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篇课文的阅读和每一篇作文的写作都要实现意义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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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篇课文的阅读和每一篇作文的写作都要实现意义的最大化

赵福楼

一篇篇课文读，一篇篇作文写，我们的语文教师循着惯例引导学生如此学习。似乎，只要由此形成数量的积累，最终就注定可以塑造具有良好语文素质的学生。这一固有行为持续时间长了，我们在大多时候也就失去了必要的质疑：这样面对一篇课文和一篇作文的各自独立语境的读写实践，对于形成学生整体学养的确有效吗？

语文教学的这一行为表征有些近似于数学课的练习，一天一个知识点的学习，然后辅之于对应练习，依靠这些练习的积累而形成学生的演算和推理能力。可是再想一想，语文的读写又不同于数学的练习。

数学课程实施的整体规划性要好于语文课。每一天每一节课教学内容都有确定性和必要性，似乎缺少每一个教学点的实施，都会对于形成下面的教学带来制约。这说明数学课的教学设计因为依据数学能力的构造体系而架构，更显得计划性强。由一节课和一节课形成贯连，即用一个一个练习形成铺垫，必然可以导致一个预定的教学结果。从教学的意义上说，每一节课和每一个练习的必要性都是显而易见的。而语文课就不是这样。缺少一些课文的阅读和一些作文的练习，或者换做其他课文的阅读与作文的练习，对于学生的学养形成似乎影响不大。或者说，像现在这样应用一些教材，一篇一篇课文教，一篇一篇作文要求学生写，未必可以导致一个理想的语文学习结果。如郑渊洁，把孩子禁锢在自己家里读书与学校环境里读书，两者在学习达成上其实没有本质差别。另如，新锐作家韩寒不按照学校设定的程序读书，也可以形成自己的优良语文素养和能力。

语文教学的盲目性与其无计划性是有关系的。最近舆论又在热议儒学教育和文化教育，自然可以把这样的教育功能附加在语文课程里。但是怎样教怎样形成必要效果，依然是缺乏规划的，即在语文界每一天都在发生这样的一些事情：呐喊、呼吁、批评、愤慨、抨击、反对、警醒等。这些只要在语文的家园里略窥一斑，有些发现就可以做出反应，而不需要更加冷静思考它的可行性和做出实施的具体策划。

说一说儒学教育的例子。早些年就有媒体和机构与本市联系，开展儒学教育合作。我在这件事的前瞻性上是与倡议者有共识，但是对于现实教育中的具体实施并不做乐观估计。我先问的一句话是：你的所谓儒学指的是什么？儒学，还有人叫做新儒学，它不仅仅是文化的东西，更可能是思想意识，你所谓的儒学思想与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之间是否同一，若有矛盾你怎样基于现实社会进行新的思想架构，而这些是你能驾驭的吗？而儒学一定是由典籍和文章承载的，具体说你要开列一个书目，这些是构造一个人儒学思想的基本读物。而有了这些书目，你能在现实语文课程的有限时间内，具体落实这些附加的阅读吗？再有我们的语文老师有能力对于这些经典作品，如《论语》、诸子等，进行具有现代认识意义的有效解读吗？

我不反对儒学教育进入语文课程，也不反对思想教育进入语文课程，更有诸多社会文化教育和传承的功能进入语文课程，例如语文课程中增加民俗的感知、民族的知识、廉政的教育等，但是语文课程现在的问题是还没有一个整体设计和体系架构，再增加一些东西，其教学必定也是凌乱而无效的。这距离人们提出倡议的初衷反过来背道而驰。

现在寄希望于形成语文课程的整体设计，这依然不现实。我反而设想这能成为语文教师的主动行为，即需要语文教师在自己的课程实施中，形成语文教学的一定计划和策划。而且从我们视线所及，一些有成就的语文教师比其他人更多的即使策划和实施能力。其中策划又更重要。你看，魏书生，他对学生的语文学习进行策划，即只要你自己读书，把课后练习完成了，彼此之间进行了订正，而且坚持每一天都能写一篇作文。这样的学习行为累计下来，我的学生不仅把你教学的任务都完成了，而且还比你的学生多写了很多文字。如此，我的学生的学业基础注定就要好于你的学生。这样的教学设计其实已经与教不教和怎样教脱开了干系。有策划的老师一定是智慧的老师。

过去我教学语文，觉得每天带着学生读课文，形式很单调，就研究了一些阅读题的设计，发现有七个命题角度，于是交给学生七种命题方法。然后要学生根据选定的文章进行练习设计，再交给别人完成练习，学生之间进行校对。这样我就把自己解放出来了，学生的练习积极性和练习效果就更好。这就是一种基于现实教学状况的一种设计。

有约要我就阅读和作文的实效性谈一谈具体措施。我想了许久，似乎没有好的方法，只能寄希望于教师本人，自己学会进行课程设计，使你的学生在你预定语文课程的计划内完成每一节课的学习，只要读和写的整体策划都能实施，教学效果也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