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东莞明清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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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东莞明清那些事儿

史学家们在茶山镇南社村一祠堂参观，这是南社村村民当年使用过的生产工具    陈栋 摄

[size=+0]    600年前，东莞开启海洋探索之旅，郑和下西洋莞人相伴；
    明朝，东莞城区仅一平方公里；
    袁崇焕不是东莞最大的官儿，明时东莞频出“大官”……
    讲述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还原东莞社会发展的艰辛历程。昨日，百名国内外史学家齐聚东莞，参加由东莞市政协、中国明史学会、暨南大学主办的“明清珠江三角洲（东莞）区域史国际学术研究会”，专家们通过大量史料，讲述东莞明清时期的故事。
    东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志庚在会上说，“东莞已从历史上的蛮荒之地，成为了今天的制造业大市，东莞要以古人为鉴，以史为鉴，认真研究昨日的历史，开创明天的历史。”
    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南炳文说，东莞是一个历史悠久，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城市，尤其在明清时期，出现许多有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艺术家，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因此，研究东莞历史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对外交往起着重要作用，对广东乃至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
    刘树基、王道平、吴道闻等市领导昨日与会。
    走向海洋
    郑和下西洋莞人相伴
    “永乐十三年，莞人钟海青跟随郑和远下西洋，期间两次立功，因而升至指挥官员，钟海青的孙子钟左同样曾跟随郑和远赴西洋，官至南京锦衣卫指挥。”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陈忠烈说，这个有史为证。
    郑和下西洋构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一个壮丽的篇章，他的随员也是一支非常精锐的队伍。目前考证出来的60多人，以莞人居多，除钟氏祖孙以外，还有黄子成、黄本奴、李真、陈永华等人。其中黄子成、黄本奴为父子，黄子成海运中逝世，其子黄本奴补官，官至总旗。李真等人曾多次往返西洋。这些被考证出来的人物，往往是军事将领、外交专使。
    陈忠烈说，通过推理证明，跟随郑和下西洋的莞人远不止这些，在郑和的舰队里，每次出航人员的总人数都将近3万，巨舰200多艘，除行政官员、军事员，还有许多的航海技术人员、医务人员、工匠、翻译等等，这些人物在古代一般都是不可考证了。
    也就是说，从郑和下西洋开始，东莞人就开始了海洋经济、海洋军事和海洋文化，这为莞人成为郑和下西洋随员的一支重要力量准备了条件。东莞面朝南海，自古就依靠海洋生活，因而对海洋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尤其到了明代，东莞已经开始和南洋、西洋等地有了经济交往，有了从事海外贸易的能力，对于远下西洋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此外，东莞历史上是一个海防要地，这里聚集了许多的军事人才，郑和下西洋的随员里有许多就是海防军人。　
    区位优势
    明代市域包括香港等地
    如今的东莞有264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00万，历史上的东莞有多大呢？
    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吴宏岐等人的研究说明，东莞县城的城市形态在明初和晚清发生了两次明显的改变，明朝初年，东莞城区到涌（今莞城）面积只有0.8平方公里，形似椭圆，直到清朝，城区扩大了1.2倍，达到了2.01平方公里。明清时期到涌有东南西北4个大门，40余条大街，在明代的时候就有了官署区、文化教育区、宗教祭祀区、商业及居民区之分，甚至在清代时出现了福利设施，如惠民药局、育婴堂等。
    与城区面积狭小相比，东莞市域面积却大得多。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刘志伟教授认为，历史上的东莞辖区很大，甚至包括如今的河源、潮州、汕头、中山、深圳、香港等地。
    刘志伟说，由于周边地区不断地发展，“东莞”一直在收缩，而且这种收缩是源于周边地区的发展，这似乎让人沮丧，但这正说明了东莞的区位优势。
    从汉到清，东莞在地理上一直以广州为中心，是广州控驭岭南东部的咽喉，尤其唐宋以后，东莞成为了广州通往海洋的重要门户。
    十分有趣的是，东莞面积不断在收缩，人口反而增加得很快。刘志伟推断：这得益于清代康熙皇帝颁布的一个诏令：“嗣后续生，永不加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税收和每户有多少人变成不相干，随之产生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人口增长高峰，东莞的人口也在之后的70年里增长了12倍，达到46万多人。
    人才战略
    袁崇焕不是最大的官
    明代时，东莞出了不少大官，后人最为熟悉的莫过于太子太保袁崇焕。东莞中学语文教师杨宝霖说，袁崇焕相当于现在的部长级别。不过，明代莞人还有比袁崇焕做得更大的官员，他叫何真，官至正一品伯爵。和袁崇焕同等官阶的还有王缜、徐兆魁和李觉斯。
    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官员还有黎光、陈琏、苏观生、张家玉、陈象明等5人，省长级别的侍郎有彭宜、祁顺、钟卿、钟昌等4人，还有一个陈策，官至总兵官，相当于现代的大军区司令员。杨宝霖总结说，明时东莞官阶四品以上的总共有64人。
    东莞，何以在明代频频出现如此多显赫的大官、高官？所谓“学而优则仕”，杨宝霖说，这和当时东莞的教育有着最直接关系。
    明代东莞知县吴中、李模、魏模等人都非常重视教育，尤其是魏模，曾经毁坏祠庙，兴办学校，派官员到各条街坊小巷中督促改造社学，并且要求社学“后文先行”，把德育放在第一位。
    当时东莞各类学校的规模也是惊人的，书院、社学、学宫总共46所，仅莞城就有22所。按崇祯五年的人口计算，东莞人口共85730人，除去不能上学的妇女，男丁共49784人。这样一算，则明代平均每1082人就有一所学校，比现在都多得多。
    经济交往
    莞人创香港无线电广播电台
    近年东莞的经济发展，港商起到很大的作用，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在香港有许多莞籍富商，他们在香港的经济社会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或是鲜为人知了。
    清朝末年，莞人周氏、林氏等人共凑上600两白银，前往香港，之后开设金铺，转兑侨汇，经年之后，成为香港金饰行业的老字号。
    而周氏的儿子周少岐很争气，学习优良，毕业后也转而经商，成为了金融、保险和航运业的巨擘。周少岐之子周竣年、侄子周锡年等也都在各自的领域耕耘有方，均成为了香港不同行业赫赫有名的头面人物。其中周锡年留学英国，为五官专科大医生，抗战胜利后，周锡年除了行医外，还经营了“丽的呼声”，成为香港无线电广播电台的首创者。
    广东经济史研究专家张晓辉说，1840年后，东莞就有许多商贩进入香港，在大规模的经济交往中，东莞和香港的联系愈加密切，像周氏家族这样在香港的莞籍富商达人还有很多，而且有许多巨商同时还热心于社会公益，在社会上有着很好的声望。
    清朝末年，东莞有一个“爆竹大王”陈兰芳，他在莞城创办了陈泰记号，制造爆竹烟花，行销国内外，1916年，他在香港开设了广万隆公司，规模宏大，是香港首家爆竹企业。1920年代，他又把业务扩展到了广州、佛山和澳门等地，而他个人在香港、东莞、澳门等地都兼任了一些商会、工会的负责人。
    其他的富商有刘景清、林承芬、邝又生等人。这些人对香港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19世纪时，东莞同乡会在香港已经有了组织，香港的东莞同乡会建于1947年，至今还提供重要的福利活动。
    民营经济　　
    东莞约百年前已有电力公司
    1879年，正是清朝晚年，爱迪生在美国发明了电灯，电灯照明事业也就开始。东莞在民国初年有三家民营电力公司，即在石龙的广益电灯公司、在虎门的联光电灯公司以及莞城电灯公司。这3家公司，都成立于1910年代，资本最高的是广益公司，资本额高达7万元，最低联光公司，资本额也有1.5万元。
    广东经济史研究专家张晓辉教授说，清末民初时，东莞近代经济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民营电灯业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当时，还出现了东莞大岑林业振兴公司和我国首批近代制糖企业之一的省营东莞糖厂。
    此外，东莞还出现一种新型的“二地主”，就是富农、富商合资把省内的一些公地承租下来，然后再分租给一般农民，而这些“二地主”当时甚至还形成了公司。
    在明清时期，石龙镇更是响当当的商业中心，全县的商品都经由石龙出口到香港，或者转运到东南亚等地，西药、怀表、化肥等西洋物品，也纷纷涌入这里。民国初年时，广九铁路修建后，许多香港货物“过而不留”，石龙的经济地位曾经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同时，更多的洋货涌入了石龙，特别是洋布，直接冲击了当地的棉布市场。
    石龙在清代中期就开始形成行业，组建商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石龙在东莞率先成立由各商会组成的石龙商务分会，之后出现太平商会、东莞城商会、东莞旅港工商总会。



来源：东莞时报2008-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