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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教育出版的责任与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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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3 15:22:43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美术教育出版的责任与光荣
作者:黎 丹

「作者系湖南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二十多年前,应该是1988年上半年,长沙市一中美术教师魏家范老师突然叫我去开会,据说是要编教材。我的几位同学也都参加了编写,当时都是三十四五岁左右,我算是最小的了。尽管大家都当了十余年教师,却没编过教材,心中没底。魏老师交了个“难题”给我,要我编《平面构成》这一课。当时,设计教学领域的“三大构成”体系刚刚从国外传入我国还没两年,大家都很生疏,也就没法推给别人,正好当做自己一次学习的机会吧。也正因为是新领域,逼着自己思考,到处寻找资料,为了这四个版面的教材,重新学习、消化,经过二十多个日夜的紧张工作,剪破了二十余本书,画了几十个版式,最终较好地完成了任务。该课稍加改动后,又一直延续到’91版的省编美术教材中。这应该是我介入教材编写的处女作了。这套教科书,也是湖南美术出版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合作出版的我省第一套完整的义务教育美术教科书。

  1988年下半年,我从长沙市第二十五中学调到了长沙市少年宫。1991 年,湖南美术出版社又组织了一批编辑和老师开始了新的教材编写。考虑到任务艰巨,又来动员我参加中学阶段教科书的编写。但当时少年宫的活动比较多,工作也比较忙,就推辞了。过了两个月,大概到了年底,主编班子考虑到我在少年宫更多地接触到儿童美术教育,再次邀请我参加小学阶段的教科书编写。我看了小学的课目后,倒也来了兴致,正好工作也轻松些了,便很高兴地接受了任务。之后,1992年几乎整整一年的时间住在市内窑岭的核工招待所一间十分简陋且没有空调、没有卫生间的房间做教材。当时做教材还是用手工剪贴的方式制作版式。基本工具就是剪刀、铅笔、版式纸、直尺、橡皮、胶水等,再加上自己一台普通的理光 135照相机。所有的图稿几乎都是自己绘制或在少年宫进行实验教学后由学生手绘的。

  教材直到1993年上半年才最后完成。自己也不记得到底编了多少课,估计有三四十余课吧!令大家十分欣喜的是,这套教材被教育部评为国家一级一类教材。

  记得当时的编写班子中,有出版社的郭天民、刘勉怡、彭本人、左汉中、刘昕、郏宝雄等老师参与,也算是一个精干的小分队了。当时他们的编辑工作就已经超越了一般编辑的职责范围,和老师们打成一片,直接参加内容的编写、讨论,图稿的拍照、收集和整理,甚至版式制作。在当时的条件下,最令我佩服的是我社郭天民老师。当时他就住在我隔壁房间,不论寒暑,经常是没日没夜地制作修改稿子。在灯光下留下的郭老师的印象,也就作为典型的美术教育编辑形象牢牢地凝固在自己脑海中了。我们几个编写老师也不仅仅是提供内容,还直接参与了版式制作和拍照,直至每一课的最后完成。这种方式看起来都有点跨越了专业范围,但对于编辑和作者的沟通、教材的理解、队伍的培养,都有极大的好处,以后也就形成了我们相对稳定的教科书编辑和编写班子的传统工作方式,包括湘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也是以这种工作方式完成的。出版社编辑对教材的理解,有利于出版社自身的教材建设,能更好地把握教材,形成自己的教材观。从此,就有了编辑主动参与学校美术教研活动的传统,有了一个相对稳定、不断成长并与编辑有密切联系的教材编写班子,有了成立美术教育研究所的愿望,有了建立网站的冲动,有了出版美术教育丛书的动机,也有了打造美术教育出版产业品牌的意向和基础。
本文作者黎丹在首届世界华人美术教育研讨会上发言。

  我社这种教材编写编辑出版结构,也使社里意识到基础教育教科书的编写、编辑和出版有它自身内在的关联性,以及其工作的专业性、长期性和复杂性。1992年和1995年,在教育一线的陈卫和和我相继调入出版社,这也是我社教材出版的一个人才布局。而一直负责教材编辑室工作的刘勉怡老师和一直专注于美术教育出版工作的陈卫和先生,为我社教材出版走向教育产业出版的大框架建设克服了很多困难,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他们为美术教育丛书的出版、现代美术教育研究所的成立、“中国美术教育信息网”的建设、实验基地的建设、美术教育刊物的出版等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却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为我社美术教育出版人做出了典范。借30周年社庆之机会,我谨向郭天民、刘勉怡、陈卫和老师表达由衷的敬意,也感叹于我社其他教材人为教育出版付出的辛勤劳动!

  1999年1月,在长沙市美术教研员宋子正老师的邀请下,我作为出版社的美术教育编辑,和他一起,带着一群年轻的长沙伢妹子跑到浏阳乡下的东门的小学调查农村美术教育现状,并学习《美国国家艺术课程标准》。根据对当前我国教育实际的分析,我们认为国家课程改革已经迫在眉睫,需要进行新的课改实验,便在会后部署长沙的芙蓉区和岳麓区进行新的美术教学实验,与此同时,我社的“陶艺大教室” 作为一个全国性的陶艺培训基地和湖南义务教育的陶艺基地也开展了大量的实验工作,醴陵和湘西两个农村基地也开始了农村教学实验。一年下来,正好遇上 2000年的大纲教材修订,大量的实验结果顺利地进入教材,以至于在很短的时间内顺利地完成了教材修订工作,一批在实验中成长起来的年轻教师加入了教材编写班子,为后续的国家课标教材的编写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无论是1991年版的教科书,还是2000年版的大纲修订教科书,都得到不少专家的肯定和赞誉,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91版教材以鲜明的地方特色获得了专家们的一致肯定,2000版教材则以清晰的系统建构融合’91版鲜活的教学内容,也得到了一线老师和专家的赞扬。我作为其中的一个编写者,深知这两套教材最有价值的,还是它的“生本”精髓。那就是在当时环境下,能坚持以学生为本的主导思想,让教材更贴近学生生活,使其内容充满生活情趣,并试图化解僵化的学科内容,注重在游戏和体验中获得审美经验,既生动活泼,又好教易学,给学生留下了更多的表达空间,这些都是很不容易的。我们认为这两套教材在试图体现我们所崇尚的湘楚文化的浪漫情怀和经世致用的哲学精髓上作出了很有价值的努力。

  2001年开始的国家课程改革催生了首批三个版本的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我社由于有了前期的大量实验和编写经验,作为唯一的一个地方出版社版本的教科书以自己特有的面貌通过了教育部审查,进入了第一批国家级实验区使用。因为这套教材不同于以往的国家大纲教材,具有很强的实验性,我社的编辑和教材编写老师都为此付出了前所未有的艰辛劳动和智慧,保证了教材按时完成,及时进入课堂。

  随着教育部课程改革的推进,湘版教科书迅速扩大了市场面,服务和科研也随之成为我社教材建设的重点工作。因而,我们迅速启动已有的网站和研究所,对工作重点进行转移,为实验区老师服务,尽可能为他们提供优质的培训,在网上提供教学资源和交流平台,及时编写了《实验对话》供老师们交流和参考,在实验区受到广大老师和教研员的广泛欢迎。2003年,我社《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过教育部审查,顺利进入广大的实验区。随之而来的培训工作量突然大增,出版社从未面临过的教材服务和科研参与工作也摆到我们面前。好在我们一直与美术教育界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于是在编辑人员有限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参与美术培训工作和教研活动,也成为我们的重要的工作任务,并逐渐建立了更多实质意义上的实验基地,介入到多层次的美术教育研究活动中,包括农村美术教育的调查、送课下乡,以及全国、省、市级的美术教育研讨活动,如“全国美术教师基本功比赛”、“世界华人美术教育研讨会”、 “中南六省(区)美术教育协作交流会”等。在这个阶段,编辑郏宝雄、周健、黄啸、陈秋伟、成琢、王春林、曾瑜、刘海珍、范琳,以及编务陈丽娇等,都默默地做了许多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创造性的劳动。

  我社美术教育出版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是因为我们每一个教材编辑出版工作者都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不仅仅在于编出几本教材,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工作是出版社主要的经济支柱而感到荣耀。他们知道自己做的是一件有益于孩子们的事情,于是在平平淡淡中以自己的信念坚守着这份责任,并享受着这份劳动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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