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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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村庄

深圳石岩公学 胡蓉

那应该不算是我的故乡，那只是我父亲的故乡，所以，在近三十年的岁月里，我从没有真正凝望过它一眼，总觉得，在我和它之间，隔着一条长长的河。就像那个村庄背后的那条河，浅浅的，窄窄的，一眼看得见河底的鹅卵石，浑身通透的小鱼儿，脊背上隐隐露出纤细的刺，穿梭其中。可惧水的我，从不敢迈步淌过那刚过小腿肚的河。

河流

我不知道那条河是什么时候干涸的。
96年的洪水肆虐了整个洞庭湖，围湖造田的恶果终于在上游夏日的暴雨后猛然就降临在了这个鱼米之乡。我总是为那个后来为保卫县城而泄洪用的镇子的名字感到好笑，那个镇子叫围堤湖。商店里的挂面方便面，一切可以储存的食物都被哄抢一空。父亲在母亲焦急的怒喝声中抱回了小店最后的一箱方便面。而我和姐姐，第二天就被父亲送回了他的老家。
我的生活终于有了除了毛笔和颜料之外的东西。我的世界，也在那个暑假多了一些书本里没有的颜色。绿在我的眼睛里以千万种不同层次的深浅蔓延着。大水库里的幽绿在堂哥带着夸张的水鬼故事里变得更加的幽暗了。刚插上的秧苗则是透着婴儿的嫩绿，在晨风中漾到天边。站在山头，还可以看到无数不知名的树在袅袅上升的炊烟中染上孔雀蓝。傍晚夕阳烧到天际，一窝窝金龟子就在树干上扑闪着本来就足够亮闪的翅膀。而我最喜欢的就是河里的水草，是徐志摩笔下的油油的绿，我会在水蛇从水草中快速地游走时惊叫一声，让水花落在夏日午后的阳光里。
只是那时，我还不知道那个多情多才的男子是何等人物，也不知道多年后的今天，我会用文字来描写那段最久的乡村生活。
只有午后，我和姐姐才会在9岁堂弟的带领下，偷偷前往那条河。河底铺满了拳头大的河螺。两个乖巧的堂妹抱来了家里的大木桶，我们开始捡河螺，白皙的皮肤在太阳的暴晒下渐渐发红，我们的小腿却是清凉如冰。小小的堂妹，已经提不动重重的两大桶河螺了，奶奶着急生气的呼喊声也传了过来。严肃的老太太骂着堂弟，说把两个姐姐的皮肤晒黑了怎么办，又一边絮絮叨叨地念着河水淹着姐姐了怎么办。堂弟和我偷笑着，我们的脑子里，被红辣椒爆炒河螺的香味充斥着，哪闻得到奶奶的火药味啊！
而河流的远方，有一座断桥，是我一直想去探寻的神秘地带。那时是花季年龄，也开始幻想着断桥相会的粉色了。
那一年回村子，我大概23岁，我站在高高的菜园上，俯视着它苍老贫瘠的胸膛。那些曾经圆润如玉的鹅卵石凌乱地铺满河床，灰头土脸，鱼儿早已消失了它们的踪迹。我，突然地就痛惜起来，我想起了长着圆圆脸膛的堂哥时常给我描述的河里的“钢球”。那是藏在水里的某个幽暗角落专门用身上细细的刺扎人的水生小动物。而我这个总以城里人身份自居的小姑娘，尽管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向往，却总是无法逃出那个禁锢了我们千年的圈子，而那个神秘的“钢球”也最终只能以一个概念的形式存活在我的岁月里，再也见不到它的真面目了。
那天，我以我23岁的阅历看着它，心中充满了不可言说的伤感，而，我总是善于将内心里除了快乐之外的情感掩藏起来。透过伤感，我的身后，是不知何时荒芜了的菜园和开过花的竹林……

菜园

那是奶奶的菜园。
这一垄应该种的是大头菜，白绿色的大叶子，拔出来，肥肥白白的根，削了皮，切成厚厚的块，放在熏肉里慢慢地炖着，清新中略带微苦的香气就溢满了灶屋。奶奶会穿着自己纳的黑布棉鞋，矮胖的身体穿过后屋，径直就来到菜园，她要摘新鲜的蔬菜。而那些总被父亲赞口不绝的绿油油的青菜，我却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不认识菜，所有的绿叶子菜对我来说都叫青菜。我从来没有关心过一颗豆子，不知道它钻出泥土后的欣喜；从不关心一片叶子，不懂得露珠在它们的怀抱打滚的欢乐；甚至当桔子树的枝头挂满黄灿灿的橘子时，我也因为惧怕那青色的虫子，而远远地躲在一旁，不敢靠近。那时的我，不理解什么是丰收的喜悦，不知道用调色盘里的金黄色永远无法画出一个村庄的秋天。对我而言，那个菜园，只是充满了灰褐色的泥巴和吓人的虫子。
我只是站在门口的水泥地上，远远地看着奶奶佝着身子，菜叶越长越高了，有种青菜还开了黄色的小花，一簇簇，像是插在奶奶鬓角的饰品。当这幅像雾气一样浮在我记忆深处的画面出现在这个带着大海潮湿的空气的清晨时，我终于是读懂了海子的诗歌。在海子面朝大海的时候，我站在这荒芜的菜园，明白了这个诗人为什么会“从明天起，关心蔬菜和粮食”，将它们归属于幸福。只是，我再也看不真切那雾气中的景，再也无法为奶奶插一簇小小的黄花，哪怕是再拥有一双她亲手纳的黑布棉鞋……
起风了，风穿过竹林了，叶子沙沙作响。那一小片竹林，默默地守在菜园的一隅，有小小的笋尖冒了出来。可是，那片竹林，已开过花，没有第二个春天了……

棉鞋

是的，是那些黑布棉鞋，肥肥的，像刚出笼的馒头，黑布下面是蓬松的棉花，可我，遗失了它们。
我急切地在家里翻箱倒柜地寻找它们，年少的虚荣让它们早已逃得无影无踪。我没有亲眼见过奶奶纳鞋底的样子。奶奶是不是坐在老屋前的禾场上？金色的阳光是不是洒在铺满禾场的稻谷上？她是不是一抬头，见了鸟雀们偷食谷粒，就会“嗬”的一声站起来？那柔柔的线，是怎样钻过厚厚的千层鞋底，一针一针，聚集了多少个秋天午后的阳光，纳出一冬又一冬的温暖？
每年霜降的时节，奶奶都会从那个村子赶来县城，给我和姐姐一人送一双棉鞋。鞋底白白的，硬邦邦的，针眼密密的。奶奶笑眯眯地看着我和姐姐穿上，弯下腰，用指头摁摁鞋尖，见我们的脚趾头不抵着前头，就放心地笑了。而那鞋子，每年就是在奶奶来的时候在家里穿穿，奶奶回村子后，就被扔在一边，连鞋底都还是白色的。棉鞋一年一年的小去，一年又一年堆在一个冷清的大抽屉里。终于有一天，被妈妈清理了。当我想再去感受那被我遗弃的温暖时，我的脚再也找不到土地的味道，感受不到奶奶手掌的温度了……

病逝

奶奶终究是病得不能再纳任何一双鞋底了，她甚至只能躺在床上。她那在别人看来是福相的红脸后面埋藏了一个危险的信号。
奶奶是因为中风过世的。父亲接到老家的电话后，就急匆匆地带着母亲姐姐和我直奔老屋。奶奶躺在三叔的床上，她的房间太小，太暗，一时无法容纳从四面八方聚拢来的亲人和乡亲。人们念叨着“薛家奶”，沉重的叹息声后是对奶奶刚过60的痛惜。
我记得那间房，前接着灶屋，后靠着菜园，矮矮的屋檐，暗暗的光线，没有窗，只有过屋的风，穿过房间，掀起门帘。整间屋子被一张旧式的木床占据了三分之二的空间。暗红的床柱子，上面雕画着些我记不起来的花纹，它们会在另一个世界为奶奶开放在她逝去的梦里吗？只有那模糊的暗红印在我生命的年轮里，只有那素白的蚊帐悬挂在我不再年轻的记忆里。蚊帐上别着奶奶的绣花针。床边，是爷爷的遗像，一挂就是20多年，爷爷留在我的记忆里的，也就只有在灶膛前低着脑袋抽长烟的背影和这张严肃的不能让人靠近的素描画像了。黑白的画像里，只剩下沉闷，没有鲜活。
寒冷的冬日，奶奶把火笼提进被子，我胆战心惊地睡在里面，生怕一伸脚，就会让整个被子着火。可温暖驱赶了我的紧张，我就在这样暖如春的被子里安然入睡，那时的我，不知道被子里有一个春天，奶奶把冬日的暖阳提进了被子。
而现在，奶奶躺在三叔的床上，冷吗？奶奶还能迎来一个春天吗？
我一直觉得我是极其残忍的一个人，至少在奶奶去世13年后，我给自己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我用16岁的胆小远远地透过人群去看已经中风的奶奶。我惊讶于一度胖胖的奶奶竟然突然间就瘦削不堪，那常年的虚胖终于敌不过一夜病痛的折磨。奶奶已经口齿不清，看着我和姐姐过来，已经没有焦距的眼睛亮了一亮。妈妈叫我和姐姐过去，我们是奶奶最疼爱的孙女。我怯怯地挪过去，在奶奶散淡的目光里找不到自己的影子。我轻轻碰了碰奶奶的手。是的，奶奶的手依旧是粗糙的，硌的我不舒服。奶奶念出了姐姐的小名，然后是我的。我已记不得当时的感受，我只记得奶奶已经躺在床头，一堆人，亲人们，乡亲们。我的出现，只是为了一个古老的风俗吗？我不知道那一次，是最后一次见奶奶，再见的时候，奶奶已是被红绸盖住了脸了……
夜里，一堆人围坐在火盆前，请了算命先生，问了卦，说是能拖过年，就还有半年的阳寿。
春天来了，油菜花田一望无际，空中飞着成群结队的蜜蜂，浓郁的香气游走在村子的每一个角落，从山头到水库，从家家户户的禾场到横穿村子的小河，到河边绿莹莹的滩地，到每一个乡下人的鼻尖。父亲带着我们回县城了。奶奶在几次家庭会议后，最终以负担分解的方式走完了她人生的最后半个年头。二叔三叔住在老家，由他们两家负责照顾瘫在床上的奶奶。父亲作为长子，理当服侍在床前，但，家在县城，夫妻俩工作繁忙，两个女儿又要上学，无法照料老人，只好多出钱请三婶娘多费心。父亲母亲则一到周末就马不停蹄地赶回老家陪伴奶奶两天。两人往返于老家和县城的路上，我和姐姐也因此有了头次独立睡觉的经验。
那个春天，对奶奶说，比她六十多岁的生命中的任何一个冬天还要寒冷，还要漫长。二婶娘终于是无法忍耐一个老人长久卧病在床，她关注的是她的木材生意，在轮到她照顾奶奶的日子里，终于奔向她的木场去了。三婶娘也在日子的消磨下，渐渐逝去了耐心。久病的奶奶再一次成为家庭会议讨论的核心问题。父亲气愤地要接奶奶去县城，无奈奶奶坚决不同意。奶奶终于去世了，妈妈为奶奶清洗遗体的时候，流下了泪。奶奶干瘦的臀部，因长时间卧床，已经溃烂，长长的手指甲，蓄满了黑色的污垢。灰色的头发因为长久不曾剪过，凌乱地堆在枕头上。这就是我那能做世界上最漂亮的棉鞋的奶奶吗？这就是给我炒过世界上最香的猪油饭的奶奶吗？这就是悉悉索索地一层层打开手绢，从一堆散票中捡出最平整的两张十元钞票笑眯眯地递给我和姐姐的奶奶的吗？这就是独自一人带着5岁就失去父亲的堂弟在老屋里过活的奶奶吗？
我会记得那一天。那时春天刚走，夏日初到，奶奶躺在二叔高大的楼房的堂屋里，那高大的楼房，婶娘从不允许堂弟踏进一步，怕脏了他们刷了漆的楼梯！那天，奶奶终于敢毫不畏惧地走进去了，薄薄的一张红绸布就盖住了一个乡下女人的一生。奶奶生前说：“文超（父亲名）孝顺啊，我生病接我来县医院住院，我知足了。”可是奶奶，父亲接你去城里住，您为什么要走，您知道妈妈是孝顺的儿媳妇，爸爸是您唯一能依靠的人，姐姐是您的骄傲，可是，为什么您要回到那低矮的老屋？您是舍不得那一方菜园，是舍不得那山泉水的清甜吗？我不懂得一辈子居住在乡村的人对土地的眷念，不懂得飘在村庄上头的挥之不去的炊烟是乡下人生生不息的魂灵。
五七过后，那张暗红的床，那张在冬日的被子里升起过一轮小小的太阳的床，在熊熊烈火中陪伴奶奶去了另一个世界。那些床帏的雕花，会开在另一个世界里吗？
我，是回不去了，没有了奶奶的那栋老屋，已经颓败不堪，没有了奶奶的那片禾场，不见了为我和姐姐饲养的鸡群，不见了我嫌弃的鸡粪。当我已经不再嫌弃它们的时候，为了我而清扫禾场的奶奶又在哪里？我知道，那片禾场，只有别家的几只鸡低头寻觅着食物。
我只想，只想，奶奶的生命里，能少那最后一个春天。

春节

那些年的春节，是我去村庄炫耀自己漂亮衣服和最新式的花炮的日子。父亲母亲会一改平日的节俭为我和姐姐买漂亮的冬大衣。我现在还记得那件玫瑰红的绒大衣，套头的帽子，胸襟上绣了白兔。最让我得意的就是大衣的口袋竟然是手套形的，那种设计在80年代算是最时髦的了。
我在堂弟堂妹们艳羡的目光中走进老屋。三婶娘靠在门框上，一张大脸，黑黑红红的，头发凌乱，在我的印象里，她是一个高大肮脏的女人，力气大得惊人，干起活来，利索的很。我最怕去她家，也怕那两个女儿，鼻涕流到上嘴唇，蓬乱的头发打成结，太阳大的时候，可以看见黑色的虱子从头发里钻出来。我是万万不去睡她家的床铺的。
她咧嘴笑着，摸摸我的绒大衣，对母亲说：“嘿，明年我家萍萍琴琴就不用买新衣服了啊。”我没好气地瞅了她一眼，新衣服才穿在身上没几天，就想着要了。干瘦的三叔穿着父亲的旧皮衣走过来，衣服挂在他瘦骨嶙峋的身上，荡来荡去。他扯了扯三婶娘，瞪了她一眼。我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摔炮，狠狠地砸在地上，一声清脆的爆炸声炸开来，堂弟堂妹们被我领到禾场闹去了，留下那些复杂的大人们干笑着。
冬天的夜晚格外的冷清，禾场也因为早来的细雨变得湿滑。灶屋里只有一盞昏黄的电灯挂在木板墙上。长辈们围坐在火坑前，一个硕大的老树根在里面燃烧着，劈劈啪啪地火星四处飞溅，火坑的边沿，埋着几个大红薯，要不是为了等那些红薯烤熟，我早就上床睡觉了。重重的烟不停地散发出来，我奇怪，那些烟只熏我一个人，眼泪花花的，三叔笑着我，用火钳给红薯翻个边。
那些春节，就在烟熏火烤中度过，暗淡又模糊。今天，我走在热闹的超市里，听着恭喜发财的音乐，突然地就想起了那些个贫穷的春节……

映山红

勒杜鹃将红艳铺满南国的每一寸阳台的时候，我想起了村子的映山红。
每年的清明，父母都会回那个村子，去山头扫墓。回来的时候，总会带回来一大把映山红。那是还没盛开的映山红，一个个都是花骨朵儿，一朵一朵镶嵌枝头，一簇一簇挤在枝干，像是羞涩的女孩低垂着脑袋。一路的风尘，一路的颠簸，花儿有些憔悴了。母亲找来一个大水桶，只一夜功夫，那个遥远的村庄的春天就盛开在这城里的房间里了。花骨朵儿伸展着它们红得有些透明的瓣儿，吐出长长的花蕊。房间里弥漫着乡间清新的空气，还有青草的气息，油菜花的香味，甚至是新翻的泥土的暗香。是的，只这一桶映山红，就带来了整个的春天。
我于是日日盼望着来年的清明能去那个村子，去村子的山头看看满山遍野的映山红，能带回来更多的花儿。
终于有一年，我站在了村子的山头。
我没有见到蔓延到天边的红艳，没有见到想象中的壮丽。失望在辛苦的攀爬之后漫上了心头。山上布满了钩人衣服，刮人皮肤的荆棘条，一不留神，我的新裤子就会留下一道疤痕。脚底的山路也是格外的滑，春雨刚过，道路泥泞不堪，我的白鞋已经沾满了污泥。我幻想中的美好在眼前我最不喜欢的泥路里破灭。三三两两的映山红偶尔出现在路旁，花瓣残缺，红的也不耀眼。我没有了任何采摘的欲望，它们的身前身后是一丛丛狰狞的荆棘丛。
三叔穿着黄胶鞋，拿了把镰刀，他利索地砍掉了那一丛荆棘，把那仅有的几朵映山红递到我怀里。我突然就明白了那些每年养在家里水桶里的映山红是怎么来的了，三叔带给了我一个乡村的春天。
我望着三叔，他的头发应该很久没有理了，盖住了耳朵。他像极了我的父亲，只是，没有父亲红润的脸色，没有青幽的头发，没有白皙的皮肤。三叔的脖子上额头上多了鼓起的青筋，脸上多了一层黝黑，脸颊也凹陷下去。夏天的时候，可以看见他小腿上的肉疙瘩，黑黑的紧贴着腿骨。就是这样干瘦的他，在河边的空地上抬预制板，我无法想象他那干瘦的身躯是如何抬起重重的水泥预制板的。
那个躲洪水的暑假，夜晚房间闷热无比，蚊子成群结队地偷袭我和姐姐。三叔把蚊帐支到禾场，让我和姐姐藏在里面。清凉的风钻进蚊帐，三叔坐在旁边的竹床上，摇着油纸扇子，说要和我对对子。我那时才上高一，读书不认真，哪里懂得怎么对对子。三叔兀自喃喃地说着一些只有他才听得懂的话，还有那些我看都看厌了的三国故事。那个夏夜，留给我的，就是一个老夫子般的瘦男人卖弄着他仅有的几个文字。可是，在今天，那被我轻视的喃喃自语的声音背后，我却听到了来自贫穷中的渴望之声。三叔，你要的是什么呢？
我想起了家里的书柜，那是我视为珍宝的东西。少了一本书，我都能知道。当《西游记》所占的位置空缺了的时候，我急着追问父亲。父亲应了声，三叔拿去看了。我于是担心着那本《西游记》会被三婶娘扔进灶膛引火。直到三叔再次进城，带回那本已被翻卷了角的《西游记》，我才吁了口气。再后来，三叔每次从乡下来，家里都会少一本书。而他还回来的书，也都有泥巴的痕迹，虽然试擦过，但那淡淡的土黄，依然留在书页里。向来爱惜书本的我，总是会对三叔抱着年少不懂事的怨恨。
三叔在前面砍着荆棘，我们在后面跟着。他的头上落了些枯枝败叶。三叔顺手割来的杂草，被他铺在泥泞多的地方。我们的前面，出现了一条青草覆盖的山路，脚底下再也不滑，软绵绵的，像春天的棉被。递到我怀里的映山红越来越多，我像是捧着一堆火。透过红红的花瓣，三叔灰绿色的外套时起时伏，他那干瘦的身体在荆棘丛中时隐时没……
再也不想要任何一朵映山红，哪怕我的屋子里没有春天。

堂弟

堂弟一直活在一种诅咒中，至少我现在这样看。他是近亲结婚的产物。从他父母的婚姻开始，这个诅咒就开始阴魂不散地笼罩着他们小小的家。
父亲四兄弟，数小叔长的最帅。唯一的双眼皮，唯一的高个子。小婶娘也生的如花一般，他们的爱情就是在小叔去奶奶的娘家见到小婶娘的第一眼开始。我不知道他们的婚姻到底经过了怎样的阻挠与坎坷，反正他们是结合了。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据说是个怪物，出生就死了，埋在后院里。再后来，堂弟出生了，在奶奶惶惶不可终日的担心中诞生，他的诞生，让我母亲高兴，二婶娘生气。二婶娘生了这个家族唯一的男孩，母凭子贵，二婶娘在这个家族里，像个功臣，不可一世。母亲也再也不用受二婶娘的气了。
堂弟在大人们奇怪的眼神中渐渐长大。几乎所有的人都希望在他身上看到近亲结婚的恶果。那用石灰刷在墙上的“禁止近亲结婚”的标语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概念植入了他们的脑袋，而标语背后的科学道理，则是永远也无法以最稀奇的方式引发他们的好奇心的。
偏偏堂弟就没有满足任何一个人的心理需求。他健康快乐地生长着，山风让他的声音嘹亮，河水冲洗着他在太阳底下晒就的一身黑皮肤。掏金龟子，钓鱼，泅水。二婶娘时常拉着他阴阳怪气地询问：“你的脑袋怎么这么大啊，唉，小心喽，你爸你妈是亲表兄妹。”堂弟瞪大他的眼睛，翻翻白眼珠子，一转身走了。
堂弟最美好的生活在他5岁那年戛然而止。小叔得了肝炎，因为年轻气盛，没放在心上，依旧开着客运货车，颠簸在并不平坦的公路上。等到发现肝腹水，肚皮已经鼓得像个西瓜了。他死的时候，只有29岁，在医院度过了他的最后一个生日。他的葬礼上，我的父亲流下了泪，母亲说，之前，从没见父亲哭过。
堂弟坐在小叔的棺材上，披麻戴孝，他用大大的脑袋，高高地俯视着一群悲哀的人。是不是从那时候起，他小小的心里，就埋下了坚毅的种子？可是，那幼小的坚毅又怎么能敌得过嫉妒与排挤刮来的一场阴风！
二婶娘开始策划着一场阴谋。她要捍卫这个家族只有她是功臣的位置。堂弟现在没了爹，小婶娘一改嫁，整个家族又只有她才有儿子了！她热心地张罗着给小婶娘介绍对象。在奶奶和父亲的咒骂声中，她好不消减那份热情。小婶娘终于忍受不了这额外的关照，孤身一人前往东莞打工。我不理解这冲动行为背后的原因，我只想为堂弟的母亲找一个最美好的理由，为了忘却那段短暂的爱情所带来的痛苦。
堂弟随着母亲的离去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活。他辗转流浪于几个伯伯家，在复杂的眼光中度过了他的童年少年。我的父亲，尽管能给他学费，给他双份的压岁钱，给他添衣置物，又怎能给他一份父爱？奶奶病逝后，堂弟失去了最疼爱他的人。我现在终于是理解了堂弟为什么在奶奶灵堂前哭得泪人儿一样了。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孤独，铺天盖地地席卷了堂弟幼小的身子。
流浪到外婆家的堂弟，最终还是染上了肝炎。那个诅咒就这么阴魂不散地摧残着这个蓬着头，瘦着脸颊的少年。父亲在驱车去遥远的山村接回堂弟的时候，竟然再一次掉下了泪。我头一次见父亲发那么大的火，他对着电话大声的咆哮着：“你还要不要你儿子，到底是钱重要还是儿子重要！”
堂弟终于获得了一次短暂的母爱。他的病好了，个头也窜高了，长得越来越像我那早逝的小叔。
只是，那栋由小婶娘外出打工挣钱修建的楼房，空空荡荡，堂弟站在贴着白瓷砖的门口，在等待着什么呢？

我不敢再去那个村子，怕那消失了的油菜地，怕那荒芜了的稻田，怕小河那苍老的胸膛，怕黄鳝隐藏了踪迹，怕泥鳅钻进了泥土再不出来，怕那翠鸟不再飞翔在我儿时追逐的路上，怕袅袅的青蓝色炊烟再也升不起一份暮色的温馨……
更怕，年幼的堂妹们早早地嫁了人，做了母亲，怕那伫立在路边的空荡荡的楼房，守着一个个外出挣钱的梦，空了一屋屋的天伦团圆之气。
村子越来越远，人越来越少，景越来越苍凉。人是越活越孤单，越唱越单调吗？还是这个世界，再也背不动这份沉重，只剩我偶尔留存的模糊记忆，飘忽，飘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