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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宋代詩人短論十篇》的意見
曹道衡
編輯同志:
讀了《文学研究》一九五七年第一期上发表的錢鍾書先生的《宋代詩人短論十篇》以后,我觉得有些意見需要提出来。
錢先生学术思想中形式主义似乎頗为严重。对于一个作家的論述往往光注意他作品的辞句,怎样描写、怎样用譬喻、怎样从古書找寻成語加以翻新。在論述大詩人王安石、苏軾时,都光着眼于他們詩歌的形式問題。例如:王安石这样一位大政治家,他在政治上的进步理想和他詩歌創作的关系,錢先生一字不談,反而着重地批判他的形式主义。其实,在王安石身上形式主义决不是主要的东西。經过錢先生一論述,王安石的进步性和他詩歌的教育意义郡看不到了。这样王安石与专好講究“无一字无来历”的黃庭坚之流毫无区別了(当然,光談“无一字无来历”,就是論述黄庭坚,也是远远地不够的)。又如苏軾这样一位有着广泛影响的作家,錢先生也是光談他的“博喻”,其实“博喻”只能是表达意見、描写事物的一个方法,只論述这一方面,就是談苏軾作品的艺术性,也只是很片面的一小部分。何况分析一个作品,主要要看它的思想內容与社会意义。象苏軾这样的作家,思想相当复杂,他有同情人民的一面,又有站在大地主阶級立場上反对王安石新政的一面.他思想中的这个矛盾如何体現在作品之中?他的思想矛盾究竟以进步方面还是顽固保守方面是主要的?苏軾在政治上既然是站在守旧方面的,但他的作品为什么能够受人喜爱?这些問題都是我們初学者所迫切需要知道的,然而在錢先生的《短論》中,却找不到任何答案。
王安石、苏軾还是比較为大家熟識的人。对于另一些作家,我們讀了錢先生的《短論》,甚至連这位作者該肯定还是該否定也得不到印象。例如:錢先生論述文同时,談的只是詩中用画图来此喻景色的問題;論述尤袤时,只是談他的两句詩;“胸中襞积千般事,到得相逢一語无”在《西厢記》中如何变为名句。这样一种瑣碎的論述法,能使讀者对这位作家有什么真正的理解呢?
錢先生这种論述作家的方法,其危害性还不仅仅限制于对讀者沒有帮助,更重要的是抹煞了現实主义与反現实主义的斗爭,违反了列宁的两种文化的原理。錢先生在《文学研究》五七年第三期的《宋詩选注序》中写道:
把末流当作本源的风气仿佛是宋代詩人里的流行性感冒。嫌孟浩然“无材料”的苏軾有这种傾向,把“古人好对偶用尽”的陆游更有这种頗向,不但西昆体害这个毛病,江西派也害这个病,而且反对江西派的“四灵”竟传染着同样的毛病。(頁61)
这样論述宋詩,把宋詩毫无区別地全看作不是从生活出发而是“資書以为詩”的作品,这几乎是全盘地否定了宋詩,抹煞了宋代許多优秀的杰作。不但如此,在錢先生眼光中,宋詩都是一样的“把末流当本源”的作品,爱国詩人陆游和反現实主义的西昆派竟是同犯一病,沒有本質的差別。显然,这太不公平了。事实上一些大作家,在个別字句上吸取古人的意境、表达方法和某些辞彙是完全可能的。这和一些专在故紙堆中找“灵感”的人,决不能混为一談。例如陆游的詩,是宋代人民生活的反映,是宋代爱国者的歌声,这些詩完全从生活中而来,即使个别字句沿用古人成語,这与西昆体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即使陆游等人在修辞上有某些缺点,这究竟是个別的,无論如何不能和西昆体的“賫書以为詩”相提并論(王安石、苏軾等人也是如此)。这样一种方法,实际上是抹煞王安石、陆游作品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同时,也减輕了西昆派等反現实主义派別的危害性,使两种根本不同的文学流派混同了起来,把精华与糟粕混同了起来。这是我們不能同意的.
錢先生这样錯誤的观点,本質上就是資产阶級的形式主义观点.尽管錢先生在《宋詩选注序》中,引用了毛主席論文学的本源是人民生活的真理,但錢先生却沒有真正体会这个真理的意义。他所以弃王安石的进步思想于不顧,光去批判王安石作品的形式主义,正說明了錢先生自己的文学观点是形式主义的。因为他沒有看作品的內容,而光看了形式。又如:在論述刘子輦时,錢先生講到了宋代理学家和詩的关系.錢先生認为理学家的詩簡直不是詩,原因是:理学家認为“形式上用功夫既然要‘害道’,那末就可以粗制滥造”。其实,宋代理学家的書所以不好,首先就是因为他們都是封建教条的宣揚者,他們作品的內容本身就是反动的,那当然不会有好作品产生了。反动的作品,形式上再講究,也不可能是好的,而只可能是更应該排斥的。这个道理,錢先生不会不知道,但由于錢先生的资产阶級形式主义的观点,因此把理学家的詩写不好的原因,归源到了不注意形式方面去了。理学家的詩,在形式上毛病也极严重,这当然是事实,但更重要的,还不是注意不注意形式的問题,而是一个內容的問題。我这些粗浅的看法,不一定都对,我願意提出来向大家请教。最后要說一点,我認为:《宋代詩人短論十篇》并不是一无可取,这些文章还是使我得到了不少知識。不过,这些文章,在帮助讀者了解宋詩上,是很不够,甚而有害的。我誠恳地希望錢先生在学术思想上来个大跃进,“拔白旗、插紅旗”,写出更多、更好的著作来!不知您們以为如何? 致
敬礼!
曹道衡
十一月十七日
原载:《文学研究》1958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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