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我做的一切都是自己感兴趣的

教师之友网

郑也夫：我做的一切都是自己感兴趣的



陈洁(中华读书报记者)采写


郑也夫
　　1950年生于北京，1968－1977年作为知青下到北大荒，1978年考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年获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哲学硕士
。
　　1986年获得美国丹佛大学社会学系硕士。先后供职于北京社科院、中国社科院和人大，现为北大社会学系教授、博导。
主要著述
　　自费出版、自办发行的杂文集《走出囚徒困境》、付出了很多代价的《代价论》、辗转几十家出版社后自办发行的《信任论》、至今没有出版的《中国知识分子》等。

　　采访手记：办公室老旧空荡得超出我想象，抽屉门板耷拉着，桌面是翻边的，落地扇看起来经历过上山下乡，一柜子的奖章落满灰尘。郑也夫安然坐在这群破落的物什中间，激昂地指导博士生论文，声音洪亮得楼梯口都能听见。

　　轮到我采访时，他几乎“气息奄奄”了。他解释说，要省点体力，一会儿是三小时的课，晚上还有座谈。我担心录音效果受影响，赶紧把采访机往他跟前推近。其实多此一举，他很快又昂扬起来。这时我发现，他脸上的光芒超过了蒙尘的各色奖杯。

　　据说郑也夫被比作学术圈的王朔。他还自虐、好斗、执拗、重规则、大开大合、有精神洁癖。因为点名批评学部委员而当选魅力人物，因为频频跳槽而令人侧目，因为离经叛道且口无遮挡而被爱、被恨、被怕、被厌。郑也夫到底是什么人？

我本质上是一个非常关心政治的人
　　我的人生道路和选择跟家庭没什么关系。我家5个孩子，父母都是低层的文化人，小学教师、编辑什么的。
　　我本质上是一个非常关心政治的人，积极投身运动。从青少年时期很早就是这样了。文革中很活跃的，整天到清华大学去看大字报，都不去串连游山玩水，就是看大字报。但关心归关心，却并不接受。这个跟个性有关。有些人关心政治，而且总能跟主旋律合拍，有些人关心，却不赞同主旋律，我就属于后一种。

　　对于运动，我只是在内心活跃，行为上不活跃，不参加运动，是所谓“逍遥派”。
　　1968年，在八中把初二初三读完，要上山下乡。我是怀着极不情愿的态度去的。我以前总认为，社会上嚷嚷就嚷嚷吧，但运动总有结束的时候，我就想不到学校真不办了，一直到最后都不敢相信。后来越来越水落石出，彻底明白了真的没有学可上了。迁户口时，我在家大哭了一场，哭得撕心裂肺的。不是因为生活适应的问题，当时没有娇生惯养的人，家里都很多孩子，尤其我又是很争强好胜，练田径的人，很能吃苦的。我哭是因为怎么就不办学了？那怎么可能呢？就是不能接受这个荒诞的事实。

　　当时宣传阶级斗争，人在感情方面都很冷漠，我不记得我中学哭过，但那一次哭得声音大极了，我妈对孩子是比较宠爱的，她说，“户口簿在抽屉里，你要拿就自己拿，我不会递给你，你不去就不去，我没有动员你去，是你自己的选择”。

　　我就这样很不情愿地走了，连高高兴兴的表面现象都没有。
　　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852农场、离开政治中心、运动中心，离开了漩涡。开始劳动，也开始反省。
　　我们一起有20多个知青，但能深入谈话的只有一个人，他热爱数学和哲学，爸爸是正局级干部。在我们一对一的交流中，对文革是彻底否定的。在青春时代，那么深入地讨论，两个人都很兴奋，不断有新的思考、新的发现，都是热血青年，关心天下事，在讨论中一起往前走的。有一种思想的快感、离经叛道的快感。

　　当时我们有七八个人关系很好。但能这样畅谈的只有他，因为其他人的思想没到那水平。
　　当时我结交非常广，都是跨生产队的。我的活动能力很强，听说谁有思想就去找。旁边队里有个上海知青，他姓崔，外号“破天”，吹破天嘛。他有非常好的组织能力和正义感。相当于劳工领袖，以前就是学生领袖。

　　我们修水库，三班倒，有过这样的争论，要不要好好劳动。他本人并不少干活，但出于本能地抵制主旋律，他是最伟大的实干家，而且因为人格高尚。大家都很崇拜他。

　　他的事我做不来，我没那么大能力，他是我偶像，我们大哥那是！但我是有思想的人，我会在理论上提出，我们就不应该劳动。
　　我还分析，文化革命那个根本就不叫革命。到处都叫“形势一片大好”，什么都好了，那还革什么命啊！
我以最敏感的年龄就这样开始了社会学
　　简单地说，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8年半将近9年，一直在社会的最底层，一直目睹了社会的极度糟糕。社会的情况当然是糟糕透顶，我们自身的情况也非常坏。很长时间的前途渺茫，回不了城。整个的精神生活就是牢骚，越来越精致的牢骚。我们开始分析社会，我是讨论最热烈、分析问题最深入的人。如果说做社会学，那时候是启蒙的时期。

　　我作为一个有思想的少年，那8年就是在精致的牢骚和思考中度过的。这决定了我的兴趣就在解释社会，分析社会，认识社会，谈社会。
　　后来我做研究，给不给钱都无所谓，这是我感兴趣的，从青年时期就开始了。分析自己所置身的这个社会，我喜欢这个。
　　我很早就开始思考社会的事情，读社会这本大书。当然也读一点书，能找到的书都读。这一代人读的书比较类似啦，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展望》、《第三帝国兴亡实录》，还有《进化论》等内部读物，大家交换书看，我认识的朋友多嘛。另外农场抄家的书也很多，六大麻袋呢。

　　我出身不怎么好，有海外关系，有个叔叔是国民党，去台湾了，加上我自己思想也落后，好的工作绝对不让我干的。我也就学点东西吧，学外语啊，什么都学，只要可能。我其实什么都是自学成才的，后来搞社会学也是，一直没什么老师。我读什么都是自己读的。

　　当然有过绝望，一团漆黑，对生活绝对地丧失信心。别人也能觉察到我的思想动态，不进步吧，所以什么好事也轮不到我干。混到后来教师的工作，那真是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好不容易谋到的，还靠哥儿们帮忙，包括吹破天，他活动能力巨大，帮我很大的忙。后来就在农场当教员，当过体育教师。

　　到北京后，考大学之前，有一年的时间，我心情极好。我自学了英语，那时同龄人没几个人会外语的，所以心情好，知道自己厉害啊。我已经进入北京就业市场了，在劳动局等着分配工作，一般的工作我根本不去。

　　然后就考大学了。我户口要是没回来，以黑龙江的身份，我就考什么黑龙江师范、鸡西师范、佳木斯师范这些地方去了。我在北京也考的是最糟糕的学校了。

　　考试很容易，高考我的实力是没问题的，但因为心理负担重，发挥非常不好。我一直在学习，实力搁在那，不可能考不上的，分数够了，可是就没录取。我们就去抗议，到招生办静坐，大批的人。两个月后北京市教委扩大招生，就录取了。也算高考史上的一个小插曲吧。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原来录了一个班40个人，我们补录了40个人，他们是住校班，我们是走读班。每天早上骑车来，晚上再回去，一个学期后腾出房子来才住校。我们班的平均分比他们高，最高分和最低分都比他们高。

　　我只读了一年就走了，1979年到社科院读研去了。因为我是以北京待业青年身份考的，我工龄很长，但没有单位，不可以带薪读书。我没有收入，考研究生就为了得到每个月40块钱的助学金，跟二级工收入差不多了，我很满意。

　　学的是世界宗教所的世界宗教系。我读研究生就有个出国梦，是出了名的出国专家，老有人来咨询我，找外国大学资料、联系地址什么的，别人不会我都知道。社科院有个外国工具书资料室，我熟极了。早就联系成了留学，全奖，学校愣没让走，愣不放。

　　读完研究生，1982年有社会学了。我毕业去了北京社科院社会学所。后来一度也就不想出国了。
　　哎，我就不明白，你干嘛采访我呀？我有什么好写的？也就是换的单位多了点，这值得说说吧。要说嘛，人往高处走，小单位科研水平太低了，待烦了就想走呗。直接原因是评职称、要房子……咳！这件事都说烦了。两级评，挺复杂的一个章程，在形式上挺严格的。反正就是不公正的待遇，我排第一，愣要把我拿下来。

　　说实在的，陆学艺对我挺好，把我弄到所里，报到那天他还喊我去吃了个饭。他们说老陆调一个人进来，第一次见面吃饭，这样的举动不多的。那一次他是遇到难处了，什么难处我不知道。我决定博弈一下，说职称就算了，我要一间房子。老赖着跟父母家住也不合适，我都干了十多年了，给我房。他说没有，来的时候合同不是写了没房吗？看合同，哪有那事啊，他说，哎哟，忘写这一条了。按说我可以到所里告他，可这事我干不来。

　　第二年我就不报了，所里就地震了，他们觉得这个事大了点。我当时没准备调走，就准备以这种姿态耗着，永远都不报。什么时候别人觉得不好看了，要我报，我再要他们解释上次怎么回事。我是有点自虐倾向的。

　　后来人大谈好了，给我三居室。我就去了。再后来离开人大，是按照他们的教改，我得降级了，教授变副教授了。我没课题啊，我从来不报课题的。
　　现在在北大这里就是边缘人，十五六年了，不争取科研经费，不担任行政职务，学校的事也不参与、也不关心，就是上点课。研究生入学考试、答辩我肯定来，肯定参加。其他一般的事都不来，三个会有两个不参加。这样待着相安无事，我不要任何权和钱，能有什么事？

　　如果北大也待不下去了，我也真不知道去哪里。
如果以为自己能影响什么那我是弱智
　　我喜欢发表观点，喜欢骂人，骂人多过瘾啊。我不怕得罪人，反正什么都不要，又不指望别人帮我点什么忙，骂了就骂了，怕什么？我做的一切都是自己感兴趣的。

　　你问我的自我期待，我有篇文章你应该也看过，《能影响中国吗？》我不能影响别人啊，不过，我说出自己的观点来，整个思想生态就变了，我说出来，就不是一言堂了。但很多声音中，你听谁的呢？这不是我能控制的，不取决于我。就好比两个人下棋，我给你出两招，那只是我提供了新的思路，别人也支招。但怎么走还是他下棋人的事。你走棋决定这盘棋的胜负。

　　我工作这么多年，做学术，如果还以为自己能影响，那我是弱智。我应该能明白，影不影响中国那不取决于我，更大程度上我影响不了，我只能影响思想界、学术界的生态，让思想界、娱乐界不是一言堂。

　　没有我的言论，现在也会改变，是形势决定的。不是马寅初影响了中国的人口政策，不是说他提出一个理论，开始大家不明白，后来明白了就听他的了，不是。是人太多了，不行了，才明白的。

　　当然，说好听点儿还是有意义的，也要给自己找点价值，就是打破一言堂，不被一个人、一个声音催眠。社会全部就一个声音，那太可怕了，我们的存在就是改变文化沙漠，有了多元思考。仅此而已。

　　一方面，我们跟普通公民一样关心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对社会正义的关怀，对不公正事件的义愤，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受了点学术训练，说话方式有点不同，别的没什么区别。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真的热爱学术，更学术化。学术的纯正性还是有的。我的学术有这么两个动机。

　　费孝通一再声称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中国致富，我觉得完全这么说是不够的，狭隘的。要有两个动机才更充沛，一个动机就容易丧失动力，国家致富有很多条件，要掌权者听你的，可人家就不听，二三十年吭哧干下来，你还干吗？还有学术关怀就好办了，我自己感兴趣，高兴做，有本性的爱好，能造福社会更好。费孝通在纯正的理论关怀上是稍微弱点。非功利的东西才能保证纯正的科学。

　　很多东西不是当下能造福人类的，进化论怎么造福人类？只是为了证明，人类有博大的关怀，想解释这些东西，就是要搞明白事情，体现人类的伟大，好奇，求知，让我们活得更明白，这跟多产几斤粮食不相干。求知不是求福，求福是比较容易的。

我挣的钱挺多的花不完
　　我生活挺好的，北大给我的报酬很多。这个社会钱挣多挣少的都很多，看你参照谁来说啦，我这个人吧，不大消费，钱挣多了怎么办啊，不会花钱啊。我家也不是高消费家庭。我老打击我老婆，她要买健身的什么器材，我说要那玩意干嘛，徒手我就能让你练一身汗。还需要那东西？她花钱当然比我多啦，但她也受我影响。

　　我就是买点书，还有一项爱好，唯一的，非洲木雕。这几年刚刚有点发烧，扔一点钱，其他的就没有花钱的项目了。对了，我游泳，但这个对大学教授来说不算个事，12块一次，我马上就要用完第三个卡了。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觉得几万很多了，真的很多了，相对于我们的工作量来说，花不完。我说的非常由衷的。我的钱挣得不少了，真的不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