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文学和非虚伪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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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文学和非虚伪写作

来源:文艺报   作者:许珊珊  


　　2010年，《人民文学》杂志社启动了一项名为“行动者”的“非虚构写作计划”，呼吁作家摆脱书斋想象，离开二手经验，走向民间世界和生活现场，走向“吾土吾民”。为此，杂志专门开设了“非虚构”专栏。一年来，已经刊发十几部可以列入“非虚构”范畴的作品，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参与。青年学者梁鸿，回到家乡河南梁庄进行“田野调查”，写出了长篇非虚构作品《梁庄》；慕容雪村在传销团伙中卧底23天，写出了《中国，少了一味药》；深圳打工者萧相风，根据自己长期的打工生活经验，写出了《词典：南方工业生活》……这些非虚构文本，借助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田野考察”的方法，力图通过客观叙述，打碎先入为主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呈现生活现场一度被遮掩的秘密和真相。

　　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小说家杜鲁门·卡波特，就提出了“非虚构小说”这一概念。这种以小说的形式、新闻报道式的客观视角，反映社会事件的小说类型，在美国迅速发展，甚至动摇了由霍桑、麦尔维尔奠基的，由马克·吐温、德莱塞、海明威、菲茨杰拉尔德、福克纳构筑的美国传统小说的根基。美国“非虚构小说”潮中出现了许多值得注意的作品，包括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试验》、诺曼·梅勒的《夜幕下的大军》等，甚至影响了整个世界。

　　我们今天所关注的“非虚构文学”，不是指那种曾经十分流行的报告、纪实文学和回忆录。“非虚构写作计划”所展示的作品，一开始就自觉地警惕三种写作传统的陷阱：传统文学的纯粹“虚构”式写作，以“事件”为中心的新闻式写作，传统的“报告文学”写作。此前，陈桂棣 、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廉思的《蚁族》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它们和《人民文学》上刊载的“非虚构文学”一起，用朴实无华的叙事风格，提示了一种文学的崭新话语立场和书写方式。这种话语立场和书写方式便是，站在权力天平的哪一端，如何书写所谓的“真实”？

　　真实是什么？西方小说从理查逊、菲尔丁、司哥特到巴尔扎克，一直遵循着一个再现现实的传统，每一个时期的重大事件、历史变迁、风物人情都能在小说中找到印证。即便是巴尔扎克之后的法国新小说，或者现代派文学、美国黑色幽默，都展现了小说家凭借感觉本身去建构现实世界真实属性的企图。而与此相比，我们的“现实主义”写作一直营养不良，其中充塞着过多的教化和劝谕的道德企图。尤其在有一段时期的文学中，现实主义更是成为一种带着道德优势的判断，一种浸染意识形态色彩的强权，被简单化、空洞化、抽象化的口号。作家不再听命于自身独特而充满个性的情感想象，而是根据形势进行政治涂抹。而“书写现实”、“靠近现实”也在特定的年代里成为荒诞无知的帮凶。尤其是“文革”时期，样板戏成为政治乌托邦的想象，小说在意识形态的粗暴声音下成为“高大全”人物的生产线，那些所谓采风至民间的诗歌更是赤裸裸的“革命儿歌”。

　　如今看来，这种写作从未真正抵达过现实和真实，而恰恰是对现实肆意篡改的极好例证。正因为对以往“真实”的不信任，《人民文学》上刊载的非虚构文学才力图展现自己眼中的真实：庞大社会机器中无所适从的焦虑感(萧湘风《词典：南方工业生活》)、缄默的精神创口(慕容雪村《中国，少了一味药》)、信仰危机(王族《长眉驼》)、小人物荒诞不经的梦(刘亮程《飞机配件门市部》)……

　　在以上提及的非虚构作品中，长篇非虚构文学《中国在梁庄》(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11月)是其中的代表之作。青年学者梁鸿回到家乡河南梁庄进行田野调查，用口述实录的方式记述了河南穰县梁庄近30年来的变迁，呈现了梁庄这个中国乡村的标本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坚守土地农民的贫瘠，留守儿童爱的缺失，农民养老、教育、医疗体制的不健全，农村自然环境的破坏，进城农民工无法消弭的异乡感等等。通过普通梁庄人的个体存在体验和生命情感状态传达出了整个乡村的内在生存景象。

　　乡土中国是无数作家驰骋想象力的舞台，这些描写乡土的小说曾拥有一整套与农业文明相关的修辞系统，山川、大地、河流、田园、村落等都有特定的文化观照角度，乡土宛若一首素朴的抒情诗。而后，当乡村抬起老迈沉重的脚试图跨入现代化的门槛时，我们过多地关注着一种文明向另一种文明的转型， 关注着一种新生文化的生长，但却忽略了所谓“现代化”和“转型”这些冰冷术语背后真实而鲜活的个体。他们经历的裂变的痛苦和巨大的精神失落，他们被漠视的尊严和无根的情感。而这些被时代高速旋转的风火轮甩出轨道的群体，才恰恰是另一种值得被书写和关注的“真实”。

　　这种 “真实”不但是写作的基本要求，也是写作者基本的伦理标尺。它要求作家应该尽力展现真实经验的残酷性，为被主流话语和中心遮蔽了的“那时那地那人”代言。《中国在梁庄》即是如此：因为对以往“虚构现实”文学的不信任，所以试图展现另一种真实在现场的力量；因为对中心赞颂话语的不信任，所以试图展现另一种呐喊与绝望的力量。作者不去假代当事人，掩盖他们的屈辱经历和残酷经验，虚构他们的幸福生活，而是用实录的形式真正展现出中国农民的困惑、挣扎与矛盾。

　　虽然非虚构作品强调真实，但是《中国在梁庄》明显区别于新闻报道的实录体，作者在叙事中运用了许多文学技巧。如用第一人称亲历的口吻组织材料，作者并不在叙事中退隐，而是真切地活在她描述的世界中，以一种还乡人的身份评说，展现了一种导源于生命内在冲动的叙述激情。小说中还经常出现离乡前的“我”的想法，让“经验”的自我和“叙述”的自我造成回忆与现实间巨大的张力。这些文学性手法的介入让《中国在梁庄》不仅仅是一堆纪实材料，更是一部乡村人的生存情感寓言。

　　《中国在梁庄》，为我们解读非虚构文学提供了典型文本。本雅明曾在《讲故事的人》中指出了经验的贬值性，从远方归来的讲故事的人越来越少。《中国在梁庄》的意义在于，试图重新讲故事，让日常经验的丰富性成为故事的原材料，在其上搭建文本的认识性和道德严肃性。为了展现对过去常规的拒绝，作者去寻找新的形式、新的语言、新的体验来表达他们所处时代的困境。以《中国在梁庄》为代表的非虚构写作标志着作家从实验小说的自我纠结中走出来，从充满自恋的、复制中产阶级趣味的文字中走出来，回到伟大平庸的尘世，用对民生疾苦的抚摸，对非中心的关注，对陌生经验的讲述，对常识的打破等方式，去表达一种文学本应具备的风骨。

　　因此，所谓的“非虚构”其实更应该是非虚伪，告别虚伪的形式，为弱势群体代言，这才是我们应该延续和提倡的健康写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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