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先生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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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先生二三事

■王风     与王世襄先生有过交往的人大概可以用车载斗量来形容，他喜欢的东西多，涉及的类别广，大小朋友遍及三教九流。十五年间，我去拜访他大概也有几十次，不过稍微有点特殊的是，他所感兴趣的那些器物和小生命我一项都没有研究过。他的书我是读的，但聊起天来所提一些看法想必甚是幼稚，只引得他讲讲故事。     第一次见面是陪一位朋友采访，打算顺便请教一个问题，我从南方带到北京的古琴水土不服，裂了，想问问他该怎么办。到他家没多久又来了一位客人，找袁荃猷先生，于是分成两拨儿谈话。其间他和我那位朋友出门复印材料，我见袁先生正和那位访客谈论古琴，凑过去听。就他们谈话，可以猜出来人大概是音乐研究所的，带了一张古琴照片，请教如何写说明。我听着袁先生说“九霄环佩”如何如何，“大圣遗音”如何如何，这张又如何如何，才明白其中大有奥妙。一会儿王先生回屋，快步从袁先生背后经过，并未停脚，远远扫了一眼，说了声:“明琴！”     有关琴裂的问题他介绍我去请教郑珉中先生，过了几年又因他们夫妇的极力劝说，让我得以有幸向郑先生学琴。原先以为王先生会弹琴，后来才知道他试过而没有成功，谈到这事，他总是颇为夸张地显示自己不行:“这我实在弄不了，五音不全。”其实他从小就认识管平湖先生，管先生在父亲去世后随王先生舅父金北楼学画，而金北楼又曾随管先生父亲学过画，王先生告诉我他母亲是以“小师弟”称呼管先生的。王先生和袁先生结婚后，安排太太拜师管先生，大概有弥补遗憾的成分在。随后他拉着郑先生转遍九城，选买古琴，供夫人习琴之用，因此而增加了这一项收藏。     后来因为生活颠沛，袁先生停琴了。或许他们对我随郑先生学琴抱有一些期待吧，一直很高兴接受我的打扰。琴慢慢学了一些，有机缘见到不少旧琴，很感兴趣，也有一些皮毛的感觉。不过在王先生那儿很少聊跟古琴有关的话题，大概他是觉得郑先生在这方面用力更深。所以讲到的都是些故事，比如谈及他在音研所时没事就钻到管先生屋里听琴，自嘲“那场面就是对牛弹琴”。但事实上他有着非凡的鉴赏力，偶尔只言片语让我受益无穷。有一度他们想听古琴录音，让我帮着置办设备，试机器的时候放的是管先生《胡笳十八拍》，他随口议论:“弹得真好，就像说话一样。”这句话对我简直就是醍醐灌顶，一向觉得现在古琴弹奏与老一辈不一样，如何不同却难道所以。听他这一说，茅塞顿开，古琴谱不分节拍，却有句读，这不就跟古代文章一样吗？听了我的发挥，袁先生笑着说:“可不是嘛。”     就我的理解，王先生不管玩也好，收藏也好，研究也好，对于器物，对于小生命，背后有一个一致的东西，那就是他的审美感觉。他喜欢观赏鸽、鸣虫、大鹰、獾狗，但对于老北京常玩的百灵就兴趣不大，甚至他母亲金章女士擅画的金鱼，他也了无心得。这完全是趣味使然，而这种趣味也延伸到他并不直接研究的领域，聊到诗文曲艺等等，他照样有他自己的出色判断。况且无意为文，却写着那么一手漂亮的文章。     搬家后的王先生显出老态，最直接的影响是不下厨了。有时留饭，就到周围小馆子，每次都当仁不让地点菜，并不征求意见，然后详细交待厨师该如何做。有一回郑先生也在，去一家饭馆，进门就见一位当代书画名家题写的店名，他驻足凝视片刻，评价道:“他就是哆嗦。”大家忍俊不禁。那次聚餐有道鱼做得不好，他孩子气地觉得没面子，把厨师叫来好一顿指点。后来与他同乘出租车，车上无线电播着相声，一会儿他就忍不住了，让司机关掉:“这哪是相声，这是胳肢人”。     袁先生去世后，他已经无力再做较大规模的工作。我去得稍多些，陪他聊天，其间有两年在日本，时不时打电话问安，每次他都天气饮食问一圈，似乎对我一人在外颇不放心。回国后去看他，时值盛夏，他如此高龄自然不适合开空调，屋里温度不低，一见面他就建议，“咱们一块儿光膀子好不好”，第一次实在有点不好意思，只好推说不觉得热，他就也穿着衣服。下次去他又提议，我遵命了，坦胸挥扇大聊其天。聊天的话题很广，其实王先生很关心时事，也许他觉得我的专业多少关联，所以内政外交，我也随口说说，天南地北遛弯儿。但每次他都会涉及的话题只有两个，一是观赏鸽，一是“三反”。他觉得他关心的那些器物和小生命，大多都过了危险期，“大概不会绝了”，惟有观赏鸽，感到依然很危险。所以他说，其他不管了，只写些小文章为观赏鸽呼吁，不过所得到的效果并不让他满意。     至于“三反”，则他始终不能释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历次政治运动，王先生全没逃过去，“三反”被关了近一年，右派帽子也是高高戴着，“文革”更是被抄家下干校样样不落。但谈起反右，他记起来的是跑到西山捉蝈蝈。“文革”则大柜当床，干校也有大摆鳜鱼宴的愉快经历，那些给他的灾难他未必看得很重。而惟有“三反”，在他是锥心之痛。我能理解他的感受，说他落后，说他右派，说他反动，哪怕说他反革命，他并不特别往心里去。而“三反”查的是贪污或者盗窃，虽然最后没有任何证据，但也没有正式结论，不明不白放出来后故宫又让他自谋职业，好像坐实了似的。这涉及的是清白问题，在王先生那儿，实际上触犯了他人格的底线，是无以复加的侮辱，对他而言比那些政治帽子不知严重多少倍。我自然无能为力，只是安慰他，“你这辈子清清楚楚，著作俱在，知道你的人，读你书的人，没有一个会相信，咱们用不着谁来下结论，也没人有这资格”。他点头称是，但也许真的衰老了，下次见面还会谈及，就是无法放下。最后一次见他，他分析说当年故宫只把他和朱家溍先生赶走，可能因为他们俩被认为是马衡院长的左膀右臂，而马院长当时已经受排挤了。我真希望他就以此作为最终结论，不过也许入住医院辗转病榻之际他还是不能忘怀这件事吧。每念及此不免难过，这样一个人，总希望国家好，希望别人好，一辈子清白做人，努力做事，尽全力护持文化，延续命脉。现在他走了，这件事终于不再纠缠他了，但实在的，历史欠他一个公道，国家也欠他一个说法。     时年八十岁的王世襄先生，本文作者摄于1994年秋冬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