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家为何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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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家为何太少？

程少堂

（本文发表在2008年6月24日《南方都市报》“学习时代”C19版。）

经常听人抱怨：“自陶行知以来，中国教育家太少。”我觉得，中国之所以教育家太少，原因很多，但是与我们把“教育家”这个称呼搞得太过神秘化有关。
看电视采访时，经常能看到一些中老年演员自称“艺术家”， 一些卓有成就的科学研究工作者自称“科学家”，如此等等。他们这样自称的时候，看不出心理上有什么“不能承受之重”，听众也没觉得有何不妥。但是面对这样的情景，我总是浮想联翩，想到教育界。去年有一次学生辩论赛，我忝列评委，一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名教授在应邀对选手的表现作现场点评时，有一句话极大地吸引了我：“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我认为……”。尽管这位教授学问大，很有名，但是他自称“一位历史学家”时的从容和自信，仍然让我颇受震动，思绪万千。
在教育界，无论你在教育理论与实践方面有多大贡献，被称为“教育家”的很少见，自称是“教育家”的现象更是见不到。但是有一个人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有一个例外，他就是刘道玉先生。刘道玉先生1980年代曾任我国著名大学武汉大学的校长，他领导的武汉大学的很多教育改革，直到今天，中国绝大多数大学也不能超越。刘道玉先生因此被称为“武大的蔡元培”。就是这位“武大的蔡元培”，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在给教育部的一封信中写下“面对当前的局势，作为一个教育家，我忧心如焚”的句子。任何人都会明白，他在这里自称“教育家”，为的只是强调自己对青年学生的殷殷关切之意和眷眷爱护之情。事态平息之后，教育部一位领导在武汉大学的一次特别会议上，竟不指名地面斥刘道玉先生：“教育家不是自封的！”我想，这句话不仅会对刘道玉先生造成伤害，而且，我敢断言，自此以后，中国再不会有人在任何场合（哪怕是非常特殊的场合）、用任何方式自称“教育家”了。道理很简单：“武大的蔡元培”刘道玉都不配自称“教育家”，谁配呢？
演员有了较大成就和影响可以自称“艺术家”；科研工作者有了发明创造可以自称“科学家”；历史教授在某一研究领域有了开拓性贡献，就可以自称“历史学家”；出版了几本书的人可以自称“作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很正常，被社会所认可。但是，一个教育工作者，无论其成就多么卓越，也不能自称“教育家”。也许，这说明了“教育家”这个称呼的独特性和神圣性。由于独特，所以难得；由于神圣，所以极其崇高而庄严，不可亵渎。正由于“教育家”这个称呼极其崇高而庄严，“中国教育家太少”（岂止中国？）就应该算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吧？
但是，我们的时代需要“教育家”；我们的时代能够造就“教育家”；我们已经拥有了一批自己的“教育家”。我们既不要妄自尊大，把“教育家”泛化，也不要把他神秘化，妄自菲薄，看成高不可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