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公管用和先生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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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之一：第一次向报刊投稿
    我第一次向报刊投稿，投的不是文稿，是一幅画。

    1953年，我在孝感县第一中学附设师范二年级读书，很喜欢画画。我画画在学校里还颇有点儿名气。每逢出黑板报或者墙报，就是我大显身手的机会。

    有一次，我看到几位同学太不讲文明，在厕所里吵吵闹闹，甚至打架好玩，便画了一幅漫画：两个同学各执粪瓢和扫帚，在厕所里大比武。他俩手舞足蹈，汗水四溅，弄得尘土飞扬。形象滑稽，神态丑陋。画题就叫《厕所大战》。那幅画发表在学校出的墙头画刊上。引得许多同学和老师围观。不少人或掩口或捧腹大笑。这一来我的名声就更大了。学校成立美术组时，选我当了组长。美术老师当然对我另眼看待。她见我爱画又没钱买纸张，就不断将她的画纸送给我，鼓励我勤奋习画。后来，她还索性将学校美术室的钥匙交给了我，让我随时到画室里安心作画。我深受鼓舞，就更加爱画了。







    一天，我在《中国少年报》上看到长沙某中学一位名叫萧跑跑的女学生发表的画，内容是拾金不昧，引起我的兴趣。我想，她能投稿，难道我就不能么。于是，我用尺子量了量她那幅画的大小，以同样的篇幅作了一幅画。（内容记不请了）。画完，就匆匆忙忙地寄给了《中国少年报》。时隔不久，班主任突然喊我，递给我一封已拆开的信说，看一看，是不是给你的？那封信是《中国少年报》寄来的，信封上只有收信的地址，没有人的姓名。我抽出信来，就发现随信夹着一幅画稿，果然是我画的。再看那信，如此写着：

    x x 小朋友，你的画稿收到了，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不过，你画的画太小了，以后投稿要画大一些。别忘了写上自己的名字。

    看完信，我心中不禁好笑。但投稿的画到底该画多大，信上没有说，我一直估摸不透。后来，听说县电影院有一位名叫常征的人——画电影广告的——在报上发表过画。我就常常到他的工作室里观看。但每次去他总是在画电影广告。看着，看着，我就入了迷，十分佩服他，羡慕他。心想，自己将来能搞这项工作才好啊。去的次数多了，终于有一次我看到他创作连环画，才知道那画幅是十六开报纸那么大。当我的二次向报刊投画稿时，就没有像上次那样闹笑话了。而且，一投就被采用了——生平头一次在报刊上发表了自己的作品。不过，那已是三年以后的事。那时，我已在汉阳县沌口小学当老师，已告别了少年，进入了18岁的年月。



往事之二：我的美术作品处女作




我的美术作品处女作是几幅速写，发表还算顺利。1956年，我在汉阳县沌口小学教书，尽管很忙，还是没忘画画，正儿八经的画画，没有条件，就经常画画速写。那年，县文教科召开“中小学教师访苏代表团报告会”，向全体老师传达后，开展讨论。在讨论会上，有一些老师思想保守，强调困难，提出许多的理由，说难以向苏联学校学习。我在会上画了几幅速写，把那些发言人所说的理由写上画面。既是速写，也像是漫画。一共五福，题目就叫做《他们的理由》。画好以后，就寄给了当时中小学老师每人订阅一份的月刊《湖北教师》。不久，就在当年的第七期的封底上发表了。

这是第二次向报刊杂志投稿，它的发表，极大地鼓舞了我。紧接着，我又画了《不能入内》、《前喜后忧》、《三败俱伤》等漫画分别寄给了《农村俱乐部》、《湖北日报》、《长江日报》，也都一一顺利地被采用了。这可能是因为当时画画的人太少，“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吧，我当然喜不自胜，画画的积极性就更高了。



     



           





     



                                        往事之三：我的第一个笔名——野果


  ——徐鲁先生在《管用和先生诗画集小引》一文中写道：青年管用和最初发表美术作品和诗歌时，所署的一个笔名叫“野果”，这使我想到了古希腊女诗人萨福笔下的不屈的野花……  



   


    自然界有许多的植物，没有人栽种，没有人培养。它们出生在某一个地方，就再也无法选择。于是就有了野花野果。在我用过的笔名中，有一个便是以野果命名的。

    野果是我年轻时用过的笔名。先是用它发表了为数不多的漫画，后来也用它发表了少量的诗歌。一次，一位朋友看了我的作品剪报好奇地问我，为什么取这样一个古怪的名字？我苦笑着说，还用问吗？野果嘛，就是成不了正果。朋友说，是自谦的意思吧。我说，不，用一句套话，叫做往事不堪回首。

    年轻时，我特别爱画。1954年从孝感县师范毕业，分配在汉阳县沌口小学教书。万忙之中，挤出睡眠的时间来学习美术创作。当时大概画者甚少，物以稀为贵。尽管我的绘画技艺不高，投稿却进展得很顺利，一投即中。不久我便在几家报纸上发表作品。1956年，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先生来到武汉。武汉美术家协会特地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我这个年方十九的业余作者有幸被邀赴会，实在受宠若惊。会上，中南美专的马三和老师见我年轻，问了我一些情况，极力鼓励我到他们学校深造。可见，当时是十分重视人才的。正好，那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号召在职教师报考高校。春風得意踌躇满志的我，信心百倍地到当地县文教科提出申请，要求报考中南美专。我满以为文教科会全力支持，谁知一位负责此事主管科员易义庭高低不肯。理由是我报考的不是师范，一盆冷水浇在我的头上。为此亊我与他吵了起来，因为上级并未明文规定教师只能报考师范。无论我如何辩解，他就是不答应，盛气凌人，说我不服从组织，文教科的科长张骏在争吵中扬言开除我。初生的牛犊不怕虎，我没有向他们低头，便写信到省文教厅言明我的要求。一位柳野青副厅长及时地给我回了伩。信上说我可以报考美专，叫我到县里再作请示。当时我喜不自胜，心中没设任何防线，毫不犹豫地将柳副厅长的信转寄给了县文教科。这一下子可坏了，触怒了那位科员。传出话来，说我越级告状，目无组织，个人主义到了极点。他到处讲我的坏话，还无端地降了我一级工资，使我一时声名狼藉，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但是我还是不死心，不考美专誓不罢休。一年后，得到我任教学校校长杨善义的同意，还是报考了一所美院。一天，杨校长找到我十分郑重地说：“美院来了通知，你考试合格。不过，我想你是走不成的。要走得文教科同意。我是从科里下来的，知道些情况，某些人把你说得一无是处。我很同情你，所以让你去考考，只想证明你有这方面的能力，以宽慰宽慰你的心。你不必到科里去碰壁，就死了这条心吧。”校长的话完全出于诚意，她怕我再度生事，以后的日子更不好过，我完全理解。录取通知带给我的不是喜悦，而使我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当夜我彻夜未眠，在长江的沙滩上走来走去，也不知反复多少次。现实给了我当头一棒，我太单纯，太幼稚，猝不及防，一个美丽的梦就这样破灭了。我伤心，我流泪，百思不解，为什么平白地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想我一贯为人诚恳勤奋，在校读书，品学兼优，被选为班主席。参加工作，极尽全力，短短时间里，当上主任、代理校长。仅仅为响应中央号召报考高校得罪了一个小小的科员，就惹一身过错，今后该怎么办呢？路在何方？是就此沉沦不求上进，自暴自弃么？反正应付小学的教学，语、算、史、地、体、美、音乐，无一样能够难倒我，要混，我会毫不吃力地混下去。也许，以此求得平安无事。若顺应时潮，逢迎领导，随风而转，可能还求得一官半职。可是，我又如此渴求知识，总觉得不能满足现状，一日不学，于心有愧。上美专的路行不通了，今生今世，此梦难圆。学习美术，是需要一定条件的，进不了专门学校，难成大器。也就是说，即使我是一棵大天才的苖子，得不到正确有利的培养，是很难像果园里的树那样顺利地成长的。今后，我只能野生野长了，只能靠自身的渴求，付出比果园里的树更多的代价，去争取結果。结不了硕果，就結出一点小小的果实吧。这样，虽然遗憾，也无愧于人生。经过痛苦的煎熬，我决意振作自己，根据实情，走漫长而艰苦的自学道路。我将自己的心志，写成一首诗，勉励自己，这首诗的题目就叫《野果》，全文如下：

有一棵野生的小树\显得十分憔悴\孤立在贫瘠的山坡\枝叶就要枯萎\\它遥望青翠的果园\羡慕那儿的葳蕤\怀着一颗热切的心\企望着抚爱和栽培\\这又有什么用呢\命运并不由意愿支配\已经死死地落地生根了\无情的现实将梦想粉碎\\丢掉不切实的奢望\不求从天而降的恩惠\经受住风雨的吹打\绽开顽强的花蕾\\不奢望果实累累\只不把年华白白耗费\即使落得几枚瘦果\到头来也青春无悔      

——这就是我生平写的第一首新诗，文革后曾在《武汉诗坛》发表过，后来收入《管用和诗选集》

    从此，我就一面教书，一面自学，同时，也偷偷摸摸地搞搞业余文艺创作。为逃避嫌疑和伤害，也为激励自己，以“野果”为笔名，断断续续地投稿，时有作品发表。因此，我说这“野果”是一个饱含辛酸苦也有几分甜蜜的名字。还是那句话——不堪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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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之四：我是怎样做起诗来的

    我涉世未深，因为报考美术学院的事，挨了当头一棒。这一棒非同小可。打得我晕头转向，一时觉得自己的前途一片渺茫。失望，灰心，不轻弹的男儿泪，不只一次濡湿过无比伤感的梦。更糟糕的是，自此以后，拿笔作画，便遭白眼，受讽刺，惹闲话。就连与我同时来沌口教书的一位同学，也鄙视我，言语中说我“走白专道路”。一时笔墨在手，欲画不能，真是苦恼万分。日不安神，夜不能寐。深夜，便到长江江滩上吹短笛，拉小提琴，排解胸中郁闷。有时，还忍不住提起笔来，自我倾诉之。（我的神经衰弱症就是从这时候得上的）

            

在写《野果》这首新诗之前，我也胡诌过一些仿古的诗。其实，我并不爱诗，只因为爱画，才涉猎一下旧体诗词。中国画往往要配以诗词的。所以，我想以诗记录一时景象。一来锻练自己对事物的观察能力，二来也为以后作国画做准备。所以就妄自为之。初写诗，不讲平仄，只押韵。（后来在文革中无事可做，才研究了一下诗词格律）偶尔诌来，旨在练习遣词用句。如：

船家

缕缕炊烟散野空，灯光点点照桅篷，

船家夜枕波涛宿，万里江潮入梦中。

秋 江

江渚黄沙出，白帆数点银，

滩空流渐瘦，水远日衔云。

渔村晚

雁阵流霞里，江村夕照中，

罾边悬落日，网上跃金红。

在经受了打击后，无尽的痛苦折磨着自己，欲诉无门，有时就不禁也借诗浇愁，用来抒写自己的心境了：

夜游

无眠长夜梦魂丢，残月江滩伴影游，

欲画不能人疾首，心思黯黯付东流。

弄琴

半轮江月照孤人，心事迷茫夜弄琴。

   流水也知《梦幻曲》，波光云影共昏沉。

寒江

阴云如梦笼寒江，烟水心思两渺茫，

高考遂心偏受阻，一腔热血凝冰霜。

尽管写了一些这样的诗，但从没有想过当诗人作家，既无兴趣，也不敢想。心中所惦记的还是画、画、画……

然而，现实生活是严酷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解放后，我戴着红领巾在阳光下成长，把一切都看得十分美好。这一次的打击，对于一个时常做着画的美梦，指望进美术学院的青年来说，实在是太残忍了——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我的的确确是承受不住啊！画画！画画？“无可奈何花落去”，我一时不知如何医治自己的创伤。

母亲曾经说过，我小时候最好哭。我的舅妈甚至说，我早逝的父亲就是我哭死的。小时候我的确好哭，还特别害怕听到别人的哭声。湾子里谁家的人死了，我见到别人哭时，自己也陪着流眼泪。本来就感情脆弱的我，受打击后就更脆弱了。神经兮兮的，特别敏感，江边刮起一阵秋风，也摇撼我情感的枝叶，做起诗来：

秋风

江上秋云起，汀洲刮冷风，

芦花霜冻紫，枫叶血凝红。

哀作丹青梦，愁听上课钟。

    悲情咽内腑，装笑伴孩童。（注）

正如古诗中所云：“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真可笑，从来就没有想过当诗人当作家的我，居然就这样受情感的役使，在无可奈何时，自我倾诉，做起诗来。



————————

注：以上所写的一些“旧体诗”，至今还存在我的电脑里，未发表过。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我没有发表过旧体诗。因为我自知对旧体诗只是一知半解，兴趣也不大。以前写写，就像写日记那样，记录一下个人经历和一时的感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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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之五：我的文学作品处女作《笛儿吹起》

我在报刊上发表了几次美术作品，有不少人羡慕、赞扬，还被武汉美术家协会邀请参加有关的会议。我以为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耀，也为我们学校和汉阳县争了光。理应得到大家的支持。（那时候，汉阳县还没有人在报刊上发表过美术作品。）谁知事与愿违，适得其反。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环境，是不适于搞业余文艺创作的。我这个不能成为正果的“野果”的命运是铁定了的。今后，我不能把所有的业余时间用在画画上，还得学习其他的知识充实自己。痛苦和忧伤毕竟冷却不了我青春的热情和活力。“白专道路”、“极端个人主义”、“资产阶级图名图利思想”的种种帽子，也没有压夸我强烈求知的欲望。在辛勤工作十多个小时以后的深夜，我仍然自学数学，读小说，还啃那味同嚼蜡的历史、哲学书本。累了，腻了，便踏着冷露月光到长江江滩上吹短笛，拉提琴。为了驱散心中的阴霾，我还唱歌，唱我所喜爱的歌曲《我们的田野》、《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红梅花儿开》……唱得最多的是苏联电影《明朗的夏天》里的插曲：

我亲爱的手风琴你轻轻地唱，

让我们来回忆少年的时光，

春天驾着鹤群的翅膀，

飞到了遥远的地方。

哎！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

我们并不惋惜……

每每此时，我觉得江滩、堤岸、田野、渔村以及月色、柳影很美很美。江流浩荡，沌水潺湲，桅樯林立，渔火点点，夜航船华灯闪烁。富有诗意的境界使我忘掉个人一切苦恼，渐渐地胸中萌发了一种旋律，忍不住随意哼起自己随口胡编的曲儿。哼着，哼着，倒挺满意。就以为用那七个符号颠来倒去拼凑个曲子并非难事，一时心血来潮，想入非非，竟想作曲。于是，买回一本中南音专教授曾理中著的《歌曲作法》学了起来。随即，凭着自己有限的一点音乐知识，堂而皇之的写起了曲子。词呢？用的是从别人谱过曲的词和在别人写的歌词里寻章摘句东拼西凑的。


    初写歌曲，自我感觉良好。抚琴自唱，怡然自得，甚至还将两首歌曲寄给中南音专的曾理中教授，以求指导。但一想到歌词是别人谱曲发表过的，兴味索然。心想，作曲不难，写词又有何难哉。没有新词，自己写吧。说干就干，也不懂什么构思，只确定了一个歌唱农业合作社内容，就凭着自己在江滩吹短笛的心境写下了一首歌词，词名就叫《笛儿吹起》。







词写成后，立即谱曲。哪知谱来谱去，旋律不美，难以表达我吹笛时的心境。正在自己为难之时，收到曾理中教授的回信。他没有对我的习作批评指导，而是说了几句鼓励的话，令我茫然无措。我怀疑曾教授的回函是在敷衍其事，怀疑自己没有作曲的才能，失去了信心。然而，读读我写的词，又觉得有些意思和音乐性。心想，我谱不好曲，兴许别人能够谱好。要是某作曲家能够与我合作一支歌曲唱唱，该是多美的事。主意一定，立即将那题为《笛儿吹起》的词寄给了《长江歌声》编辑部。这本来是近乎游戏之举，词寄出之后，当然很快也就把它忘了，作曲的念头也嘎然而止。又谁知半年过去，竟被作曲家弗克谱曲在1957年4月号的《长江歌声》上发表了呢。这个意外的收获，比第一次发表美术作品时更令我兴奋喜悦。不，确切地说，是令我惊喜惶惑。这一下倒使我认真起来，迫不及待地买回一些新诗诗集和有关的理论书籍用心地学习起来。紧接着又写了第二首歌词《合作社里“怪”事多》。那首词被好几位作曲家谱曲发表，其中还有一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获奖。之后，我两年中又陆续发表了十多首歌词。大概是当时写作歌词的人太少，我写的词几乎全部被作曲家谱曲发表了。有些还是我十分崇敬的大作曲家，如张文纲、王辛、黄准、沙梅。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才对歌词创作产生了兴趣，开始断断续续从事歌词创作。所以，严格地讲，我“有意栽花”的文学处女作应该是《合作社里怪事多》，《笛儿吹起》只不过是“无心插柳”竟发芽的偶然产物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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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之六：篱笆旁的小路
——第一次写爱情诗

我第一次写爱情诗是在十九岁那年，即1956年。那时，文坛上还是容许发表纯爱情诗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四川的《星星》诗歌月刊上登载的几首纯爱情诗遭批判，其作者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之后，写纯爱情诗就成为禁区了。即使发表少许爱情诗，也都是穿插着“英雄模范劳动竞赛”之类的“工农兵的爱情诗”。

我在发表了几首歌词后，就不安分了，也尝试着写爱情的歌词。其时，我其实孑然一身，在沌口那所小学教书，无恋爱史。人说，家有半斗粮，不当孩子王。小学教员最被人瞧不起。因此，当时的《中国青年报》杂志开辟了专栏讨论小学教员的地位问题。从那些发表鼓吹小学教师无比崇高无上光荣的空头文章，就可断定实际生活中其地位的卑微和低下。我呢，除了与人共有的遭际之外，则又增加了一层困扰——报考大学不让去，反被扣上一顶“极端个人主义”的大帽子，弄得人不得安生，十分沮丧。一时处境窘迫，低三下四的分外自卑。凄凉心事，落寞情怀，也就没有勇气去物色情侣了。没恋爱不等于对爱情无动于衷。正值浪漫年华，情窦渐开。不管有多少困惑，有多少艰难，有多少不幸和遗憾，不管心灵上有多少坷坷坎坎，生活中有多少荆棘针刺。而憧憬幸福，渴望美满，寄情淑女，心中仍然充满着一种甜美，一种温婉，一种滋润和欣喜。人的青春就是如此的活跃，如此的微妙，如此的富有热情。潜在的爱，若梦若幻，迷迷茫茫，却又是如此的真真实实。正如法国的卢梭先生所云：“凡是真实的爱，都是充满热情的。其所以那样充满热情，是因为在想象中始终存在着一个真正的或虚幻的完美的对象。”尽管，当时我还未恋爱过，甚至连初恋也不曾体味过，但也穿越了一层朦朦胧胧的感情的薄雾。

    在师范读书的时候，同班有一位寡言少语的沉静美貌的女生H君，给了我良好的印象。虽然，与某些相好的男女不一样，我们很少交言，很少接触。但偶尔目光相遇，就有异常的感觉。有一种亲昵，有一种温婉，有一种隐秘的愉悦。仿佛不用语言，不用动作，一切意念，一切幽思，都在无言的喜乐中发生而共赏共识共享了。后来，因小学缺乏师资，我提前毕业，她留校继续学习。在毕业前，她曾委我作她入团的介绍人。当我踏上工作岗位后，与一位留校团干的通信中，讲述了她的要求。同时也借此由那位团干转给她几次书信，字字公开，无非是说些鼓励的话。我也收到过她的回信。有一封还特别引人心不平静。她在信中说，我们通信引起班上同学的猜测，招致一些风言风语。但无论什么也阻挡不了我们之间的友谊。这位外表腼腆性格显得沉郁内向的同学，竟勇敢地说出了如此坚定的言词，实在出乎意料，一时令我激动不已。但时隔不久，我写信给她，却如石沉大海，真令人难解。不知是出于自卑还是自尊，也许两者兼而有之。此后，就再也无鸿雁传书了。我们之间那种十分脆弱的一线，当然经不起一点风雨。几封极为平常的信说明不了什么。然而，从此以后，自己头脑中却烙印着一个或虚或实的美丽的踪影。这踪影特别地姣好诱人，常常不约而来，萦于胸怀。这就像前苏联作家康·巴乌斯托夫说的那样：幻想中的爱情比现实中所体验的要美得多。正是这种真真幻幻的美，常常令我神往，才会不时被外界的事物触动，才会由篱笆旁的一条小路引发自己特别的想象，情不自禁地写起诗来。

    那是一个风和日朗的春天。我与学区的老师们聚集在蔡家岭小学的一间教室里开会。窗外是一片青葱的麦地，不远处是农家的菜园，竹篱围绕。一条被踩得光光亮亮的小路自篱笆边延伸到教室的窗前。面对窗外琥珀色的小路，我想入非非，顿发奇思：这窗是一位美丽的闺阁女子之窗，窗外本来无路。后来，一个暗怀深情又不敢明言的求爱的憨小伙子不期而至，以执着的爱踩出一条亮闪闪的路来。思来想去，无比兴奋。于是，就以小窗内那位姑娘的语气，写出了一首歌唱爱情的习作：

    在那静静的篱笆旁/ 有我的小小门窗/ 以前从来没有人走过/ 只有野花儿幽香。

    如今有个小伙子/ 天天来到篱笆旁/ 从窗前走来走去/ 不知为哪一桩?

    有时他低头不语/ 有时又轻轻歌唱/ 他踩出一条小路呀/ 小路又光又长。

    一夜里大雪飞扬/ 清晨我打开小窗/ 发现一排排脚迹啊/ 印在窗前的小路上！











后来，这首小诗发表在中国音协武汉分会创办的词刊《长虹》上，被中央音乐学院的张文纲教授谱成了歌曲，再次刊于1958年4月号《长江歌声》杂志上。





在写在作《篱笆旁有条小路》之后，我又写了两首爱情歌词《等呀，等呀》、《长辫子姑娘河边走》。后一首也被作曲家谱曲发表了。赶了个容许发表纯爱情诗的尾声。

当然，这样的爱情诗歌，作者是客观上写别人爱情的。并不像像苏联歌曲《红莓花开》那样直接抒发自己的情感。1957年后，经友人牵线，我结识了一位女友F君。恋爱之中，才切身体验到恋爱不仅仅是美好，还有痛苦。罗曼罗兰说：一颗充满爱的心，是天生要受它所爱的人所折磨的。何况我当时的处境依然不佳，命运之神的大棒无情地打击着我，不遂心的事接踵而至。然而，青春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伟大力量，催发着人的躯体，鼓励着人的意志，激动着人的情感，启迪着人的文思。我为自己的恋情所役使，为美所召唤，写出了20多首我自己的爱情诗，都送给F君了。1959年，我在汉阳一中教书，处境极其恶劣，为了不影响F君的前程，忍痛断然与她分手，那些诗也随她而逝，一首也未留下。1961年，未经人牵线，我恋上了我一生的伴侣。热恋中，我一年写了80多首爱情散文诗，在我所钟爱的人的篱笆旁，踩出了一条情深意笃的爱之小路，径直通向她的心坎。1990年，这些写在学生的练习本上的散文诗被友人发现，于1991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个薄薄的诗集，书名为《恋情初萌》，另加上了几十首20行内的小诗《自然情思》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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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之七：我的第一本诗集《欢乐的农村》
我在歌词创作上，进展得还算顺利。但我并不太顺心。因为文学毕竟不是我的强项，也不是我的所好，自知文学基础较差，老是想着画画。1968年下半年，我有幸被抽调到大办钢铁的前线黄陵矶炼钢铁。白天画壁画，晚上拉风箱，日夜苦干。但心情较为愉快。我在黄陵矶街头村庄的墙壁上画了很多的宣传画，引起了县文教局的吴济平先生和县文化馆的一些人员的注意。（那个原在县文教科不让我考大学的易义庭先生，因本身历史上的政治问题下放到一个乡村小学当校长去了。）我正干得如火如荼，突然接到通知，调我到县里文教局报到，说是让我专门给县文教局办的内部刊物《汉阳文教》画封面。因为受吴济平先生的委托，我曾经给该刊画过一张封面，受到好评。我到县城后，文教局并未及时给我安排工作，而是暂时住在县委会里，给一些部门写画展览。大概是我是一个政治上落后分子的缘故吧，进不了文教局。临时在县委会忙了好一阵子，才将我安排在县文化馆当美术干部。我自是喜不自胜，以为画画的时机到了。我到文化馆报到，还没安顿住处，就通知我到县委“亩产万斤丰产片”的涂家嘴去蹲点，配合作宣传工作。其实，到了那里，也不是要我去画什么画，作什么宣传。每天，只是忙于开会，收集生产情况，了解群众思想情绪，给丰产片办公室里的笔杆子提供一些汇报材料。再就是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但我还是主动在那里画了一些壁画。由于日忙夜也忙，仍然是欲画不能，我大失所望。我也不愿意当一个老是开会收集情况的工作人员，白白地耗费日子。苦闷中，抽点儿睡觉的时间，偷偷摸摸地写起诗来。

本来，我写作歌词的势头很好，还得过奖，可以继续在写作歌词上下一番功夫，为什么又学习写起诗来呢？据一位作曲的朋友吐露，省文化馆和刚筹建的湖北省民间歌舞团想调我去专门写作歌词，但遭到汉阳县有关部门的拒绝。这使我又想到“野果”的命运，一时心灰意冷，对我写作歌词的积极性是个莫大的打击。另一个原因是，当年成立人民公社，农业大跃进，农村出现了许多的新鲜事——开渠道、修水库、建抽水机站、办幼儿园、敬老院……我也为之欣喜激动，跃跃欲试写诗。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画画比较张扬，容易招惹是非。写诗比较隐蔽，偷着干，别人不易发觉。再者，毕竟我还年轻，有一种虚荣心在作怪，认为歌词要依靠作曲家谱曲后才能在公开的报刊上发表，而写诗可以直截了当地以自己的名义在报刊上发表作品，这样就冠冕堂皇一些——真好笑啊。

    初学写诗，不敢向大刊物投稿，只投给省文化馆办的一张小报《湖北文化报》。才发表几首诗，就有一位陌生的中年人来找我，他自我介绍说他是《汉阳报》的记者，名叫张国翰。他说他读到我写的诗了。他也写诗，在《湖北文化报》上发表了一些，还受到好评。于是想出诗集。但数量不够，意欲与我共同出一个诗集。我听了，很是吃惊。我说，出书是作家们的事，像我这样才学写诗的普通人还能出诗集么？国翰曾经在新华社当过记者，见识广。只是因为他的家庭出身不好才下放到汉阳县的。他说，山东有一个名叫苗得雨的农民也出了诗集，咱们怎么不能出呢？在他的鼓动下，我犹豫再三，还是同意了。但当时我只发表了几首诗和十几篇的歌词，自觉浅薄，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两人合编了四十多首诗歌，题材都是写农村当时出现的一些新鲜事。当时，大跃进鼓舞人心，到处打锣敲鼓报喜，我们就将书名题为《欢乐的农村》，寄给了湖北人民出版社。不久，出版社就来信了，说是同意出版。但作品数量太少，要求我们再写一些补充进去。那时，农业大跃进，不分昼夜，我与国翰都十分忙，客观环境不容许我们静心写作。而且，下半年我就被调到县一中当美术老师了。当时的学校以劳动为主，正课也难保证正常授课，副课美术就更谈不上上课了。我基本上成了一个大干苦干的体力劳动者，领导对我抱有成见，环境更加糟糕，根本无法提笔，也就没有补充诗稿。不久，出版社寄来了书稿的清样。出乎意料的是，其中只选了国翰的二首诗和我与他合写的一首诗。其余的都是我的。我忐忑不安地将清样给国翰看了。他说，他不同意出版，要出，将他的作品去掉。我将国翰的意见电话告诉出版社。回答说不行，书的订货单已发给新华书店了。国翰也无可奈何。就这样，一本薄薄的诗集《欢乐的农村》，就于1960年4 月草草出版了。当时，纸张匮乏，诗集是用又黑又粗糙的纸张印成的。仅发行5000册。

    这本诗集的问世，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应该说，它是张国翰策划和促成出版的。没有他的倡议，我根本没有这个非分之想。《欢乐的农村》虽然给我带来一点意外的欢乐，但此时我的处境日益恶化，短暂的欢乐很快就烟消云散，我像个不拿工分的农民，四处奔波劳动，不久，就又被强制到文教农场（又名右派农场）开荒种地。一干好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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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之八：忍痛割爱


——画画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人格受侮辱，两者皆可抛。



                我将匈牙利大诗人裴多菲的名诗改头换面，并非来一点幽默；每当回忆起我在汉阳县一中当教员的岁月，就自觉狼狈不堪。于是，就将名诗改写成了切合本人实际遭遇的文字了。



上世纪90年代，汉阳一中60年校庆，我与作家刘富道先生应邀同去参加庆典。我曾经在该校当过老师，刘富道曾经在该校读书。我想，可能学校会同其他学校的校庆一样，要当年的校友题词画画，就事先准备了一首打油诗。但是，该校并未准备纸笔请校友题词画画。原因可能是该校曾经发生过震惊中外的“汉阳一中反革命事件”，今已平反昭雪，并出版了一本有关的书准备发放。现在校庆，当年挨整挨斗的人和当年整人斗人的人都来了，唯恐发生意外。故那本书也未发放。事后，我向刘富道透露了我的那首诗。诗曰：“当年管用和，教画教唱歌。不画也不唱，成天干农活。锄头手上握，扁担肩上磨。吃的教师饭，盘的泥巴砣。衣衫脏兮兮，像个拾荒哥。恋爱不谈了，害怕有老婆……”我写的都是实话，绝无夸张。

1959年下半年，县文化馆的熊馆长好不容易将我从蹲点的农村要回，给我安排了一个卧室。但不久我又被借调到《汉阳报》作美术编辑。我太高兴了，又给了我画画的机会，我对自己的前途又充满了希望。我日夜苦干，加班加点画题图、尾花、插图。说实话，有这份工作我就特别满意了。但是，好景不长，不久，汉阳一中办起了师范部，我就被调到县一中当美术老师。当时，正是农业大跃进。学校不时停课，学生老师随时随地要参加农业劳动，正课也难保证正常授课，美术副课就更谈不上上课了。我基本上成了一个大干苦干的体力劳动者。领导对我抱有成见，其一，大概还是因为此前考大学得罪了县文教科的事吧；其二，可能是我不识时务，进校不久，就得罪了领导。因为我在被抽调到县里画治山、治水、治土示意图时，他要我为汉阳一中的“车子化”画一套展览的画，我没有服从。如此一来，我的处境更加糟糕了。在校劳动每天必做的事是，菜园浇水、除草、施肥、除虫……我所在的体、音、美教学组，有6人，教体育的5人，两位组长C君、M君，是党的骨干成员，他们经常有要事开会。另外三位女体育教师忙于训练，剩下来管理菜园的事就常常落在我一人头上了。那年暑假，其他老师都去学习备课去了。正好省里要筹备美展，通知我参加。我想借此机会去学习一下。谁知校领导高低不准。并说，你不需要学习，你是思想问题。结果，一个暑期，都由我一人管理菜园。至于校外劳动那就多了，到黄陵区开荒、侏儒区插秧、邓南区收麦、蔡甸掏臭水沟、砖瓦厂搬砖、文教农场（也叫右派农场,我不是右派）开垦……哪里要劳力，那里就少不了管用和。其时，正值全国大饥荒，我每天只能吃到二两半粮食，成天挨饿，加以过度劳累，每天胃疼，两腿浮肿，面黄肌瘦。蓬头垢面，衣衫不整。那里是老师，简直像个劳改犯。

吃苦，饥饿，劳累，我都认命了。最不能让人忍受的是人格上不时受到侮辱。一次开共青团员会，发动团员对我批评。女体育老师W君说，管用和对我说他得了不少稿费。其用意是说我故意在她面前炫耀财富，好像是我对她别有企图——此人本是我的学生，才从中师班上调来当老师的——事实上，是她多次向我打听关于稿费的事，我从来没有对她说实话，总是敷衍地说说没多少钱。在汉阳一中，我是得过几次稿费，但谁也不知道数目。因为自从我的信件常常在办公室被人偷拆后，我就买酒送给门房里张老头喝，嘱咐他凡是我的信件，都不要送到办公室去，由我亲自来拿。因此，管用和得稿费也成为好事的人打探的秘密。又有一次，刚刚从事务处提拔起来的一位领导人，找我个别谈话，他声色俱厉恶狠狠地对我说，你是不安心在一中工作吧，你不要忘记你的过去哟！好像我是有前科的罪人。更令人气愤的是，有一天我在办公室画画，被校领导看见，他鄙夷地对我说，又想投稿搞几个钱啊。在某些正人君子的眼中，搞业余文艺创作就等于捞钱，图名图利，资产阶级思想。美术老师不能画画，真是咄咄怪事，气得我将画撕得粉碎。此时，一位学生团干对我说，我在学校团办公室看到了《长江日报》想调您去的商调函。唉！上头的人，那里了解我的苦况啊，上调，我恨不得上吊——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偏偏屋漏又遭连阴雨，我的肉体和心灵正受着无情的折磨，我那位女朋友冯启云君来信说，她不想在省城读书了，要回来。她原本是一位代课老师，经别人介绍与我交朋友后，我不希望她干教书这行职业，就极力支持她去报考学校。因为代课老师有人身自由，不象我已经落地生根身不由己了。1958年，她考取了省城一所专科学校。读书好好的，为何要回来？回来，无职业，我们还未结婚。就是结了婚我也养不活她。我虽说是堂堂的汉阳县最高学府正儿八经的教员，但月工资只有29元钱。（我原本月工资35元5角，被无理地降了一级工资。上世纪50年代湖北省中学教师的最低工资为48元。）正如高中部的一个学生H 调侃我说的那样——管老师是全中国最不值钱的老师。虽说有点儿稿费，也少得很。我在汉阳一中工作三年，发表了三幅插图，一幅速写，一幅诗配画。除诗配画是自由投稿的外，其余都是经过学校领导批准后给报刊帮忙画的。另外发表过几首短诗。稿费总共不到

                                      


100元。她真的回来怎么办？我人不人鬼不鬼的，如何生存下去？岂不误了她的前程！想到此，不寒而栗。我一狠心，下决心忍痛割爱——画，不画了！恋爱，不谈了！我回信她说，你千万不能回来，至于我们的关系，你愿意继续就保持，不愿意就随你决断。这封无情的信，使她误解了我，她回信将我狠狠讽刺挖苦怒斥了一番。当时政治气候严峻，我不敢回信对她说明我的真实处境。我怀着极其痛楚复杂的心情，将她写给我的一扎信件，像黛玉葬花那样，火葬了。三个年头的交往，说是无情亦有情——就此付之一炬，顷刻之间，灰飞烟灭。

从1956年开始发表美术作品，到1960年发表诗配画，整整5年的美术创作，先后在《湖北教师》、《农村俱乐部》、《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湖北画报》、《漫画》月刊以及《汉阳报》、《孝感报》等报刊上发表过一些作品。给我带来过喜悦和慰藉，但更多的是痛苦和难堪。也罢，就此告别了，一了百了！至于那位怒斥过我无情的冯启云君，她幸亏当年没有回来嫁给我这个倒霉汉子，她在校读毕业后，走上了工作岗位。在我结婚之前，她嫁给了一位军官，婚姻如意，家庭美满。不幸的是，她中年染病丧命，不禁令人扼腕叹息。关于她与我，除了在彼此心上留下一道难以愈合的青春伤痕外，只有一首诗和一首散文诗留在我的诗选集里（都在报刊上发表过）。一首是我送她去读书时的送别诗：



送  别



美丽的一瞬/ 漂走了/ 只留下/ 忧郁的湖荡/

烟波淹没了/ 撕心裂肺的船笛/ 船影/ 也没有留下一点迹象/

岸畔水中/ 一个倒挂着的人/ 像哑默的秃树/ 摇摇晃晃/

抖动的芦花/ 始终/ 扫不落/ 向远视的目光/

却扫落了/ 孤雁/ 驮不起的/ 夕阳……//



另一首是我在路过她生前工作过的岗岭时，引动了酸楚的记忆后写下的：



黄  蝴  蝶



将双翅迭在一起，在草叶上，成为一朵鲜丽的花了。

不，是一本金黄的纪念册！

缀春晨为一片明亮的思念，我在朝霞的灿亮里默然伫立，寻找那不复存在的存在。

是的，寻找那给我以不灭的蓝幽幽的记忆的那一支——那支“勿忘我”呢——

曾经栖息过我金黄的梦的馨香啊！

还能在春的山岗上相逢么？蓝幽幽的花瓣滴着晶莹的泪，托起不尽的春的眷念与幽思。

露气太重，湿了怀念！

金色的翅膀迭成忧郁，洒落在春情萌动的草地上。

——能变成无数黄蝴蝶飞进往昔，送我一个纷飞的金梦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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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之九：欲走没门，留下无奈  

    大年除夕夜，孤身街头行。饥饿实难忍，愤懑更填膺。寒风冷彻骨，心灵冻如冰。
要哭没有泪，欲嚎亦无声……

                         ——在我人生的履历里，留着如此沉重阴晦的一页！





1960年大年除夕的深夜，汉阳县县城蔡甸镇街上，家家关门闭户。饥荒岁月，店铺早已收业，无处觅食。街灯昏暗，夜色沉沉，万籁俱静。唯有一人，忍饥挨饿，在寒风刺骨的街头良久徘徊，那就是倒霉的我。

  我在汉阳县一中教书，很少上课，领导对我鄙视，以劳动惩罚为主要手段，实在度日如年。不久，县里搞“治山、治水、治土”的“三治”规划，要画出一些示意图来。就将我这个有“绘画专长”的人抽调到县委会去画地图。画了一幅又一幅，日夜紧张工作。吃饭就在县委大食堂。那时物资相当匮乏，平时吃饭也很简单。饭定量，菜一餐也只有一样，无非是萝卜白菜之类。偶尔有一点荤腥，就发加餐票。加餐票只发给县委会的在册干部职工，我这个外来的则没有份儿。因此，每逢加餐，我就十分自觉地对打菜的师傅说：我是抽调来的，没加餐票，你随便给一点小菜就可以。工作了数月，到过年了，腊月三十晚吃团年饭，加餐比往常更加丰盛一点，来拿饭菜的人排成了长队。我一直等到他们都走了，才到窗口去。同往常一样对发放饭菜的人说我是临时抽调来的，请他随便给一点小菜。谁知那位年轻的伙夫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恶狠狠地说：那才巧，平时没看见你，到有点好吃的东西就混来了。没有！什么也没有！走！走！他的话使我受到莫大的侮辱，我十分恼怒，二话没说，就回我单位，到食堂去吃饭。又谁知管伙食的人也冷冷地说：哟，都吃完了，没有给你留饭菜。说完他将食堂的门一关就走了，简直把我视作路人。一种无比的愠怒和悲凉涌上心头。说实话，我在一中吃过很多的苦，挨饿是常事，一顿两顿不吃饭也不在乎。有一次，我感冒发烧，两天没有吃饭，也没有人过问。后来退烧了，偷偷上街去买东西吃，身上没有粮票。因为我发烧时，没有及时到食堂去要求停伙，按规定就不给粮票。我只得买了2斤洋姜回来用废纸煮着吃了。谁知吃下去不久，就眩晕起来，呕吐起来。原来这新鲜洋姜有毒，不能这样吃，要用盐腌制了以后才能吃。中了毒也不敢说，因为偷着买东西吃，就是对现实不满，就连“饿”这字也不准说的——那时三天没沾一粒粮食，我也苦熬过来了。但今日如此对待人，却使我感到人与人之间太冷漠无情了，特别使我心灰意冷。除夕晚上，我只身孤影在蔡甸的河街、正街走来走去，像一个流浪儿。家家关门安歇，处处冷冷清清，寒风阵阵，饥肠辘辘。尽管愤懑在胸，百感交集，我还是紧咬牙关，始终没有让男儿泪轻易流出。

我原本是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的，打算多画几幅“三治”地图。但极度的伤感令我改变了主意。大年初一的早上，尽管饿的口吐酸水，我没有到县委会食堂和县一中食堂去用餐，空着肚子，一路轮船、火车，劲直回到了我的故乡孝感老家。在学校里常常受到人格侮辱，在外面也受到人格侮辱，这个汉阳县实在是没法呆下去了，我下决心要离开这里。

我几次申请调回我的故乡工作，还物色了一个在我的故乡工作的蔡甸籍的中学教员对调，但总遭到拒绝。而且文教局对我不安心在汉阳县工作，更加不满，对我越来越是苛刻。1961年，再次将我调回县文化馆。我满腹委屈，极不情愿地又进了那个由一处祠堂改成文化馆的大门。

由于我出版的两本书《欢乐的农村》和《公社儿歌》在县新华书店出售，我偷偷写诗的事也就在汉阳县败露了。调回文化馆的职务就成为文艺创作辅导员了。其实，文化馆的干部虽说是有分工，真的做起事来，要求一专多能。我是写、拉、弹、唱，画画、照相，筹办展览，布置会场，住队蹲点，劳动下乡……样样事情都得做。但既然是文艺创作辅导员，我总得做一点辅导的事。我一时心血来潮，自刻自印自装订了一个的油印小册子，堂而皇之办起了《汉阳文艺》。后来，油印册子改为一张不定期的铅印小报，联络了不少业余作者。文化馆的杨崇礼馆长很高兴，他对我说，小管，我对你说实话，上面有单位要调你去，你肯定是走不了的，县里不会放你走的。你就死了要走的这条心吧。只要把交给你的工作任务完成，个人写作尽管搞，不过，时间一定是业余的。其实，他不说我也知道自己的命运。至于所谓业余，文化馆无节日无假日，就只好是熬夜了。此时的我，已是心力交瘁，不抱任何希望，听天由命了。县里随便哪个部门搞展览，或者要写什么资料，就随时将我抽调出去——管用和会画会写，叫他来搞。有人揶揄我是“能者多劳”，有人笑我是“白板听用”。但也有人支持我业余写作。刚创刊的《武汉晚报》的诗歌编辑江柳先生，鼓励我积极写稿。我很幸运地在《武汉晚报》上发表了几首诗歌，并首次发表了一篇散文《菱角是我粮》和《春雨》、《春风》两章散文诗。但使我没有想到的是，县里竟然有正人君子关注起我的创作来了。放出话来，说什么管用和不写本县的，而去写别处的，胡编乱造。因为我在这篇散文里引用了洪湖革命歌谣。而对散文诗，则说是什么完全是学生腔，小资产阶级情调云云……



更使人想不到的是，文化局竟然有人不怕麻烦，写匿名信到《长江文艺》编辑部告黑状，说我不深入生活，闭门造车。写的放筏根本就不是那门子事。身在汉阳县，不为本县服务，写什么红安、洪湖等等。《长江文艺》好心的诗歌编辑何鸿老师告诫我，千万要谨慎为人，切莫得罪领导机关里的人。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本是一个自卑型的人，从来没招谁惹谁，从来不愿抛头露面，也不会趾高气扬。见了文化局的人，总是点毕恭毕敬。就是见到当年不让我考大学如今已下放到农村小学的那位易义庭君，也是相逢一笑。为什么总有人紧盯着我，与我过不去呢？有朋友告诉我，他是妒忌。嘿！全中国多少有才能的人，他妒忌得完么，好笑，我算老几。既然他们说我写散文诗是小资情调，不用这种形式发表作品也未尝不可。至于写写外地题材，只要内容没问题，怕什么呢。从此，我不再发表散文诗了，但还是继续在写，存放在练习本里。（直到文革后才拿出来发表）

1962年的一天夜晚，武汉的文人在江汉工人文化宫小聚。有人介绍我认识了湖北人民出版社的邱祥凯老师。邱老师对我像老熟人一样，十分关切地对我说，你在我们出版社出过诗集，最近有作品吗？有，就给我。他这么一说，又给了我一点出书希望。我回来后，抓紧时间开夜差，历时一个多月，赶写了40多首诗，题为《鱼米新乡曲》，寄给了邱老师。他很快就回信说可以出版。我窃喜，就急忙自己赶画了封面寄给了他。但时隔不久，他来信要我到出版社去，说是有事商量。原来，该诗集终审没能通过，理由是业余作者不能单独出诗集。邱老师问我，愿不愿意与别的作者合出一集。我问他与谁合出？他说是刘不朽。我虽然没有与刘不朽见过面，但我很喜欢他的诗，当即愉快地答应了。想不到的是，就又写出了问题，等待我的是更大的祸殃。





往事之十：批判管用和的诗歌《绕道》





2006年10月24日的《武汉晚报》上刊登了一则报道——老作家管用和“出道”武汉晚报：诗歌《绕道》一炮走红。该文刊出后，有不知情的读者来电问我，《绕道》是一首怎样的诗，居然能够走红？他们很想了解了解。而知道一些实情的读者和朋友来电说，当年你因写了《绕道》挨了批判，倒霉透了，怎么是走红呢？报道失实，你应写文章到该报澄清一下。

往事如烟，我真不想再提此事。尽管，好多朋友十分关心，常常问及。武汉图书馆还曾经约我去办个诗歌讲座，可以专门谈谈人们感兴趣的《绕道》，被我婉言谢绝了。但不断有文艺界的朋友们劝我还是写写有关的文章，让现在的文学青年们了解一下过去文学青年的写作环境和生存状况。今年，在编我的《文选集》时，思谋当年批《绕道》对我对诗歌界来说，也算是一件不小的事件，我是直接的受害人，也该为《绕道》写一篇文章。于是，就想到了我常对友人们调侃说的那句话：“我难忘的1963 ！”。

的确，1963年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忘的非常之年。第一，我结婚了；第二，诗集《山寨水乡集》出版了；第三，《绕道》挨批了。







《绕道》是如何引起讨论批判的呢？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63年8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诗人刘不朽和我合集的一本诗集《山寨水乡集》。他写的是山寨，我写的是水乡，《绕道》就刊载在该诗集里。全文如下：

区委书记到县里开会 / 额上流满了汗水 / 他把太阳追下西山 / 急步儿，又把月色踏碎 // 跨过银亮的小河 / 向着桃花堤上飞 / 猛一阵蜜语扑耳/ 细微、细微 // “望你好久不来 / 把心儿也等累……”/ 男女相依花影动 / ——啊！分明是约会 // 笑上霜眉，/ 甜上心扉 / 老书记绕道堤下步轻微 / 别惊扰这幸福的时刻 / ——由它甜醉 // 多行点儿路算得什麽 /书记曾踏遍千山万水 / 大渡河、雪山、草地……/ 险山恶水没敢阻拦这双腿 // 铁鞋踏破为了啥 / 别惊扰，由它甜醉 / 书记绕道远去了 / 花更香，月更明媚……//

时隔不久，即1963年10月号的《诗刊》上的“一得诗谈”栏目中，刊载了署名贺兰的短文，对《绕道》提出了批评，说这首诗是“以爱情为题材”的诗，表现了作者对革命对爱情的错误观点。有两位读者不同意他的批评，写了反批评的文章寄到《武汉晚报》。于是，当年11月13日的《武汉晚报》，刊出署名东宏冉、舟雨亭的文章《揭示了崇高的心灵美》，为《绕道》辩护。同时也刊出《绕道》一诗和贺兰的批评文章，开辟“笔谈《绕道》”专栏，展开讨论。直到次年1月8日讨论结束。《武汉晚报》在《关于‘笔谈<绕道>’结束致读者、作者》中说：编辑部共收到了近800篇稿件。参加讨论的不止是文艺界的同志，还有工人、农民、部队指战员、学生、机关干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共发表23篇文章。”讨论开始时，说好说坏正反两面的文章都发表。之后就一边倒地只发表批评批判的文章。1964年 2月号的《诗刊》上，又发表署名黎之的文章《思想感情语言及其他——从<绕道>的讨论谈起》，从思想内容到语言带总结性地对《绕道》进行了批判，认定《绕道》就是一首坏诗。

其实，《绕道》是一首很平常很普通的短诗，内容明白，主题十分明晰。正如一位参加讨论的作者俞伯周所言：（批评者）完全忽视了作品的主题是表现作为主人公的区委书记形象。由此纠缠到“约会”上……作者在这里歌颂的不是约会，而是借此烘托主人公的形象…… 铁鞋踏破为了啥 / 别惊扰，由它甜醉 “这几行诗，在我看来，是表现主人公内心世界的独白。作为一个革命前辈的区委书记，革命就是让人民，让后代生活得更甜蜜。这种思想是崇高的，不容否定的。

然而，在讨论中，有些人并非一般作者，而是有相当资历的文化人和作家、文艺理论家，他们却似乎没有看懂这首诗，偏偏认定作者写的是爱情诗，主题就是宣扬了“革命的目的就是让后代的青年人在爱情中甜醉”，“幸福就是爱情”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一位署名尔东的先生说：作者掉进了“爱情至上”的陷井，做了宣扬“超阶级”的爱情的传声筒……作者丝毫没有在诗中触及他所颂扬的“爱情”的思想内容，而着力于“蜜语”情话的描写，这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革命人民的爱情哪里有一点共同之处呢？毫无相同之处。因此，这样的“爱情”诗最多也只能像诗中所写的那样，仅仅使人感到“甜醉”（实际上是麻醉）……由于作者对革命，对爱情的理解有错误，结果，不但宣扬了一种“超阶级”的爱情，抒发了一通与时代脚步不合拍的情调；而且也没有揭示出“老书记” “崇高的心灵美”，恰恰相反，抹了他一鼻子灰！让我们记住：诗和歌，是“旗帜和炸弹”（马雅科夫斯基语）。它不把读者引向革命斗争，燃烧起人民心中革命的火焰；便有麻醉人们意志的危险。另一位署名江之龙的先生则质问道：试问《绕道》所描写的那种“男女双方的”、“不公开的”“秘密的”约会，对正处在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中的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青年男女具有什么样的典型意义呢？作者所歌颂的那位书记——他把这种约会就看成是幸福，是当年爬雪山、过草地的目的，千万不能惊扰——又难道是对我们前辈革命者的本质的反映吗？而那位黎之先生，不仅认定《绕道》是爱情诗，还由于诗中的爱情没有谈到生产和学习，就武断地说《绕道》诗中的约会“像是才子佳人的约会……这种爱情描写毫无思想内容和今天的农村生活气息”，“只不过是更陈旧，更庸俗”，“只能让今天的青年人误以为人生的最高幸福就是在爱情中沉醉……《绕道》这首短诗，流露了错误的观点和不健康的感情，为什么有那么些人称赞？这表现了有些人也有不健康的思想感情和艺术趣味。”他连欣赏和喜欢这首诗的读者也批判了。




本来是开展讨论，为何变成了批判呢？只因那时正值国内开始“批判修正主义”，左倾思潮泛滥。文艺界时不时批这个，批那个，搞得人人自危。那些否定《绕道》人，其所以如此上纲上线，也是当时政治气候使然。人们唯恐“右”了，似乎越“左”越好，上纲上线上的愈高愈是革命，批的愈狠愈是左派。因此就无视《绕道》一诗的主旨，还强加罗织了诗以外的一些东西，只不过是要达到狠狠批判的目的罢了。那时的批判风，大抵都是如此。发表不同的意见，也只是提供一同挨批的材料，谁还会大胆地无保留地发言呢；纵然是有人无所畏惧地写了文章，那时也不会刊登。因此，讨论就不可能公平公正地进行。

《武汉晚报》上讨论批判《绕道》，事情已过去40多年了。这中间，时不时也有一些朋友常常提到关于《绕道》的事。有的朋友说，坏事变成了好事，当年你得亏《绕道》挨批，才出了名。也有的朋友说，当年你要是不写《绕道》，说不定会出更多的作品，早就调去当专业作家了，怎么会在一个县城挨霉受气混20多年呢。的确，《绕道》是让我出了名。当年，《绕道》挨批时，连一些不关心诗歌的人也关注此事，说好说坏，议论纷纷。前苏联和美国的文学界也报道评说了此事，（苏联《真理报》说“中国”正在发动围攻一个青年诗人。）还有一些国外的学者教授来汉访问时，向有关部门问到了我。不过，出的不是好名，是臭名。不是一炮走红，而是走黑。自那以后，我发表作品就比较难了，因为当时报刊发作品是要政审作者的。那时，我写作歌词、诗歌和说唱文学的势头较好，也的确有好几个上级有关的文艺、文化团体和单位想调我去，给我县发过商调函，有的还来人到地区文化局当面商谈。其中有湖北省歌舞团，省文化馆，省艺术学院，省出版社，长江日报社，武汉歌舞剧院等等。但结果可想而知，在那个一切都讲政治第一的气候下，一个挨过批判的人，没有下放到农场或农村劳动改造，就算是万幸的了，还能得到重用而往上调么。

幸运的是，当时的省文艺界、武汉文艺界、《长江文艺》、《武汉晚报》对我还是十分关心的，没有因《绕道》而歧视我，继续发表我的作品。特别是《长江文艺》，就在我挨批不久，即1964年3 月，发表了我的组诗《麦箫曲》。这组诗引起当时诗歌界的注意，得到好评。（当年8 月号的《诗刊》上，发表了老诗人丁力的评介文章，予以表扬。）给我挽回了一点面子。也就在当年6月号的《长江文艺》上，又发表了周景堂的文章《渔米新乡谱新曲——评管用和的诗歌》，肯定了我几年来的创作成绩，指出“错误”（《绕道》）和不足，为我鼓劲打气。此后，《长江文艺》编辑部为了提高我的写作能力，数次发函到我县调我临时到编辑部边学习边工作数月，只是一次也未能得到我县有关部门的应允。《长江文艺》一位好心的诗歌编辑，为了暗中保护我，怕我的名字在刊物上出现多了，遭人猜忌非议，特地给我取了一个“蔡纯”的笔名发表作品。他还私下找我谈话，告诉我我们县文教局有人写信到编辑部告状，说我没有生活，在家闭门造车，没有放过筏写放筏，不写我县的事而去写红安县洪湖县等等。他说写这信的人可能不怀好意，但是自己也要戒骄戒躁，谨慎为人，千万莫得罪领导机关里的人。后来，编辑部还请老诗人徐迟给我谈话，鼓励我好好创作。又极力推荐我参加1965年的全国青年业余创作积极分子大会。说实话，没有一些刊物和好心人的支持和帮助，在《绕道》挨批后，我的写作肯定是要夭折的。因为我本来就一向自卑，挨批后，好像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十分沮丧，情绪低落，思想动摇。常常寻思：自己还有其他长处——吹拉弹唱，画画照像——应付文化馆的工作还不是一个弱者，何苦要搞这十分危险的写作呢。全国好多在写作上比我强的人，在遭批后就搁笔了啊。更有甚者，还有人被开除，坐牢，以致丢掉了生命，搞写作实在是太可怕了！

说到我在县里的生活处境，那就甭提了。当时的情景就是这样：一方面上头的文艺部门和文艺刊物关心我，想为我尽量提供写作条件。而下面管辖部门中的某些人，总认为搞业余创作是不务正业，图名图利，思想复杂落后。因此，无论哪个文艺团体请我参加笔会、学习班之类的活动，或为我请创作假，一概遭到拒绝。我又是挨过批判的人，是被认为思想有问题的人，是有名的落后分子，当然是贱民，低人一等，生存境况的窘迫可想而知。那时，妻子下放好长时间没有工作，孩子出生上不了户口，没有粮食供应，就连按政府政策给我的粮食补贴也被克扣了……想起来的确令人寒心。而文化馆的本职工作我也作得很少，县里哪一个部门要写写画画，通过宣传部一个口头通知，我就得无条件听从安排，听任使唤。不是劳动，就是运动；不是下乡住队蹲点搞中心工作，调查写材料，就是到水利工地、防汛前沿边劳动边作宣传。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每个单位的人都在机关忙着搞革命运动，我还被抽调到乡下住队数月。一年到头，抛妻别子，无论是三伏酷暑还是数九寒冬，在外面疲于奔命。无假期，无星期，无年无节。写点儿东西，白天不能干，只好熬夜。藏藏掖掖，躲躲闪闪，像作贼一样。生活极无规律，工作节奏过于紧张，长期失眠，长期营养不良，弄的人心身疲惫，积劳成疾，未老先衰，以致后来47岁就被严重的高血压病冠心病击倒，一蹶不振。这其中的酸甜苦辣，恐怕只有与我同代的业余作者才能体味得到啊！因此，每当人们提及《绕道》，我就想起自己的遭际，想起文革前文革中不少文人挨整受罪的情景，想起“文字狱”，就不寒而栗，心存余悸。

文革后，诗人高伐林、江柳和涂怀章教授，分别在《长江日报》和《芳草》杂志上发表文章，重评了《绕道》，为其正名。不少当年为我忿忿不平的朋友为我庆幸。当年《武汉晚报》提议公开讨论《绕道》的周代先生，数次向我道歉，说他一时的“轻举妄动”给我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令我十分感动。说实话，我从来也不知道开始发起讨论的是哪个人，一直认为那次讨论是当时的政治气候所造成的，并非某某组织者和参与批判的作者故意要与我过不去。何况《武汉晚报》和周代先生对我学习写作是有很大帮助的。通过那次讨论，我还有幸结识了一些在当时十分关心我的文艺界的友人和非文艺界的友人。他们在我陷入困境的时刻，同情我，安慰我，支持我，鼓励我，一片诚心令我至今难忘。更有幸的是，文革后，我被调到武汉文联当了四年地道的专业作家，专心专意无所顾忌地写了一阵子诗歌，出版了几册诗集。回想起来，《绕道》虽然经历了劫难，也使得本来不起眼的有缺陷的一首诗，成为人们一时关注的焦点。因此，我想《武汉晚报》刊出“管用和《绕道》一炮走红”的报道，也许是记者故意为之，为该报出版发行10000期纪念，搞点儿耸人听闻的消息，引人注目而已。也用不着写文章到该报予以澄清。


           
   《长江文艺》和中国作家协会武汉作家分会数次致信汉阳县有关部门，想给我一点写作和学习的机会，但总是遭到拒绝。我在汉阳县工作20多年，身为文艺创作辅导干部，但一天的创作假也没有给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