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最理想的诗性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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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最理想的诗性语言　

魏星





什么是诗性语言

什么样的语言是诗性语言？请看下面的例子。

面对一株春暖发芽的杨柳，一个普通村民和科学家与诗人所言说的会大不相同。

村民会说：“杨柳活了，今夏我可以在它下面乘凉了。”

科学家会说：“杨柳发芽是气温回升的结果。”

诗人则会说：“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王昌龄：《闺怨》）

而一个有诗意的小孩会说：“妈妈，杨柳又发芽了，爸爸怎么还不回来？”

村民的语言是个性化的语言，科学家的语言是科学性的、理性的语言，诗人和小孩的语言则是诗性语言。

理性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是发现、征服的关系，其表现的对象是客观在场的东西，富有沉着的理性和客观的规律性，因此其性质是生硬和冷漠的。而诗性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是表现和抚摸的关系，其表现的多是人类的情感世界，富有直觉性和敏感性，因此其性质是柔软温和的。诗性的语言把隐蔽在杨柳发芽背后的离愁活生生地显现出来了，这离愁不是简单的感情发泄和简单的心理状态，而是一种情景交融的意境。所以诗性语言的特性就是超越在场的东西通达于不在场的东西，或者说得更通俗一点，就是超越“此”而达“彼”，总带有“未说出的”成分，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超越“世界”而返回“大地”。

理性语言要求准确，能指和所指是一一对应的简单而明晰的关系，很少或不可能有言不尽意、言外之意的问题，它力求消除语言的多义性，不允许有任何的隐晦曲折和摸棱两可。而诗性语言由于所表现的人类情感是复杂多义、生生不息、流转不止，又瞬息万变、朦胧迷离的，当然也就具有多义性和言不尽意的特点。正如苏珊·朗格说：“只有推理性的语言才能比较成功和比较精确地把那些可限定的概念确定下来。而艺术表现所抽象出来的却是情感生活中的那些不可言传的方面，这就是那些只能为感觉和直觉把握的方面。”

理性语言多是用概念和推理来表达，不能打破能指与所指的单一固定关系，不能摆脱语法规则的束缚，所以具有严密的逻辑性、推理性和系统性。而诗性语言不讲究语法结构，语言富有弹性，富有韵律，组合自由，气韵生动，具有鲜明的意象和音乐性。诗性语言一般多用隐喻、暗示和象征等手法，含蓄隐晦地表达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的，诗的语言与逻辑语言不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运用了隐喻，“善于运用隐喻是一种极有天赋的标志”。隐喻语言实际上是一种意象语言，它以“象”来喻示“意”，用意象来建构体验境界，形成直观感悟的形式，避开概念性的言说，充分敞开语言，使之与心灵直接碰撞。

美国语言心理学家欧内斯特·范罗诺萨通过对汉语和西方语言的对比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汉语是世界上最优美、最理想、最富于诗性的语言。范罗诺萨在《汉字作为诗歌媒介的特征》一文中认为，汉民族文化的特征可以从汉语中看出，汉语特点则集中体现于汉语诗歌，而汉语诗歌的表达方式，又和汉字不可分割。范氏认为，汉语在其自身发展中，由于其象形文字具有贴近“自然”的特殊“及物性”，而且这种字体构造方式后先相续，基本精神从未中断，所以至今仍然“葆有原始的活气”，这也决定了汉语是世界上最优美、最理想的诗性语言。正因为汉语重在“意”，学习汉语重在进行体验感悟，所以汉语具有突出的诗性。下面从字、词、句、章几方面略做描述。



汉字的诗性

传说“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说明汉字的出现具有与天地相通、感天动地的神秘意味。汉字不是没有生命的符号，而是富有智慧和灵性的生命体。汉字都是通过描画实物的形状，或者聚合图形从中想象意义来表意的。既是写实的表现，知觉的流淌，也是想象的驰骋和情感的宣泄。而表音文字是用字母把语言的音素或音节直接显示出来。两者完全不同。在世界所有的文字中，只有汉字能够给人以丰富的想象力。

汉字有“象”有“意”，有血有肉，有情有义。它们具有一种内在的难以知晓的神秘的逻辑性，它们是一首首流动的哲学史诗，是开启自然与智慧之灵的钥匙，是宏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具体体现。每个汉字都像是一幅画，或像是一首诗，一种形象的思辨和感悟，都极有意蕴、意味。汉字以形表义，因义而音，字形和声音关系不大，而多靠字形来表示意义。大多数汉字一看字形就可大体知道其意义，具有“一观即感”、“一感即觉”、“一觉即明”的特点。

如象形字：“人”就像是一个叉开腿的人，“口”是张开的嘴巴，“手”是张开的手掌，“目”像竖起来的眼睛，“日”的篆文像圆圆的太阳，“月”是悬在空中的月牙（月圆时少，缺时多），“雨”总让人想象出天上飘落下来的点点雨滴，“水”篆文就像正在流动的水，“木”的篆文就像一棵有根有干有梢的完整的树，……这些字都像一幅幅画，多么形象啊！

会意字如：“天”的“二”是“上”，人上为“天”；“旦”是地平线上的太阳；木根为“本”；人本为“体”；日月为“明”；人跟着人为“从”；二人相背为“北”；三人为“众”；二木为“林”，三木为“森”；房子里有女人即“安”，屋里有子即“字”（生育）；屋里有豕才是“家”；“益”的本意是器皿里的水多了向外流；“莫”（暮）是太阳落在草丛中；“休”是“人倚木”休息。……这些字都像一首首诗，多么富有意味啊！

即使是形声字，也能使人浮想联翩。形声字的义符可让人想到该字的意义范畴。如以“木”、“艹（草）”为义符的字，让人想到该字表示的是木本、草本植物；以“山”、“氵（水）”为义符的字大都与山、水有关。假如读书时碰到“嶙峋”不认识，但看到这两字的“山”字旁，也可大体知道其意思。……这些字自有内在的逻辑，多么富有情趣！

而汉语的语言形态最接近事物的运动和运动着的事物的本来样态，“非常贴近自然的核心”。如“囚”，人被关了起来，心中当然不好受；“喜”字是两只手举着“吉”字乐得合不上口；“存在”，“存”是“有”、“子”重合，有子即“存”，延续生命；“在”，是“有”和“土”重合，有土即“在”；……所有这些，都符合汉族人的文化心理特征，细细品味都极有意味。萧启宏解“孀”字，说一个寡妇内心如霜打，又从“双”音，看到别人出双入对，内心的感受分外凄凉。“冤枉”的“冤”，一个兔子被压在一个盖子下，心里一定很冤屈；“枉”，一个九五之尊的大王被绑在木桩上，可想而知他心理遭受打击的程度。汉语总是从一情一事的最大极限表现人性的世界。

汉字就是这样具有贴近“自然”的“及物性”，“葆有”着非凡的“原始的活气”，储存着先人无与伦比的智慧和丰富而浪漫的想象力，造就了世界上独特的富有诗性的汉族语言，也造就了富有诗意的中华精神、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



汉语词语的诗性

范氏认为西方语言讲究“词性”、“语法”，语言经过层层抽象概括，就使词语失去了字词直接表达“自然”的清新品质。词语被装进“词性”和“语法”的匣子，是违反自然的主观任意行为，语言和“自然”的自然联系由此大大削弱。这就像是一个“日益稀薄的概念金字塔”，“在金字塔底部躺着‘物’”，因为经过抽象化和范畴化的“标识特征的程序”，“物”，在语言中的反映已相当曲折。不仅不能准确的表达“物”本身的鲜活的品质，即使就其自身而言，它也未能思及它想要思及的事物的一半。

汉语的许多词语直接用“物”达意，都具有形象性。如“笔直”（像笔那样直）、“雪白”（像雪一样白）、“渊深“（像深渊那样深）、“囊括”（像用袋子全装起来）、“铁拳”（像铁一样坚硬有力的拳头）、“鳞次栉比”（像鱼鳞和梳子的齿一样挨个地排列着），都用具体的形象来表达意义。再如“海枯石烂”一般指意志坚定，永不改变。其实，海永远不会干涸，石也不会粉碎，但把这两个事物并排在一起，就表达了一个全新的意思。汉语中这样的词语多得很，光“海”字开头的成语就有海不波溢、海底捞月、海底捞针、海角天涯、海誓山盟、海市蜃楼、海水不可量、海晏河清等等，都是用“海”这个形象表达一定的意义。

汉语的很多单个词语都能表达很深的情意。如上面“海”字开头的成语，不仅有形象，也有各种意念、情意。“海不波溢”是对圣人治世天下太平的赞美，“海底捞月”是对白费力气根本办不到的事的嘲笑；“海誓山盟”是对男女坚贞爱情的颂扬。再如“望穿秋水”，是思念得很深的意思。“秋水”给人多么幽深、多么美好的想象呀！换成“春水”可以吗？春水和秋水一样清澈透明，但能有秋水那样深吗？春水总是浅浅的，况且，春水有春回大地的气息，是温暖的，而秋水却总是有寒露初降的萧瑟、凄清和冷意，和思念又思念不到的心情十分吻合。

由于汉语的语言形态“非常贴近自然的核心”，随着社会的发展又“累积”着一层层的意思，这样汉语的词语就有“底层语”衬托着，形成了类似地质学上的“层累”现象，具有多层语义结构，富有丰富的表现力。如“深”，有好几层意思：①水深，和“浅”相对，李白《赠汪伦》诗：“桃花潭水深千尺。”②从面到底从外到里的距离大，秦观《阮郎归》：“湘天风雨破寒初。深沉庭院虚。”③时间久，白居易《琵琶行》：“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④表示程度深，有“很”、“十分”的意思，杨万里《新柳》诗：“柳条百尺拂银塘，且莫深青只浅黄。”（拂：拂拭。莫：不要）这四个意思一个比一个抽象。一个词竟有这么多种意思，其意蕴多么丰富啊！几千年磨练出来的汉语词汇，有着它独有的民族意蕴和审美创造力，是字母拼写的洋文无可比拟的。学习汉语一定要从理解其丰富的意蕴开始。



汉语句子的诗性

王力先生曾说：“就句子的结构而言，西洋语言是法治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中国语法理论》）“法治”就是形式第一，形式控制意义；“人治”就是意义第一，意义控制形式，或说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西方的词语有性、数、格等变化，有着严格的区别和界限。而汉语的词语不管当什么词来用，其词形不变，词性相通的现象至今仍相当普遍。仅名词活用如：“很青春”、“甭林黛玉了”、“多么才华”、“非常日本”、“十分狗屎”、“非常哲学”、“雨水就汪在路面上”、“一下就草鸡了”、“他们过于‘文化’了吧”、“极英雄地”、“新潮得让人痛苦”、“偶尔玩笑一下”、“风情一下”、“痴情起来”、“女人一旦目的起来”、“你怎么还这么中国”、“比林黛玉还林黛玉”等等。这些词语的活用使得语言富有形象感，显得特别活泼，富有独特的情趣和意味。这种活用现象古已有之，如“绿”本形容词，可活用为动词，如李白的“东风已绿瀛洲草”，丘为的“春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尤其王安石用的“绿”字广受称道，比“到”、“过”等词的枯燥叙述，更凸显了春天的代表性色彩，并且比李白、丘为的“绿”意象大得多，气象更宏放，使读者能从大处、远处，想到江北、黄河、塞外、岭南、西域……六合之内，神州八方。“绿”的活用，使句子的容量增大了，有言简意丰的表达效果。这样的用法在古代、现代和当代诗文里不可胜数。

汉语往往又出乎意料地把不相关的概念组合到一起，通过想象力来影响事物的本质，并倾向于把无生命的事物和有生命的事物列为同一范畴，如：

“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杜甫）

“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王实甫）

“孤灯燃客梦，寒杵捣乡愁”（岑参）

“云很天鹅，女孩子们很孔雀”、“很四月”（余光中）

“禁城里全部的海棠／一夜凋成／秋风”（洛夫）

“蜡烛在自己的光焰里睡着了”（罗智成）

“把你的影子加点盐／腌起来／风干／／老的时候／下酒”（夏宇）

“你是一簇语言倒影在酒器中／以自己的模式开放成花朵与独白”（万夏）

所有这些，要是孤立地看，都是不合事理和逻辑的，甚至可能被当作痴话、醉话、梦话、疯话、胡话，但正是这样，才促使人对词语背后的神秘意味进行激情的想象。正如“‘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王国维《人间词话》）正是这种违反经验和语义逻辑的用法，开拓出语词全部的感性丰富性，从而使“境界”全出。

不只是诗文里这样用，就是在平时的生活中，人们也经常说出这样的按常理都不合情理的话。如：

这匹马没有骑过人——（“马”怎能“骑”人？）

便道走自行车——（“便道”怎么会“走”？）

一瓶酒喝十个人——（“酒”怎么能“喝”人？）

窗前飞过一只鸟——（“窗前”怎会“飞”？）

那出戏看过了——（“戏”怎么会“看”？）

这篇文章写完了——（“文章”怎么“写”？）

这些句子的主语原应在宾语的位置，可现在都做了主语。为什么主语和宾语可以互换？吕叔湘说：“一个每次可以在入句之前做动词的宾语，入句之后成为句子的主语，可是它和动词之间原有的语义关系并不因此而消失。”这些话语虽不合常理，但平时人们都这么说，表达的意思也很清楚。这就是汉族人特有的心理决定的。

汉语与西方语言最重要的区别是借助“词序”来表达意思，没有严格的语法规律，是对西方语言规律、语义逻辑的“瓦解”、“破坏”和“改造”。正如艾略特所说的那样“扭断语法的脖子”，也正如在洪堡特说的，汉语是“偏离高度规律的形式的语言”。汉语词语的顺序可随着人的情感和心意随便变化，词语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紧密。汉语语汇在使用过程中一般不因词语的语法功能而发生形态变化，词与词之间看不出界限，词序排列不同，都能组合成通顺的句子，表达不同的意义。如：

语文学习—学习语文

我们热爱祖国—祖国热爱我们

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

辣不怕—不怕辣—怕不辣

说不好—不好说—不说好

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词语的顺序变了，竟然还能说得通（只是意义不同罢了），这在西方语言能行吗？正因为这样，汉语的一些诗文（如杜牧的《清明》），重新标点后，竟然也能讲得通。

汉语词语之间可以留下许多空白和空位。这种灵活的词序和空白、空位，增加了语言的跳跃性和含蓄性。如温庭筠《商山早行》“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马致远《天净沙·秋思》中“枯藤，老树，昏鸦 / 小桥，流水，人家 / 古道，西风，瘦马。”其间只有孤独的语词，语法、逻辑几乎被毁弃殆尽，但是，也正是这些断裂的句子、孤独的词语所生成的意象特别生动鲜明，提供的想象空间也特别阔大。



汉语语言的隐喻性

范罗诺萨认为，汉语蕴涵着丰富的作为语言基质的“隐喻性”。“隐喻性”是指写出来的文字影射着没有写出来的言外之意，如音乐的“泛音”，或太阳四周的光晕。范氏进而认为，“汉语中每个字词都在自身层累着这种能量”，它是现代少见的一种“诗性语言”，因为“诗的语言总是随着一层层言外之意和自然的亲和力而振响。在汉语里，出色的隐喻更易于将这种品质提升到它的最强度”。

汉语的隐喻性、象征性、暗示性、影射性，是从象形意会的文字到文字的运用一脉承传的特点。隐喻、象征，都得有“意象”。意象就是寓“意”之“象”，就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周易·系辞》已有“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之说。我国古人对“立象以尽意”可谓心领神会，运用自如，而且形成传统，如《论语》、《孟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著作，多用寓言、故事或一些事物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所以才那样的明白易懂，脍炙人口。

对中国古典诗歌推崇备至的美国诗人庞德（1885-1972）就曾感叹道：“用象形构成的中文永远是诗的，情不自禁的是诗的，相反，一大行的英语字却不易成为诗。”据说，意象艺术直到二十世纪初“舶去”西方。作为意象派领袖，庞德就是通过阅读和翻译中国古典诗歌，发现“中国诗人从不直接谈出他的看法，而是通过意象表现一切”，才领悟到意象艺术的。“这种创造意象的能力，永远是诗人的标志。”

诗的语言就是意象语言。意象是具象化了的感觉与情思，需要凭借联想、推理等过程才能理解。意象都有言外之义，古代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说的就是言外之意。古诗和文艺作品最能体现这一特点。好多古典诗词都是通过言内所及的、在场的东西，显现出隐蔽在背后的无尽的画面。如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春望》），言内所及的在场的东西“山河在”与“草木深”，显现出隐蔽在背后的“无余物”和“无人”的凄凉景象，“山河在”能显现（“启示”）“无余物”的景象，“草木深”能显现（“启示”）“无人”的景象，从而把战乱造成的山河破碎、人民流亡的景象隐晦曲折地表达出来了。象李白的《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刘禹锡的《乌衣巷》、李商隐的《锦瑟》、于谦的《咏石灰》以及一些现代诗如艾青的《礁石》、臧克家的《老马》、戴望舒的《雨巷》等等诗篇，都是因为具有美好的意象。有些诗文的一些句子更因为意象中包含着丰富的意蕴，而广为流传。如：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勃《登鹳雀楼》）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本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故乡》）

这些语句的意义都超出了文字本身，超出原来文本的意义，让人有着不尽的想象和回味，所以成了名言、警句和格言。

意象语言具有直觉性、表现性、超越性等特点，其表现方法主要有：比喻，起兴，借代，反衬，象征，通感，矛盾修饰，虚实组合等，它更符合诗人主观的感觉活动与感情活动的规律，而不是客观的语法规律。这是诗性语言与实用语言的本质差别，有助于诗情诗意的表现。如“黑夜过去了就是光明”这个意思，如果平白地直说出来，会令人觉得淡然无味，臧克家反复寻思，最后才把它写成：“黑夜的长翼底下，/伏着一个光亮的晨曦。”再如“不要只羡慕人家的成功而忘记人家的奋斗”这个意思，直说出来类似于生硬的说教，令人难以接受，可冰心这样表达：“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这样运用比喻、象征、反衬、比拟等手法，大大地增强了语言的诗意，使之具有动人心弦的感染力量。还如，“高压和欺骗是不能永久的，它终究会制造出自己的叛逆”这个道理，说出来令人难以接受，而顾城的《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通共只有两行，就因为深层的意象唤起了读者广阔的联想空间，引爆了读者的感情。

总之，汉语语言具有异常鲜明的“文字”传统特征；具有诗、书、画、乐共融的古典传统。汉语具有“天赋的自由特性”，超越语法，甚至超越时空，灵活、多元、意蕴丰赡。因此范罗诺萨主张现代英语要向汉语学习，“汉语诗歌要求我们放弃狭隘的语法范畴，要求我们追随那具有丰富的具体动词的原始文本”。“汉语天生就不知语法为何物，只是后来，那些外来人，主要是欧洲人和日本人，开始强迫汉语适应他们的定义之床，扭曲了这个生机勃勃的语言。我们将形式主义的癖好全部注入对汉语的理解，这在诗歌中尤其显得悲惨。即使在我们自己的诗歌中，最要紧的事也是尽可能保持词语的柔韧性，尽可能充分葆有它的生命元气”。（郜元宝，《在语言的地图上》，P60-72）

汉语语言具有西方语言所没有的的诗性。汉语的诗性语言的特性，决定了汉语文教育应该、而且必须具有诗性和诗意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