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说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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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小说的叙述

吴义勤


　　对于小说来说，“叙述”是一个基本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无论是古典小说还是现代小说，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它们都是“叙述”的产物，离开了“叙述”的小说本质上是难以想象的。中国古典小说中所谓“讲故事”的“讲”，以及“说书”的“说”，其实就是小说不发达时代的“叙述”。但同样是“叙述”，其在古典小说和现代小说中的形态及意义却又是迥然不同的。简而言之，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区分，即古典小说中的“叙述”实际上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在“叙述”与“故事”的关系上，“故事”居于小说的中心地位，而“叙述”则从属于“故事”，居于小说的边缘地位；现代小说中的“叙述”则呈现为一种自觉状态，作家叙述意识的自觉，使得“叙述”一跃而成了现代小说中第一位的甚至本体性的存在，其地位对现代小说可谓举足轻重。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把现代小说对传统小说的“革命”即视为“叙述”的革命，至少现代小说在形式领域的许多重大变革都是以叙述方式的变革为前提的。对于现代小说来说，“叙述”绝不仅仅是一个技巧性的小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小说的观念、小说的审美形态、小说的哲学思维和小说的形式建构的一个大问题。如果说，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确能代表小说从古典阶段向现代阶段转化的某种线索的话，那么推动这个转化的转轴和支撑点无疑就是“叙述”。在这一讲中，我将以马原的小说《虚构》为例来具体谈谈“叙述”在现代小说中的审美特征以及“叙述”对于现代小说的重要性。
　　在传统的小说特别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中，作家们为了追求表现生活的“真实性”，总是努力消除叙述的“主观痕迹”，为小说文本制造一种“客观”的效果。其主要手段一是尽可能地把作家和叙述者隐藏起来，让他们退出文本，以造成一种生活”自动呈现”的假象；二是尽力维持“故事”是一个外在于“叙述”的客观存在，给人一种“故事”在进入文本之前就早已存在的假象。在这种情况下，“叙述”与“故事”在小说中实际上是分离的，“叙述”只不过成了一种“转述”或“记录”，其价值自然也是次要的。而随着现代小说叙述意识的觉醒，“叙述”不仅不再是次要的，而且成了“故事”的真正“制造者”和小说的真正主体。在马原的《虚构》这样的小说中，我们看到，根本就没有什么客观存在的“故事”，所有的“故事”都是在“叙述”中“杜撰”、“衍生”出来的，“故事”形态也不是完整的，而是破碎的、零乱的，其在被“叙述”创造的同时，也在不停地接受着“叙述”对它的“切割”、“解构”与“粉碎”。
　　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我喜欢天马行空，我的故事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耸人听闻。我用汉语讲故事，汉字据说是所有语言中最难接近语言本身的文字，我为我用汉字写作而得意。全世界的好作家都做不到这一点，只有我是一个例外。
　　这是在《虚构》的开头，马原劈面塞给我们的一段话。在这段话里面我们接触到了大量的叙述信息，比如叙述者、主人公、叙述人称、故事的性质，等等。我们看到，无论是“叙述”，还是叙述者或作家本人，都不再是躲躲藏藏，而是大摇大摆地进入了文本。这种主动的暴露叙事可以说正是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其后，马原又明确告诉读者，他小说写作的基本“技法”以及正在“进行”中的小说的“素材”情况和基“构思”：
　　比如这一次我为了杜撰这个故事，把脑袋掖在腰里钻了七天玛曲村。做一点补充说明，这是一个关于麻风病人的故事，玛曲村是国家指定的病区，麻风村。
　　毫无疑问，我只是借助住满病人的小村庄做背景。我需要使用这七天时间里得到的观察结果，然后我再去编辑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我敢断言，许多苦于找不到突破性题材的作家(包括那些想当作家的人)肯定会因此羡慕我的好运气。这篇小说的读者中间有这样的人吗?请来信告诉我。我就叫马原，真名。我用过笔名，这篇东西不用。
　　《虚构》的主体是主人公“我”在“玛曲村”的七天神奇经历和几个麻风病人的故事。这部分的“叙述”表面上极其写实甚至近乎通讯报道，但是兼作者、叙述人与主人公于一身的“我”虽不再如前面那样肆无忌惮地谈论自己的写作秘诀，但仍不忘在故事讲得娓娓动听的紧要关头突然现身给读者以当头棒喝。比如，当“我”有一天傍晚与女主人公谈及哑巴及爬山等的经历时，小说就突然插入“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作家，我格外注意人物说话的情形，我知道她的情况极为罕见”这样的叙述语式，使得正在进展的故事重新成为被“叙述”或谈论的对象，那种似乎“真实”的故事情境一下子又暴露出了“虚构”的本质。而当故事行将结束时，叙述人更是直接跳出“故事”来与读者对话了：
　　读者朋友，在讲完这个悲惨的故事之前，我得说下面的结尾是杜撰的。我像许多讲故事的人一样，生怕你们中的一些人认起真：因为我住在安定医院是暂时的，我总要出来，回到你们中间。我个子高大，满脸胡须，我是个有名有姓的男性公民，说不定你们中的好多人会在人群中认出我。我不希望那些认真的人看了故事，说我与麻风病患者有染。……
　　我还得说下面的结尾是我为了洗刷自己杜撰的，我没别的办法。我这样再三声明，也许会使这部杰作失掉一部分光彩，我割爱了。我说了，我没别的办法。我自认晦气，我是个倒霉蛋。谁让我找上这个倒霉的素材?找上这个倒霉的行当?当然没别人。我自认倒霉就是了。
　　经由这样的“叙述”，我们发现《虚构》实际上成了“关于小说的小说”和“关于故事的故事”，传统意义上的完整形态的小说和完整形态的“故事”都已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实际上是对一部小说“构思”和“叙述”过程的“展示”。这样的小说，我们习惯上称之为“元小说”，也有人称之为“元虚构”。所谓“元小说”就是在小说文本中不断暴露叙述行为与写作活动的虚构本质，不断地由叙述人自己来揭自己的老底，自己来解构自己的故事。这就像一个玩魔术的人，在不断地引诱你上当的同时，又不断地告诉你诱你上当的秘密。在这种小说中叙述人或作者常常公开自己的身份，甚至谈论小说的叙述技巧，将小说家自己看世界、表现世界的理论或方法全给抖了出来，叙事行为、叙事方式本身被主题化了，成了被谈论的对象。小说在此情况下，就如《虚构》一样成了关于故事的故事，关于叙述的叙述，关于小说的小说。这正好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形成了悖反，正如我前面说到的，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给人的幻觉是：它似乎不是叙述而是生活本身。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叙述”给现代小说真正带来了“自由”和“解放”，“叙述”与“故事”的互相“创造”和互相“切割”不仅使现代小说具有了在历史与现实、心理与梦幻、真实与虚构之间自由变换的“形式感”，而且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小说的一些理论命题。比如，对于小说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在我们传统的理解中它们无疑是二分的，所谓“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这类似乎很辩证但却毫无用处的理念长期主宰着我们的文学思维，严重窒息了小说的生机与活力。而在现代小说这里，由于“叙述”功能的充分发挥，小说的形式与内容已不再是一种二分关系，而是成了一种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形式就是内容，内容也就是形式，它们是一体性的。正如李吉所说：“小说形式和小说内容是密不可分的关联物，就像一张纸的两个面一样，翻过去是内容，翻过来是形式。形式即内容。”(转引自《中国当代新潮小说论》32页)再比如，关于小说的真实与虚构的关系，传统小说认为小说的本质是真实，为了达到这种真实，传统小说就努力营构“似真性幻觉”，弱化“叙述”的功能。现代小说则认为小说的本质是虚构，小说的“叙述”、“故事”全都毫无疑问地奔向这一目标。这一点，我们可以在“第一人称”的使用问题上得到证实。无论是古典小说，还是现代小说都存在大量的“第一人称”叙事，那么，同为“第一人称”其在“叙述”上的功能是否是等值的呢?回答是否定的。传统小说的“第一人称”主要是“主人公”，他的出场往往是为了强化故事的真实性，而现代小说的“第一人称”则主要是“叙述者”或作家，他的出场恰恰是如《虚构》一样以表演性、操作性的“叙述”对真实性实施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