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庆：力学励行，履教育之要义——读北京师范大学校训

管季超0712

王 庆：力学励行，履教育之要义——读北京师范大学校训
作者：王庆（北京师范大学）



1997年，启功先生为北京师范大学拟定并书写了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校训强调了教育的两个方面，即“学”与“行”，也指明了学校培育人才的两个目标，即“人师”与“世范”。校训所强调的“学”与“行”正是我国的传统教育所注重的。

在中国的传统教育理念中，“学”与“行”是并重的。东汉司空陈群在举荐管宁的上书中说：“伏见徴士北海管宁，行为世表，学任人师。”[1] 刘义庆《世说新语》开篇第一则便是：“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从此，可以看到启功先生所拟校训的源流，可是我们更想强调的是：我国教育和评价人才过程中有“学行并重”的传统。当“学”与“行”两者相较时，通常“行”的成分甚至看得更重，大有超过“学”的成分之势。所以，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不修、不检，我们也会对其学问产生“疑问”。

说到“行”，当然包括很多内容，除了指在日常独处或人际交往中一个人的举止行为之外，“德（性）”的培养占有很大的比重。《周礼•地官•师氏》：“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郑注：“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可见，从中国传统的观点来看，德、行二者实际上是统一的，不过是一个人修养的“内在”和“外显”而已。无论是在古代汉语还是在现代汉语中，我们都习惯于将“德”、“行”二者联用。当我们说“德”的时候，其中也包含“行”在内；当我们谈到“行”的时候，“德”的考虑自然也在其中。所以，在理解北京师范大学校训中所强调的“行”的时候，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看成是一个人的外在行为表现，而是应该同时注重“行”的另一方面——一个人内在的德性的修养。

在中国传统士人的评价中，我们一直将道德、文章作为衡量的标尺，然而道德似乎永远居于文章之上，一个人不管为学为文多么精深，如果于道德有亏，终不为世人所取。这里的道德，自然要包括行为在内，指的就是德行。熊十力先生曾说“学者，所以学为人也”[2]，南怀瑾先生也强调，中国人素来的教育目的是为了做人[3]。无论是“为人”还是“做人”，最重要的是德行。孔子最伟大的贡献之一是在教育方面，他也成了中国教育的标志，被称为万世师表。孔子提倡“仁”，以六艺教弟子，“内容应该包括道德教育、文化知识和技能技巧的培养三个部分……把道德和道德教育放在首位。”[4]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孔子把修德放在首位。孔门弟子，各有擅长，在孔门四科中，排列顺序或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5]，或为德行、政事、言语、文学[6]，德行端居首位。这些顺序虽然不能完全反映当时的价值判断，但也能充分说明当时的人对“德行”的重视。我们经常说“修学进德”，可以这样认为：修学的最终目的是使一个人在道德层面上有所提升。

近现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西方的文化，包括教育理念，大规模输入中国。这种输入并不是在一种平等的关系状态下进行的。以当时的情势，如果中国拒不接受西方的文化，有可能就要亡国灭种，输入西方文化为的是济中国文化之穷。可能由于中国传统的势力太过强大，因此，在中西方文化相撞击的初期，许多怀着良好愿望的人表现出了一些激进的行为，喊出了要跟中国传统彻底决裂的口号，现在看来，这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当时的有识之士充分认识到，要强国富民必须从教育入手，而中国传统的教育多注重道德的修持，文学的培养，性情的涵养，这些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可能不太实用，走向极端的“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7]式的空谈心性的士子更为时势所不取，所以，对中国的改造就要从教育入手，有些人甚至喊出教育救国的口号。因此，当时情势下的中国现代教育体制，基本是建立在输入的西方现代教育理念的基础之上的。自然，现代教育的理念也没有充分考虑中国传统教育中的精华因素。例如，中国传统教育上所强调的“学行并重”的理念便没有很好地继承并贯彻在现代的教育理念中。有人会说，我们的现代教育理念中不是也一直在强调德、智、体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吗？但实际的情况是，学习知识和技能占据了我国现代教育的主要内容。我们或者可以这样说，建立在西方现代教育理念之上的中国现代教育也有德性教育的内容，但被我们的教育工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中国现代教育中德性教育的缺失，在现代教育体制刚刚建立之初就被许多有识之士敏锐地观察到了。梁启超“发现了现代教育体系中德性的学问的缺失，如教学内容中只有知识之学，而没有德性的学问。对于这一现代教育状况，梁启超极为忧虑。他认为，学生在学校里求学问，‘为的是学做人’（《为学与做人》）”[8]。梁启超所观察到的我国现代教育中的弊病直到现在仍然存在。我们必须认识到，西方的现代教育理念虽然也包含道德观念的培养，但并没有像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那样强调，在西方社会，道德的培养更多地是由社会来承担的。许多接受西方教育的有识之士也意识到了西方的现代教育中的弊病，爱因斯坦在《论教育》一文中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9] 教育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教育本身也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希望爱因斯坦的话能引起我国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深思。

在中西教育文化的碰撞经历了一个多世纪之后，我们静心回顾时，或许更能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现代教育体制中所存在的问题。我们的现代教育应该在中西教育思想文化的交流中取长补短，发展出一种更适合中国文化发展的教育模式。教育问题至关重要，往小处说，它决定着我们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往大处说，它对中国文化的长远健康发展有决定作用。在我国的现代教育体制中，尤其是在高等教育中，到了应该更多地强调我国传统教育中“学行并重”的理念的时候了。现在，我国的学风很令人担忧，许多人已经不是为了追求学问和真理，而是为了名利而生存，为了申请课题、争抢项目不惜使用一切不义的手段，为了争名逐利而不顾基本的廉耻，用寡廉鲜耻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孔子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许多传统士人在面对名与利的时候还时时拷问自己的良知，在义与利方面他们都有一定的底线。反观我们现在的许多高校教师，剽窃、抄袭、生产学术垃圾，一点愧赧的神色都没有。如果仅有一点点愧赧，也说明我们还存有基本的廉耻感；可悲的是，有些人连一点点都没有！如果我们的大学教育工作者都如此地不顾自己的行为，怎么能教育好我们的学生。如果名利的观念首先把我们高校教师的头脑冲昏了，我国的高等教育将何以堪。2009年初，浙江大学贺海波涉嫌论文造假。近日，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生杨伦与其硕士生导师辽宁大学副校长合写的文章有80%涉嫌抄袭[10]。高校频频揭出的丑闻，值得我们反思：我国的现代教育中有什么问题？跟中国的传统教育相比有什么缺失？

2009年6月1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新闻周刊”栏目报道了湖南省平江县五峰私塾的朱执中老先生去世的消息。其中有2003年对朱老先生的采访片断，朱先生说：他的私塾是让学生们学点知识，最重要的是教导学生如何做人。朱老先生的话正反映了我国旧式私塾所追求的教育功能：传授知识，教人如何做人。我个人以为，后者可能更为私塾所注重；可也正是这一点，为我们的现代教育所忽视。在2009年的高考中，媒体所揭露的吉林松原的舞弊案最令国人震惊。在这次高考中，学生不以舞弊为耻，反而公然行之，被抓之后，还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拿出一沓钞票跟监考老师做交易；学校的老师竟然是销售高考作弊器材的犯罪嫌疑人，主考老师对学生的舞弊行为置若罔闻，在接到监考老师举报后，竟然告诉监考老师不要再抓了，不要再找麻烦了；而在考场之外，学生家长公开谈论如何“买场”（买通监考老师，使其在监考时对舞弊行为默然置之），更有甚者，几名学生家长还群殴抓学生作弊的监考老师，如此等等。看了这些，我们不禁感到心冷。追求公平正义是我们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高考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之一，但我们看到的却是学生、老师、主考官员、学生家长各方面的联合舞弊！但愿这不是高考舞弊的冰山一角！此时，我们不得不要大声质问，这就是我们的教育成果吗？我们的学生、老师、家长、官员都如此对待高考，这难道不是我们教育的彻底失败吗？这不禁使我们仔细体味朱执中这位私塾老先生的话：教育主要是教导学生如何做人。朱老先生私塾里的学生大多是中考或高考的落榜生以及一些无力上普通学校的孩子。朱老先生可能觉得，教给这些学生太多的数学、物理、化学的知识于他们并无多大实际用处，但教给他们做人的道理（如朱老先生所说的忠、孝、礼、信等）对社会的平安和谐更有益处[11]。这难道不是我们的现代教育所应该深刻反思的一点吗？须知，具体的书本知识可能会有过时的一天，然而，做人行事的基本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在中国的社会中或许有更长远的约束力。

在我们的现代教育中，学的东西强调得很多，行的方面重视不够，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固然有客观的原因（例如，学的东西比较实在，德行方面不容易把握等），但同我们的短视和不加宣传提倡有很大的关系。在现代国人的意识中，似乎上大学受教育就是学知识，习技能，全无他顾，这是对高等教育的极大歧解。我们需要在全民中进行一次教育启蒙运动，阐述教育的要义。徐复观先生在“怎样当一个大学生？”一文中说：“就一个人的一生来说，大学生活，应该是相对于启蒙运动的阶段。启蒙运动的最大特色，便是理性代替权威来为每个人作主。”[12]“顺着西方文化的传统和今日大学的实况，容易把理性只解作成就知识的一面，因而忽略了道德的理性”[13]，如果一个大学生只注重知识的汲取，忽视或完全没有自己道德方面的进取，那么他的大学生活是跛行的，“在知识的跛行中不能伸长出完整的人格，最后也会扼杀知识的源泉，这正是现代文明的危机、病态，须要我们加以超克的。”[14]

我们主张，大学阶段的学习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即内求的和外求的。内求的是德行和人格，须内向自修；外求的是知识的汲取，须外向探索。内求的和外求的又是互相促进的。在大学中学习，除了跟老师学习知识技能之外，还要向师长以及先哲学习，砥砺德行。这一过程不仅需要老师的引导，还需要同学们通过读书和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来自修自悟。这样看来，大学的学习，不仅仅需要向老师学习，还要充分利用图书馆，尽可能地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向老师的学习和自己的自修与践行，在学、行两方面远远超过老师是极有可能的。学术的进步，民族素质的提高就是在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中发生的。

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中，高校不应该仅仅是传授知识的地方，而更应该成为解放思想、陶冶性情、崇高人格的场所。在此可以养浩然之气，在此可以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大学之道就在于此。我个人认为，知识的获得，仅仅是“小学”之道，大学之初等；大学的初级阶段可以以知识的传授相崇尚，中级阶段的大学应该注重培养一个人的能力和品格，高级阶段的大学应该是自由思想的场所。教育之要义，在于崇道德、厚人伦、化人心、成风俗。熊十力先生曾讲到教育的作用：“天下泊没于势利，知识分子丧心病狂，真有使我发生将万世为奴的感慨。一二人之力，单薄孤危，要挽救也无济于事。党人以势利相结合，尤不可言。所以我常想，应当以讲学（指教育——笔者）结合有志之士多人，代替政党的作用，为国家培植根本，为社会转移风气”[15]。我们觉得“转移风气”应该成为教育的最高目标。只有把教育提升到这样的高度，只有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及整个社会达成共识，如此看重教育、尊重教育，才能真正发挥教育的功能，使社会风气日趋淳正，达到高度的、天然的和谐。《后汉书》卷26“论曰”有这样一句话：“夫器博者无近用，道长者其功远。”用这一句话来描述我们的教育事业十分恰当。教育的功与利可能是在短时间内不容易觉察到的，在这个“事事都要见效益，天天都要有成绩”的浮躁社会，教育被大大异化了。我们不能再那么不重视教育的长远的教化功能。教育事业，兹事体大，其功其利皆垂之久远，不是那些急功近利者所能晓谕的。

注释：
[1]《三国志•管宁传》注引“傅子曰”。
[2][15]转引自徐复观，《中国人的生命精神——徐复观自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45、48页。
[3]“成才之机在儿时——访南怀瑾先生”，《光明日报》2001年2月15日。
[4]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第226页。另，业师周流溪教授将孔子所教按现代的学科分类归为“政治、哲学、伦理、文学、美学、艺术、礼仪、文书等等，门类多而全，是‘大文科’”（周流溪，“外语教师要有广阔的视野”，《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年第1期），道德的教育自在其中。
[5]《论语•先进》。
[6]《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7]转引自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第157页。
[8]彭树欣，“现代学术转型中国学资源的流失——从梁启超的国学分类说起”，《光明日报》2009年5月11日第12版。
[9]爱因斯坦，“论教育”（许良英等译），载刘光前、张春悦主编《中外教育名文100篇》，海南出版社2007，第146页。
[10]“治理学术抄袭，法律不应‘缺位’”，《光明日报》2009年6月18日。
[11]2004年1月3日厦门电视台“夏视在线”有一篇文章“最后一个私塾封馆 2500余年的中国私塾教育终结”，其中说：“‘新书读了可以去搞事(工作)；老书读了晓得做人，当农民学会做人更重要。’这种认识在当地村民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12][13][14]徐复观，《中国人的生命精神——徐复观自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41、143、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