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与中国写作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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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语境与中国写作话语

王岳川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在全球化背景下，思考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的新定位问题，有必要以中西写作的比较研究中汲取资源和研究成果。从而准确把握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审美特性，使中国当下写作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形成从新的审美角度审视艺术审美内核的新视角，推进中国写作学的学术转化，从文学写作的外部研究（文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走向文学写作的内部审美奥秘的研究，从理论僵化的学科分类到面向文艺思潮实际的经验总结和问题剖析，创建中国当代文学写作新形态。因此有必要看看当今世界一些思想者的言说。

一 罗兰·巴特：白色写作与零度写作观

“写作”（ecriture）或许是“现代性社会”最大的奥秘，同时也是现代社会中最为彻底的话语转型。在传统的话语中，写作是经天纬地的“不朽盛事”，是人为寻求真理而获得的一种话语特权。写作成为思想的直接呈现，成为思想的对等物，甚至成了新思想的导引。而在巴特那里，“写作”的本质和内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已不再是对真理的直接砥砺，不再是对不朽盛事的先行见到，而是一种现世的书写实践，一种非意向性的世俗行动，甚至是一种无所驻心的中性的“白色写作”。
在罗兰?巴特看来，一部写作史就是某种思想在一片虚空中，欢快地升腾于修辞性字词之上而形成的所谓“写作”。所以，写作首先是对对象的把握，一种书写的劳作，并最终发展为“对对象的谋杀”，使对象达到它的一种变体，即“不存在”。于是，从对语言的尊重走向对语言的破坏，从对思想的渴求到对思想的解体，写作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当代新写作方式—“写作的零度”的中性写作。从此，写作除了符号以外，再也看不到思想的烙印，再也没有那种梦幻般的理想光泽，而是一种纯结构性的单色调写作—白色写作。写作的热情消失在现代平面上，写作残存的意义随着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逐渐解体。
当代写作已然形成“多重性写作”，即：政治式写作、革命式写作、西方马克思主义式写作、阶级性写作、专制性写作、思想性写作、现实主义写作、自然主义写作、小说式写作、诗歌式写作，归约性写作，以至于失语式的写作。我以为，罗兰?巴特这一分类性分析抓住了事情的本质。他从过去一般性的二元对立式模式中走出来，不仅将写作看成是历史性的协同行为以及同语言结构风格打交道的活动，而且认为，写作从存在于社会之间的那种创造性活动，已经转变为语言自身的自足性表现活动，并与历史的重大危机若离若即地联系在一起。就此，写作从一种沉重的历史记忆中走出来，而变成自由地滑行于记忆之间的妥协物，甚至变成了记忆的自由或机遇性的书写方式。
“政治式写作”表明其是一种僵硬的语言，总是呈现出被言说的语言的封闭性。这种写作使写作本身和语言相对立，因为它通过语言仅仅是以政治式隐秘的方式去指涉政治式对象，字词在政治的禁锢之下，仅仅起着一种呈现作用而已。所以，写作永远置身于语言之外，仅仅是一种与隐秘力量打交道的活动。就此而言，政治写作的显著特征是禀有权力或权势的阴影，具有一种现实的目的性和强迫性的价值意向。而写作本身倒变成了一种借口，一种“在别处的存在“。所以巴特强调，政治写作并非是真实的写作，而是在权力的压抑下所进行的泡沫式写作。
“革命式写作”就是将语言和鲜血联系起来，是一种血与火的写作。巴特认为，这种法国革命式的浪漫激情写作，一反古典式写作那种平稳、流畅和优美，充满着激进、激情和夸张的姿态，甚至也充满着流血牺牲的沉重。革命式写作最重要的方面是，它成了日常生活的否定辞，成了现实生活缓慢河流中非常态的浪潮。它的语言使人感到是一种异样的语言，一种乌托邦式的语言。它在其激情性的写作中，使人们感到震惊，并使公民普遍面对流血的祭礼。于是，写作本身变得不重要了，写作的对象，即革命的话语方式成为写作的绝对主导性。“西方马克思主义式写作”是一种“间断性的写作”，每一词都以隐喻的方式展示着它自身的原则，并指向它独特的历史意味。因此，在罗兰?巴特看来，西马式写作本身是一种价值语言的写作，是一种激进主义式的写作。这种写作的特点是世界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批判性意向，这构成了西马写作的基本模式。当然，这一写作与托洛斯基的写作、随机应变式的写作，甚至是斯大林主义式的写作有着难以剥离的复杂关系。就此而言，西马式写作既与阶级写作有关，又与思想式的写作有关。
“专制性写作”又被罗兰?巴特称为“警察化写作”，因为，在这种秩序的专制政权中，永远充满着压制性的内涵。写作在此变得异常沉重，变成了自身的疏离，甚至成为“反写作”的方式。因为，写作的言说本身并不重要，相反，它的重要是来自权力压抑的反弹性指认。在政治和权力滑行到现代社会轨道以后，战斗者和作家之间的新型作者逐渐进入一种平滑的、现代性的社会中。于是，为道义、为乌托邦、为专制性的写作，逐渐丧失其合法性，而语言、结构、言说方式、写作本身，上升到写作的主要地位。写作不再是集体名义下的符号签字，不再是一种集体思想的秩序话语，也不再是一种公民流血的历史祭礼。思想写作渐渐退出了现代写作主角的地位，而使得“语言写作”本身大面积地出现在思想的领域。于是，小说写作和诗歌写作成为写作在当代的主导模式。
换言之，叙事和纯文学成为现代写作的社会与公众之间的契约，而作家的言说消解了所谓政治式的写作、阶级式写作、思想式写作的那种压抑的权力性和有限性，而拓展到无边的世俗感性生活层面，具有更多的新鲜而现实的语言储存，并保证了对现实认识和对自身认识的诗意双重性。在此层面上，罗兰?巴特坚持，这就是表现了艺术的“神话学”的特性，即一种象征、一种符号、一种自身意义的当代指认。所以，“文学就像磷火，在它临近熄灭的时候，光亮反而更强。”小说和诗歌的写作既是对日常性的破坏，又是对现实性、诗意性的修复，这一切都构成了现代艺术的基本特点。艺术写作一方面在剥离现代社会的虚假面具，另一方面又在为自己寻找真实的本性而努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是将生命变成一种命运，将记忆换成一种功能，把延续转成一种有意向性的时间延伸，而只有通过在社会现实注视下完成的艺术性，才获得小说自身的特性。诗歌中现代诗是对字词的饥渴，把诗的言语变成了一种可怕的和非人的言语，并渴望建立一种充满断裂和敞亮感的话语，充满了“不在”的因素和符号意义不确定性的话语。诗歌具有了一种中断性思维，一种跳跃性的诉诸非连续性的节奏。现代诗摧毁了语言的关系，把话语变成了字词的静止凝聚，使我们对自然的认识发生逆转，造成一种现代社会理性中断的图景。所以，现代诗是一种客观的诗，是由孤寂冷漠所组成的意象连续体，同时，也是对现实社会的“能指”的表征。而散文是最小的话语，是思想最经济的表达手段，是在言语中包含着更多精神性构思和更恰当的叙事方式的思想表述。不妨说，罗兰?巴特之所以选择散文作为自己思想的承载物，确乎是有其自己的理论依据的。
从传统写作进入现代写作，“写作”开始进入现代转型，语言变得多样化，有精雕细琢的写作，有大众主义的写作，有中立化客观的写作，有口语化日常生活的写作等，都各自依照写作者自身的行动和观念做出自己的价值选择。然而，有一点是确定的，即文学的语言本身其完整性解体了，它被分裂、中断进而自然主义化，成了形式的冒险和修辞的游戏。语言丧失诗意而变得直白，这无疑是意识现象的分裂和中断的表征。于是，在神圣被抛弃、思想写作的权力被怀疑、语言骚动导致本身规则破坏之时，语言解体成为了必然。语言解体导致语言的沉默，使得现代性写作出现了语言瓦解的“失语症”。形式的沉默、语言的挽歌和字词的病态，使得现代性写作具有了粗糙的外表、阴郁的孤独性和反纯洁透明的复杂性。于是，“新写作”方式出现了，那就是逃离语言秩序束缚的“白色写作”、“中性写作”或“零度写作”。
白色写作是直呈式的写作，是反修饰、反叙事、反深层意义的写作，或者是新闻性的写作。这种中性的写作，是主体离间、逃避、消亡的毫不动心的写作。在主体丧失了自己的激情、浪漫、乌托邦之后，离开了真实语言和文学的意向性，其写作便具有客观冷漠、身处事外般的中性言语。作者成为不在场者，写作被归结为一种否定的形式，在其中语言的社会性或神话性被消除，而代之以中性的和惰性的形式状态。尽管思想尚保持着它的职能，但它已不属于历史中承担的那种形式了。这种中性写作已经达到“纯方程式”的客观状态。它在面对人的空白存在时，仅具有一种代数式的内涵。[ii]于是，文学的浪漫性被克服，人的问题被抛弃，意义的承诺已然落空。
事实上，这种“白色写作”同样是不真实的，因为它所具有的自由和新的形式诞生于不确定的语言领域中，这种语言因为与思想和现实的完全中断，使得它重新成为自己的“形式神话的囚徒”，因为它又重新创造了一种完全中立的、与任何思想形式思潮无关的、完全客观的“中性写作”的“神话”，而这一神话同样应遭致思想者的质疑。说到底，人不可能逃离其社会和心性价值。一个人除了所谓政治、革命、阶级、思想等规定性以外，他在操持着语词的组合时，也在充分确定和表现着自己的全部历史，因为人毕竟是由语言呈现和界定的。
当然，罗兰?巴特对白色写作的分析也具有自身的困惑性，即一方面他要通过“白色写作”去扬弃萨特式的那类政治、神话、革命、阶级性的写作误区，另一方面，他在强调白色写作的同时，又对加缪所进行的对这种写作的实验不无忧虑。问题在于，这种所谓的中性写作，自身又设立了一种中心，即语言中心。在巴特看来，根本就不存在无语言的思想，也不存在无思想的语言，因为文学同形式分离，它仅仅是书写的类别，然而语言本身却包含着深刻的经验。或者是语言本身带出了文学在当代的全部困境，文学被导向语言问题，同时也被导向四分五裂的生存图景。

二 德里达：文本间性的写作观

与罗兰·巴特的思想相关联，德里达的文本间性和新写作观也对当代写作观产生重要影响。德里达从来也不相信文本是一个孤立的世界，在他看来，哲学文本之外不存在空的、未被触及的、空虚的边缘，而存在有另一个文本，一个不具有当前参照中心的力的区分的织体。与这种文本间性相联系，哲人们必得思考这样一种写作，“它不具在场、历史、原因、始源和目的，这种写作绝对地颠覆所有形而上学、神学、目的论和本体论”。[iii]当形而上学、本体神学束缚了现代文化精神，而使哲学、文学、宗教、科学追求一种封闭的中心体系时，这种颠覆性的“新写作”将全面扭转文化的困境。这种写作以其自觉的无终极性、向未来敞开性、打破体系封闭性的特点，以其忠实而内在的方式思考哲学概念的结构化的系谱学，解拆了哲学与文学的对立，成为一种包括哲学在内的无限的、未分化的众多文本织体的文学。
德里达这种新写作其实面临一种双重困境：当他忘记哲学甚至以文学取代哲学时，他的写作就失去了中心焦点，而成为一种无统一性可言、无终极意义的写作，一种永远有着“裂口”标志的写作。这样，自我指涉的矛盾凸现出来：被压制的不可理解性作为可理解性的条件得以返回，德里达最终仍不得不用形而上学的话语讲述着自己的构想。因为他如果彻底，他就必然丧失其理论地基。
在后现代文化潮流中，哲学与文学的关系需要细心厘清。德里达使自己免遭困境的办法，就是不断地强调自己同海德格尔的区别，尽管他同时承认自己的理论是建立在海德格尔基础上，只不过走得更远而已。德里达曾说：“我所打算做的事，如果没有海德格尔问题的提出，就不可能发生……，如果没有对海德格尔所作出的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区别也不可能发生。这个存在一本体论的区别在某种意义上仍然还未被哲学思考过。尽管我对海德格尔思想有所借助，或准确地说，正由于他的思想，我才企图在海德格尔的本文中确定……那些属于形而上学的、或属于他称作本体神学的东西的线索。”[iv]因为，德里达放逐隐遁不彰的“存在真理”，解拆了那些从形而上学忘川之中拯救出来的“思”，剩下的只是在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之后，去竞争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彻底的反柏拉图主义者”的宝座。德里达不可能自认为在谈论哲学传统，如果他使用的字词中没有一个与该传统使用的字词处在任何推论性关系之中。但是，这样一来，德里达无疑就是在沿着书页(文本、语言)边缘滑行，从而跨出了书页。
德里达认为不陷入形而上学泥淖的最好办法，是“同时说几种语言和创出几种文本”[v]。然而，这一观点，在理论上似乎并不是德里达的创新，因为传统哲学的文本序列，并非都来源于古希腊时代以来始终未变的一种隐喻学内，相反，哲学史正是在“革命的”、“文学的”、“诗的”创新时期和正常的、平凡的、营构体系时期之间不断“经常性转替”的。同时说几种语言和写几种文本，正是一切重要的、先锋性的、独创性的思想家所做之事。激进的物理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永远选择字词并将它们铸成新的形式。因此他们使愤怒而保守的对手有理由责备他们为熟悉的语言表达引入了奇怪的新意义!无意义的双关语，不再按规则起作用，使用修辞法而非逻辑，使用比喻而非使用论证。但是，同时说几种语言和写作几种文本，在实践上，却因受阅读制约而难以完全兑现，因为这种既同始源又无同一目的的新写作，必然要求读者同时读几个文本。然而，当代读者都生存在一个以始源、目的、目的论或本体论编织起来的文化织体中，人们大多仍然赞成科学性、严格性或客观性。因此，当写作逃逸了意义之时，阅读也将变成无意义的活动。这大概是德里达所不愿意看到的。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在二十世纪下半叶风靡整个欧美，到八十年代，这一反传统、反形而上学的激进方法论已经普遍地渗透到当代文化评论和学术思维中。解构主义的词汇：消解、颠覆、反二元论、书写、话语、分延、踪迹、播撒等已被广泛运用到哲学、文学、美学、语言学研究中。它实现了哲性诗学研究的话语转型，刷新了人们对语言与表达、书写与阅读、语言与文化、文学与社会等方面的认识，影响和重塑着文学评论的性格，并开拓了文学批评和文学作品阐释的新领域。[vi]
在解构者眼中，作品与创作者的依附关系被解构，而获得完全的独立，它开始与作者的“原意”相游离，成为拥有一套自足符号而又受文化体系的整套符号影响的文本，它的阐释意义是多元多维的，因为，如德?曼所说：“解构就是在文本内，借助于文本中的因素（这种因素通常恰好就是修辞的成分暴露于语法成分的结构），就可以测定一个问题，并取消文本内做出的断定。”
解构主义在整个哲学思维上进行本体论革命的同时，在写作问题上产生了一场方法论革命，解除了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一元论，消解了人们习惯的思维定势：追求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个绝对正确的标准，一个一成不变的等级模式。它的多元性、无中心性、多维思路，使人们超越了传统的视界，从更新的角度反观文学写作，从而发现了许多过去难以见到的新问题和新意义。

三 博德里亚：消费时代的身体写作策略

人们在放弃了最终的价值承诺以后，开始在消费社会中充分地享受身体欲望的放纵。于是，“在经历了一千年的清教传统之后，对它作为身体和性解放符号的‘重新发现’。……今天的一切都证明身体变成了救赎物品。在这一心理和意识形态功能中它彻底取代了灵魂。”[vii]身体写作成为后现代消费时代的一种标志。
身体在消费神话中成为新的神话：人具有自己的“处身性”，人的本质不再是一些抽象的形式原则，而是充满肉体欲望和现代感觉的“生命”。身体已经从“面容之美”表现走向了“躯体之力”的表现，从精神意象的呈现走向了欲望肉体的展示。身体成为肉体性、享受性和存在性的证明，脸逐渐被肉体所取代。不仅如此,身体地位成为一种文化表征，在文化话语中，身体关系的组织模式都反映了事物关系的组织模式及社会关系的组织模式。这要求社会说明：身体“这一话语是如何打着协调每个人与自己身体关系的幌子，在主体与作为双重威胁的客观身体之间，重新引入了与社会生活关系相同的关系、与社会关系的规定性相同的规定性：讹诈、镇压、被迫害综合症、配偶神经症。”[viii]身体的痛苦和走向死亡的灵魂，使得消费社会中个体神经处于高度敏感和麻木无感两极之间，身体欲望由于金钱的强势牵扯，已经很难对真正的精神价值做出切实的判断。
身体的满足成为灵魂逃亡的最新形式——休闲本身的意识形态。于是，在消费中进行集体性的身体“指导性自恋”，成为今天社会欲望再生产的一个无穷宝库。“休息、放松、散心、消遣也许都是出于‘需要’，但它们自身并没有规定对休闲本身的苛求，即对时间的消费。自由时间，也许意味着人们用以填满它的种种游戏活动，但它首先意味着可以自由地耗费时间、有时是将它‘消磨’掉、纯粹地浪费掉。”[ix]休闲并非对时间的自由支配，那只是它的一个标签。身体的外表前所未有地成为虚假的美丽修饰，在错觉的年代里身体策略成为刺激生命原始欲望的方式。人们在高速社会节奏中，将身体和欲望作为交换价值并被它所操纵，个体在日常生活的错觉中，自觉主动地变成了金钱和时间的附庸。
生产过剩的“丰盛”社会中，当代人的活法是“白色”的，没有感情介入，没有形而上冲动，也不可能再有异端邪说。在博德里亚看来，后现代时期的商品价值已不再取决于商品本身是否能满足人的需要或具有交换价值，而是取决于交换体系中作为文化功能的符码。这是一个充斥着预防性白色的饱和了的社会，一个没有眩晕没有历史深度的社会，一个除了自身神话或者不断神话之外，没有其他神话可以立足点的消费社会。也许只有激进的革命的突发事件和意外的分化瓦解才能打碎这“白色的弥撒”。
消费世纪是资本符号下加速了的生产力进程的历史结果，因而这个世纪是彻底异化的世纪。商品逻辑成为整个人类生活的逻辑，犹如一种迷醉剂，消费逻辑不仅支配着生产的物质产品，而且支配着整个文化、性欲、人际关系，以至个体的幻象和冲动。在博德里亚看来，“一切都由这一逻辑决定着，这不仅在于一切功能、一切需求都被具体化、被操纵为利益的话语，而且在于一个更为深刻的方面，即一切都被戏剧化了，也就是说，被展现、挑动、被编排为形象、符号和可消费的范型。”[x]人类目前正处于一个新的类象时代，计算机、信息处理、媒体、自动控制系统以及按照类象符码和模型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已经取代了生产的地位，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尽管媒体也造成事件，媒体制造热点媒体也忽略那些不应忽略的价值，甚至媒体也制造虚假和谎言。人们所凝视的仅仅是事件与其它媒体之间不断参照、传译、转录、拼接而成的“超真实”的媒体语境，一个“模拟”组合的世界，一个人为的“复制”的世界。
不难看到，博德里亚已经洞悉后现代传媒在社会心理和个体心性的健全方面所造成的威胁，并进而对传媒在“文化工业”生产中消蚀意义的功能加以清算，是颇具独到眼光的。尤其是他对后现代传媒的审理，进入到后现代理论本身的审理，认为其理论模式已经被“后现代化”——理论不再是反思和划定边界，而是为了迎合当今时代的快速、时髦、肤浅和片断化特征。理论在这种自我蒸发中变成了一种“超级商品”，成为无思时代兜售和宣扬最时髦消费意识和人生态度的一种谎言工具而已。
可以说，解构主义和后现代消费文学写作以消解性为旗帜，强调一种“非审美”的倾向。在感性骚动之中，“除了对精英艺术的绝然拒斥外，在美学方面并未产生任何持久的变革。除了其‘革命’热情以外，其政治观点也只不过是书卷气十足的老生常谈”。[xi]理论观点的旋生旋灭成了后现代魔幻动力的正面显现，甚至“代”的观念，已从30年为一周期减缩到l0年。新流派迅速崛起，又迅即烟消云散，一代一代人的写作在数量上的更迭替换了质的变化。这一问题值得中国学界重视。

四 全球化时代：中国身份的“重新书写”

“全球化”和“本土化”是后冷战时期相对立又相统一的重要现象。[xii]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二者间差异，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二者的冲突和融合。在我看来，“多元文化对话论”已经成为当代学界的基本共识。不是完全抹杀各民族自身的特性，走向所谓的“全球化”，融合为一体形成新的单一的文化（美国化）；也不是完全走向所谓的“本土化”和冲突论，将人类未来看成一种可怕的互相冲突、彼此殊死搏斗的世界末日图景。我们只能通过对话求同存异，藉此，在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间达到微妙的谐调，在冲突论与融合论之间获得一种良性的参照系。
在近现代中国，现代身份的“重新书写”首先遭遇到一种“阐释的焦虑”，即东方文化在现代化或所谓西化的进程中，成为西方文化俯视中的次等文化。在西方虚构出的东方形象中，中国文化被屡屡误读和误解，因此，在对自我身份的阐释和对当今世界文化的阐释的“双重焦虑”中，难以正确书写自我身份。中国文化在新世纪的价值重建和西方对东方的重新发现是互为表里的。在全球化的多元语境中，可以检讨西方现代性出了什么问题，这一问题发生在西方与中国语境中有怎样精神走向。
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传统学术的问思方式被西方现代性问题中断了。如今这种以西学规范为轴心的局面，就使钱钟书先生《管锥编》这类注重感悟的学术模式成为了“另类学术”，没有更大的生存发展空间。西方学术重逻辑，注重层递性思辨和本质的揭示。西学思辨和东方学术的感悟体验两者都很重要。其实在17、18世纪时，通过一些传教士的文化交通，欧洲尤其是法国的学术受到了明清学术的影响，像蒙田和帕斯卡尔等的学术随笔中可以看出，他们不是单纯从逻辑思辨，而更是从生活中去体悟或感悟学术，达到一种很高的人文境界。但是现在中国传统学术模式遭到全盘否定，使得“另类学术写作方式”的存在不再具有合法性。这种状况在全球多元对话时代应该有所改观。在我看来，中国的现代学术大抵可以以西学规范为框架，在这一形式框架内注入本土文化生命的内容。东西方有的文化形式是可以通用的，譬如器物层、制度层面的东西大多可以与世界并轨，不必再重头做起。但在思想层面和价值信仰层面则应该保持差异性和多方对话性。
新世纪中国学者需要思考的是：西方学术模式是不是唯一合理的？有没有问思和言说中的独断之处？应该说，西学问思模式有它促进学术推进的历史合法性，但并非永远具有绝对的合法性，任何单一模式的独断和垄断都是可以置疑的。这意味着，西方的一些学术形式，譬如论文形式，我们不得不借鉴，但在借鉴的过程中，不妨将学术方式与生命智慧相融合，以保存中国写作中的文化元气和学术精神。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全球同质化的过程，而是西方中心主义学会尊重第三世界的差异性问题。因此，“发现东方”尤其是远东的中国思想，成为新世纪世界性的课题。其中，中国写作问题意义重大。中国写作的东方性和边缘性，使得西方有可能地作为他者而加以关注。多年来，中国文学写作强调文化普及型，如今需要推出一大批真正的写作者，只有中国文化艺术写作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才可能对世界文化形成更多的影响，才可能从发现东方文化的精髓到推出一个新的理念——中国文化的输出。我们应该坚持开门开窗学习西方现代性中好的精神，并在西方的现代学术框架中，加入中国文化中去除了劣质成分的美好的精神，从而体现出一种家园意识和人类资源共享意识。
在我看来，当代中国写作创作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解决“为谁写”的问题。过去有为时代写的作家，也有为自己写的作家。中国写作史表明，一个时代作家的写作，与其时代精神大抵相一致，有时时代精神体现为中心话语精神，写作因而成为一把双面刃——一方面因为过重的意识形态性而失去独立的思考，但另一方面又具有风行天下的时效性而使深刻性难以保存。而民间精神从另一个侧面抵砺时代精神或修正时代精神。中心话语写作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作家，也影响了后世的作家。今天同样也面临这些问题：为自己写的人越来越少，于是，就为评委写、为洋人写、为金钱写、为市场写……。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解决，那么，过十年再回过头来总结当代写作，可能会有诸多遗憾。
解决“怎样写”的问题。传统写作和现代写作，二者之间不是保守与先锋的问题，而是个体精神深度问题。现代写作有可能因一味追新而境界粗疏低下，传统写作也可能精神境界高迈深厚。说到底，文学艺术的魅力不在于风格的新与旧，而在于内涵价值高与低。如果否弃传统一味凭空创新，就可能象某些当代作家那样，不仅是写现代而且写后殖民写作，甚至是将文学艺术写作大话化、行为艺术化、装置艺术化，这些都是“怎样写”的问题没能解决好造成的。为谁写没有解决好，怎样写解决不好，“写”就仅仅剩下一种本能的冲动，它没有一种清明理性的制约，没有直指心性境界。“怎样写”不仅是作家要探索的事，也是当代中国写作学未来发展必得思考的重要问题。
解决“写什么”的问题，需要注意尺度，写作或者任何艺术都有一个尺度：形式的创新、思想的张力、话语的变化、精神的和谐之外，有一种看不见的规律，那就是个人境界的大小，这是写作作为精神产品所特有的“尺度”。一切与精神无关的所谓实验都是失败的，也与人的存在的本真性表现无关。就文学写作而言，从事文学写作需要怀有生命的价值关怀，要对民族、对国家文化有传承和创生新意义的激情。在我看来，文学和学术写作与生命价值密不可分，需要作家、学者将生命投进去，造成一种思想的紧张追问和与僵化话语的断裂，这样才能保证思想的真实推进。
在“发现东方”与“中国写作”的思路中，审视西方存在三种视角。一种是“仰视”，又可称之为后殖民主义，将西方文化看得高大无比；二是俯视，感到自我至高无上，这是民族主义或者极端民族主义；三是平视，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学术态度，具有良好的对话品质——平视中西方所面对的共同问题和生存困境，面对人类的未来。中国学者需要对当今世界性的困境——能源危机、环境恶化、战争升级，心灵焦虑，以及基因转换等等，提出中国解答的方案。在辩证适应、多元并存、平衡生态、人与自然等方面提出中国式的话语。[xiii]应该把视野从“审父”（审传统）与“审他”（审西方）变成“审己”——自我批判。看看我们这人哪些地方不如古人，哪些地方不如西方人，我们面对的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能提出前沿性的话题，我们只能跟着别人后面去拾话题。
“文化的持续发展”[xiv]的眼光对当代写作而言尤为重要。当下，文学写作太多的急功近利、太多文化短期行为。“文化的可持续性的发展”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概念，也不是一个国策的问题，而是东西方文化共同发展问题，是中国当代文化战略问题。在文化与文学的重新书写中，我们需要弄清：在新世纪，中国文化哪些东西还残存着思想的碎片可以被我们整合起来？哪些残存的文物和文化形态可以被我们聚集起来？那些文化和文学思想经过中西文化的碰撞产生出新的文化形态？那些经当代中国学者独创的思想可以作为人类文化的新资源？这些问题都应该用心去思考，这样方可以发掘出本土文化精髓，逐渐地生成出新文化的可能性。
中国写作倡导包容性、创新性、对话性。这种包容、独创和对话性同中国整体文化的根相联系。可持续性发展就是发掘民族的根、发掘个体心灵的根，使写作成为一个个体精神苏生和集体无意识凝聚的双向过程。从而以不同形式展示出中国文化的心性才情和精神风貌，使中国当代写作话语成为可以同西方中心主义写作话语对话和互动的东方话语代表。
注释：
R. Barthes, Writing Degree Zero, London, Jonathan
Cape, 1953.
[ii] R. Barthes, The Pleasure of the Text, trans. R. Miller, London, Jonathan Cape, 1976.
[iii] Jacques Derrida. Margins of Philosophy. trans. Alan Ba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P.67.
[iv] J．Derrida．Positions.trans．Alan Bas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pp．9-10.
[v] Jacques Derrida. Margins of Philosophy. trans. Alan Ba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P,135.
[vi] CF. J. Culler, 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Ithaca : Cornel
University Press, 1992.
[vii] 博德里亚著《消费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页。
[viii] 博德里亚著《消费社会》，第141页。
[ix] 博德里亚著《消费社会》，第171页。
[x] 博德里亚著《消费社会》，第224页。
[xi] Charles Newman. The Post-Modern Aura, The Act of Fiction in an Age of Inflati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5,p.6.
[xii] 参王岳川著《后现代与后殖民主义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xiii] 参王岳川著《全球化与中国》，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
[xiv] 在我看来，“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比经济学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更具有人文生态的意义。参伊恩·莫法特著《可持续发展：原则、分析和政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