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三十年：艺术照亮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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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三十年：艺术照亮现实
来源：北京日报

1978年之前的中国，经济是凝滞的，文化是封闭的，而百姓的娱乐生活，除了八个样板戏，几乎一片苍茫。改革开放，不仅仅意味着政治经济的变革，更意味着思想意识和文化娱乐的全面解禁。而中国当代电影的发展，正 是改革开放在文化领域中的重要成果。     八十年代：反思与歌颂     1．“伤痕电影”万人空巷     1979年，一部无论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的电影《小花》横空出世，预示着中国电影将迎来空前的繁荣。随后，一大批以反思“文革”为题材的“伤痕电影”如《生活的颤音》、《苦恼人的笑》、《泪痕》、《巴山夜雨》、《带手铐的旅客》等等纷纷出笼。其中，1981年出品的影片《小街》更是因其清新伤感以及开放式的结尾引得万人空巷。在诸多的“伤痕电影”中，1980年由谢晋导演的《天云山传奇》无疑是佼佼者。影片第一次以反“右”扩大化为题材，从政治、伦理、道德的角度分析历史教训，探讨悲剧产生的根源，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1982年，谢晋导演的《牧马人》成为另外一部代表作，1987年的《芙蓉镇》又为谢晋的“伤痕电影”系列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太阳照常升起》海报     2． “百花齐放”的时代     经历了“文革”十年的文化禁锢之后，整个八十年代的电影界呈现了“百花齐放”的壮丽景观。不管是主旋律片、农村片、都市片，还是儿童片、惊险片甚至武侠片，都涌现了大量佳作。比如知识分子题材的《人到中年》，生动描绘了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比如农村题材的影片《喜盈门》，以婆媳关系为主线，反应了改革开放后农村生活的基本形态和精神面貌的改进，影片画面清新明丽，节奏流畅，加上轻喜剧的欢快调子，使得该片成为当时妇孺皆知的热门影片。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都市题材影片也是异彩纷呈，不仅有《邻居》这样反映城市居民生活的优秀影片，还有诸如《赤橙黄绿青蓝紫》、《街上流行红裙子》、《快乐的单身汉》、《明姑娘》、《今夜星光灿烂》、《逆光》、《都市里的村庄》等一大批反映新时代新青年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的影片，这些影片大多以改革为背景，穿插青年恋爱故事，富有强烈的时代气息，所以十分受青年人的欢迎。     由于思想意识得到全面解放，原来遮遮掩掩的爱情题材影片也得到充分发展，比如富有喜剧色彩的《爱情啊，你姓什么？》、《他俩和他俩》、《庐山恋》等。《庐山恋》大胆地以当时人们还很陌生的海外归客为主角，唯美的画面和张瑜不断变换的时装使眼界长期封闭的人们大有惊艳之感，被当时的人们奉为浪漫爱情片之经典。1984年的《人生》（吴天明导演）描述了农村知识青年向往都市生活但被命运捉弄的故事，因为贴近真实生活，从而成为轰动一时的大片，“巧珍该不该被抛弃？”还成为了当时争论的焦点。除此之外，八十年代的小朋友也很有福，那时候出产了大量专为孩子们拍摄的影片，比如《应声阿哥》、《四哥小伙伴》、《苗苗》、《泉水叮咚》等等都是小朋友百看不厌的佳作。     以上所述皆属当时的“时装片”，反映当时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除此之外，还有《城南旧事》、《边城》、《骆驼祥子》、《良家妇女》等以新中国成立前为时代背景的怀旧影片。《城南旧事》节奏平缓，情感深邃；《边城》清新自然，节奏抒情；而改编自老舍名著的《骆驼祥子》则演绎出朴实地道的老北京味儿，同时造就了斯琴高娃和张丰毅。这些“非时装影片”以其扎实的拍摄功力、生动的表演和真挚的情感，为人们带来了另外一种审美享受。即便是战争题材的片子，也会像《归心似箭》（1979年）这样清新细腻的人性化方式加以表现。     除以上所述的努力向真实生活靠近的现实主义影片之外，惊险片《神秘的大佛》、武侠片《少林寺》则为国产商业片的生产提供了创作思路和可借鉴的范本。     3．“第五代”的艺术探索与真相表述     1984年，以《黄土地》和《一个和八个》为标志，中国电影走入了一个新的探索阶段。即，“以其对声画表意功能的探索与对影像美学的追求，通过独特的银幕造型与视觉手段的强化，使影片给观众以一种崭新的审美体验。”（章柏青《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序》）而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浓重一笔的“第五代”导演则开始以他们反传统的视听模式带观众走入了一个崭新的观影境地。     《黄土地》的画面构图打破了人物居中的传统电影构图手法，充斥屏幕的是大面积的黄土地，而人物只占屏幕的一个边角，以这样的画面来暗示和强调人物和整个环境的力量对比，这对人们的观影经验是一个绝对的冲击。色彩感的强调也是这个群体的一大特色，大色块、对比色的运用、整部影片统一的色调等都成为树立其影片风格的一个重要手段。     八十年代中后期，以形式探索为主要特色的重要作品除上述两部，还有黄建新的黑色幽默经典《黑炮事件》（1985年）、田壮壮的《盗马贼》（1986年）、张艺谋的《红高粱》（1987年）、刘苗苗的《马蹄声碎》（1987年）、吴子牛的《晚钟》、《欢乐英雄》、《阴阳界》（1988年）等等。这一时期的作品在内容上也存在着对传统意识形态和思维模式的颠覆意义，比如著名的《红高粱》，就以中国人从来没有过的豪迈热情张扬着人性本身；风格凝重的《盗马贼》血淋淋地再现了残酷的生活本相；《马蹄声碎》首次表现了几个被大部队抛弃的女红军的信念悲剧；几乎没有对白的《晚钟》则首次站在人性的角度对中日战争进行了反思；吴天明的《老井》（1987年）真实再现了黄土地上的艰难生活；黄蜀琴的《人鬼情》（1987年）描写了戏曲演员的艰辛人生，被称为中国第一部真正的女性电影……这些影片题材各异，风格各异，共同的特征是对表达生活真相和真实人性的探索。 　　4．“王朔电影年”的文化严肃性     《牧马人》 　     不得不特别提到的是被称为“王朔电影年”的1988年。这一年，同时有四位导演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王朔的小说作为拍摄脚本，分别拍出了《顽主》（米家山导演）、《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夏刚导演）、《轮回》（黄建新导演）、《大喘气》（叶大鹰导演）。经过了十年的思想解放，到了八十年代末，“文革”末期成长起来的都市年轻人开始怀疑从小到大一直被强行接受的价值观，当他们睁开眼睛寻求光荣背后的真相时，理想主义开始纷纷破灭，于是调侃与自我调侃就成为他们反叛道德、消解崇高的一种方式，王朔电影就应运而生。而1989年的《本命年》（谢飞导演）则用一种更灰暗的调子延续了崇高被瓦解后的精神空虚。所以，尽管这些八十年代末的都市青年电影加入了许多不同以往的商业娱乐元素，但是依然具有文化的严肃性。     九十年代：批判与关怀     时间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电影好像一下子跳进了另一个时空。1987年之前的中国电影一直是计划经济的产物，1987年开始到1992年，中国电影逐渐完成了从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时代的转化。虽然电影审查制度依然是电影发展的一道屏障，但是九十年代的中国电影已经开始呈现了多元化主题的倾向。这段时间内，无论是电影主题还是电影语言都体现出一些令人惊喜的创造力。     《骆驼祥子》 　 　　1．“第五代”的辉煌与衰落     较之八十年代初的“伤痕电影”，九十年代初的政治反思影片更加具有观赏性和史诗性。“文革”后成熟起来的这一批导演（被称为第五代导演）对历史的审视有着他们独特的视觉，因而对历史的批评也就更加大胆和尖锐。这类政治反思题材的重要影片有陈凯歌的《霸王别姬》（1992年）、田壮壮的《蓝风筝》（1993年）和张艺谋的《活着》（1993年）。虽然三部影片拍摄手法不同，影像风格不同，承载历史的主人公身份不同，但三部影片却有着共同的特点——时间跨度大，几乎涵盖人的一生；通过小人物的个体命运来折射出时代的风云变幻，同时通过他们的命运悲剧让人们重新审视政治灾难。类似题材的优秀作品还有古榕的《红尘》（1995年）和陈冲的《天浴》（1998年）。从这些充满人文关怀的悲剧叙事中，我们能清楚地看见当时尚在壮年的第五代电影人身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以及对电影的虔诚和文化激情。     九十年代前半期是第五代导演雄霸中国影坛并集体进军世界影坛的重要时期，这期间可圈可点的主要作品都由第五代导演完成，比如张艺谋的《菊豆》（1990年）、《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年），何平的《炮打双灯》（1993年），李少红的《红粉》（1994年），刘苗苗的《家丑》（1994年），陈凯歌的《风月》（1996年）等等。这些以旧时代的爱恨情仇为主题的影片，普遍取景于老旧的大宅院，环境封闭，基调阴郁，而故事本身则普遍表现了传统体制中被压抑被扭曲的人性。不幸的是，相似的场景，相似的主题，对形式感的过于追求，使得这类作品渐渐失去了最初的冲击力，最终沦落成为一批失去真诚的取媚于国际奖项的跟风之作。第五代频繁获取国际奖项的同时，渐渐失去了本土观众。     当然，所谓第五代导演并没有完全丧失其创作个性，李少红的《血色清晨》（1991年），刘苗苗的《杂嘴子》（1992年），何平的《双旗镇刀客》（1992年）都有着强烈个性色彩和思想深度。可惜，这些作品的光芒被“大宅院”系列所遮掩，以至于很少有人走进影院看到这些作品。     2．“第六代”彰显现实质感     可喜的是，这个第五代导演独领风骚的时期，另一批青年导演在悄悄地努力生长，他们被称为“第六代”。1992年，青年导演张元以摇滚音乐人的生活为题材，并邀请了大批非职业演员的摇滚音乐人出演影片，拍摄了具有强烈纪实风格的《北京杂种》。该片截取了一个特定群体的生活横断面，人物众多，情节散淡，叙事上没有明晰的开头、发展、高潮、结局，完全打破了传统影片的封闭结构，可被视为第六代影片的开山之作。之后，管虎的《头发乱了》（1993年），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1993年）等也以边缘艺术家生活为题材的影片纷纷问世，令人耳目一新，让人们对国产电影的多元化产生了新的期待。     上世纪九十年代下半期的中国影坛，涌现了更多青年导演们日渐成熟的作品，宁瀛的影片《民警故事》（1995年）以纪实手法再现了“片警”无聊而又敬业的平凡生活；张元的《儿子》（1996年）表现了一个艺术之家的冰冷沉闷的伦理关系。章明的《巫山云雨》（1996年）以三峡为背景，生动地反映了民工的生活状态；而贾樟柯的成名之作《小武》（1997年）则描绘了一个县城小偷的卑贱而真诚的爱情。这些作品都把镜头对准不被关注的社会边缘人物和弱势群体，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歌功颂德，也不作道德评判，只是如实地记录和再现，因而有着与第五代影像奇观截然不同的现实色彩。     其实，第六代只是一个对青年导演群体的统称，并非对作品风格的规定。青年导演们的作品取材多样，风格各异，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张扬的《爱情麻辣烫》（1995年）是一个拼贴风格、基调温暖的都市爱情片；张元导演的《东宫西宫》（1996年）则第一次以同性恋为题材，探讨了性与政治的关系；吕乐的《赵先生》（1998年）不带道德审判色彩地反应了几种传统婚姻生活之外的中年情感；路学长的处女作《长大成人》（1997年）讲述了一个寻找精神父亲的故事。特别值得一提而且无法将之归类的是演而优则导的姜文。他的同样以“文革”为背景的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1994年）以其充满青春冲动的摄影和流畅的剪辑，成为浪漫主义影片和青春片的双重经典。 　　3．商业化时代的文艺片与贺岁片     商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九十年代，现实主义的农村题材已经不再被关注，但是依然有《秋菊打官司》（1993年，张艺谋导演）、《被告山杠爷》（1995年，范元导演）、《那人，那山，那狗》（1998年，霍建起导演）这样发人深思的优秀作品。另外，黄建新导演的知识分子题材影片《背靠背，脸对脸》（1994年）、民警题材影片《埋伏》（1997年）都是功底扎实、朴素而蕴意深厚的现实主义佳作。相比于八十年代的同类题材作品，这些作品普遍有着针砭时弊、深刻反映现实生活、深入挖掘人性善恶、探讨社会问题的特点。     尽管题材多样，佳作不断，但是种种原因使得中国电影的票房在九十年代彻底走入低谷。许多影片叫好不叫座，而另外一些影片则因电影审查等原因无缘中国观众。但是九十年代末期，冯小刚导演的一系列贺岁片却为中国电影市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从1997年的《甲方乙方》开始，每年一部的年底贺岁都成了有力的票房保障。     2000年以来：魔幻与现实     《顽主》     新世纪以来，尚且年轻的第六代好像一下子开始进入集体回忆阶段。先有贾樟柯的《站台》（2000年），继而出现了王小帅的《青红》（2005年），以及顾长卫的《孔雀》（2005年），他们的回忆统统指向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那段历史，那段历史承载着青年导演们的青春期，也承载着所有70年代生人的共同记忆。     另外一些影片，如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贾樟柯的《世界》（2005年）和路学长的《租期》（2006年）、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2007年）延续了对边缘人物生存状态的关注。     电影表现手法的探索任务则交给了更新锐的后起之秀，陆川继实验风格的《寻枪》（2003年）之后，又拍摄了风格冷峻而又充满人文关怀的《可可西里》（2004年）；归国导演李杨则以《盲井》（2002年）和《盲山》（2007年）两部沉郁阴冷但又节奏紧张的作品重新振奋了国产影片的艺术信心。“老导演”姜文依然特立独行，2007年，为中国影坛贡献了另一部极端风格化的充满诡异张力的《太阳照常升起》。     而第五代的主要导演则基本脱离了现实主义题材，向着没有确期的古代越走越远，竞相拍起了极尽华美之能事的古装商业大片。从《英雄》以来，《十面埋伏》、《无极》、《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连续为中国电影业贡献了绝对份额的票房。与此同时，他们也不约而同地抛弃了曾经拥有的人文批判和现实批判精神，一味向着票房齐头猛进。     与此同时，国产商业小片的发展开始悄然呈现出生机勃勃之势。小成本制作的黑色幽默故事片《疯狂的石头》（2006年）以其巧妙的叙事结构和娴熟的拍摄技巧造就了一个小成本商业影片的票房奇迹，《我叫刘跃进》、《鸡犬不宁》、《耳朵大有福》、《卡拉是条狗》等小成本制作的商业片，不仅具有让人轻松的喜剧元素，同时表现了现实生活的种种尴尬，使人们爆笑之余体味了人生的无奈与酸楚。这些影片虽无浩大的宣传攻势，但是却因为朴实和贴近人们的现实生活而吸引了观众。这些商业小片，也许比古装大片更能预示着中国电影发展的走向。(金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