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中国的现代化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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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中国的现代化自式

               ——关于《国学现代意义》的答卷

（为母校厦门大学九十诞辰而作）

刘再复



    母校厦门大学诞辰九十周年之际，陈支平教授主持的国学院举办“国学高峰论坛”，主题“国学的现代意义”。尽管我对“国学”概念一直有所保留，但为了向母校表示敬意，还是欣然遵命作文，提交一份答卷。全文如下：



    一九六三年我于母校毕业后，从南方走向北方，然后从东方走向西方。纵横之后，便在心中形成一个自设的“十字架”，其纵向是祖国的古今文化，其横向是世界的东西文化。无论走到哪个天涯海角，我都守持一个信念：作为一个长江黄河所养育的中华之子，要从“根”上爱中国。所谓“根”，就是文化。特别是文化之“魂”，不是文化之“形”。从根上爱中国，就是从文化的魂魄深处牵挂祖国的生存、温饱和发展。

    基于这种情感与认知，李泽厚先生和我在一九九五年《告别革命》的后记中正式提出“返回古典”的命题。这一命题的主要意思是如下四个：（1）人类大文化的走向不一定是从“现代”走向“后现代”，而应从现代“返回古典”。（2）返回古典不是复古，不是倒退，而是在现代性——普世价值的基础上对古典资源的重新开掘与提升。（3）返回古典不是指返回西方古典，而是返回中国古典。中国古典的两脉（以儒为主体的重伦理、重教化、重秩序的一脉和以道为主体的重自然、重自由、重个体的一脉）可以互补。（4）返回古典的落脚点是实现对中国传统的“转化性创造”，不是林毓生先生所说的“创造性转化”。前者创造自式，后者转向他式。

    “创造自式”，即创造中国的现代化自式，这是我今天郑重提出的新概念。意思是说，李先生的“转化性创造”其重心不是“转向他式”，即不是转向西方，不是转向千万里之外。更不是“退回旧式”，即也不是转向老祖宗，不是转向千百年之前；而是“创造自式”（也可称作“创造我式”），即创造一套立足于现代中国人生存发展需要的社会形式。具体地说，是肯定和吸收普世价值又不就范某一既定的西方范式，是开拓我国古典资源又拒绝被固定为某一现有的中国模式。通过“转化性创造”走出一条现代中国自己的路。

    我首先想说明的是，“创造自式”的出发点乃是李泽厚先生关于“转化性创造”的基本构想，他说：



      中国在今日现代化的进程中，似乎应该是：一方面创立在现代自由主义和社会正义基础上的政治——道德体制，以提供行为准则，另方面重建“天地国亲师”的哲学——宗教传统，以情感信仰来范导前者。只有这样，我以为才能越出当前民粹主义、保守主义等各种意识形态的干扰和束缚，非左非右（A.Giddeds:“beyond left and right”），不诽不扬（C.Taylor: neither “knockers” nor “boasters”）,来开创融古今中外一身的新道路。

        （<卜松山文集·序>，一九九七年，摘自《李泽厚集·杂著卷》，北京三联，二〇〇八年版）



对于这一基本构想，我想加以修正的是把“现代自由主义”改为“现代理性”，包括启蒙理性与马克思主义。我要说明的第二点，是李先生已指出“转化性创造”与“革命性创造”的区别。我要更具体说，转化性创造是改良式的、“慢慢来”的、顺序渐进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性和积累性的方式，与革命性创造那种突变式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暴力方式不同。然而，这绝对不是不改革，绝对不是把现有的模式固定化，绝对不是不需要继续艰苦探索和艰苦奋斗。《告别革命》一书并不否认二十世纪多次革命的道德正义性，但主张二十一世纪应走“转化性创造”之路，即走一条无须重复20世纪的历史主题（暴力革命）又可争得国富民强、国泰民安的道路。

    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创造出中国的现代化自式。李先生和我毫不含糊地认定：当今世界，唯有中国具有“创造自式”即走一条新路的可能，只有中国拥有这种可能性，其他国家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们还认定：这种可能性只存在于今后的二、三十年之中。这段时间，是历史赋予中国创造现代化自式的最好机会，是中国最应珍惜的机会。李泽厚先生用“时间性珍惜”五个字表达了自己的情思。

    今后三十年，中国在创造现代化自式的历史大工程中，将面临着许多艰难的选择和艰辛的工作。我们不可以否认科学、民主、自由以及现代存在方式等普世价值。科学永远是需要的，民主永远是需要的，自由永远是需要的，但真正的难点是如何抵达民主，如何抵达自由，如何抵达科学。民主观念确有普世性，但民主方式却可以有多样性，难处在于普世理念如何在中国应用。这里的关键不是抽象思维，而是具体思维。我认为，国学倘若要实现其现代意义，就必须在这些关键点和难点上作出一些回答。

    中国的历史经验证明，中国文化完全有创造自式——“转化性创造”的巨大能力，其中最突出的例证是中国的禅宗。禅宗来自印度大乘佛教，但经过中国儒、道的洗礼与转化，变成一种完全中国化的价值体系，它既不是纯宗教，也不是纯哲学，但它却是一种巨大的文化存在，它创造了无须逻辑无须思辨而思想的可能，并提供给中国不同阶层的人们都可选择的一种高尚的、非功利的立身态度。禅是中国创造的精神自式，它既充分中国化，又具有普世价值。创造，不是打倒，也不是崇奉，而是开掘新的可能性，也可说是现代性提升。包括对孔子这一巨大的文化存在，也是如此。李先生在三十多年前所写的《孔子再评价》，这篇论文，其长处正是通过对孔子的再阐释，提出“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二律背反”的普世性命题。孔子给中国提供了“道德评价”，却未提供“历史评价”，可是历史总是悲剧性前行，孔子树立了以德治国的坐标，但并不能完全把握历史发展的悖论。五四运动以来的九十年间，我国学界思维的基本教训是丢掉具体思维的过于笼统和受情绪左右的过于极端，所以孔夫子成了最可怜的人（参见拙作《谁是最可怜的人》），时而被尊为“国粹”、“国师”，时而被指为“国贼”、“国犬”，今天孔夫子再次在天安门广场站立起来的时候，正是对“国学”的一次挑战与考验。我们期待的不是尊孔的声势，不是一轰而起，一轰而散，而是理性的对孔子的转化性创造。对孔子的研究，不是退回道统之他式而仍然是创造现代之我式。

    二十年来，我走过三十个国家，感受到人类各种创造，觉得“人”真了不起，同时也发现，当今世界已不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而是文明与文化的冲突。这里指的文明，是指物质性的、实体性的外在工艺技术建构，也包括制度。而文化则是指内在的、精神性的、情感性的意义系统。二十世纪，一方面是文明的飞速发展，一方面则是文化的衰退。一百年前，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出版了他的名著《西方的没落》，向西方世界发出警告，他预言，西方将被暴力、性、毒品三样东西所腐蚀而走向没落。但是西方不重视甚至不理睬这一警告，他们高傲的耳朵没有听进斯宾格勒预言性的声音，其结果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西方真的在颓败。从十四、十五世纪文艺复兴开始的五百多年来的历史，应当承认，人类世界的一切先进的思想、制度、科学、技术、哲学、文学（中国提出《红楼梦》是罕见的例外）、绘画、音乐，都是欧洲提供的，连我们崇奉的马克思主义，也是欧洲提供的。五百多年来，欧洲不仅提供了米该朗其罗、达·芬奇、拉菲尔、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康德、休谟、黑格尔，而且提供了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贝多芬、莫扎特等等，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他们却给世纪提供了两次世界战争以及足以毁灭地球的氢弹与原子弹，甚至提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古拉格群岛。西方现在到处面临着经济衰退，而经济危机的背后是深刻的人文危机即找不到人本身的出路和意义的危机。西方的基督教文化，认定“意义”来自上帝，西方知识分子的普遍焦虑是找不到“灵魂归宿”的焦虑，中国知识分子则认定意义是人自身创造的。因此，在西方面临人文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完全可能创造出自己的意义体系，这一体系既包容普世价值又有中国最深厚的古典底蕴。如果说，二十世纪之前的五百年，一切先进的技术工艺和哲学艺术都是欧洲提供的，那么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知识者也许可以展示一种梦，那就是在承认前五百年差距（至今仍有差距）的前提下也给世界提供一些最有价值的思想与思路，包括实质性的物质创造与精神价值创造。我刚从中美（洲）回来，一路上想的是印加文化、玛雅文化、巴比伦文化、古埃及文化都灭亡了，为什么中国文化不会灭亡，这里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恐怕是中国文化既合理又合情。我相信，它一定能提供给世界符合情理、符合人类生存发展要求的新创造，包括提供中国人民集体创造的一条前所未有的康庄大道。

    母校厦门大学是座新思想的摇篮。我们的传统是美丽的。在我就学期间，校长王亚南就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经典论著《资本论》的译者。他本身就是个新思想的播种者。一九六三年他亲自授予我一张用毛笔字书写的“厦大优秀毕业生”的奖状。正是在王校长灵魂的激励下，我从热爱文学走向热爱思想。今天，我借母校诞辰之际，也追随先贤而提出一点新的想法，请老师同学们指正。



写于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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