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诺贝尔之梦

管季超.

科学界多些“自由探索” ――再谈“诺贝尔之梦”

作者：章成钧

杨振宁最近预言：祖国大陆科学家可能在10年内获得诺贝尔奖，此言令人鼓舞。但我国科技界时下忽视基础理论研究，要想获奖实在是“任重道远”。 探索性研究多数在基础理论领域，比较自由，富于创新，是诺贝尔科学奖的“钟爱”如果我们忽视它，就只能跟在别人后面研究二流应用研究。 在科学研究领域，“急功近利”是一种短见。我们提倡的“自由探索”,更应是一种观念、一种导向，我国科学界如能正视不足，获奖之日的确为时不远了。 　　“中国要得诺贝尔科学奖，怎么就这么难？”值此诺贝尔奖百年之际，这个话题又热了起来。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最近在演讲时，预测地给了一张“时间表”：祖国大陆科学家获诺贝尔奖的时间在“20年内”，也可能是“10年”。 　　杨振宁的预言的确鼓舞人心，但科学界也有人表示了自己的忧虑。有人曾做统计：从1901年诺贝尔奖设立到现在，各种科学奖项（物理、化学、生物学和医学）的获奖者共470余人，细做分析，获奖者及其选题显示了一个普遍的规律：绝大部分都是由于基础领域中的自由探索而获奖的。然而，时下在计划项目的研究、应用课题研究的我国科技界，基础理论研究被忽视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改变，要跻身诺贝尔科学奖，实在是“任重道远”。 　　据最新统计，我国2000年科技投入达896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1％，已跃居发展中国家前列。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只占科技经费总支出的22％左右，远低于一般国家40％左右的水平。 科学研究，有开辟新领域的探索性研究和发展性研究之分。前者多数在基础理论领域，它比较自由，有时能做出重大的、也许是以外的发现；有时则可能一无所获。后者一般是指应用性研究，通常是事先拟定目标、计划，在已开辟的领域内获得一定程度的发现。诺贝尔奖之所以“钟爱”前者，就是因为前者揭示了一个永恒的主题――创新。 　　应该说，当今中国科技进步神速。但是，未来科技发展的挑战将更为严峻。如果不下大功夫抓基础理论方面的原创性研究，长此下去，不仅创新、突破性成果难以取得，而且即使有了一些原创性成果，由于缺少基础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支持，创新能力也会逐步枯竭，就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研究二流应用成果。 　　当然，提倡探索性研究并非排斥发展性研究。在我国，一个时期以来鼓励科研人员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无疑是正确的。但无庸讳言，冷落基础研究的倾向，也是愈来愈明显。基础理论研究往往有“耗时长”。一时难出成果。常做“无用功”的盘诘和非议，“急功近利者多”。 　　事实上，在科学研究领域，一味的“急功近利”，便是一种短见。因“耗时长”二反对基础研究领域的自由探索，是有失偏颇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我们提倡的这种“自由探索”，毋宁说是一种方法。一种途径。毋宁说是一种观念，一种导向。这类探索的确是需要时间的，但任何时间的长与短都是相对的；你独辟蹊径，尽管费时长还走了弯路，但是走出了一条新路。你贪走捷径，但因是别人走过的路，即使费时短却难以有新的发现。 　　因一时难出成果二将基础研究领域的自由探索责之为“无用”，更是一种偏见。科学技术所具有的生产力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物质资源分配者的功利性判断。当前科学界集中力量支持计划设定的项目，这对发展我国前沿领域工作的确能起到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应有明确目标的计划设定项目研究之外加强自由探索，给以相应的投入。基础是为应用服务的，基础不牢，遑论应用？对前者，岂能用一时“有用”与“无用”的纯功利性标准来评判？须知，重要发明一般都要经历很长时间，才能得以证明。时间，其实是一面精细的筛子，它以人类实践织成的网格进行筛选，既不会让有价值的成果流失，也不会容留废物长存。 　　如果我国科学界能正视自己的不足，理顺发展性研究与探索性研究之间的关系，并合理调整科技投入结构，使广大科技人员真正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那么，一些著名学者所预言的获诺贝尔科学奖的日子，的确为时不远了。 《文汇报》2001年12月14日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