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爱因斯坦遇到方舟子打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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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爱因斯坦遇到方舟子打假  

                      许锡良


方舟子因科学研究打假，最近被人暗算，也就是说为了公共利益，而遭受个人的生命危险。这个事情出来，有人欢喜有人忧，也有人从中寻找娱乐与快感，做一个现代的看客。我想喜的人首先自然是那些被他揭穿骗局，破了财源的人，但是，也还有一种并不是利益相关者，也在暗中庆幸，这也许不是出于利益的考虑，也不是出于良知的原因，因为但凡有点良知的人，都不会为一个因公共利益牺牲的人而幸灾乐祸，这里常常会因关于科学认识上的误区而产生类似的态度与情感。
比如说到科学，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怎么判定一种情况是科学，一种情况是伪科学？的确，对科学的判定历来都是很复杂的。但是复杂，并不等于就不能够判定。科学有他的规律、定律与基本的原理，一般的情况下，违背科学常识与科学原理的东西肯定是有问题的。即使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不能够说他违背了科学常识，相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感觉他违背了生活常识，但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从来没有推翻过任何一个经典理论，只是对经典理论中不完善的部分作了补充，使之更为完善。许多人误以为，爱因斯坦是对牛顿的颠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爱因斯坦其实是对牛顿的超越，而不是颠覆。“相对论”之所以会引起巨大的轰动效应，是因为这个理解解释了牛顿经典力学与光学所不能够解释的现象，相对论具有更为强大的解释力，但是，即使是“相对论”，直到今天也仍然没有被停止过质疑、争论，他科学研究上的老对手，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丹麦的波尔(Niels Henrik David Bohr，1885~1962)，争论至死没有停止过，他们的讨论一直争吵到上帝那里。科学只是研究追求真理，并不代表就是真理本身。而科学追求真理的方式，常常就是以讨论的方式进行的。在批评、质疑与讨论停止的地方，真理就死了，科学也就不存在了。因此，真正的科学研究是从来不怕来自同行的质疑、证伪与验证的，不仅如此，科学精神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求真的精神，就是质疑问难，就是怀疑与批判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才导致了科学研究常常有新的发现、发明与创造。科学本身就是要让人在相信一个事物之前，要对方拿证据来，没有证据的东西，只能够作为假设存疑。假设作为科学研究的方法与手段是必要的，但是，这并不是令人信服的证据。想像也是科学研究所需要的，但是想像也只是科学方法之一，并不是令人信服的证据。

科学研究与法律求证过程是一个相反的过程。法律上，一个人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是罪犯，我们只能够用“犯罪嫌疑人”来表达，嫌疑人如果没有证据，也只能够说他是一个公民。因此，我们在西方的电影里看到，即使是在杀人现场抓到了凶手，在报道的时候，也只能够说是“犯罪嫌疑人”，而不能够说他是罪犯。而犯罪嫌疑人仍然是公民，仍然必须享受公民权。直到经过侦查、取证与法院审判后确认有罪，才能够说是罪犯。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警察抓到的犯罪嫌疑人，在记者拍摄过程中，要给他戴上一个面具，保护他的公民权利不受侵犯。法律上，公民是被作为无罪推定的。但是，在科学研究上，常常要经过证伪。也就是说，如果某人提出一个科学理论，在没有获得证据之前，就得先假定这是骗人的东西。因为，科学在没有获得确切的证据支撑之前，任何理论都只当成是一种假说甚至伪论，任何人要提出一种理论，我们在没有得到他的证据之前，先存疑，假定他的学说就是骗术，直到他用自己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的理论学说的正确性为止。因此，当有人提出一个发现，向公众表明有了一项惊人的成果的时候，就要先把他当成骗子，然后，要让他拿出令人信服的科学根据与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与科学实验验证的证据来为止。爱因斯坦当年的“相对论”就是先被人当成无理取闹，胡说八道对待的。这是正常的。爱因斯坦从来没有因此与人急过。相反，他热烈欢迎同行有价值的质疑。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追求真理，而不是维护自己的权威。当年发表他相对论的《物理学年鉴》这样世界权威的物理学学术期刊主编普朗克，也不认同“相对论”，而且至死都不认同，但是，他仍然准许“相对论”在这个学术期刊上发表出来，是因为，爱因斯坦同时还提交了几篇非常有份量后来还获得了诺贝尔奖的物理学论文，这几篇论文为普朗克所倾倒，其中就包括著名的《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一文，这篇文章研究的是物体的运动对光学现象的影响，这是当时经典物理学面对的另一个难题，对这个研究，普朗克完全认同，并为之倾倒，在这样的背景下，他虽然不理解，自然也不认同“相对论”，但是出于对作者物理研究的深厚素养的信任与敬仰，对“相对论”也给予了放行。也正因为如此，“相对论”其实很长时间里都没有获得物理学同行的正式认同，也因此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其实，爱因斯坦最得意的杰作就是创立了“相对论”。可见，即使是爱因斯坦，即使是他的“相对论”，也不能够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时候获得认同。科学就是这样。

“相对论”引起轰动效应，是在它发表之后10年的1915年11月25日，爱因斯坦把题为“万有引力方程”的论文提交给了柏林的普鲁士科学院，完整地论述了广义相对论。在这篇文章中他不仅解释了天文观测中发现的水星轨道近日点移动之谜，而且还预言：星光经过太阳会发生偏折，偏折角度相当于牛顿理论所预言的数值的两倍。第一次世界大战延误了对这个数值的测定。1919年5月25日的日全食给人们提供了大战后的第一次观测机会。英国人爱丁顿奔赴非洲西海岸的普林西比岛，进行了这一观测。11月6日，汤姆逊在英国皇家学会和皇家天文学会联席会议上郑重宣布：得到证实的是爱因斯坦而不是牛顿所预言的结果。他称赞道“这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爱因斯坦发现的不是一个小岛，而是整整一个科学思想的新大陆。”泰晤士报以“科学上的革命”为题对这一重大新闻做了报道。消息传遍全世界，爱因斯坦成了举世瞩目的名人。广义相对论也被提高到神话般受人敬仰的宝座。　
　
从那时以来，人们对广义相对论的实验检验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但由于太阳系内部引力场非常弱，引力效应本身就非常小，广义相对论的理论结果与牛顿引力理论的偏离很小，观测非常困难。七十年代以来，由于射电天文学的进展，观测的距离远远突破了太阳系，观测的精度随之大大提高。特别是1974年9月由麻省理工学院的泰勒和他的学生赫尔斯，用 305米口径的大型射电望远镜进行观测时，发现了脉冲双星，它是一个中子星和它的伴星在引力作用下相互绕行，周期只有0.323天，它的表面的引力比太阳表面强十万倍，是地球上甚至太阳系内不可能获得的检验引力理论的实验室。经过长达10余年的观测，他们得到了与广义相对论的预言符合得非常好的结果。由于这一重大贡献，泰勒和赫尔斯获得了1993年诺贝尔物理奖。（以上关于爱因斯坦与相对论的文字转引述自百度百科《相对论》）

由此可见，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创立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是不断地被物理学实验与论证检验的理论。直到现在，人们对相对论的检验仍然没有停止过。但是，这就是科学。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是因为，人类由于认识能力所限，要探求一个真理，发现一个真相，发现一种新的规律，认识清楚一种事物的原理，总不是一目了然的，因此，科学研究最常用的方法就是通过开放、自由、平等的充分讨论、严格的科学实验、验证、调查研究，在这个过程中经常要学会心细如发，质疑问难，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与学说上的漏洞。每当一个科学理论出现不能够解释的现象，或者不能够自圆其说的地方，也就是理论出现逻辑与实验上的断点时，也就是新的发现，新的理论创立之时。

爱因斯坦并没推翻牛顿，只是补充了牛顿，并且超越了牛顿。牛顿并没有因为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出现而失效。相反，牛顿的经典物理理论，在其时空范围内仍然是十分正确的。

爱因斯坦之所以是爱因斯坦，它的相对论的魅力在于他经过了无数的追问、批判与观测实验来验证，同时解释了无数的科学难题，经住了许多严格的科学实验验证,弄出了原子弹(虽然不一定好,爱翁也表示反对)，所以，爱因斯坦假如遭遇方舟子打假，他一定会表示热烈欢迎的，而方舟子如果是他的同行，并且对这一类问题很有兴趣，他的工作也会引发人们更进一步思考，也许方舟子在理清他的科学原理与获得实验与观察结果的有力证明之后，会更加敬佩他，而不会轻易加一个“伪科学”给他。我观方舟子所打的科学上的虚假研究与诈骗行为，他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是讲科学根据的，他本人也具有美国理工科博士学位与博士后的长期研究经历（这个经历，人们也可以怀疑，但是十年来，没有人拿出过确切的根据。）有相当深厚的科学素养，他所打的假有时也许不是那么准确，也会有偏差，但是，他确实是很少失误的。

目前公开争议较多的是他对中医的质疑与美国转基因食品问题。就前者而言，他打的是冒用中医行骗的骗局以及中医中存在疑问的地方，方舟子从来没有完全否定中医，他前几天在广州演讲谈养生时还提到，他对传统的一些东西也有好感，他对太极拳就非常喜欢，认为可以养生。至于转基因这个话题，我想方舟子相对来说更具有话语权，因为他的专业就是生物化学，应该是这方面的专家，提出自己的看法也没有什么不可。美国人支持转基因食品，因为他们自己也这样食用，后果究竟怎样，目前没有问题，将来会怎样，那要留待科学进一步研究与发现。许多人对方舟子的打假只是一味调侃与厌恶，却拿不出更多的确切的证据。相反，我看方舟子每次打假，都有自己的科学依据，至少他是讲理的，他没有违背科学常识与科学的基本原理，然后胡乱地说一气。

中国人整体上科学素养太低，缺乏基本的科学思维。常常甚至缺乏基本的逻辑常识，不习惯，也不善于讲理。今天方舟子被人暗算，也说明一些人被打中了要害，打到了痛处，自己无理可说，只有用此卑鄙下流的手段来为自己的骗局被人揭穿泄愤。如果是那些骗局的利益均沾者，我无话可说，因为，他们这样做是必然的，因为方先生动了他们的奶酪。至于那些认识上被误导的人，也跟着一起骂方舟子，那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方舟子在当代中国的意义，是任何当代中国的科学家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因为这不但是对中国科学研究的繁荣与纯洁所必需的，而且同时也反映了一个科学工作者的科学精神、公共精神与公民意识，方舟子打假在中国当代的意义是双重的。

真正的科学是不怕别人质疑的，真正的创新一定要建立在批判的基础上，否则难免低水平重复，叠床架屋之嫌。目前中国的所谓科学研究常常就是这类货色。科学研究的本质就是批判地继承，而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否定。即使是否定性的批判，如果有充分的根据，也是一种科学研究成果。懂一点科学哲学常识，就会知道这个道理。美国的科学研究讨论就是互相质疑问难，最后淘洗出接近真理或者真相的东西来。

最后要说明的一点就是，我没有说方舟子打假没有自己的利益考虑，更没有把方舟子说成是现代的活雷锋，但是，这正是方舟子的现代意义所在。方舟子打假动机不纯也好，想出风头也罢，这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打的假都几乎都打得很准，他以事实为根据，以科学原理为准绳，用事实与逻辑说话，这就是有意义的。至于他所打的是不是就是伪科学，这不是方舟子说了算的。方舟子从来只是提出质疑，提出事实与事理的根据，结论是大家下的。真的东西，是从来不怕人家质疑的。唐骏的博士学位怕人家说，但是方舟子的博士学位就不怕人家说，这就是问题的要害。

方舟子打科学研究的假，有着深厚的科学素养，是建立在对科学研究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的，任何研究都可以质疑与批判，只是需要证据与逻辑，要有科学背景，经得住追问，“打假斗士”的称号是人家送的，不是他自己号称的。他做的工作极有意义。我从内心里完全支持方舟子先生，他是顶天立地的中国人。
至于方舟子的利益，我想如果要挣钱的话，他完全可以与骗子合作取得巨大的利益，但是，目前的情况就是他被骗子雇用的凶手暗算了，性命差点不保。如果一定要说方舟子打假有利益诉求的话，那就是如央视记者柴静所说的那样，他对真的东西，有一种近乎崇拜的洁癖。她说“方先生的行文说话的风格有争议，但作为一个记者，我认同他‘对真相要有洁癖’的说法，真相不能附加任何前提，不能强制要求真相长着一张慈眉善目的脸，那样的结果很可能是普遍虚伪的产生。方舟子的观点并不代表正确，但唯有更精确的事实才能辩驳他，唯有这样方式的辩驳，才能保证科学本身‘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自由。”至于暗算，那种卑鄙无耻的行径，“拿不出事实的人，才需要拿出铁锤。”因此，我坚信正义是站在方舟子一边的。

出于这种坚定的信念与执着的精神而去捍卫这种信念，我想，这就是方舟子式的“利益”，而有这种利益的中国人，到目前为止，我只发现方舟子一人而已。

2010年9月2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