心从目的转向过程，从对目的的焦虑转向对过程的关注，除非这样的痛苦与你同在，永远与你同在，你才能够永远欣赏到人类的步伐和舞姿，赞美着生命的呼喊与歌唱，从不屈获得骄傲，从苦难提取幸福，从虚无中创造意义，直到死神和天使一起来接你回去。你依然没有玩够，但你不惊慌，你知道过程怎么能有个完呢?过程在到处继续，在人间、在天堂、在地狱，过程都是上帝的巧妙设计。
　　但是我们的设计呢?
　　
　　我看出来了——我又走回来了。我看出来了，我们的设计只能就这样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上帝爱我！——我们的设计只剩这一句话了，也许从来就只有这一句话吧。

　　选自《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