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师风范:半个世纪铸就的经典课堂
文章作者:周一贯 来源:语文教学通讯·小学刊2006·7-8C
如果在中国小学语文教师中作一次全员调查,没有一个老师会不知道于永正、支玉恒、贾志敏、靳家彦(按姓氏笔画序)这四个不同凡响的名字: 如果有一次“2006——感动中国小学语文课堂”的评选,于永正、支玉恒、贾志敏、靳家彦无疑会蟾宫折桂、榜上有名; 如果中国小语界有一条红地毯铺设的星光大道,那么,披着耀眼的闪光灯光率先向我们走来的必定是于永正、支玉恒、贾志敏、靳家彦风采卓然的身影; 如果有一部中国小学语文教育史册,那上面肯定会有于永正、支玉恒、贾志敏、靳家彦这四个闪耀着跨世纪光彩的大名,成为特别令人瞩目的一页; 请别以为太多的“如果”只不过是令人遗憾的“如果”,其实这并不重要。名师的生命在教育之中,名师的伟绩在课堂之上,名师的成就在广大学子和教师的心里。“口碑比金杯更重要”,这是老百姓说的;而“人生伟业的建立,不在能知,乃在能行”,这是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说的。正是在云淡风清处,我们仰望中国小学语文界的名师阵容可谓星汉灿烂,但这四位确有非凡之处:他们穿越了两个世纪,已年近古稀,但至今在课堂上仍不倦地演绎着语文教学的万千气象,以半个世纪的践行和研究,铸就了中国小学语文的经典课堂。 元代的高明有诗云:“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今天,这四位名师已成大家,自然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但那是在开花结果之后。其实,他们身上更值得我们关注的,也许应当是种子破壳出土的艰难之时,幼芽曲腰拱背、抽茎长叶的困苦之情。因为正是在那里体现了一种对教育执著追求、九死不悔的名师精神。 在艰难曲折的年代里,四位名师无一例外地经受了种种险阻:清贫生活的煎熬,大革命时代急风暴雨的洗礼,极“左”思潮的动乱和“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贬斥。 贾志敏老师因为作商人的父亲被错捕和错杀,一直蒙受“反革命子女”的屈辱,直至粉碎“四人帮”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才得以重还一身清白。在含冤期间,他为了糊口,什么活儿都干:马路上拉车、码头边打包、替药房送药、到学校代课、给工厂绘图、抄写什么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正在浦东一所小学代职的他还被“揪出来”关入“牛棚”,接受批判斗争,游街示众,又是被赶,又是挨打。下面一幕,更使贾老师无法从记忆中抹去—— 秋日,已有几分寒意。我被唤进一个办公室要我面壁思过。我明白,又要当一回“活靶子”了,此时的我,已经几近麻木。 一年级四个班级近二百个孩子席地而坐。又呼口号又唱语录歌曲。这一天,他们要学的课文是“雄文四卷”中的首篇首句: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一学生说“黄世仁是坏人”之后,其他学生相继补充,“还有南霸天、刘文彩、座山雕、刁德一等等。” 老师说:“不对,不对,那是演员演的。真的敌人见过没有?”学生当然说没有。于是,这位老师趁热打铁,说:“下面,我们给大家看一个真的敌人!” 于是,我被摁着头,反剪着双手押在了这些天真的孩子面前。 天哪,我的姓名竟然成了“敌人”的注脚。从此,我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那时,我真是度日如年…… 这是贾老师的遭遇,也许只是一个个案,但它却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许多老一辈教师的一种生存状态。 沉重的打击和难以忍受的折磨,虽然有着生理的重压和心理的超载,但他们没有沉沦,没有放弃对教育事业的那一片执著和挚爱,始终紧紧拥抱着他们酷爱的语文课堂。请看贾志敏老师的人生步履:1994年获得上海特级教师称号;1999年获得浦东新区开发建设特殊贡献奖;2000年获得“浦东名师”称号;“贾老师教作文”掀起了一场影响全国小语界的“贾志敏旋风”;贾老师的阅读教学又不胫而走,好评如潮,成为一种“贾志敏现象”。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认识到站在讲台上的追求,虽然有些单调和艰辛,却是他们生命的另一种审美形式,为之赴汤蹈火,也会义无反顾。 靳家彦老师在为《小学语文导读法》这一专著所写的“跋”中有一段这样的回忆: 我上师范的三年,正是1959~1962年三年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那时几乎人人挨饿,我正是十六七岁的小伙子,更是天天吃不饱。有一次到农村劳动,用铁锹掘地,天亮出工,天黑收工,每顿饭只有一碗稀粥,一个窝头,一小盘盐水萝卜缨,饿得全班同学下地时挖草根吃。生活确实非常艰苦,但我觉得这正是磨炼意志的最好时机。古人说:“尝得草根,百事可为。”我制定了一个学习计划,每晚读书两小时,以此转移肠胃的感觉,战胜饥饿的威胁。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余冠英的《诗经选译》、马卡连柯的《教育诗》等书都是在这段时间读完的。 “文革”十年浩劫,想读点书实在太难了。一是无书可读,二是即使有书也不敢读。有一次在学校操场烧书,在搬书时我发现一些很有价值的《教学研究资料汇编》,如获至宝,偷偷把它们藏起来。此后,利用夜里写“大批判”稿的时间,一字一句工工整整地抄录下来,整整抄录了三大本。这些资料都是许多老教师多年教学经验的结晶,对我这个当时刚刚走上讲台的青年教师来说,真如同久旱之甘霖。我拼命吮吸着前辈教师教学精华的乳汁,渐渐摸索到了些教育教学的规律。要知道这样做一旦被人发现,将会有多么严重的后果!轻则批判斗争,重则打成“反革命”。感谢我的爱人(当时我们还没有结婚),她支持我,鼓励我,还帮我抄写了不少好文章。后来她也成为一名优秀的语文教师。“感谢”那一段“重压”,磨炼了我不屈不挠的斗志。“艰苦”是难得的财富,只要你能以刻苦的精神去战胜它,就能获得丰收的喜悦。
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我家的房屋被震损,在一所学校的操场上搭了一个“临建棚”安身。窝棚太小,住不下全家人,我就睡在露天里。两把课椅,一件雨衣,冒着濛濛细雨入睡,即使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我对教学依然一丝不苟,认认真真地备课,苦心孤诣地钻研教材,工工整整地写出教案。我敢说,37年来,我没有一节课是马虎对待的,没有一课书不是精心准备的。学生的作业我都是认认真真及时批改的。我也以这样无声的教育,熏陶感染着我的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们。 是啊,“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锦衣玉食、一帆风顺,很易使人目迷五色、玩物丧志,而挫折、苦难、艰辛,常常成了砥砺人才锋芒的硎石。支玉恒老师自1959年于河北体育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小学上体育课,后由于种种原因,在1977年,近四十岁时才改教语文。当时他连汉语拼音都认不全,就请低年级老师指导;字写得不够好,竟苦练三年,无论写教案、改作业、批作文、写总结等,均用小楷毛笔书写。中途改科的艰难困苦,和砺志成才的勤奋拼搏,支老师为此的付出,是常人难以想见的。于永正老师从偏僻的山东莱阳农村走来,从一个学历不高,又常年在农村小学任教的老师,而成为饮誉北国南疆的全国著名特级教师,甚至被人称为“中国的马卡连柯”“中国的苏霍姆林斯基”,你又如何想象他在这一路洒下了多少心血和汗水! 名师是怎样炼成的?他们的身上难道不是有着一个值得深思的概率——多难兴才;难道不共同体现着一种精神——名师精神吗! 当然,时代不同了,那么多的人被迫害也许不会再降临到今天年轻夫子身上,但名师之路不会易如反掌,各种艰难险阻依然存在,“名师精神”无疑会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锲而不舍的倾心追求才有了厚积薄发的教学功力,也才有了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于是便产生了足以引领潮流的经典课堂。这是一条名师的成功之路,也是值得研究的一种名师文化现象。 什么是风格?曾为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所引用的布封的“风格就是人”,也许就是最精辟的诠释。而名师在课堂教学中形成的艺术风格,也就是他们在教学实践研究中,整体透射出来的思想美和艺术美高度统一的境界美,那种最为集中凝聚地体现出来的艺术特色。凡是一个真正的名师,就必然会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基于教学个性的艺术风格。 春色之美在于缤纷,物界之奇在于多元。语文教学海阔天空,又何尝不是如此?而每一位名师的生命本来就是独一无二的,加上他们所经历的艰辛曲折的考验,五十年如一日痴心不改的修炼,才最终形成心机独运、创意无限的艺术风格,自然更会万紫嫣红、千姿百态。研究名师,研究他们的经典课堂,从研究其艺术风格入手,自然成了一条必由之路。 1.于永正:朴实清新、本色天然的课堂教学艺术风格,展现了一种长青的姿质,永恒的时尚—— 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曾称颂他所挚爱的艺术风格是“淳朴恬澹,本色天然,外表平易,秀色内涵”,于永正老师朴实自然的课堂教学艺术便具有那种天然本色。在当今小语界“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春的躁动之中,它给我们带来的是清醒的思索和睿智的抉择。 应当说,朴实自然,是一种永恒的时尚,也是所有艺术向最高境界的一种回归。清朝的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得好:诗宜朴不宜巧,然必须大巧之朴;诗宜淡不宜浓,然必须浓后之淡。因此,师法自然,不求刻意雕凿,也就成了所有艺术大师的共同追求。语文教学艺术当然也不应例外。 如果以为朴实了会不够靓丽,追求自然,就会流于平庸,这就大错特错了。于永正老师的经典课堂,应当是最好的佐证。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求“意新”还是求“形新”。“意新”是教学内容立意之新,而“形新”则是形式表现之新。“意新”与“形新”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于永正老师课堂教学艺术的根本特点之一便是在力求“意新”的基础上而自然生成“形新”,这比之当前并不少见的课堂只求形式上的花样翻新,却失落了内容立意之新的通病,当然会深得人们的关注和赞赏。孔子提倡写文章“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对此,宋朝的司马光曾这样解释:“‘辞达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无事与华藻宏辩也”(《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答孔文正司户书》)。宋朝的陈骙说得更明白:“诗以意义为主,文词次之。或意深义高,虽文词平易,自是奇作”(《文则》)。这里说的虽是撰文作诗,但就“意”与“形”的关系而言,与上课则别无二致。为什么?因为意蕴的充沛,已足以震撼人心,其表现的形式自然也就会生动,只要实实在在地去表达也就足够了,又何必去卖弄噱头、故作玄虚呢?其实,过分地追求课堂教学上的花样翻新,浓妆艳抹,往往是希图以此来弥补内容的贫乏和肤浅。听于永正老师的课,我们可以感受到的首先是内容的精深和立意的高远。而形式仿佛只是信手拈来,随意挥洒而已。这样的课堂恰如行云流水,自若天成,当然无须以辞唬人、噱头取巧了。在教学古诗《草》时,他的背诵训练便是一段脍炙人口的标志性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