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教育学者丁钢谈治学：我的治学经历和治学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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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教育学者丁钢谈治学：我的治学经历和治学体验

作者：丁钢

不像有些人，家学渊源，以学术生涯伴随其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我搞学问可谓是逼上梁山。如说家庭影响，我自幼对绘画与音乐甚为努力，也编织过一些美丽的幻梦。可正当成年，一股上山下乡的疾风把我吹落到了北大荒那一望无垣的广袤田野上。当我光着膀子挥汗如雨地战斗在大田里，当我赶着二马车颠簸在泥土地上，当我一口气能吞下七八个窝头，把四仰八叉躺在田间烈日下休闲作为最大的享受时，那些幻梦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蹉跎岁月里，尽管这些爱好也曾是我排除寂寞和苦闷的精神支柱，但我却一事无成。直到我26岁姗姗跨入大学的殿堂，才发现了问题的严重。 面对浩瀚的知识，我第一次有了困惑恐惧之感。可是自卑是无济于事的，既然给逼上了梁山，也得做条好汉才是。于是我拼命地啃起书本，如同饿汉似的整天钻在图书馆里或待在教室里读书，说那时有点像玩命倒是一点也不过分。自觉已经耽误了那么多年，现在可不敢再疏忽了。比起如今的大学生活，我活像个清教徒，取消午休的习惯，就是在那个时候养成的。 如果说苦，那么最苦的时期莫过于在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就读硕士生。作为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功：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都一一要经过严格地考试。这对于我这种连小学也没念完就远涉异乡谋生的人来说，真是苦不堪言！这三年的研究生学习真是咬紧牙关、硬着头皮顶过来的。我记得有一次考音韵，足足考了六小时之久，直做得头昏脑涨、天昏地暗，至今想起还不寒而栗！不过，现在搞起学问来颇感顺手之时，对于先生们的严格教诲倒是深表感激的。 由于自己的底子差、功底薄，寒窗十年，读书还算是认真的。只是往往饥不择食，什么都想学，兴趣常常随遇而安。十年里，我钻过哲学，研过美学，喜爱历史，也恋文化，啃过易经，嚼过律历，玩味佛道，后来搞上了教育。虽谈不上博览，但看的东西总算不少。同窗戏我谓“三脚猫”（意为样样都沾边，样样不精通），我却固执地乐之为之而不疲，导致的结果便是在这十年间，我接连学了三个不同的专业。我自嘲为“百搭”（即杂家），其实古时文史哲不分家，我这样大概也有点历史感吧，颇有点自得其乐。 我至今以为，读书宜广不宜狭，宜博不宜约。不仅对于自己的专业领域须如此，而且有必要涉及不同的专业领域。有时间读读其他专业的书籍，常常会使自己对本专业的有关问题反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受到启发。我总觉得，作为一个青年学子，知识领域面尽量宽一些为好，只要正确处理与自己本专业的关系，知识面越宽越有利自己的专业研究，做到触类旁通。我们往往在一些问题上难以深入，很大原因就在于知识面过于狭窄。因此，读书时就有必要从提高自己整个的知识结构和文化素养方面去多加考虑。 当然，读书再多再广，毕竟和治学还不是一回事。读书只是个基础，搞学问则需要把所学的东西融会贯通去研究问题，从已知中发现未知，并加以解决。这里，能否发现有价值的问题是很关键的，因为问题的深浅与价值直接决定着研究选题的意义。然而这与读书也有很大关系。人们常常议论道，现在许多杂志上的文章都有不少雷同的感觉，甚至重复性很大，突破大的不多，小修小补的不少，给人一种“天下文章一大抄”的印象。我想，这与阅读面过窄，以及习惯于只读本专业的书籍或许有关，以至于常常出现选题撞车，缺乏新意的状况。为此我常引以为戒。我买书虽不能算多，这与经济实力也有关系，但买书却很杂。如果说，从我买的书还能看出较为注重中国方面的研究的话，那么要从中来判断我究竟是搞什么专业的却不容易。我买书的标准不是完全根据专业的需要，专业方面的书我只注重其有否资料价值，那些泛泛空论的书籍我尽量地不买。而对于其他学科的书籍，我则更多地注重其有助思考的价值，即使看上去与专业的关系甚远，但我仍然乐意购买。事实上，我写文著书往往得益于那些非本专业书籍。 然而，要把读书与治学结合起来，还必须学会如何读书。看起来这话有点可笑，谁不会读书呢？但根据我自己的理解，看懂或者读懂一本书并不重要，关键是否在读的过程中产生问题的联想。能够复述其内容不是读书的目的，通过读这本书而能提出问题，从而产生联想，这才是读书的真本领。 要想做到这点，批判地对待学问是很有必要的，这也是学术发展的基本规律。我们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也不是为了学问而搞学问，而是为了创新而搞学问。要想有所创新，就不能老是重复过去的东西，就需要树立自己的见解。要想树立自己的见解，就必须批判地去看待以往的学问。没有批判的精神和眼光，就难以发现问题，这样也就无所谓学术了。不过，正如前面所说，能否发现新的问题固然重要，但问题的深浅与价值的大小则与研究选题的意义大小直接关联。所以，不是每个问题都有深入研究的必要，还必须做些必要的选择。我平时比较注意将读书及研究中的各种问题记录在一个本子上，时间久了，自然问题成堆，我就不时地把它们归类整理，并从当前的研究动态中判断，哪些问题已得以解决，哪些问题仍未涉及，哪些问题是重要的，哪些问题是次要的，等等。在不断地梳理过程中，不断地提高问题的质量，然后选择那些较为重要及意义较大的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这种办法看上去笨，但很管用，往往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顺便说说，虽然我认为批判的精神很重要，但我却不大愿意写那些驳论性质的争鸣文章。有一阵，曾有人把向大学者挑战视为时髦，或者反过来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够引起争鸣以抬高身价。我以为这些都是不足取的。别人写的文章自有他自己的道理，与其耗尽心力去驳斥，还不如正面阐述你的观点为好。因为你的观点不见得都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又何必要强求他人呢。我以为，讨论或争鸣的最好办法是各抒己见而不苛求他人。批评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这样可以互相启发，共同推进学术发展。 诚然，要拿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也不是一种容易的事，但我把这视为至为宝贵的东西，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我现在主要是搞中国教育史方面的研究工作，在中国教育史上，儒家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有着丰富的内容，这是人所周知的，照理说，我完全可以在前辈开辟的轨道上跑跑，出些成果是不很困难的。可我偏偏给自己出难题，去进行中国佛教教育暨儒佛道教育比较研究这个课题，这个课题且不说需要大量的佛、道方面知识的研究，就是比较本身也是难上加难。但是我在以往的读书研究中发现这个课题很有价值，因此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结果在学界前辈及同仁的支持帮助下完成了这项初步研究，得到了一些好评。更使我为之受到鼓舞的是，由于老一辈学者的扶植，拙作荣幸地先后获得了全国优秀教育理论著作奖和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目前这一成果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甚至跨出了国界，泰国方面已与出版社签定合同，着手翻译出版，这更坚定了我的信念。我现在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工作，都在不断地实践自我的这种要求。我想，只要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学术的发展，这种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是很有必要的。由于同辈学友的信任，现在我已完成了《文化的传递与嬗变──中国文化与教育》一书的主编工作，周谷城先生欣就赐笔书名。回想起来，尽管当初我放弃了出版社约我独立著书的机会，而选择了邀请吾辈同好集体撰写，但它却实现了我多年的心愿。在大伙的努力下，此书广泛涉及了与中国教育有关的众多领域，它将展示出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美好的前景，并且由此拓展了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这正是我所期望与追求的目标。这次成功的合作使我领悟到，学术的发展光靠个人的孤军奋战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在共同的目标下，通过集体的合作协调、齐心努力，才能使你自己的见解更富光彩、更具生命力而属于学术本身，从而摆脱自我奋斗的狭小圈子。 为此，我时常愿意参加各种各样的学术研讨活动，并把这看成是锻炼自己，丰富自己的机会。我曾参加过上海市文化发展战略和教育发展战略的研讨，甚为关心教育基本理论的讨论和现实的教育改革，也写过一些文章。有人对我说，你是搞史的，这样是否有点超越你的本分。我倒不这么看，培根说“历史使人明智”，“明智”为了什么？按我的理解就是有利于了解现实，否则又何必需要“明智”呢？研究历史不仅是为了总结过去，还在于有资于现实的借鉴甚至得到启发，如果一味沉浸在过去，对现实不闻不问，岂不贬低了历史研究的真正价值？我不认为搞历史的只是为现今提供资料，如果自己也能够投身于现实，在历史与现实中架起一座桥梁，不是也很合适吗？这的确需要点“入乎其中，出乎其外”的功夫，搞历史的人理应最具现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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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倒也不必大家都如此。事实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治学路子，人各不同，你愿意那样，他愿意如此，这完全可以各随其便，只要自己感到充实就行了。只是自己究竟适合于怎样做学问，这倒是需要考虑的。我一开始的时候也很盲目，看到别人做学问搞了一堆堆一摞摞的笔记和卡片，真是羡慕不已，自己也跃跃欲试。可实践证明，我不是这块料，要我做卡片，我宁肯多读几遍书。即使做了些卡片，也是前做后忘，断章取义的摘录反倒令我糊涂。于是，我根据自己的想法，逐步总结经验，如说有些方法，那也许只适合于自己。其一，少做卡片多读书。这里的多读实际上是指反复读。我自感光读一遍就做卡片，往往用时会出毛病，理解会不够确切，所以我宁可用时再读，以便准确把握。而且每读一次都会产生些新的想法，当吃透了的时候，自然卡片也无须多做了。其二，多做随感少照录。除非是发现新的材料，否则就尽量少做原文抄录。一则抄录过多太费时间，二则原文抄录，用时还需重新理解，不如当时有感而发，立即做些随感，这样日积月累，写作时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诸多方便。其三，主题索引备查阅。看到某些材料既感有用，但一时还用不上，作为以上办法的补充，我常备一本子，简单记几句大致在何书何文中谈到过点什么，以备以后用时方便查阅。我发现，这个方法对于增强记忆也极有用，现在每当我思考一个新的课题时，脑子里常常会想到有哪些书、文可资参考，这都得归功于这种做法。
这样一来，养成了我读书比较快的习惯，因为用时我还可以再仔细推敲。写文章我也习惯于快，并且常常直接写在方格子上，一遍而就。而一方面是由于我怕改自己的文章，我有个毛病，文章一旦写成，自己就怎么也不会改，因此如需修改，我宁可悉听他人尊便。另一方面，快的里面实际已包含慢的功夫。我写东西非到反复阅读了大量资料和反复推敲腹稿后，才敢动笔。而且由于须一遍得成，所以每一落笔总是考虑再三，才敢下笔。自己觉得还算是认真的。
总之，谁也不是天生的学问家，谁也不是生来就会搞学问，路都是靠自己走出来的，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只要持之以恒，努力进取，日积月累，总会有收获的。
（材料来源：参见《教育评论》1990年第3期。丁钢，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阅读提示】
作者的治学历程：
治学根基的打造；读书及研究中的质疑与批判；研究眼界的开阔；研究群体的合作；研究方法的个性化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