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宝元教授的成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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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姚鹏慈
2005-07-05

　　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浙江大学中文系倪宝元教授的成语研究和他的修辞研究一样，硕果累累，成绩斐然，早为世人所瞩目，蜚声海内外。有的报纸，有的期刊，有的工具书还把“中国成语之王”的桂冠加封给倪宝元教授，他是当之无愧的。我们，作为他的弟子，也深感荣幸。倪宝元教授的成语研究，论述之多，探究之深，范围之广，都在全国遥遥领先。在当今语言学界研究成语的一百多位学者中，他不愧是位名列榜首的佼佼者。总之，倪宝元教授的成语研究可以用“多”、“深”、“广”这三个字来加以概括。

　　　　　　　　　　　　　　一、多

　　倪宝元教授的成语研究，巨著煌煌，著述等身。
　　他自1957年起，就开始搜集和积累成语方面的资料，历时40余年，制作语料卡片10余万张。在他出版的20多部书稿中，关于成语的著作就有9部：
　　《成语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计26万字；
　　《成语例示》，北京出版社，1984年，计78万字；
　　《成语辨析续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计36万字；
　　《成语九章》（与笔者合作），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计35万字；
　　《汉语成语九用词典）（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计150万字；
　　《成语范例大词典》（主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计265万字；
　　《汉语成语辨析词典》（与笔者合作），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年，计108万字；
　　《实用现代汉语通典·成语》，北京出版社，1999年，计12万字；
　　《最新汉语成语词典》（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计60万字。
　　这些专书、词典问世后，在语言学界引起较大反响，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仅《成语辨析》一年内就印行了3次，发行量达一百多万册。《成语辨析》、《成语例示》先后荣获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成语辨析续编》荣获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在撰写专著的同时，倪宝元教授从1960年始，先后在《中国语文》、《语文建设》、《语言教学与研究》、《语文研究》等我国语言学／汉语类核心期刊，南京大学、杭州大学等学报，以及《汉语学习》、《中学语文教学》、《语文月刊》等杂志上发表成语方面的论文13篇。倪宝元教授的这些论著，也都是篇篇有创见，屡屡建新说。据笔者统计，倪宝元教授研究成语的论述，总字数累计达820余万字（含合作的文章和主编的工具书），这在我国的成语研究者中是首屈一指的，无人能望其项背。
　　在此谈谈倪宝元教授编纂的几部大型的成语辞书。目前全国出版的成语词典林林总总，不下近百种，不过内容大同小异，有特色的不多。而倪宝元教授的几部成语词典却各有特色，别具一格。譬如《汉语成语九用词典》共收录常用成语4000余条，每条除有拼音、释义外，还包括或式、用例、功能、结构、近义、反义、色彩、用法和探源等，它的最大特色是解释完备，功能齐全。《成语范例大词典》共收录成语4883条，它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例证丰富，每个成语至少有5个现代汉语的规范用例，弥补了绝大多数成语辞书此类例证不足的缺憾；二是源流分明，古代汉语的例证按时间先后排列，它的演变轨迹一目了然。《汉语成语辨析词典》则是一部从共时角度考察现代汉语常用成语使用状况的力作，全书按“语素变换型”、“语素异序型”、“综合型”三大块编排，它从意义、结构、功能、用法、色彩等方面对2275组，计3947条成语进行辨析；主要特点是：内容新颖、重点突出，体例独特、心裁别出，语料丰赡、辨析透辟；目的在帮助读者正确地掌握和运用成语，促进成语的规范化。
　　众所周知，编撰成语词典必须利用成语研究的全部成果，编纂者还应当有针对性地开展成语的研究工作，这是编好成语词典的重要保证。正因为倪宝元教授是位著名的成语研究专家，才确保了这几部成语词典的学术性、科学性和实用性，使它们成为成语词典园地中的一朵又一朵奇葩。

　　　　　　　　　　　　　二、深

　　倪宝元教授的成语研究，深刻透彻，鞭辟入里。
　　倪宝元教授开辟了成语辨析的新领域，填补了成语研究的一个空白。《成语辨析》及其“续编”，共辨析容易用混、用错的成语379组，计802条。书中放在一组里加以辨析的成语群，主要有以下五种情况：一是意义相近，需要辨清的，如“手无寸铁／赤手空拳”、“狗仗人势／狐假虎威”等；二是形体相似，容易混淆的，大多数为“一字之差”成语，如“耸人听闻／骇人听闻”、“大有作为／大有可为”等；三是语素相同，次序不同，意义有差别的，即为“同素异序”成语，如“忠心耿耿／耿耿忠心”、“铺天盖地／铺地盖天”等；四是同出一源，但意义或用法有差别的，即为“同源成语”，如“前车之鉴／前车可鉴”、“弦外之音／弦外有音”等；五是有意义上的交叉关系的，如“千方百计／想方设法”、“专心致志／一心一意”等。
　　在此不妨举《成语辨析》中的“中流砥柱／砥柱中流”、“续编”中的“捷足先登／捷足先得”两组为例来说说。
　　作者对“中流砥柱／砥柱中流”这组成语的辨析，最后这样作总结（节录，下同）：
　　从以上用例的比较可以看出，这两个成语虽然同出一源而且结构成分相同，但有区别：（1）“中流砥柱”是偏正式，意思是“中流之砥柱”；“砥柱中流”是主谓式，意思是“砥柱立中流”。“中流砥柱”多比喻在动荡艰难的环境中起着支柱作用的人或集体；“砥柱中流”多比喻人或集体在动荡艰苦的环境中起着支柱作用。（2）“中流砥柱”在句子中经常作为喻体，跟比喻词配合，共同构成比喻格。“砥柱中流”一般用作谓语。如果要说是比喻的话，那么“砥柱中流”属借喻。
作者对“捷足先登／捷足先得”这组成语的辨析，最后这样作总结：
　　从以上用例的比较可以看出，这两个成语虽然结构相同、形体相似，而且都有“行动敏捷，先达到目的”的意思，但有区别。区别就在“登”和“得”的不同上。“先登”是“先登上去”，“先走到上面”，所以“捷足先登”多适用于可以跟“登”照应的事物（如“汽车”、“制高点”、“高峰”）；“先得”是“先到手”，多适用于可以跟“得”照应的事物（如“书”、“红旗”、“东西”）。有些既可以“登”，又可以“得”的事物，则用“捷足先登”或者“捷足先得”都可以。
　　可见，作者对成语的辨析是细致人微的。他从语义、语法、修辞、逻辑等多种角度，来指出各组成语的异同，而且引用的例句绝大部分都选自现当代文学作品，颇具权威性。每组一般都要引用10条以上例证，并且将辨析结果和例句紧密地联系起来，做到言必有据，很有说服力。
　　这两部专著辨析时所涉及到的“一字之差”成语（如“生机勃勃／生气勃勃”、“难分难解／难分难舍”等）、“同素异序”成语（如“大名鼎鼎／鼎鼎大名”、“天翻地覆／翻天覆地”等）、同源成语（如“瓮中捉鳖／瓮中之鳖”、“老马识途／识途老马”等），一般成语词典和论著常常误把它们看做是同一个成语的不同书面形式。譬如“中流砥柱／砥柱中流”、“捷足先登／捷足先得”，在三部水平颇高、影响甚广的大型成语辞书——《汉语成语大词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华成语大辞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中国成语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中，也都无一例外地把它们二者当做是同一个成语的不同书面形式的。而倪宝元教授在上述这两部专著中，通过实例，详加辨析，说明了它们二者都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不同的成语。
　　而《汉语成语辨析词典》在《成语辨析》及其“续编”的基础上，又扩大了辨析的对象和范围，即包括了等义成语的规范问题。它的重点之一就是对等义成语（即同一个成语的多种写法）的辨析，目的在促使其早日定型。这方面的工作，前人还没有这样逐条深入地探讨过。如将“随心所欲／从心所欲”、“天从人愿／天遂人愿”、“妇姑勃谿／姑妇勃谿”、“扑朔迷离／迷离扑朔”、“家徒四壁／家徒壁立”中的前者作为“定式”（即常用的规范形式）加以提倡，而后者作为“或式”（即非常用的规范形式），这对成语的规范化大有裨益。对于一时由于社会使用频度都高而难以抉择的则都看做是常用的规范形式，如“两厢情愿／两相情愿”、“风餐露宿／露宿风餐”，让语言社会最后加以取舍，这也是尊重客观的科学态度。这方面的辨析，对促进成语的规范化具有重要的语料价值和指导意义。
　　倪宝元教授创立了以“例”“示”形式研究成语的新体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成语例示》这部著作，以“例”和“示”的形式，创造了一种新的体制，使它既具有学术专著的性质，又兼有工具书的特点。正如我国语言学界老前辈姜亮夫先生在为该著所作的“序”中所言：“这部书是应用全部汉语语言学规律，自立体制，有断制，有层次，自成一家言的好书，不是零杂断烂的一堆资料。国内近年也有好似专著的释词义的书，似也有体制，究其实，不过是资料卡片的钞辑，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记注之学，与倪君此书不能相比。这是一部升作者之堂的著作。”
　　这部专书对1003条常用成语逐个进行“例释”和“提示”。“例释”包括“释义”“例证”“句法功能”三端。释义准确，例证丰富，每个成语至少有5个用例，绝大多数采自名家、名作。句法功能指成语在例句中充当何种句法成分。“提示”包括7个方面，即成语的结构类型、正音和正形、褒贬色彩、近义成语和反义成语、语素的解释和比较、用法上的特点、参见古书用例。
　　笔者认为，这部著作至少具有以下几个独到之处：第一，该书将成语的结构类型分为7种，例释中又指明成语在例句中所充当的句法成分。这样，读者可通过对成语结构的理解，再结合例证句法功能的分析，就将成语的结构与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突出了成语的功能作用。这正是同类成语著作所缺失或者所忽略的，作者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开拓了成语的结构与功能辩证统一的新思路。第二，作者运用语义学理论，将一些成语的近义成语和反义成语在提示中逐一列出，使之聚合成群，有助于读者通过类聚在一起的近义成语、反义成语的比较，更准确、鲜明、生动地掌握和运用成语。第三，通过“语素的解释和比较”（如“忍辱负重”条在提示中指出：“忍辱负重”的“负”=“身负重任”的“负〔担负〕；≠“如释重负”的“负”〔担子〕；≠ “负荆请罪”的“负”〔背着〕；≠“负隅顽抗”、“负险固守”的“负”〔仗恃〕；≠“未卜胜负”的“负”〔失败〕；≠“负负得正”的“负”〔负数〕）和“用法特点的说明”（如“善罢甘休”条提示，多用于否定句或反诘句中；“洗耳恭听”条提示，现在多用于讽刺或诙谐说法）等，对读者“自为学习、自为钻研”来说，也是大有帮助的。总而言之，《成语例示》将语义、语法、语用三个平面以及语源的探索融为一体，以“例”和“示”的形式统一起来，探赜索隐，独辟蹊径，可以说是著作者的一种创新，对成语的学习和研究来说，既具有实用价值，又具有理论意义。

　　　　　　　　　　　　　　　　三、广

　　倪宝元教授的成语研究，范围广泛，视野开阔。
　　笔者认为，倪宝元教授的成语研究，从理论到实践，从常用到活用，从现实到古代，从中国到外国，他几乎都涉猎到了。本文前面所提及的倪宝元教授的论著，大多都是专题性的，至于专著《成语九章》则是概论性的。这部著作分成语的本质、成语的来源、成语的发展、成语的结构、成语的意义、成语的辨析、成语的学习、成语的运用和成语的规范等九章。全书体例有独创性，在同类著作中颇具特色，是部从多种角度对成语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理论性著作。全书例证丰繁，博涉古今；条分缕析，细入毫芒。作者在撰写时兼顾了提高和普及，使之既有学术意义，又有实用价值。总之，《成语九章》是作者对其长期所从事的成语研究，特别是对成语的语素、结构、运用方面的研究所作的一个总结，并且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例如关于中外成语的比较，关于同源成语的论述，关于同音成语和同形成语的阐述，关于大陆与港台成语运用情况的研讨，关于成语的结构与功能关系的剖析等等，都不乏独到的见解。我们认为，这部著作已经成为广大语言文字工作者学习、研究汉语成语时所不可或缺的理论指导书。此外，在《成语九章》中有“名家在促进成语规范化”一节，在修辞学著作《名家锤炼词语》（与章一鸣合作，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计30万字）中有“成语的锤炼”一节，在荣获首届陈望道修辞学奖的修辞巨著《汉语修辞新篇章》（商务印书馆，1992年，计48万字）中有“成语的调整”一节。在这些章节里，作者把名家改笔研究扩展到成语的研究领域，对开阔成语研究的视野不无意义。
　　作为修辞学家的倪宝元教授首选了成语活用的新课题，揭示了成语修辞用法的内部规律。倪宝元教授发表的成语研究方面的单篇论文，其中杰出的成果，首先是对成语活用的深入探究。诚然，成语是一种定型词组，它的结构和组成成分（语素）都是比较固定的，整个结构不能任意变动，各个组成成分也不能任意调换。但是，有时由于表达的需要，人们也灵活而巧妙地运用成语。成语的种种临时的变通用法，就是成语的活用。早在60年代伊始，倪宝元先生就已经关注成语活用这种语言现象了。发表于《中国语文》1960年11期的《成语的套用现象》一文，就是佐证，他开语言学界的研究成语活用之先河。
　　到了80年代，倪宝元教授对成语活用的研究更深入、更广泛了。《成语活用》（载《中学语文教学》1980年11期）一文，对成语常见的活用形式作了宏观性的概述。他指出最常见的成语活用有扩展、节缩、套用、语素易位、借用五种情况。此后，倪宝元教授对各种活用现象又进行了微观性的深入研究，代表作有：《从结构上看成语的扩展用法》（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7年1期）、《从表达上看成语的扩展用法》（载《语文研究》1987年2期）、《语素易位》（载《南京大学学报》1988年3期）、《成语的套用》（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9年1期）等。正因为倪宝元教授又是一位著名的修辞学家，所以对成语活用这种特殊的修辞现象的研究，能取得如此卓越的成绩。
　　成语的种种活用在广告语言中也显示出它的魅力和威力，已为世人所关注。对成语活用有专门研究的倪宝元教授，自然不会不注意到。有一次，他告诉我：“成语在广告中的地位和作用很值得重视，我已搜集了一千多条实例，打算作一番研究。”他还如数家珍地把卡片一张一张地翻给我看，“你看，多么精彩：神机妙算、灵机一动，‘码’到成功（电脑）、乐在‘骑’中、‘骑’乐无穷（摩托车）、一‘写’钟情（钢笔）、默默无‘蚊’（灭蚊器）、‘闲’妻良母（洗衣机）、百‘衣’百顺（电熨斗）、口蜜腹‘健’（营养液）、随心所‘浴’（洗浴器）、‘饲’半功倍（饲料）、以‘帽’取人（帽子公司）、‘读’领风骚（书店）、聪明不必绝顶（生发剂）、‘剪’多识广，‘报’罗万象（《中国剪报》）、古井贡酒，‘饮’以为荣……。”倪宝元教授准备对广告语中的成语运用再作一番研究，这不是成语研究进一步的深入和扩大吗？
　　除了研究成语活用外，倪宝元教授撰写的单篇论文还涉及到其他各个领域，同样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例如，有侧重于成语语义方面的，如《要理解成语语素的意义》（载《汉语学习》1983年1期）、《“一字之差”成语琐议》（与笔者合作，载《杭州大学学报》1994年2期）；有侧重于成语结构与功能方面的，如《“同素异序”成语辨》（同前，载《杭州大学学报》1996年3期）；有侧重于成语规范化方面的，如《“兵荒马乱”和“兵慌马乱”都是正确的》（载《语文月刊》1984年5期）、《注意成语的正确写法和用法》（载《语文建设》1988年4期）、《等义成语四题》（与笔者合作，载《中国语文》1995年1期）；等等。其中《等义成语四题》一文，在详尽阐述等义成语（即多形成语）的界说、范围、类型的基础上，指出等义成语规范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而就等义成语规范化问题确立了三条原则、两个层次，同时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初步设想；最后以名家规范等义成语的实例为证，说明等义成语的规范化已势在必行。这篇文章是迄今为止讨论等义成语规范问题较为全面、深入的一篇论文，有分析，有例证，数据确凿，论述严谨，必将对成语的规范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按照倪宝元教授的说法，要真正理解成语，必须对其构成成分要有所了解，比如说不了解“暴殄”就不可能了解“暴殄天物”，不了解“勃谿”就不可能了解“妇姑勃谿”，不了解“补苴”就不可能了解“补苴罅漏”。汉语成语中有不少就是由“难词”构成的。为了帮助读者掌握难词，切实理解成语，倪宝元教授就从成语出发，主编了《现代汉语难词词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计168万字）。笔者翻阅这部难词词典，见到大多数难词就是成语的构成成分。你看，“跋扈”（飞扬跋扈）、“彪炳”（彪炳史册）、“不爽”（不爽累黍）、“不渝”（坚贞不渝）、“冁然”（冁然一笑）、“绸缪”（未雨绸缪）、“黜陟”（黜陟幽明）、“踔厉”（踔厉风发）、“蹀躞”（蹀躞不下）……都是构成成语的难词，解释了这些难词，实际上也就是解释了成语。这部难词词典共收词条3297个，其中就有近千个难词是成语的构成成分。这部难词词典的编就，不也是成语研究进一步的深入和扩大吗？
　　综前所述，倪宝元教授自50年代中期开始，就在汉语成语研究这块园地上辛勤耕耘，至今已经40余年了。他刻苦钻研，一丝不苟，务实创新，硕果累累。倪宝元教授的成语研究，论述之多，探究之深，范围之广，在当今语言学界是别树一帜，独占鳌头。他那严谨勤奋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他那从广搜博求丰富多彩的语料中归纳语言规律的研究方法，都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我们期待着倪宝元教授在成语研究领域奉献出更多、更好的丰硕成果，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笔者说明：
　　原文载于邵敬敏主编的《继承与创新——王维贤、倪宝元教授教学科研50年纪念文集》，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

笔者补记：
　　在拙文发表后，倪宝元教授又有如下成语方面的论著出版：《修辞手法与广告语言·上编第十章成语》，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计1.7万字；《汉语成语实用词典》（主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计142万字；《成语辨析（正续合编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计58.5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