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郁达：在自由中“众声喧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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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郁达：在自由中“众声喧哗”

文/记者
晓超

中国当代艺术从1989年至今到历经了20年。20年对一个人的生命来讲，恐怕不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但是对历史而言，它却是那么短暂。

经过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国艺术界开始对自身的发展提出警醒。许多学者认为，学术应该回归到它的本位，回归到艺术的本体。

恰逢参加“领升·2009中国美术批评家提名展”的机会，记者采访了展览策展人之一，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家管郁达。在他看来，中国当代艺术目前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充满挑战的文化转型时期：一个杂语并存与“众声喧哗”的时代。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必须与当下现实的身体实践和学术建设同步，寻求新的突破和可能性。

重新回到精神独立和人的心灵自由

曾几何时，很多被冠以“中国当代艺术”的艺术作品中充斥着呆滞、媚俗、色情、变态、暴力或者血腥。在一些当代艺术家眼中，作品似乎需要得到西方的认可才能名正言顺。于是他们将中国落后的民间的元素符号化，并通过时空的陌生化吸引讨好外国人的眼球。这些所谓的当代艺术家在得到了金钱和“荣誉”的同时，或许也满足了部分投机者的需求，却难以使大多数的中国观众产生由衷的艺术共鸣。在市场的狂炒下，国内一些收藏者开始疑惑。怀疑起自己的审美取向和艺术理解能力。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混乱和迷茫后，更多的人开始清醒起来：这是一场对艺术进行恶搞的游戏。

对于此，管郁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由于艺术家文化自觉性不成熟造成的。”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发展出乎人们的意料。艺术也是如此。在艺术家们还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新鲜事物铺天盖地地席卷而来。“这种景象就像是文艺复兴的前夜。所有古已有之和从西方舶来的现成的时髦的理论方法都无法对今天纷繁复杂的艺术现象给出有效合理的解释，那种指望靠一把手术刀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当代艺术问题的想法，已经被证明是一种一元论的乌托邦。”管郁达说。

作为当代社会发展的三驾马车。政治、经济、文化是维系和谐社会的三种力量。改革开放30年来，政治经济的发展速度势头迅猛，中国人民拥有了一种相对安定富足的生活环境。而文化在这三者之中却发展缓慢，无法与政治经济实现的成就相匹配。“我觉得，文化是跟着政治经济后面跑的。在追赶它们。要么是意识形态的附庸，要不就是资本市场的附庸。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管郁达说。“很多艺术家，已经成为艺术品拍卖市场排行榜上的英雄。他们的作品价格屡创新高。但是，这些从事精神劳动和精神生产的人，并没有贡献出一种精神价值，创造出一种有魅力的生活方式。我们讲一个艺术家怎么表达他的个性，主要体现在艺术语言的独立性和个性。但是时下中国当代艺术的跟风现象很严重，就像流水线上生产的产品一样。惊人的雷同。这又是一件让人非常遗憾的事情。”

当代文化艺术是从反抗意识形态一元化的专制中出来的。20多年前，中国年轻的艺术家们追求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一路走来，我们却悲哀地发现，当中国当代艺术逃离意识形态的牢笼之后，又陷入了另一个“圈套”——艺术资本主义市场专制。也就是所谓的“金钱说了算”。从2008年开始，很多人都认为，“作品好不好要靠金钱来评价。”

“这是很不正常的。”管郁达严肃地批评说：“单纯凭借市场衡量艺术品的价值，严重阻碍了艺术家的创作思路。我并不是说，艺术家及其作品不应该被市场承认。好的艺术家是应该被市场认可的。他们应该过一种独立的有尊严的生活。我反对的是，任何一种单一的评价标准。”

“我以为，对正在沦为艺术资本主义专制牢笼的中国当代艺术而言，走出那种单语独白式的、自命为新权威的‘行话’言词活动，重新回到精神独立和人的心灵自由这一启蒙主义原点，的确是至关重要的本质问题。”

做批评家该做的事情

和很多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一样，管郁达总带有一点怀旧和回顾的情结。作为一个从事当代艺术批评或研究的人，他深受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的影响，始终坚持把学术批评当成一种志业（vocation）。在韦伯看来，研究学术的人的乐趣，就是那种圈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感”。想以学术为志业的人，就要怀着“你来之前数千年悠悠岁月已逝，未来数千年在静默中等待”的壮志。因为“凡是不能让人怀着热情（leidenschaft）去从事的事，就人作为人来说，都是不值得的事。”在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实践活动中，管郁达一直致力于回到学术和批评的本行和本位，去重新思考一些基本问题。他说：“比如中国当代艺术历史的写作与研究，就是艺术史家和艺术批评家应该去关注的工作。”

此次“领升艺术论坛”中，青年批评家的集体亮相和登场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局。虽然在他们中间，已有青年批评家在网络或其他媒体发表过自己的声音，但是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却是一件很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他们代表了中国当代艺术学术建设的未来，代表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未来。

“这些人朝气蓬勃，有活力、有理想。肯定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觉得他们的选择和判断，代表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很多可能性和价值追求。”管郁达解释说：“理论批评和创作者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互动关系。并不一定说，批评是给创作指导，艺术家也不见得说一定要听批评家怎么讲才能去创作。但是，当代艺术有一个阐释性阅读的期待。作为一个意义系统，当代艺术不能自我言说，需要与另外的文本发生碰撞后，它的言说才是有效的，有针对性的。由此来讲，当代艺术批评活动实际上也是一种文本意义的再生活动。就是一个重新解释、重新创造的过程。这个过程中，艺术家与批评家会发生一种有效的积极的碰撞。这样的碰撞，无论对批评家的文本创作还是对艺术作品的文本创作都是有好处的。”他补充说：“古典艺术强调的是品鉴和把玩。但是当代艺术强调的是公共性和自由交流。如何把个人的独特的私人经验转化为公共的经验与别人分享，这就需要批评家的作用。批评家的实践活动及他们的言论，肯定会对中国当代产生一定影响。当然，这样的影响能够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拭目以待。”

从管郁达的论述中不难看出，批评家与艺术家能“各司其职”是非常重要的。艺术家需要批评家的阐释，批评家可以很好的阐释和引导艺术潮流的发展。正如他所言，当代艺术已经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当其进入当代文化视野的时候就开始变得世俗了。“如果说这是个历史必然，那么我觉得现在是个叫停的时候了。我觉得批评家在这里的角色是很重要的。中国当代艺术这种成长应该是一种多元的、而且是自我生长的，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尽可能地建构这样一个机制，或者提供这样一个平台。让这种生长变得更合理，更自然、更多元。同时更有活力，如果说我们做的这些工作能够有助于中国当代艺术学术机制多元化生态的形成，其实就已经做了我们该做的工作了。”

做有良知的中国艺术批评家

纵观中国艺术史，似乎并没有“批评家”这样一个称谓。所谓文艺理论，基本是局限在作品的形式与内容层面，由创作家身兼。所以，在过去中国，我们能够看到许多像苏轼那样的博学多才之士。他们独步当世的能力，令今人望尘莫及。

韩石山先生曾经说过：“在中国做个批评家，只需有常识，凭良心就够了。”说起来简单，其实做起来却很难。一个有良知的批评家能够冲破人情世故、体制组织、个人私利的束缚，真正做到以作品说话，以独立的人格去评价衡量作品，骂捧均发自于内心。

作为当代艺术的重要的见证者和目击者，管郁达同样提出，当代批评家应该为了当代艺术的良性发展去努力，而不是做码字机器。“在中国，作为知识分子的批评家，立场是第一位的，没有立场的人也没有资格做批评家。当今中国社会变化极快，很多东西没有确定性，撇开立场的对错，坚定自己的立场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对自己负责任也是对我们热爱的艺术负责任。”

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与理论创新，不仅给古老的民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也为艺术工作者从少年到青春到成人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社会的变革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年轻一代艺术家在一个没有物质匮乏的年代成长起来。他们独立，自信，有魄力。视野开阔，强调自我。管郁达认为，作为青年批评家，自身的价值观刚刚形成，还在不断修正。新一代年轻艺术家们恰置身于东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持续碰撞相互胶著的时代与世界。多元的价值观也从不同侧面构成着对于人生的吸引与改写。这个时刻，不同的价值观，也强有力挑战着青年理论批评工作者的眼光与承担。

管郁达说：“以对体现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艺术创造的体认与肯定，以一字一言、一砖一瓦的建设来充实当代中国文化核心价值体系。这是一项需几代人完成的灵魂工程，也是时代赋予青年批评家的首要使命。这是一个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期待和理想。领升艺术论坛及提名展只是表达了一种可能性。中国文化艺术界已经深刻意识到，艺术不能成为一种金钱的附庸。至少金钱不能作为评价艺术的唯一标准。艺术创作应该回归心灵，回到真实的生存状态。艺术家应该坚守自己的内心体验。才能真正创造有价值的艺术品。”

不难看出，“领升·2009中国美术批评家提名展”是一种批评的实践。它反映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现状。创作风格的多元化和个性化也是这个展览的特点。通过这次活动，使很多以前遭忽略的艺术家被发掘出来。最终实现了“各说各话，众声喧哗。”这一结果令管郁达感到欣慰。“至少和以往很多展览表达出的符号不一样。这次展览的内容有些沉重，有些忧郁，有些孤高。应该说是回到了一些美学和学术的思考。中国当代艺术是一个成长中的事物，是和当下现实相关联的。我们不能奢望一个展览一个研讨会把现实做一个颠覆和翻转。只能说我们在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每个人都在做这个事情，都在发出声音的时候，离我们期望的前景也就不远了。”

中国文化艺术自觉的时代已经开始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不管你是一个艺术家还是批评家。

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如果没有社会的支持，单纯靠艺术界的努力是不够的。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受众还属于小众。如果想获得更大的发展，就需要让更多的社会知名人士的参与，培养更多的收藏家，有个良好的批评环境，这样艺术家也才能有更好的创作环境。

中国当代艺术从对意识形态牢笼、一元论和独断论的反抗，逐步走向开放和多元，这个过程是值得欣喜的，但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没有落实到人的启蒙和个人自由这个根本问题上来，而是从意识形态反抗回归到艺术资本主义的一元化结构，它没有产生真正的自由主义多元格局和可以包容各种异见的公共空间，而是用另外一种专制取代了原来的专制，从集体主义反抗到集体主义招安，再到集体主义的体制建构，其方法论如出一辙。这就使当代艺术的自由探索和独立精神受到严重威胁。这个时候，艺术史和艺术批评如果是以“成功”作为一种评价标准，就是有问题的。当然这也更加显示出艺术批评的重要性。

幸运的是，中国当代艺术界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从80年代至今的20多年间，中国当代艺术经历了向西方现代艺术学习和拷贝的全过程。这个过程应该结束了。中国当代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已经有能力有自信站在一个国际性的舞台上发言，与别的文化对话，交流。

管郁达始终推崇价值多元论。他认为，当代自由主义告诉我们：人的很多意见是没有办法去妥协和相容的，我们要尊重这种差异性。

管郁达说，“文化不能总是漂浮在空中。中国当代艺术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就要从本土的经验出发。与本土的日常生活结合，使其生根。同时要以开放的视野接纳吸收其他国家的文化。保持个体的独立性，保持当下的体验。他说：“艺术是一个国家精神和软实力的符号和象征。一个国家的强大并不只能看GDP和统计学中的数字。我希望中国能像瑞典那样，如此小的一个国家，却拥有像伯格曼那样的艺术、精神大师。这是一件足以引人自豪的事情。我认为，中国文化自觉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中国文化会通过现代性的重建和当代性的转换发出强有力的声音。这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自信的表现。也是艺术家自信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