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个性与学术

管季超.

时代、个性与学术

作者：王红生    文章来源：北大出版社

王红生，1951年出生于福建南平，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习世界史；1982—1985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南亚系读研究生；1989—1995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攻读社会科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是印度历史与社会。发表过一些有关印度历史和中国农村问题的论文，现正承担的全国社科项目的题目是《独立以来印度的政治与社会》。 同学们，大家好： 首先感谢学生会给我这次机会，感谢在座的各位同学，谢谢各位的捧场。 我想在座各位不管是不是北大同学，是学文科的还是学理工科的，都是因为对学术感兴趣才来听这个讲座的。在做学问的过程中，有的人成功，有的人却很失败。那么我们今天就讨论这么一个问题：如何做个成功的学者? 我想从大家经常议论的一个话题谈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黑暗年代，内忧外患，经济落后，民生凋敝。但就在那个黑暗年代，却出现一批人才，无论是在文学艺术创作，还是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都涌现出一大批的优秀作品和学术大师，造就了学术史上的辉煌。直到今天，当我们在回顾北大的光荣历史和20世纪中国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大师时，仍不得不提到他们。相比之下，近几十年来我们的学术研究却是很难令人满意的。如果说80年代以前，由于政治运动或其他原因，学术活动受到极大的干扰而无法正常进行的话，那么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经济繁荣和政治安定时代，中国享受了半个世纪的和平环境，学者们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图书资料的获得和信息流通随电脑的普及而极大的方便，出国留学、进修、讲学交流已是平常之事，只要是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政府尽力扶持，起码不会横加干预。尽管如此，我们仍不得不实事求是地承认，我们的学术研究水平同世界同行有很大的差距，同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地位很不相称，在我们的先人面前，我们应该感到羞愧。如何才能迎头赶上?首先必须检讨我们与学术老前辈的差距究竟在什么地方? 这里，我想通过“陈翰笙是如何做学问的”个案分析来切入这个问题。之所以选择这个切人口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三四十年代中国学者在“中国农村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这一点不仅是我们这样讲，许多外国人也这样认为。如曾任印度社会学学会主席的Andre Beteille教授在其一篇文章中就说过如下的话：“中国学者从事农村问题研究是在刚接受西方社会科学后不久，此时，印度已经受英美社会科学影响很久了。然而，中国学者很快就抓住了农村问题的核心——土地所有制，而印度学者关注该问题整整晚了二十年。尤其值得我们反省和惭愧的是，中国的同行们是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以如此大的热忱和耐心完成自己的工作的。”在这些中国学人中最著名的是费孝通先生、梁漱溟先生和陈翰笙先生。二是我同梁漱溟先生未曾谋面，只是在课堂上和一些会议上听过费先生的讲演，而陈翰笙却是我的恩师，在1982—1985年期间在他指导下攻读硕士学位，从此，有幸受其教诲二十余载。 陈翰笙1897年出生在江苏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深受“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东林精神的影响。后留学美欧十余载，1924年回国任北大历史系教授，是当时的北大最年轻的教授。当时北大教授年薪300—400块大洋，然而优厚的待遇没有让年轻的陈翰笙忘记国事和天下事，他追随李大钊，结识前苏联学者，研读《资本论》，参加“三·一八”游行示威，投身中国大革命。大革命失败使他痛感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而开始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在30年代出版的一份杂志上，他写下了如下一段话：“假使梦想就是希望，我总是希望着我个人的工作能助长人类的进化，而我个人的生活不违反这样工作的志趣。”直到晚年，他还经常告诫年轻人：“究竟什么是科研?虽然各有各的说法，但我可以简单地说，就是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服务社会。”为推动社会进步而研究学问，是陈翰笙“一以贯之”的原则。 陈翰笙在研究中主张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即运用不同学科的方法来研究问题。在学术发展过程中，各门学科形成自身独特的学术规范和评价标准，相互之间往往存在分歧与争论。比如，尽管历史学与社会学是两门相近的学科，历史学家往往以搞清历史事实为己任，他们对社会学家们所热衷的概念阐释与理论模式的构建很不以为然。社会学家们显然更加关注理论问题，认为理论本身不会作为资料积累的产物出现，因为资料在某种意义上乃是源于理论的指导，是先有理论后有资料而不是先有资料后有理论，任何有效的科学研究必须以适当的理论概念为前提。因而，在他们看来，社会科学研究应遵循一定的程序，先确定研究主题，接着进行概念阐释和提出理论假设，再根据材料对理论假设进行小心论证，最后得出结论，以提高对该问题的认识。 陈翰笙很好地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程序与历史学知识结合起来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在进行实地考察之前，他写了《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一文。该文章中，他使用赋役制、强役制、工偿制等三个概念，并以五项标准(生产资料所有权、农具耕畜、超经济强制权、地租形式、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在实践和空间上的分开与合一)对三个概念进行阐释。接着，他运用这三个概念对历史上欧洲封建社会土地制度进行比较分析，指出赋役制3—5世纪盛行于西欧，9—14世纪盛行于日本，13世纪盛行于俄国；强役制8—12世纪盛行于西欧；工偿制则为俄国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制度，形式非常复杂。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自己的理论假设：“中国现在，赋役制、强役制、工偿制或雇工制，虽然不能完全没有，可是决不占农村生产关系的主要地位。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除赋役制、强役制和工偿制以外，其他制度的分析还待继续进行。”这是一份很好的开题报告，在这份报告中，陈翰笙将农村生产关系的理论与世界历史进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为研究当时的中国农村问题设定了一个有效的视角。有了这份报告，研究者在从事实地调查前，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所要搜集的材料、所要论证的主题做到了心中有数，明了什么是已知的，什么是未知的，什么是有待证明或修正的。这样做如同“在进行化学实验，探索新元素之前，必须脑中先有‘元素周期表’，否则很可能重复别人的劳动”。 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是陈翰笙科研工作的另一大特点。他坚持认为：要搞好研究工作，就需要充足的资料，有了资料才能耳听六路，眼观八方。为了获取资料，他想尽办法，利用一切关系。在自己的家乡，他利用当地的地保和小学教师做通当地农民的工作，打消他们的顾虑，接受访谈；在广东，他先后利用同宋庆龄、孙科、唐绍仪的关系，获得当地政府的配合；在西双版纳少数民族地区，他争取到当地洋教士的信任，获得对当地情况的了解；在异国他乡的印度，他不畏酷暑，在狭小的帐篷里认真研读英国殖民政府的档案材料，以致浑身长满痱子；就是在“文化革命”那种特殊的政治气候下，他也走了外交部的“后门”，整理了故宫档案里的有关华工出国的史料。正是他的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使他成功地在中国广大农村进行广泛和深入的调查，他的调查材料本身现在已经成为了解30年代中国农村的珍贵史料。 陈翰笙是个大学问家，但从来不装腔作势，不玩弄理论概念。他主张为文心中要有读者，文章要吸引读者，要让读者看得懂，乐意去读。因此，他的文章没有繁琐论证，没有史料堆砌，而是直入主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例如《三十年来的中国农村(191l一1941)》一文，全文只有5000余字，就将当时中国农村问题的症结以及出路何在交待清楚了。这篇论文的写就凝聚着他十余年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在中国农村调查的心血，他本可以加上大量的实地调查的材料，以加强自己论点的可信度，也完全有能力用一大堆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概念、理论加以演绎论证来提高论文的学术品位。但他没有那样做，因为他历来主张写短文，短并不意味内容贫乏。 从以上对陈翰笙学术生涯和学术思想的简单回顾中，我们看到一个非同一般的人：一个大学教授却甘冒杀头的危险选择了革命的道路，三次被反动政权追杀不得不流亡海外；一个历史学家却自讨苦吃到贫困落后的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一个大学问家却心里装着一般老百姓，把能否为社会造福摆在自己的名利之上。这些铸造了陈翰笙的个性，他自己十分看重学者的个性，曾多次对人说过：“个性与个人主义不是一回事，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能有个人主义，但作为一个人、一个学者、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应该具有自己的个性。”只有坚持个性，才能保持追求真理的精神，才能有胆有识；只有有胆有识才能在学术上不断创新，取得成就。这也是他经常说的，做学问做得怎么样，取决于做人做得怎么样。 陈翰笙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正是由于有一大批像陈翰笙那样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中国社会的良心和中华民族的脊梁，中国没有沉沦，并最终获得崛起。他们可能在政治观点上不尽相同，但在倡导学术个性上则是一致的。如胡适先生曾说过：“大凡文学有两个主要分子：一是‘要有我’，二是‘要有人’。有我就是要表现著作人的性情见解，有人就是要与一般人发生交涉。”我们的老校长蔡元培先生在给即将赴欧美留学的同学讲话时叮嘱：“不要失去‘我性’，作为中国人的个性，不要被同化。”由此可见，那一代中国学者是十分重视“我性”即“个性”的。今天中国学人无论从个体数量上，还是发表的论文和专著的数量上都是十倍百倍于前人，一些人年纪轻轻就已经著作等身，但这并不能催生出学术大师来，更不能真正繁荣中国的学术。因为过多的所谓学术著作缺乏“我性”，缺乏著作者个人的性情与见解，这种没有“我性”的作品当然也就不可能与一般人发生交涉，更不可能引起专家同行的兴趣，就是作者自己也只是用来当作晋升的资本。因此，要振兴中国的学术研究，必须大力张扬中国学人的“我性”即“个性”，去除将学术当作“升官发财”工具的“私性”。 陈翰笙平静地度过他的108岁(虚岁)生日后，于2004年离开了我们，一般人很难活到那样的岁数，更难具有如此波澜壮阔的一生和杰出的成就。他像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照出我们现时代学人的种种缺陷。今天，当我们寻找与先辈们的差距时，我们是否应在“做人”上多加反省?拷问一下我们是否具有他们的健全的“个性”? 我就讲到这儿，下面欢迎同学提问。 学生：老师，我问一下，如果想研究中东，就一定要学会阿拉伯语吗?这是一个必要条件吗? 老师：我问你，你是不是想做大? 学生：大当然是想做的。(笑声) 老师：如果你只想浅尝辄止，可能不一定需要通晓阿拉伯语；你如果想要出真正的学术成果，就必须懂阿拉伯语。我这话绝不是开玩笑。 学生：我想问一下，史学研究有多大作用啊? 老师：这问题太大。我很同意那种认为人类知识可分为三种的说法：一种来自经验，一种来自理论(形而上学)，还有一种属于历史知识。三种知识不能相互替代，但又都有某种局限性，因此我赞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也是我们今天讲座的主题之一。 学生：我想向你请教两个问题：前一个问题是一个学术需要研究什么才能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比如现在，在中国，经济学和法学是比较出色的学科，那能不能说它们俩就是可以称之为主流学术?第二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从历史来看，凡是学术界上的名流或学术有所成就的人，都是处在一个社会变革的时代，那变革和学术是否有这样一个必然联系，30年代社会动荡，而80年代以来，我们经济空前繁荣，那是否意味着学术就很难会有发展呢? 老师：(笑声)首先我承认时代和学术成就是有联系的，某个学科的兴起同当时的需要有关，经济学、法学，很热，是吧，那就说明它们有市场，有很多人去研究它们，取得比较快的进展。至于学术能否取得更大的成就，那要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更好地看出来。也许有这可能，也许不。当时农村领域在中国是很受关注的，有一大批学者在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现在经济学、法学这么热，是否必然导致中国在经济学界会出现诺贝尔奖获得者?或者这个将对中国的经济学有什么影响?这个，都得往后才能看出。第二个问题，我不认为今天我们的社会科学状况不太令人满意是因为今天社会变化不如30年代大。实际上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是很大的。 学生：问一下，目前国内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不如国外的学者，那我们何不多引进他们的研究成果?还有，你如何看待人们重视研究美国史而不是阿拉伯史? 老师：你这两个问题问得有点意思。我们国家的美国史研究水平，也许比不了美国同行。但美国学者研究美国，欧洲学者研究美国，和我们研究美国同样都有其价值，他们有他们的思想，我们有我们的感受。有些东西，他们未必想到，我们会可能提出新的研究角度或新的看法。比方说吧，那山外看山，角度不一样，看到的东西也就不一样。外国学者对我们的研究也一样，他们的观点，他们的角度，我们都很重视的。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现在确实比较重视研究大国、强国，尤其美国。那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事实，这一事实有多种原因，我们个人是很难改变这一现象的。人们常说，“历史是贵族的墓地”，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进入历史的，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在世界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谁叫美国这么强大?谁叫美国有那么大影响力呢?但是，这不等于说，大家都应该去研究美国史，如果你要去研究阿拉伯，尽可以去研究，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你会遇到很多困难，碰到很多障碍。 学生：简单地说，我想问一下，在研究方法上有什么捷径，怎样才能避免少走弯路，更好地成才? 老师：这问题可不简单。想要成才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我无法回答你，我不是一个成功者，直到今天我也没有成才，尽管我也很想成才。我只能告诉你，成才并没有捷径，任何经验总是仅供参考的。 学生：我想问，怎样调和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 老师：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话题，所以我只能简单的对你说。比较好的应该是既脚踏实地又有理想的人。 学生：我想请教一下，做学术应有怎样一个过程?怎样才能把某个问题转换为学术问题? 老师：这问题提得好，但不易回答。我想在现时代要从事学术活动需要具备一些必要的条件。首先要有经费，“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行的。”另一个更重要的是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科学研究存在经验的积累问题，就是你说的过程，比如说陈翰笙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第三世界农村问题研究的先驱之一，是因为他不仅较早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并取得研究成果，还因为他还研究印度农村和西方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他在研究印度的过程中，先后研究印度的自然地理区域、印度的历史、印度的农村阶级和土地关系等。如果说研究第三世界的农村和农民是他研究的总体战略目标，而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农业、中国和印度农村的研究则是一个个的战役。没有一次次成功战役的实施，就不可能有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而没有整体战略目标，分散的战役的成果是十分有限的。你的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是如何提出具有学术意义的问题。研究从提问开始，一个好的问题可能是成功的一半。可是要提出一个好问题是不容易的，要回答好问题更不容易，这需要平时积累，需要一种境界。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的一句诗很好地表达了这一境界：“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就是要像年轻人追求爱情一样去追求学问，即使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理想的结 局，但追求过程的本身也是十分有价值的。 学生：你好，我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提高阅读速度。在最短的时间内摄取最多的知识? 老师：首先，你应向你的老师请教，让他给你开列参考书书单。然后，根据需要选择泛读和精读的书。我认为只有多读书，才能提高阅读速度。 今天就到这儿。 (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