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为何有了“隐私”——一位语文教师的感言

管季超0712

女儿为何有了“隐私”——一位语文教师的感言


              　　“80后”的作品为什么吸引了我的孩子和我的学生们？他们的作品中究竟有没有可资语文教学借鉴的文学性特征？带着这样的疑惑，我走进了“80后”的作家群落。
　　从事了多年的编辑工作之后，我退回到中学的三尺讲台上。“80后”的父亲与教师，这双重身份让我对这一以年代命名的特殊群体，有了切身的体会。
　　有段时间，读中学的女儿成绩一度下滑。我悄悄动了一下她的“隐私”，发现原来是迷上了《最小说》。每期不落地买，摞起来的厚度已经超过了课本，把那带锁的抽屉塞得满满的。我看了看那精美的封面，如雷贯耳的“小四”郭敬明赫然以主编之名在列；翻了翻内瓤，无非是青春校园题材的小说与散文。于是，在名著与“80后”青春文学之间，我和孩子有了龃龉——不仅因为高考要考名著，就我个人阅读经验而言，真正能汲取文学营养的，还是名著。接着，我就颁了“禁令”，孩子便以委顿、黯然相抵触。待我真正在中学语文教师的位置上安顿下来之后，才发现与我同样烦恼的家长并不在少数。在我任教的班上，背着家长与老师偷偷阅读“80后”青春文学的学生也不少。究竟是什么吸引了我的孩子和我的学生们？“80后”作品中有没有可资语文教学借鉴的文学性特征？带着这样的疑惑，我走进了“80后”的作家群落。
　　我的入门读物是韩寒的《三重门》。说实话，这部摹仿痕迹极强的小说，开始并没有引起我多少兴趣。但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发现先入为主的阅读经验，竟然欺骗了我的眼睛、迷失了我的判断。隔膜与成见让我差点儿错过了一段有趣而有益的阅读体验。漫溯“80后”作家群10年风雨征程，除了惊讶与新奇，感动、敬佩之情也油然而生。这些年轻的写手们大多才华横溢，有着丰富的文学想象力和创造力。回想我读大学的20世纪80年代，那是国学文化回归与西方价值渗入双重作用下的时代，出生于其时的孩子们必定是接受了我们这代人无法想象的思想洗礼。尽管他们的肩膀还有些瘦削，脸上还残留着些许稚气，但下笔的熟练与老辣、文风的简洁与明快、情节的紧张、文字的优美，无不是我年轻时所向往的写作状态。
　　更为重要的是，“80后”作家的写作透露着他们的真实思想，是他们当下生存状态的写生式素描。成长在“后改革开放”语境中的他们，在生活中所看到的多是物质高度繁荣与文化相对落后的失衡状态，诚信缺失、道德贬值等一度成为高考的热门话题。相比之下，中学语文教育的滞后，尤其是教材内容的不合时宜，造成了孩子们在课堂上接受的文学作品中描绘的社会与他们所经历的现实社会严重脱节。由此而产生的失望和叛逆，只能在“80后”作品的阅读中得到弥补。“80后”作品中不少颓废、残酷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文学想象，实在是他们心灵的写照。你看落落《须臾》中对逃学的描写，张悦然《鲤·嫉妒》中对嫉妒的描写，还有在《爱与痛的边缘》中那个爱听张楚和窦唯的郭敬明，都不禁让我想起我的青春。因此，以刻画时代，反映人性变迁的标准来看，“80后”作品无疑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相信，以青春的名义书写青春的思考和足迹，是它们深深吸引了我的学生们的原因。如果不至沉溺其中无法自拔，“80后”的文学风格与文字魅力，对中学语文教育是有益处的。
　　但必须指出的是，“80后”群体的写作带有明显的商业化特征。青涩的书写和贩卖，仿佛庄稼还未成熟便成了别人的盘中之物，难免让人感到有些粗糙和稚嫩，甚至还有不少剽窃丑闻。另外，为了迎合部分读者的需求，一些“80后”作品中的人物反叛、狂妄、矫情、小资和玩世不恭，甚至冷血变态。如郭敬明的《小时代》就叙述了四个女生近乎荒唐的所谓“爱情”故事，几乎令人不忍卒读；张悦然的《红鞋》也有些恐怖的味道。同时，限于社会阅历和写作经验，一些作品文学价值不高，审美与审丑相混淆，甚至丧失价值立场。这些都是需要明辨的，我们的语文教育应教会学生基本的辨析和评判。
　　认识事物要回到事物的本身去进行考量，还它以本来面目。因此，我认为那种视“80后”青春文学为洪水猛兽的看法是极其片面的。就读者生活的贴近性而言，“80后”作品远胜名著之上。虽然创作优秀的校园青春文学作品，并非中学语文教育的责任，但引导学生从正面阅读和评价青春文学，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文学审美标准，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方根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