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写作学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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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写作学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马正平著《写的智慧》读后

蔡庸礼

正当我为“如何上好中学生作文课，有效提高中学生写作能力”的问题苦恼之时，读到了马正平先生著的《写的智慧》一书，读后确实有一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有关写作的理论古已有之，当今世界更是层出不穷，在书店里，教中学生如何写好作文的书籍琳琅满目。这些理论这些书籍看起来很有道理，操作起来却很困难，可马先生的《写的智慧》却不同，不仅融理论性和操作性于一炉，而且闪现着哲学思维和创新精神，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写作学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一、深入浅出，操作性强

马先生在《写的智慧》中所提出的“知行递变”、“重复对比”等写作理论不是兴起所至，而是深刻研究前人特别是古人的写作理论和写作实践的结果，可以说是高屋建瓴、深入浅出。

“知行递变”的理论可以说是马先生在研究学界同仁提出的“双重转化”、“三级飞跃”、“三重转化”的基础上，对“表达方式”的重新阐述时发现的。“知”与“行”是中国哲学的认识论中的一对范畴，“知”指认识，“行”指行为、行动。“知行递变”原理中的“知”指表达目的，也就是写作主题。而“行”指写作主体为了实现、物化、传达“表达目的”写作主题而采用的“表达方式”。写作的过程就是作者不断地把主体所认为的表达目的变成具体的写作行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当作者把写作目的（知）变成自己的行为、方式（行）之后，这个“行”马上又变成了新的“表达目的”。这也就是说在写作过程中，知与行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知与行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相互转化的。这一理论与“双重转化”、“三级飞跃”、“三重转化”等理论相比要深刻得多具体得多。从事过写作实践的人应该都能体会到写作的过程就是知行递变的过程。

如果说“知行递变”的理论还有一点深奥的活，那么“重复与对比”的理论就浅显得多，“浅显”并不是说这种理论没有深度，而是说它容易理解、容易接受，是深入浅出的结果。

“重复与对比”的深层结构理论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潜藏了几千年，不能说这不是一个伟大的发现。诚然，中国古代文章写作中的章法理论——“起”、“承”、“转”、“合”也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但这一理论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不是每一篇文学作品都遵循这一规律，其次，这一理论有僵化性、非创造性的缺点，所以这一理论发展到最后被人们抛弃。而“重复与对比”的理论是普遍性的，也是开放性、创造性的。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我们不难发现“重复与对比”的规律无处不在。《诗经》中不管是爱情诗、徭役诗，还是讽刺诗、战争诗，都遵循这一规律，就连屈原的《离骚》也不例外。我们把这篇作品简单地分析一下，这篇作品总体上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写自己在人间见不到君王，后一部分写自己在天界见不到天帝，前一部分写在人间没有同志，后一部分写在天上也无志同道合者，可以说前后两部分都是为强化“众人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主题，前后两部分是明显的重复。不仅中国的作品如此，就连外国作品也不例外，比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阿客琉斯的英雄本色就是通过“重复与对比”来表现的，就连《等待戈多》、《第二十二条军规》等现代主义作品也都能找到“重复与对比”的影子。因此，“重复与对比”的普遍性是毋庸质疑的。“重复与对比”不象“起”、“承”、“转”、“合”那样有固定的程式，它具有灵活性、开放性，也就具有创造性，所以它在作品中潜藏几千年而未消逝，它将永远充满活力。

与其他的写作理论相比，可操作性是“重复与对比”理论最显著的特点，不管是什么文体，只要开头确定其基调，下文就围绕这一基调反复渲染、强化就可以了，这是多么简单、明了。

二、微观把握，宏观建构

在《写作行为论》中，马先生从微观上告诉我们写作该写什么和如何写之后，他对写作的研究并没有停止。古人曾经说过，“文章功夫在文章之外。”这也就是说，写文章只知道写什么和如何写是不够的，在写的背后有着更深的奥秘，这个奥秘就是马正平先生提出的写作文化。马先生的这一发现在写作学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几千年来，人们都意识到在写的背后总有一个无形的东西控制着写作主体，所以在西方就有“诗灵神授说”、“迷狂说”、“灵感说”等学说，我认为，控制着写作主体的不是什么神，正是马先生提出的“写作文化”。

马先生认为，“写作文化”就是某一特定时代写作者关于写作的价值准则、行为规范和思维方式，它存在于、表现于文章体裁、风格、文风、写作运动、文艺思潮、写作行为、技巧之中。这一定义抽象之中包含着具体，抽象使之具有准确性，具体使之便于把握，我们可以从某一时期作品的体裁、风格、文风等方面来研究这一时期的写作文化，所以写作文化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写作研究。

三、文理合一，贵在创新

四川大学物理系的李后强教授曾说过：“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仅是研究对象和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马正平先生在《写作生长论》中用自己的研究证明了李教授的这一观点。

分形论是研究复杂性的科学——混沌学的一个产物，是当代自然科学的前沿知识，马先生在介绍分形论时，也介绍了混沌学，不过马先生介绍混沌学并不是为了探讨写作的复杂性，而是希望它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基础，并通过分形论来论证他过去在写作学研究中揭示的写作行为内在机制。事实证明，马先生的想法是对的，他的这一研究是成功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面而成篇。”说的就是分形的意思。我们写文章时，一开始会确定一个主题，然后围绕这个主题展开行文，这就是分形。其实，许多大作家所写的宏篇巨制也是如此，比如，托尔斯泰对他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妮娜》的构思是源于一个卧轨而死的女人，托翁一开始是想把她写成一个坏女人，尽管这一主题后来发生了变化，但小说是围绕它展开的，可以说是分形的结果。

马先生在阐释分形论时还提出了“文章胚胎学”和“开笔动力学”等术语，生动形象地阐明了他的观点。可以说，马先生的这一理论要比许多文学理论教材中的文学创作过程鲜明得多，那些教材中所说的创作动机和创作构思就是马先生所说的文章“胚胎”和分形。马先生在《写作生长论》中不仅对写作分形论作了系统而又详尽的论述，而且还涉及到分形、混沌、孤波等自然科学的前沿知识。正如李后强教授所说：“《写作生长论》不但对搞写作学研究的人有启发，而且对自然科学家也有帮助和参考价值。内容广博，资料丰富，涉猎面宽。……它不仅是中国当代写作学理论的一个进展，也是自然科学方法的重要延伸，更是一个富有民族特色和创造性的精神产品。”这可以说是最恰当的评价，从论著中也显示出马先生大理论家的风范。

四、从理论到实践，为写作教学注入新活力

马先生一直工作在写作教学的一线，可以说他的理论是源于实践。在写作理论上取得丰硕成果的马先生并不满足于此，他怀着大我的情怀又投入到从理论到实践的工作。因为他知道，当前（指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下同）的写作教学不管是在大学还是在中小学，都是混乱的不科学的。因此，他在《现代写作教学：原理与设计》中深究了大学写作教学与中小学写作教学。

马先生认为，当前的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设置重文学、轻语言，重分析、轻操作，重知识、轻应用，重古典、轻时文，重西语、轻汉文，而社会需要大批中高级写作专门人才，所以他建议设置写作系，在写作学专业课程设置中分为五个层次，即写作理论课、专业技术课、写作实习、公共课、选修课，这五个层次包含了一个优秀的写作者所必备的知识，不是一般的理论家能想得出的。

对于当前中小学作文教学，马先生也做了深入的调查。针对中小学作文教学的困境，马先生提出了“动力学、操作化、成就感”写作理论体系和作文教学法体系——DCC工程，来引导中小学作文教学走出困境，并把“重复与对比”的理论应用到中小学生的作文训练中，使他们学会操作，从而解决了学生拿起笔来不知写什么的问题。

可见，《现代写作教学：原理与设计》对当前大中小学的作文教学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

五、为学术而争论，为建构而批判

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从这句话我们可以推断出亚里士多德当年为了坚持真理与他的老师柏拉图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既而批判他老师的哲学观点，建构了自己的哲学观点。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伟大与他敢于争论和批判是分不开的。由此可见，“争论”与“批判”应该是哲人、理论家、学者所必须具有的素质。马先生就具有这样的素质。他敢于怀疑任何人的观点，有了“疑”，便有了“问”；有了“问”，就有了“争”；有了“争”，就有了许多新的发现；有了许多新发现，就出许多新成果。的确，在一百多万言的《写的智慧》中留下了许多争论和批判的痕迹。陈果安先生也说：“如果追寻一下他取得这些成果的原因，恐怕与他的批判意识有关。”因此，我们可以说是“争论”与“批判”成就了马正平先生。

读完《写的智慧》后最让我吃惊的是，被文革耽误了十年的马先生在四十五岁之前完成这样的大作，并且，除了这部大作之外他还发表过很多论文，其中还有三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我不禁要问，马先生为什么那么年轻就能取得那么高的成就呢？我想这与马先生的“才”、“力”、“胆”、“识”有关。

叶燮在《原诗》中说：“夫于人所不能知，而惟我有‘才’能知之，于人之所不能言，而惟我有‘才’能言之。”马先生的许多开创性的理论就是知他人所不能知，言他人所不能言。因此，马先生一定具备叶燮所说的这种“才”，即具有很强的审美感兴能力和审美传达能力。叶燮在《原诗》中还说：“如是之‘才’，必有其‘力’以载之。惟‘力’大而‘才’能坚，故至坚而不可摧也。”叶燮认为，“才”大者必定“力”大，因为“力”是“才”的载体。“力”就是艺术独创的生命力，马先生提出的“写作文化论”、“写作生长论”等都是其艺术独创的生命力的体现。

在马先生的学术生涯中，他敢于怀疑任何人的任何观点，并与之争鸣，即使是孤军奋战也决不退缩。马先生的这种个性就是叶燮所说的“胆”的表现，如不具有这种“胆”，马先生的创造力肯定会受压抑，那他也很难有今天的成就了。当然，马先生的这种学术胆量还要依赖于他的“识”。“惟有识则是非明，是非明则取舍定”，“识明则胆张”，正因为马先生在学术上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在与人争鸣之时才有底气，才能在写作学这条坎坷的学术道路上几十年如一日地走下去。

我想，读完马先生著的《写的智慧》后，再分析一下马先生能有如此作为的原因，对于我们这些追随者来说是不无裨益的。我们在学习马先生的学术成果之时，还要注重学习马先生的学术精神，惟有如此，我们才能登上学术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