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艺术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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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艺术是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民族传统艺术。在其生成和发展中，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难解难分。因此，学习中国书法并进而从事书法艺术创作的人，如果缺乏传统文化的修养，或对传统文化缺乏比较深刻的认识，就难以理解中国书法艺术的精髓和奥妙。
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传统文化对书法艺术的生成发展给了些什么；反过来书法艺术对传统文化给了些什么。
传统文化为书法艺术提供的东西，可分为“硬件”与“软件”两方面来说：
“硬件”的第一项就是汉字。因为中国书法艺术就是以汉字为素材的造型艺术，所以绝对离不开汉字。汉字因其特殊的笔画和结构，比其他文字更有艺术的可塑性和形象性，有利于加工成艺术形象。汉字在其历史发展中又有篆、隶、正、草等字体变化，这也决定了书法艺术形象之丰富多彩。汉字本身既是汉民族的重大文化创造，又被用作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其形象中早已积存并凝结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中国人的感情色彩乃至心态投影。故而中国人看到汉字往往能引发一定的联想和微妙的情思活动。
“硬件”的第二项是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文学艺术不仅给书法家以思想和艺术的滋养，提高其审美的情趣和能力，而且还提供极其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使书法家得到启示，吸取形象，并巧妙地融入书法创作。大量的诗词和警语格言，还往往与书法艺术互为载体，从而在审美感染中相互生发，在艺术上相得益彰。
“硬件”的第三项是传统文化中种种特有的器物，如甲骨钟鼎、竹简帛书、碑版铭志、匾对条幅等，都是中国书法艺术特有的表现空间，在书法的发展与流传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硬件”的第四项就是纸、墨、笔、砚“文房四宝”。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物质创造。中国书法艺术正是借助了这些创造物，才能创作出大有艺术特殊性的书法作品。
再说“软件”。这是指思想方面的滋养与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有四个最主要的思想，我称之为“四大思想支柱”：一是作为基本哲理的“阴阳五行”思想；二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天人相应”思想；三是关于处理社会人事的“中庸中和”思想；四是关于如何对待自身的“克己修身”思想。这四个思想在书法艺术的发展中都起到了深刻的渗透与指导作用。
第一，“阴阳五行”思想及其展布表现了极为生动而丰富的朴素辩证法。这个思想的深入渗透，派生了书法艺术辩证法的各个范畴，如黑白、虚实、大小、粗细、浓淡、枯润、方圆、奇正、向背、呼应、顺逆、刚柔、疏密、巧拙等。正是通过对这些辩证关系的千变万化的精妙处理，书法创作中才出现了千姿百态、生动美妙的艺术形象，使简单的白纸黑字竟成为精深的艺术。
第二，“天人相应”思想的渗透，使书法艺术追求“得天趣，通自然”，以“天真罄露”、“不落斧凿痕迹”为极高境界。这种境界的追求是书法家在美学理想和创作实践上进入精深层次的表现。
第三，“中庸之道”决不是“折半以取中”，而是要求处理任何事情都把握适当的度，使各种因素达到统一与和谐的状态，即所谓“中和”。这个思想深刻指导了书法家对艺术准确性的追求，在创作中处理任何一种关系都不要“不足”，也不要“太过”，以达到既不稚嫩、也无“火气”的精练与和谐。
第四，“克己修身”的指导作用要分两方面来说：一是通过自我控制，克服分心与躁动，坚定勤学苦练的意志和决心，力求练出真功夫。二是书法创作与评论历来强调“书品即人品”，这直接表现了“克己修身”思想的渗透与指导。不“修身”无从提高人品，而人的有些素质也确实会在书法中表现出来。
反过来说说书法艺术为传统文化提供了什么。这也可以分为“硬件”和“软件”两方面来看。
“硬件”方面的情况比较简单，就是从古至今的优秀书法作品已成为传统文化总的宝库中一宗极有价值的艺术宝藏。这是中国历代优秀书法家为民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所做的巨大奉献。
“软件”主要有三点，即重视创造性，强调个性化，发挥想像力。这三点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中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就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情况来看，很能够看出中国人从古至今都是富有创造性和想像力的，而其创造与想象也总离不开作者的个性特征，表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与特色。
但从文化思想和理论概括的角度来看，传统文化，特别是长期占有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对创造性、个性化、想像力三者重视不够，相当保守。如孔子强调“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就意味着只要传承，不要创新。荀子的态度更加绝对化，他说：“《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在他看来，人们自始至终只要学这几部书就可以了，再也不需要提供新的思维经验和发明创造了。这种想法错误很大，后世的人如果照此行事，中华民族不仅不会有如此灿烂的文化，而且恐怕难以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了。书法艺术的创造性发展尤其显得突出而持久，它在创造性、个性化、想像力方面的自觉追求，的确为传统的文化思想作出了可贵的奉献。
书法艺术之所以具有这些特性，是由一些特定因素决定的，实际上带有明显的必然性：
第一，书法艺术是在实用书法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实用书法一再出现巨大的书体变化（如篆、隶、正、草），这种变化是由社会生活的发展所驱动的，是由人民群众集体创造的，所以说具有必然性。而随着实用书法的变化，书法艺术也必然不断作出新的艺术创造，一再出现新的创作主流（如秦篆、汉隶、晋帖、魏碑、唐楷等）。
第二，写字的人各有各的性格、气质、情操、趣味、素养和智能特长，甚至各人在机体的生理结构上也各有差异。因此，人们在实用过程中写出来的字必然是一人一个样，而在此基础上由于更高的美学追求而出现的书法艺术创作，也必然更加自觉地表现艺术的个性。
第三，书法创作手段简单，不过是白纸上写黑字，所以它在创作中所受的限制很大。限制很大而又要力求成为姿彩纷呈的精深艺术，这就不得不依靠坚实的基本功夫和活跃的“创造想象”。书法创作的想象，早在学习阶段便已受到训练，因为要临写多种法书，对不同的艺术形象进行精熟的分解与融合，这在心理学上便是一种“创造想象”。到了更高的创作阶段，还要善于吸收万物万象的线条、结构和意态之美，将其融入书法而不落拼凑的痕迹，如王羲之观鹅而有悟于书法，张旭见公主与担夫争道、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有悟于草书等。这就是更加精深的“创造想象”。千人一面、千字一形的“馆阁书法”历来不得好评，因其缺乏创造性、个性化与想像力。历代书法家对创造性、个性化、想像力三者的奋力追求，已构成一种重要的文化思想，为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富有生机活力的精神因素。
（刘志刚摘自北京图书出版社2002年版《文津演讲录》，金开诚 文，原文125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