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的语言状况和新白话文运动[zt]

管季超0712

当代文学的语言状况和新白话文运动[zt]

语言像锯子，将世界景象条条分割，这是语言的内在规定性，在世俗生活中，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反对。但我们不会只是待在语言的牢笼中，在它的外边，我们看到了一个整体，一个连续体，并且可以通过语言的艺术创造，将整体性重新植入。文学语言一直在承担这一使命，它不在于给人类增添更多的世俗知识，而是不断地唤起人们每每遗忘的生存整体性，若硬说这也是一种知识，那就是发现的诗性知识，发现超越语言的多样的可能世界。因此文学语言跟语言的工具性能格格不入，而前者又必须藉后者重返世界。 　　当代文学早已背离语言工具论，不像胡适那代人还是在语言工具论门边徘徊的，在多种语言本体论的启发下，语言中的能量得到了尽可能大的释放，现代汉语文本总体上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成熟。然而，总体观照产生不了具体的知识，对当代文学的语言状况的考察离不开语言中的对立思维，二元对立总是卓有成效，当我们说出“文学语言”，就隐含了一个对立面——“日常语言”的存在。这是语言思维中的固有特征，但有时候我们会自觉地利用它们去寻找人为的二元，如“文言”等。 　　我们现在不必拿语言当什么革命的工具，而只关注文学艺术本身，在文学内部产生一个分裂的知识，以促进对它的认知或纠正其偏差。“新白话文运动”的提出虽然参照过去，但目的与要求已很不一样，其反对的东西很鲜明，而欲确立的还只存在于每个人的头脑里。当代文学只有一种，即白话文，那么只能以白话文的标准为基点来寻找对立面（显然这个标准首先来自于胡适们），我们的确已找到许多大不如意处，而且感受到了危机，不妨将此种种称之为“新文言”，以便使新白话文运动落到地上，而不是仅对旧白话文运动的修修补补。 二 经过20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文言”成为一个绝对而实在的概念，一个有时间与具体内涵及其表现的文言，可是，“新文言”是对最初相对意义上的“文言”而言，即由于一贯脱离口语的书面语写作形成的一套不成文的规矩，并开始妨碍“民智开通”，遮蔽“存在”，难以胜任新的思想观念的传达。当代新文言与旧文言联系不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冗长、臃肿、晦涩的欧化长句子格局。过去，鲁迅等认为，欧化文有助于汉语的改造，使汉语有了更大的伸缩余地，主张直译、硬译，以试验汉语变形的极限。其中，将西文的长句引进汉语中来，实是为了提高汉语对复杂思维内容的严谨的表达力。然而事实都有两面，“烦难的文字，固然不见得一定就精密，但要精密，却总不免比较的烦难”，当代文本却大大发展了“不见得一定就精密”的文字，由于欧化长句与精密的假象联系，大量虚弱的文本借助前者通行无阻，词句变长之风越刮越盛，结果当然是远离口语和已建立的白话文审美标准。当前长句大致有两类，一为长单句，如“在他们中间生活阴差阳错地进行着，发生着一个个虽远未能说怎么惊心动魄而又确实是令人哭笑不得却又耐人寻味的故事”；二为长复句，如朋友文章中一个长句子：“认识纳西族，首先我认识一个纳西朋友送的一幅东巴象形书法，虽然连他自己也不能准确地表达出所画的内容，但恰恰是这幅富有神秘色彩的文字吸引了我，也就断定了我进入纳西文化的前提……”，朋友也写诗，曾提醒她关联词语不宜用得过多，可她并不觉得哪儿不对头，个别词语虽不生僻，读着总觉别扭，她同样毫无觉察，足见时文对她影响极深。 　　二是艰涩、拗口，谜语般的病句格局。这在当代诗歌中表现得很明显，邓程的文章里称之为“病句诗”。何为“病句”？常识并不能充分识别，我们可以感觉到，有时却说不清，不妨根据语言的不同层面给病句作如下分类：语义病句、语法病句和语音病句。总的说来，病句诗中语义病句最多，语法病句次之，语音病句则更少一些。语义病句是指语义搭配不当的句子，当然，文学语言中搭配是否得当不看日常标准，它们往往是偏离现象，既然偏离，就有效果的好坏之分，它要受到整个社会文化心理语境的制约，只要能够获得合理性的解释，偏离才成其为艺术化，否则就会造成病句。语义病句大多由于语言符号的象征义过于私密性造成的，这一极端是疯子的语言，另一个极端则是王一川所说的“能指盛宴时代”的所指空洞。语法病句成风现象跟表现主义思潮的盛行有关，“扭断语法的脖子”一度呼声很高，并被误认为是艾略特首倡（可比较瑞典科学院授予艾略特诺贝尔奖的“授奖辞”中引他说过的一段话，见《四个四重奏》，漓江出版社1991年，第279页）。其实当代文学中“词序错位”“并置意象”“词性转换”“词语异常搭配”等，都是在汉语语法允许的范围内，所谓“扭断”，不过是表现出不同于日常语言的形式而已，在语体学与修辞学方面都可以解释。问题是真正的语法病句，无论在语言的、文化的还是心理的层面上，它们都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如“不能到你的墓地上献上一束花 / 却注定要以一生的倾注，读你的诗 / 以几千里风雪的穿越 / 一个节日的破碎，和我灵魂的颤栗”。后面几行语病严重，再加上前边“倾注”用词不当，实在不敢恭维。当前不少诗人专写各类病句，以奇崛、怪诞的效果来掩盖其诗情的贫乏，并为偶尔产生的妙语沾沾自喜——这就是近几十年来奇特的诗句，比前面两千年来加起来还要多的原因，不能说古人缺乏想象力，只能说他们不愿意写病句。在语言艺术领域，诗人是皇帝，但这皇帝的新衣总要被戳穿。 　　三是文白夹杂、土语标准语夹杂的语言病象。倘若把文言与白话看作不同的语体方式，为了恰当地表达而文白夹杂，这未尝不可，如当年倡导白话文运动的主将们文章都会出现这一现象。然而故意体现文本的民族特色或地方特色，任意进行文白夹杂，土语标准语夹杂，就是一种语言病象了。如“一纸遗书放在身旁。上写着：……不敢苟活，猪狗牛羊，忠臣殉国，烈妇殉夫。千秋万代，溢美流芳。妾身先行，盼君跟上。……”这样文白夹杂的语言，表面华美、文雅，实则粗糙、滑稽。在诗歌里，大家批评过李金发的文白夹杂（多夹杂文言虚词）与中外文夹杂，说他的文字生吞活剥，造句生涩，但后者还不曾严重到对汉语内在统一性的破坏。近年来，方言写作的呼声大了，从好的方面想，方言写作有助于发扬语言个性，更接近于一地的口语，许多作家都直觉地对此表示支持，但是，方言也还是地方性的标准语，地道的方言写作并没有发展的余地，而土语标准语简单的夹杂只会拖了现代白话文发展的后腿。我们可以将新时期的文白夹杂看作旧文言回归的迹象，这当然也是新白话文运动要清除的对象。 三 过去人们反对文言，想来都是反对它僵化泥古、脱离鲜活口语、华而不实、承载特权思想的一面，而对另一面并不排斥。现代典范白话文几乎都能见到文言、方言、欧化文的影子，而不是纯粹的“我手写我口”的口语白话文。故知文白之辨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这只是思想革命的策略之所需，每一优秀的文学艺术家深知文言与白话之间的延续性和统一性。同样，在倡导新白话文运动中，我们也非一味地反对欧化长句子、语法上偏离的句子和不同语体的夹杂等新文言现象，因为无论在前、在后都有一个白话文的理想化标准在那里，我们是为维护这一理想之物而去反对什么。这个标准既非个人的，也非现在才出现的，它是客观的集体的实践的倾向，在具体描述上，会各有一些差别，但它的存在是无疑的。 还是从“文言”与“白话”这两个概念的关系说起。表面上看，文言是书面的语言，白话是口说的语言，分野清晰，然而事实上白话离不开书面，考察历史上的白话也只能依据写在本子上的语言，即写出来的口语，“文学革命”不过是提倡用白话来写文章，称为“白话文”，这样一来，文言与白话的对立并非存在形态上的对立了，而是书面上的语体对立。那么，白话文内部也还有一个言与文的对立问题，因为白话文不是完全按照口说之语录下来。白话文运动推崇“言文合一”，也不意味着说照口语写就是好作品，而另有深义，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说：“若没有各国的活语言作新工具，若近代欧洲文人都还须用那已死的拉丁文作工具，欧洲近代文学的勃兴是可能的吗？”陈独秀亦如是看，他的《文学革命论》开篇即问：“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他们正是将文言跟拉丁文比照，看出我们的文学的方向（悖论在于，在文学革命之初，他们有时不得不用文言来写反对文言的文章）。 　　“文学革命”成功了，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即白话文内部的言文关系。这就成为新白话文运动的一个核心问题。“白话文”是个一对矛盾组合的词，言与文必然不一致，这时会有相反方向的发展，一是指严格的“我手写我口”，一是承认言文不可能一致而走向“新文言”。上文对后者已述及，前者在当代文学中表现为“口语诗”和“口水小说”（关于诗歌中的口语性质，详见拙文《诗歌的口语命名》，浙江《东部》杂志2004年卷）。被邓程称为“薛蟠体”的诗歌具有明显的口语特征，甚至其幽默与下流跟口语中的“黄段子”不相上下，如“你知道钥匙拔出锁孔是什么结果 / 你知道烟头拔出香烟是什么结果 / 你知道麦克风拔出卡拉OK是什么结果 / 你知道男人拔出女人是什么结果 / 听见没有 / 你再在那里叫个不停 / 我就马上把我自己从你身上拔出 / 让你一下子变回春天”。虽然这里头还是比口语多了点什么，如相同句式造成的节奏感等，但是这种流畅事实上与口水有关，语言的堆砌，内容的格调，都与诗性无关，这是新诗在另一个方向上的堕落。 　　白话文的言文关系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一是文的简练、严谨、修饰有必然性，故言文无论如何不可能重合；一是所写之人口语均为方言土语，现代汉语写作实质只是普通话写作，而普通话学习只能通过书面，即白话文写作的规范不是来自口语，而是来自“白话教本”（胡适）。因此，“白话文”中这对矛盾概念之所以能粘合，就在于言与文之间的“不即不离”，言、文之优秀特质兼备，任何背叛此一遗嘱的方向，都将为有识之士所鞭挞。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提出的文学改革八项主张，有一些实出于文化革命的策略，充满极端性和火药味，我们在新白话文运动中需要给予重新审视，这不能说是纠正，通观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里的言论，可获悉他亦知言文之间的辨证关系，仅出于时代现实情势之考虑，不得已为之，我们所做的不过是某种意义上的还原。《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其中每一项现在看来都不是绝对的，但这些主张在当时却为白话代替文言制定了大方针。“须言之有物”对文言与白话都应是有效的约束；“不摹仿古人”则有力地为白话开了路，言下之意摹仿同时代人是白话文学发展所必需的，而后一种摹仿所产生的“新文言”并不能为胡适所预见；“须讲求文法”未辨别不同层面的文法，当然是默认遵守日常语言的文法，可我们现在要求的遵守文法中还包含更多的对正偏离现象的肯定；“不作无病之呻吟”和“务去滥调套语”本也是对任何时代的文学的要求，可在那时提出来，针对性是很强的，因两千多年来的文言写作已极易出现这样的病征；“不用典”和“不讲对仗”则完全是针对白话代替文言的合法性而说的，在单一的白话文体制内已并不绝对；“不避俗字俗语”同样是为了给白话文的合法性辟路，而决不意味着走此极端，比如诗歌不能一味追求雅与美，也不能一味追求俗与土，《诗经》那样的“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尺度是要的，如今最好改“不避俗字俗语”为“准确”、“得体”等要求。 至此，产生知识的二元对立思维该结束其使命了，“新文言”与“新口语”的产生，本也是二元对立的产物，只要我们在用语言分割世界之时，不忘对整体性的挽留，语言与人都是能够完善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