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种文化人 文/李子迟

管季超0712

                         四种文化人


      古今中外，文化人万万千千、形形色色；如在今日就包括一切文学、艺术工作者（搞创作的、搞评论的、搞理论的、搞教学的、搞宣传的、搞组织的、搞服务的等），即作家、小说家、散文家、杂文家、报告文学家、剧作家、诗人、文学青年、文学爱好者等，音乐家、作曲家、演奏家、画家、书法家、雕刻家等，演员、歌星、舞蹈家、导演、主持人、其他影视明星等，大中学教师、大学生（包括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等），其他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等，报刊、出版社、电台、电视台的编辑、记者、策划、编外通讯员等，文化馆、文化站、文化局、文化厅、作协、文联、宣传部等单位大大小小的文化官与文化公务员等，群艺馆、曲艺馆、剧团等单位的文艺工作者，及其他所有在单位或在社会上的公有、私有，成功、不成功，出名、不出名，水平高、水平低的文化人等。（而本段中的“文化人”概念，也就是我在自己所有的文章、所有的书中所提到的“文化”、“文人”的直指对象。）

     但不管怎样，古今中外这万万千千、形形色色的文化人，都可以概括为如下四种：

一、“主流文化人”。为某个政权、势力、体制，甚至单位、地方、个人服务的文化人，古代称之为“御用文人”，如辞赋家、骈俪文作家、“宫体诗人”、“绍兴师爷”等。蒋介石身边有一批人，汪精卫、周作人等则投奔了日本鬼子。他们一味地歌功颂德，极尽吹捧与宣扬，形式与技巧自然极尽华美铺排，情感也做作得极尽“充沛”“强烈”；有时也弄些对立面，却是为了更好地为歌颂服务（如反腐倡廉题材的历史或现实性小说与影视剧中，有许多坏官，显得局面复杂、行为艰难，但总有几个好官，而且这个别好官必然是大官、主要之官；还有一个好皇帝，所以最终邪不胜正，皆大欢喜）。这种人的功利性非常强，非常精明，过于“理性”，做事很直接。他们容易当官、发财、获奖、出名，是文化道上的“终南捷径”。他们的东西毫无历史保留价值，在文化史上毫无地位，唯一的作用就是在当时、当地做一下当权者的工具，并为他们自己争得许多的名利。他们占文化人中的绝大部分，估计为80%左右。

二、“对立文化人”。狂热的，走极端的，总喜欢把事物的负面因素无限扩大，完全颠覆的、否定的（如韩寒，在反对该反对的现行教育体制的同时，把不该反对的教育本身也一并给反对了。又如余杰，一边打着“北大才子”的口号为自己做宣传，一边把北大骂得一无是处；他既是高考与高等教育的受益者，又要彻底批判高考与高等教育，纵使不是过河拆桥，那至少也是“弑父”吧）；甚至是反动的（如“资本主义自由化”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等）。他们会博得一批不够成熟的、幼稚无知的、眼高手低的，又喜欢盲目反叛、肆意攻击、内心偏激的所谓“另类”青少年的喝彩与追随。他们也容易发财、出名，只是当官、获奖难一点。弄得不好，脑袋就要被“喀嚓”掉了。即使不掉脑袋，从文化的角度说，他们敢说、敢揭露、敢批判，但他们的东西其实也是片面的、浅薄的，可以暂且昙花一现，却经不起时空的考验，没有多长久的生命力。他们占文化人中的极小部分，估计为1%左右。

三、“中间文化人”。他们不懂或装做不懂阶级矛盾，远离现实、缺乏责任，故作清高、自命超脱，或追求“唯美”、玩弄字眼（包括追求娱乐、追求新奇、追求可读等），或钻进故纸堆、厚古薄今，所以“写美文”与“搞学问”是他们的两个主要领域。抗战时期，躲在租界里边喝咖啡边写小品的梁实秋、林语堂、胡适等，便是其代表。今天那些只知道弄“好看小说”、“好看影片”、“好看文章”，或所谓的“纯粹学者”“纯粹教授”，也属此类。他们的东西，优点是文笔、故事好，也会客观再现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内容；或有一定的学术创建、知识积累——总之，多少会有一些价值与影响。从古至今、国内国外，他们都会有不少的崇拜者。就像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喜欢张爱玲、三毛、安妮宝贝、《第一次亲密接触》，喜欢周星驰的“无厘头”吗？他们也不难当官、发财、获奖、出名，只是还不如“主流文化人”。他们占文化人中的小部分，估计为20%左右。

第二、三种文化人都各有其优点与不足，惟有第一种文化人最可鄙。

四、“真正文化人”。他们清醒、理智、英明、质朴，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真正知道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去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利用自然与改造自然，走自己的路，孤独而充实，是少数真正的真理拥有者与实践者。在他们生存与生活的年代、地方，他们是最难当官、发财、获奖、出名的一群文化人。因为他们不为某一群体或个体服务，不哗众取宠，不玩弄形式，甚至深刻、深邃、深奥，一下子很难被大家理解与接受，需要长时间的咀嚼、反思与体验；但是，他们的东西，却是最有历史价值、人文价值与世界价值的。他们的崇高地位、名声与影响，经常是在他们死后，而且年代越久远、地域越广阔，这种价值、影响越大。有几句话说得好：“真理是质朴的。”“真理是孤独的。”“真理是安静的。”“真理是简洁的。”“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尼采的书在他生前只能卖几十本，凡高的画在他生前无人喝彩，布鲁诺那么寂寞，《红楼梦》曾长期不被推崇，即源于此。他们占文化人中的极小部分，估计为1%左右。
在我工作的某高校内有片风景不错的湖泊，因为有山有水而使校园、学生也带了一点文气。曾经有些老师老是号召“走近”该湖，于是学生细腻、优美、严谨，但不够开阔、宏大、灵活。于是我便提倡在“走近”该湖的同时还要“走出”该湖，扬长避短，全面发展。但最初学生们的反映是很平淡、麻木，他们肯定觉得我说的很一般，甚至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有位很有见识但不乏反叛的朋友做了“注脚”：“为什么要‘走出’该湖，因为它太臭了！一点也不美！”学生马上鼓掌、叫好。啧啧！不吹牛，如果我算是第四种人，那我的朋友就是第二种人了。但如今学生们不少都已体会到了我那“走出”该湖的真正意义，于是其影响也便越来越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