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游戏规则策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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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游戏规则策划人[郑也夫]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完成了多部学术著作，又写出了大批时评文章。学者的主要贡献应该在哪方面呢？

    郑也夫：专业上作贡献是当然的，不然不是学者。但学者同时应该是个有智慧、有责任感的公民。爱因斯坦、乔姆斯基都是“双肩挑”。做个社会学家，融合二者更便当。美国学者布罗维提出“公共社会学”是社会学中的重要一支。他帮了我的忙，使我的杂文获得了学术意义。其实没这个意义我也照样做，性格使然。

记者：普遍认为学者对社会的贡献是他的创新。您怎么看？

郑也夫：我还真的不认为创新是学者能够对社会作出的唯一贡献。但是在这个维度上我是占便宜的。我喜欢古典，但做不动。我的灵感都是被当下问题诱发。

    记者：请您一一道来。

    郑也夫：你要听个长故事了。我首创的观点应该有一箩筐了。我不按类别，按时间走。

    1994年8月我发表长文“轿车文明批判”。何祚庥大约同时间发表反对发展轿车的观点。但我比他彻底。他主要担心的是能源。这只是我反对轿车的原因之一。我鼓吹“体积革命”。都市中一个人驾驶这么个大家伙不行，非堵死不成。都市交通只能在两个方向展开。要么靠合乘——地铁、公交，要么靠工具小型化。什么支柱产业，提高GDP，其实都是商人骗人的说辞。我提出，GDP根本就不是好的指标。更落实的指标是空间和时间。空间上轿车是最奢侈的，它要占用都市的一半地皮，还要破坏地面上的露天茶座、散步遛弯、儿童玩耍，等等。时间支出上，轿车是最昂贵的方式。美国开车人平均在买车、买油（要花时间赚钱去购买）开车上每日平均耗费4个半钟头，遑论生产力不甚发达的中国人。言论上我们占据压倒优势。那为什么轿车越来越多？因为言论并不支配这个世界。这些观点赢得了少数管理者的赞同，我成为北京市政府交通问题顾问。我一直对他们说，不要讲抑制私车，提倡公正足矣。只要政府不偏袒轿车族，养路钱都摊在他们身上，买车开车的人一定减少。

    1995年2月我撰文谈独子的性格问题。提出两个办法：办更多的寄宿学校，减少兵役年限扩大服役人数。以后进一步完善这一观点，提出多数学生应该在小学和中学各寄宿一年，小学最好是五年级，中学最好是初一。除了兵役，还应扩大服役的种类，比如修铁路，到边远落后地区支教，等等。

    1998年1月16日我发文《沙葬的设想》。我反对推行多年的火葬。火葬在节省资源、纪念死者、保护环境的意义上，都不好。“沙化”已成为中华民族面临的严峻挑战。整治沙漠必须寻找多种途径。“沙葬”－－将相当数量的都市人的尸体埋在沙漠中，在其上栽种大片的树木－－极可能是治理沙漠的一种有效手段。我在文中说：“当数以万计的人们选择沙漠作他们的葬身之地，当他们的至爱亲朋为每一个“沙葬”者种上十棵、百棵树木并竭力爱护它们，当我们将祖先的骨殖放置在沙漠而下决心与沙漠决战之时，我们必将赢得一块神圣的绿洲。”

    2001年4月26日我发文《有限匿名制刍议》，提出：“匿名制的初衷是良好的：一方面，消除投票时情面之顾虑；另一方面，避免投票结果导致的人际纠纷。但匿名制是双刃剑，可掩护君子，也可掩护小人。就学术机构而论，评定职称、评选科研基金、研究生答辩投票，几乎统统受到私心和‘关系’的左右，而这些不能处以公心的投票又统统得到匿名制的掩护，使得营私利己可以不露痕迹，畅行无阻。”我提出的取代办法是：“事先准备的选票上写好了投票人的姓名。投票人填写好自己的投票意愿后，按照规定方式将票折叠好；唱票时，投票人的姓名被折叠和隐匿在里面。投票结束后，选票全部保存在一个信封中，贴上封条，存档。保存期事先制定，期限一过，任何人都有权查看选票，看后可以公开披露。在此基础上自然会衍生出舆论压力和制裁制度。”

    2001年4月撰文《水价的思考》，提出：各种传统的水价理论均将水视为无偿资源，仅从水的提取、处理、储存、输送来确定水价。不短缺的天然物不会有价格。但是水的不短缺的历史早已结束。水本身，而不它的开发，要有价格。价格是节水措施的产婆，是节水的杠杆。我建议城市中每人享有一定额度的低价水，大幅度提高额度外的水价。只搞南水北调，不搞节水，不仅是巨大的浪费，而且将是巨大的灾难。2006年10月我将拙作《奢侈的一日一浴》挂在自己的博客上，文中提出：北京生活的人每人每月享受几吨免费水，此额度以上每吨100元。文章引起轩然大波。我天性好斗，接连撰文《唯提价能促进可持续洗澡》、《为谁呼喊，替谁挨骂》。三篇文章共1200人跟贴。有网友说我是贪官的代言人，我答复我的猛药官员是不敢用的，我以为：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到了用猛药的时候了。

    2003年4月9日撰文《现行国家社科基金制度批判》。我认为多数社科研究不需要大额资金，手中有巨额科研经费的人大多没做出什么像样的成果。我主张以借贷和奖励制度取代现有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制度。这是一种“宽进严出”的制度。即研究费用只能借贷，获得研究借贷比较容易，不作选题审评，但是成果审查极其严格。实际上对成果的评判实在和易行，对选题的评价虚幻和困难，而以往对选题的审评要耗费大量人力和财力。如果成果被判定不及格，借贷者必须偿还借款之本息。成果及格者，核对支出后注销借贷。成果优秀者，给与资金奖励。成果审查委员会设立自己的网站。审查者从备选者中抽签挑选。学术成果、审查结论（不及格、及格、获奖），以及评审人的姓名、评语，一同贴在网上，接受社会监督。顺便说，我是一个近20年不申请课题经费的人。

    2003年8月13日我发表《中国无车日倡议书》，说：“这是一个小小的、然而伟大的试验。”指出：无车日不是为了减少一天的用油和排气，而是为了完成一次对比。所以要动员大家积极参与，使无车日成为一个情趣异样的、名副其实的“节日”。无车日是一个“试验日”，试验一下离开了轿车一个城市会怎样。而这样的试验不是靠一个人不开车所能达到，必须大家都不开。要系统地组织各项测试和社会调查。比如测试空气状况、公共汽车的时速等，同日常作对照。还提倡：在禁行区的街道上组织种种活动：歌咏，戏剧演出，秧歌，环城长跑比赛，小学生大型街头绘画或书法比赛，等等。轿车作为主流交通方式至少有三大弊病：欲速不达，污染，变街为路。街有丰富的社会功能。路仅有光秃秃一项功能。无车日可以还路为街，让人们充分利用街道、享受街道。倡议至今没有充分地实现。因为交管部门过于功利，只有热衷单双号这样急功近利的办法，没有想象力，不知道改变世界先要改变人心，不会设计震撼心灵的手段。

    2008年12月我写出长文《燃油税：贵贱与利弊》，指出长期以来我们的油价，比美国稍低，大大高于欧洲，这是用无车族纳税人的钱补贴有车族，这是在鼓励用油。油价不应补贴，应跟随国际市场。翌年元月，同倪维斗等十名教授撰文《十教授建议提高燃油税：每升3—4元》（此文是我和倪先生商讨后我执笔）。文章提出：我国2007年石油进口量逼近2亿吨大关，石油进口依存度突破50%指日可待。如此能耗是绝对不可持续的，是充满风险和危机的。合理的价格，是良好的信号和强有力的杠杆。我国石油短缺，土地（道路之基础）短缺，城市清洁空气短缺。对稀缺物资的消费征收重税，符合市场规律，符合大多数公民的利益，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1元燃油税完全不能向社会提供资源短缺的信号。这一额度不仅低于欧盟国家（约合人民币6元/升），也低于我们周边国家和地区，唯独接近于美国。我们不能效仿美国的生活方式，我们没有那么多资源。因此也不能效仿美国的燃油税额度。我们认为3—4元/升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燃油税额度。此时正是引入这一中等强度燃油税额的极好时机。目前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猛跌。我们零售汽油原价格保持不动，只需将成品油价调整到接近国际水平，便可以提供燃油税每升3—4元的空间。1元/升燃油税浪费了这一空间。3—4元/升，才是充分利用了难得的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记者：这些想法绝对先锋，并且范围宽阔，请问贯穿其中的是什么思路？简单地说，您觉得自己在做什么？

    郑也夫：设计游戏规则。今天的中国是个博弈的社会，不是大家恭敬遵从的社会。规则必须随着博弈而调整。不然必定是一部分人盘剥另一部分人，而最终大家都倒霉。

    记者：您还写过很多体育，特别是足球的文章，好像也谈到了游戏规则。

    郑也夫：少数人还记得（比如《中国体育报》记者周继明），我是第一个提出取消中国足球常设国家队，联赛改赛会制为主客制的人。这是有案可查的，文章发在《足球世界》1990年第3、10、12期上，我杜撰出一个高小军和郑也夫争论。中国足球走到今天，这些制度的第一倡议者似乎没什么荣耀可言。但是这两项制度无疑是必行的。我写足球的一半笔墨是讨论游戏规则，不光说中国的体制，而且说足球本身。我认为，近十几年来，足球走人困境：进球越来越难，防守反击越来越吃香，冷门越爆越频；其深层的原因是：球员体能越来越强，控制的范围越来越大，而球场和球门一寸也没有增长，这相当于贝利时代12人对12人比赛了。如果今后每个球队都训练出卡恩一样的守门员，还怎么进球啊？扩大空间不外两个思路：扩大场地与球门的尺寸，减少上场球员人数。但是观众的审美习惯和硬件的改造成本决定了二者都不可变更。为恢复这一游戏的活力，笔者提出了二条改革规则的设想。其一，击中球门一概判作进球。高比分多过瘾啊。其二，红黄牌的惩罚当时兑现，黄牌小罚15分钟，红牌大罚30分钟。可以以此减少了上场球员数量，扩大活动空间，进而增加进球。对奥运规则的改进我也有设想。不应该一个城市主办，超级大国（中美俄）可以几个城市合办，其他国家两三国合办。如此可以节省场馆建设，避免生态破坏，还可以减少竞争申办导致的腐败。我在文中说：“合办为缓和竞争，为走向中小国家，找到了一条新的途径。在可预见的将来，国与国的边界还将存在，国与国的壁垒却在瓦解，此乃天下大势。游戏可以、也应该在一个世界性的大趋势中充当领航员。”

    记者：前面说的大游戏和这里说的小游戏有什么差别？

    郑也夫：在规则的层面相互映照，难分彼此。我不是忽视道德的作用。但是一个游戏的良好运转，第一保障是完善的规则。只要有漏洞可钻，走大道将成为傻瓜，劣币逐良币是铁律。交通堵塞、水资源枯竭、民脂民膏用于制造学术垃圾、足球赛日益乏味，皆劣质或落后的规则使然。

    记者：说了这半天，似乎还没有进入您的学术思想。

    郑也夫：简述两本学术著作吧。《后物欲时代的来临》是一部反省消费的书。书中两大思想。其一，消费机制由五种行为或心理构成：商人买通官员和专家从而操控社会，人们物质崇拜的心理，降低消费门坎，广告，时尚。其二，炫耀在不同程度上是人所共有的倾向，漫长的物质短缺时代，物质是炫耀的最佳手段，物质丰盈后继续这一炫耀手段是荒诞的，因为自己的身体承受不了，还因为别人的羡慕大大降低。因此物欲炫耀已到尽头，游戏时代即将到来。《神似祖先》是我的新著，是努力融合生物学与社会学。我们的工作本质上是理解人和人的游戏。而只有参照动物，特别是我们的表兄弟灵长目动物的游戏，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同性恋、婚外恋、审美、利己利他、先天后天、好吃懒做、三国演义，等等。

    记者：学术与时评，其实一以贯之。

    郑也夫：对，把人类的活动当作一种博弈，即游戏来看待，执著于游戏规则的思考。近年把眼光投向动物，以期走下神坛，由此加深对游戏及其规则的理解。            

                                                            (《北京日报》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