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是个混乱的概念

管季超.

“国学”是个混乱的概念

作者：李零    文章来源：《传统为什么这么红》

前一阵儿，国学网选国学大师。尹小林问我，哪些人算国学大师。我跟他说，举国若狂谈国学，大师不大师，暂且搁一边儿，咱们先得问一下，什么叫国学？ 　　国学是个混乱概念。 　　什么叫国学？研究中国的学问就叫国学吗？不是。第一，没有西学，无所谓国学，国学是对西学而言，郑玄不是国学家，戴震也不是。第二，人家外国有汉学，同样研究中国。比如20世纪上半叶，法国汉学很牛。汉学不能叫国学。他们从周边国家讲中国边疆，从中国边疆讲中国内陆，比世界眼光谁大，比精通语言谁多，我们的大师（如陈寅恪），毫无优势可言。当时，五大发现，全和外国人有染，真让国人气短。陈寅恪、傅斯年，他们到外国干什么？就是出去偷艺。他们心里，全都憋着口气：人家看不起，暂时不说话，三十年后，再与他们争胜。 　　我的看法，国学虽刻意区别于西学，但实质上是“国将不国之学”。它跟西学争胜，越争气越短。新学，就连国学家也学，即使最最保守者也学——明着不学偷着学。大家要找原汁原味，几乎没有，其实都是不中不西之学，不新不旧之学。所谓大师也很简单，全是推倒重来，白手起家，创建各门新学术的人。 　　现在，一般人的印象，读古书就是国学。比如章太炎、黄侃，杨树达、余嘉锡，还有钱穆，这样的人才算国学大师。如果这才叫国学大师，很多人都不能算，国学的阵容很可怜。 　　我的意见，近代学术，有些太新，不算国学，最好归入西学；有些太旧，也不算，最好归入清代学术。比如考古学（archaeology），就是地地道道的外国学问，绝不是宋人讲的考古学；还有历史比较语言学（philology），也是地地道道的外国学问，绝不是清代的小学和考据学。李济、夏鼐，不算国学家；李方桂、赵元任，也不算国学家。 　　大家说的国学，很多都是不新不旧之学，什么算，什么不算？标准很难定。如所谓罗（振玉）、王（国维）之学，材料是五大发现，全是新材料，他们和法国、日本的学者有不少交流，眼界也很新，这种学问，大家叫国学。但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算不算，好像不算（地理系，现在归理科）。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算不算，让哲学系一讲，当然算，特别是近代尊孔的名人，更是绝对没跑，肯定都是国学大师，就连释道二藏也算是国学。 　　大家都知道，史语所的“史”，是用考古学改造传统的经史之学；“语”是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改造传统的小学和考据学。这样的学问，都是不新不旧。还有清华国学研究院，所谓国学也是不新不旧，有些还是严格意义上的新学。 　　现在，最奇怪的是，连季羡林都成了国学大师。人家自己都说不是，好事之徒，还要把这顶帽子扣在他的头上。这也反映了国学概念的混乱。

管季超.

国学·汉学·中国学·华学

来源： 联合早报

面对他者，我们才知道自己是什么。 研究学术的人，喜欢高举“必也正名乎”的大纛（dao，第四声），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反复“正名”的结果，往往把看似单纯的事物弄得复杂不堪。 “定义”一个名词或一个概念，就可以写一部书，一部学术发展史。 “国学”、“汉学”、“中国学”、“华学”，对大众而言，都是指中国的学问。 学者会追究：“中国”指什么？“古来”的时间限度？怎样才算“学问”？ 晚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已经区分了“自我”与“他者”，从固守自我，“师夷长技”来从事改革建设。 就像日本把日语称为“国语”一样，“国学”这个语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东亚，受日本的影响（例如梁启超想办的《国学报》），转变了它“朝廷太学”的教育机构及制度性质，成为国家意识之下的新产物。 由“一国的学术文化”而相应出现“国故”、“国粹”、“国渣”等等褒贬不一的词汇。对“国学”一词的质疑或拥护，显示了学者的知识立场与学术态度，殊途同归的是，关心国学、讨论国学、参与国学，形成“一国学术之兴亡即国力之盛衰”的集体思维，甚至认为“国可亡而学不可亡”。宋儒“为往圣继绝学”的主张，是惟恐学之断灭；而20世纪风雨飘摇的中国，“学”则更有“救亡图存”的寄托。 也如同“国学”的意思偏离其本义，原来指称汉代的学术与治学方法（与“宋学”相对）的“汉学”，在19世纪末（1882年）成为Sinology的中文译名。Sinology的语源，又与日本把中国称为“支那”有关。 汉字的“中国”或“清国”，换成音译的“支那”，是日本从语义属性转向语音属性的实例之一。从字面图象式的认知，转为声音式的符号。使用汉字的“中华”或朝代名称如“唐国”、“清国”，是站在汉字的系统里思考；而“支那”则带有他者对中国注视的目光。 1907年京都大学狩野直喜等人成立的“支那学社”，以及其后1920年的刊物《支那学》，确立了“支那”与中国在学术上的关系。原来属于日本古典文化教养的广义“汉学”（指汉字书写的典籍及学问）中有关中国的部分，以及针对中国的研究被独立出来。 20世纪中叶，“支那”被染上军国主义色彩，1945年日本战败后，日本禁止使用“支那”一词。 比“支那学”还适用的“汉学”，用以指称中国以外的学者对于中国的研究，进而把研究的范围从古代扩展到现当代，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比“汉学”还能包容新的学科，例如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海外华人等等。 从“支那学”、“汉学”到“中国学”（或“中国研究”）也俨然揭示了学术重镇的地盘移动，从日本、法国到二次大战以后的美国。比如：以哈佛大学费正清为代表的中国研究风潮。 那么，“华学”又是什么呢？ 有的学者认为“汉学”的“汉”字太过种族取向，或局限于汉字典籍；“中国学”又有政权国家意味以及地理区域性，不如用“华夏”的概念统摄一切。“华学”包括蒙学、满学、藏学，源于俄罗斯，受到饶宗颐先生的支持，有《华学》学刊倡导之。 近日读刘正先生《图说汉学史》一书，收获与迷惑兼之，遂有感而作本文。 若要问我归根结底，我想说： 玫瑰无论叫什么名字，不能减损她的美丽。 （作者：衣若芬 南大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