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宁 论文代表作

管季超0712

张炜与沈从文文化心态比较论

引 言

对张炜和沈从文单独研究的学术著作很有一些，尤其是沈从文方面的，但是把他们放在一起来研究的似乎还没有。在当代文坛上，由于市场经济化浪潮的掀起，许多作家纷纷下海，或是走向媚俗，只有张炜能始终如一地坚持他的纯文学写作，坚守他的精神家园。在现代，作家要么倒向国民党一方，要么成为“左联”作家，民主战士之类，只有沈从文在战火纷飞中用温柔的目光凝视着他的湘西。正是因为他们始终坚持把写作看成一种信仰，一种神圣的使命，所以我才选取他俩作为我课题的研究对象，也算是我对前辈的一种崇敬吧！我想从文化心态上来对比他们二人，看看他们到底有哪些相同之处和同中之异。
我还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如此坚定地在纯文学的道路上走下去，他们最终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他们成功了吗？
一、崇尚自然、和谐
张炜和沈从文的小说及散文有一个很大的共同之处就在于他们都很善于写景，描绘美丽、神奇的大自然。人物在这个自然中也是自由自在而又和谐的，这是他们两人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失去的世界，所以他们在小说中着力构造这并不存在的自然与和谐，他们是现实生活中最后的做梦者，做的是人类应当有但已经失去的梦。
（一）张炜的登州海角与沈从文的湘西世界
每一个已经形成自己写作风格的作家都有一个“根据地”，比如说王安忆的写作就经常以上海为背景；张承志的作品中总有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驰骋的牧马；方方的作品中经常有河南棚子的影子。同样，张炜魂牵梦绕的是他登州海角的那方土地；沈从文无论走多远，也走不出他的湘西世界。
“现代人盲目的寻找精神家园的努力很可能是无效的，而靠试图的，而靠试图去‘复活’某种已经死了的东西再也活不了。张炜所做的工作是‘发现’和‘发扬’不死的东西，它是生命、是精神、是自然、是传统、是历史，不死的东西难以命名，只能排列很多的词语来捕捉它，而它就是《九月寓言》里所写的那种生生不息。”[1]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张炜是如何来建构他的精神家园——登州海角的。我认为《柏慧》这篇文章比较具有代表性。《柏慧》有两层寓意：其一是讲文革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受到迫害，而迫害者摇身一变成了教授；另一层意思就是“我”企图建立一个没有干扰，没有污染的世外桃源，可是随着城市化的加剧，葡萄园在一天天地受到威胁，虽没有告诉我们结果，但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作者为什么要建构这一世外桃源？本来《柏慧》中的主人公“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在一个研究所里有稳定的职业，况且柏老还是他的岳父。然而当“我”发现研究所里乌烟瘴气，有才华的老教授被整死了，教授的儿媳妇也受到了侮辱，而这一切的幕后指使者居然是他尊敬的岳父柏老。“我”无法在这种空气中生存下去，情愿放弃这份工作。最后我离开了研究所，融入了故乡的野地。本来，按照自然规律，正直的有才华的人应当受到重用，卑鄙无能的小人应该受人唾弃，然而在那样一个黑白颠倒的年代里，正直善良的人遭到卑鄙小人的迫害，小人得志，作威作福，无法无天。在这样的情形下，张炜所建构的精神家园就显得尤为可贵了。他笔下的登州海角是肥沃的，哺育着他的成长；同时也是宽容博大的，像一位母亲时刻准备迎着远方游子的归来。在这里充满和平、友爱、自然、和谐、平等；生活方面虽然不是那么富足，但是人生活得那么自在、怡然自得，仿佛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然而这仅仅是一场梦而已，现实世界是不允许这样一个世外桃源存在的，张炜的梦被现实撕得粉碎。
相对而言，“沈从文对乡土抱着平等的意识，并且在生命的意义上追忆乡土”。[2]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更加古朴，充满了人情味。在这里，青翠的山、碧绿的水、沉默的大碾房、善解人意的狗、自由自在的鱼，还有一群善良的人们，这一切组成了一个美丽动人的童话世界。在这个相对闭塞落后的世界里，最动人的一道风景就是那一群天真活泼、毫无心机的少女们，如《边城》中的翠翠、《三三》中的三三、《长河》中的夭夭，她们一个个美丽健康，浑身充满着不竭的生命力。在这些女孩身上，体现了沈从文的一种审美追求，即健康、朴素、未经雕琢的原始美。“在那个湘西世界中，力图通过湘西本真和原初的眼光来呈现，从而保留了那个世界的自在性和自足性，生动复现了楚地的民俗、民风，写出了极具地域特色的乡土风貌，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底层人民的生活图景。”[3]
也许，凌宇先生的话能够代表我的感受：“一旦开始认真阅读沈从文的作品，我便从中感到一种极强烈的审美愉悦。尤其是他的以乡土为题材的创作，对湘西人生透骨地切入，一份淡远而又沉厚、平静又强劲的乡土、民族乃至人类的悲悯与忧患情绪，那种不断创新的艺术表现才能，使我一读便不可收。”[4]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虽美丽，但同时也隐藏着深深的忧虑与不安。以《边城》为例，《边城》不仅诉说着一个优美动人的爱情故事，同时它更是讲人与人之间如何隔膜的故事，说明了人的灵魂是多么的孤独。老船夫一直无法领会孙女的意思，又与顺顺产生的误会，最后在一个风雨之夜孤独地死去，留下孤苦无依的翠翠一个人活在这个美丽得使人忧愁的世上。
湘西使人着迷的到底是什么呢？它是美丽的大自然，有勤劳善良的人们，更有古朴的民风，甜美的山歌，古老的神话故事，这一切给湘西增添了一层瑰丽迷人的色彩。这样的美丽如果给普通人叙述，他一定会大肆地沉浸铺陈，极尽夸张之能事，然而沈从文却不是这样的。他采取的是一个非常平和的叙述口吻，就像老朋友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给你营造一种氛围，让你慢慢走进他所设置的那个氛围。你就从这种氛围感受到他所讲述的美，也能掂量出这种美背后的沉重。
沈从文一直努力地回顾着童年时代美好的湘西，妄图将那美好的印象深深地刻在脑海里，他做到了，因为他以湘西为题材写了那么多优秀的作品。然而他最终放弃了，因为当湘西世界被城市文明一天天地浸染时，他的笔写不下去了，那个他精心构造的美丽的湘西世界已成海市蜃楼，再也不复存在了。
（二）融入野地与流经沅水、辰水
张炜有一篇散文叫《融入野地》，沈从文有著名的散文集子《湘行散记》，这无疑暗示了他们对土地、对自然的热爱之情。
“如果一个小说家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那么他必定是一个‘自我中心’论者。除此以外这个人还会是一个土地崇拜者，多少有些神秘地对待了他诞生的那片土地，倾听它叩问它，也吸吮它。”[5]张炜对土地的热爱在《九月寓言》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九月寓言》中从产的生存依赖着两个方面：一个是地瓜，即吃物；另一个是白毛毛花，即御寒之物。而这两个东西都依赖于土地，离了土地人们便无法生存下来。对土地的热爱不仅仅在生存的层面上，更有精神娱乐甚至与**有关。野地中的青年男女在一群群地奔跑，他们在奔跑中享受生命的欢乐；更有许多人在野地中收获爱情，繁衍后代；还有露筋与闪婆，他们在野地里撒欢，过那种风餐露宿的生活。这些人只有在野地中才能显示旺盛的生命力，否则他们的生命就是停滞的，甚至是死亡的。在《九月寓言》里面张炜这样写到：
“谁知道夜幕后边藏下了这么多欢乐？一伙儿男男女女夜夜跑上街头，窜到野地里。他们打架，在土末里滚动，钻到庄稼深处唱歌，汗湿的头发贴在脑门上。这样闹到午夜，有时干脆迎着鸡鸣回家。”
“咚咚奔跑的脚步声把海水成冰的天气磨得滚烫，黑漆漆的夜色里掺了蜜糖。跑啊跑啊，庄嫁娃舍得下金银财宝，舍不下这一个个长夜哩。”[6]
小说写基本的食、色，写真正的欢乐和苦难。同时也写人与大地的关系，张炜在至性深思的散文《融入野地》里说：“人实际上不过是一棵会移动的树”，人只不过是大地的一个器官。“我跟紧了故地的精灵，随地遍游每一道沟坎。我的歌唱时而荡在心底，时而随风飘动。”“我充任了故地的劣等秘书，耳听口念手写，痴迷恍惚，不敢稍离半步。”“从此我的吟哦不足一己之事，也非我能左右。一个人消逝了，一株树诞生了。”[7]
野地对于张炜来说不单纯是生养人们的一块土地，更有其文化内涵在里面。它象征着古老的乡土文明，未经开化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一群人。张炜所要融入的那片野地，正是一片未被现代文明浸染的一片处女地，这块地上什么都不要，只要一群奔跑着的人就够了。比如说《九月寓言》中的赶鹦。
“显然，赶鹦与人类刻意修饰的城市生活和工业文明格格不入，而与包容生命和滋生万物的野地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在她看来，城市意味着喧嚣、浮躁、无根无定，而野地意味着永恒、宁静和真实落定。因此，她与野地的亲和就像树木抓牢泥土一样。”[8]
而水让沈从文的作品充满了流动之感，也增添了许多柔美。《三三》里的一汪清泉使得三三那颗少女的心也像潭水一样晶莹剔透；《边城》中的翠翠依山傍水长大，她朦胧的**意识也是从被水中的大鱼咬开始的，最后流水吞噬了她情人的哥哥，也带走了她的情人；《萧萧》里面每当女学生过身，就说女学生放“水假”，很形象，充满了流动之感；还有《长河》，基本上是围绕萝卜溪展开的……沈从文的作品是离不了水的，因为他从小就生活在水边，对水非常熟悉，对水边的人和事也了如指掌。他小时候经常逃学跑到河里玩水，还经常在河边看杀人，看手工艺者做活，这一切给了沈从文极深的印象，从此他与水也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湘行散记》与《湘西》，是力图全面而现实地反映湘西社会人生的姐妹篇。两书叙述的线索一致：从常德沿沅水溯流而上，顺序展开这条延长千里的水流及各支流的乡村景物、人事；所涉及的地域基本对应，在内容上互为表里，交织成色彩斑斓的湘西儿女悲欢世界。
在《湘行散记》里，作者以大量篇幅叙写沅水流域的水手和吊脚楼*女的人生现状。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下，经济收入微薄。水手中有三十多年弄船经验的，每天收入只有八分钱，小伙伴低到每天只合一分二厘。而他们工作的辛苦程度是难以想象的。在返乡路上，作者就亲眼见到一个水手葬身于激流之中。按照原先与雇主订立的契约，“生死家长不能过问。”雇方为死者“烧几百钱，手续便清楚了。”在这里，水就不像前面所提到的那样温柔可亲了，而是充满了危险，但是离了它也就无法生存下去了，因为水手是在水上谋生的。
（三）寓言与牧歌
张炜把现实生活寓言化了，人们可以在寓言中去寻找现实生活的影子；而沈从文把他的湘西世界神化了，让人们在神话中寻找先民的足迹。
就拿张炜的《九月寓言》来说，这是一部寓言，写的是跑和停的故事。当村子里的人不停地奔跑着的时候，他们充满了活力，并且都是善良的；当他们停下来的时候，邪恶就开始滋生，人们的生命慢慢地衰竭，最终走向死亡。赶鹦在这里就是一匹宝驹的化身，肥是“飞”的谐音，龙眼用他那双眼睛静静地观察着小村的一切，金祥寻鳌的故事仿佛夸父逐日，刘干挣造反带点文革的意味，金祥的忆苦对于小村来说仿佛是盛大的狂欢节日……在这部小说中，其中的许多人和事不是一眼就能看明白的，而需要细细咀嚼。《九月寓言》是用意识形态化的语言来创造一个非意识形态化的一个世界。它绝对不是我们所熟悉和公认的世界，而是有它自己的逻辑的，然而它所使用的材料非常具体。如借用历史，刘干净造反就是借用的“文化大革命”；借用非常政治化的话语，肥想知道为什么父母吃不饱，而自己却又白又肥，想了许久一句歌词帮她解决了问题：“阳光雨露，抚育我们茁壮成长；”露筋临死的时候耳边始终回荡着一句旋律：“我们都是飞行军。”在这里，张炜把我们现实世界的材料打碎了，再重新组织了一个寓言世界。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也是人类的寓言。村子里的生活是贫穷的，相对而言工区里的生活是富足的。工区一步步地向小村扩张，小村的人也开始吃上了黑肉饼，但是付出的代价是失去小村。人类不也是这样吗？为了追求富足的生活，不惜采取破坏怀的开发，短期间内虽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从长远来看，却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小村被挖塌的事不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吗？
相对于张炜的寓言来说，沈从文所写的小说和散文像一首首牧歌一样优美、纯净，背后似乎又隐含着一丝凄凉。这些牧歌中有神话，也有他以湘西为题材的诸多小说和散文。
“二十世纪的湘西仍不失其为神话传奇之乡。”[9]而沈从文的神话代表作是《龙朱》，这是一个美丽的爱情神话，然而仅仅是一个神话而已。优秀应该是一个民族所共同追求的，然而优秀在这里却遭到了拒绝，受到了排斥。聪明美丽龙朱是人们所向往的，甚至可以说是人类的楷模，但是却没有一个女子敢与他对歌，这难道不是人类的悲哀么？
爱在这里成为了做人的准则，无爱的生命是孤寂难耐的，这同时也道出了爱的属性，它是生命的一部分，是自然自在的事物。既然爱情是一个自然事物，那么情爱中的男女呢？女的是“在新棉絮里做梦的”，“甜得像枇杷”，“香得像大兴场的狗肉”，“美得像三羊溪的鳜鱼”，在龙朱的心中，像甜酒、狗肉一样引起欲望。至于男人，则是这比喻之后隐藏的一个比喻。“凡是好酒归善于唱歌的人唱，好肉归善于唱歌的人吃，只是你姣好美丽的女人应当归谁？”[10]
在小说《雨后》和《萧萧》中，沈从文均引用了凤凰的一首山歌：“天上起云云起花，包谷林里种豆英，豆英缠坏包谷树，娇妹缠坏后生家。天上起云云重云，地下埋坟坟重坟，娇妹洗碗碗重碗，娇妹床上人重人。”这是一首描写**的山歌。也许是受当地山歌的影响，沈从文小说中的语言像散文诗一般，充满水分。如《边城》里描写翠翠做梦的那一段：“翠翠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仿佛轻轻的各处飘荡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到悬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茸！”虎耳草在这里是象征爱情的，沈从文把少女朦朦胧胧的感情写成一场梦，她的爱是一串梦。我们看沈从文写的翠翠、三三、夭夭这些女孩子，就像在听一首悠扬的牧歌，别人也许会用箫来演奏，而沈从文是用手中的笔。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张炜是以他的登州海角为写作阵地，融入野地，用寓言的形式展开他的故事情节，反映他对自然的热爱和对自由和平的向往；而沈从文是凭借着他对湘西世界的了解和感情，顺着沅水、辰水来建构他的神话，也表达了他对自然和谐的迷恋。尽管他们的想法在现实世界中是行不通的，然而在文学上他们毕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们的文学作品也激励了许多文学青年，使他们在文学中找到了爱，发现了美。
二、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对立的二元世界
张炜与沈从文在文化心态上最为相似的一点就是将城市与乡村对立起来，创造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张炜小说中的城市文明总是以破坏者的身份出现，他一出现乡土文明就被摧毁；而沈从文小说中的城市文明是一点点地浸染到乡土文明中去，让乡土文明慢慢地失去他的本色，而蜕化为城市文明。
（一）愤怒与讽刺
也许与文化心态有关，张炜对待社会中不公平事总是很愤怒，不平之情溢于言表，激愤难平。而沈从文就从容得多，不动声色一点一点地剖析，直至最终露出庐山真面目，其讽刺意味是十分明显的。
张炜小说中《秋天的愤怒》，《柏慧》里面的愤怒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矛头均指向了“我”的岳父。并不是岳父有什么不好，而是这所谓的岳父都是当权者，都在欺压和剥削着下面的民众，而且他们都不劳而获，把公家的东西，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明明心怀不轨，干了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在外却摆出一副和善的模样，让人见了实在是可恨。作者正直的性格无法忍受这种伪善，于是在小说中爆发了，用强烈的抒情来抒发心中的激愤之情。《柏慧》所采取的叙述方式就很能说明问题。小说一般以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来叙事，很少采取第二人称，而《柏慧》这篇小说恰恰采取的第二人称“你”。这样写的目的是多了直抒胸臆，更好地抒情，增强文章的感染力。
张炜为什么要愤怒？我认为愤怒不仅仅是他的一种渲泄方式，也是他对现实的一种抗拒。在对现实极为不满的情况下，人会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改变自己，适应现实社会；另一种是不平则鸣，用愤怒或讽刺来表达心中的不满。张炜就属于愤怒的这一种。在《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以及长篇《古船》中，正直善良的张炜抒发了他长久被压抑着的痛苦和愤怒，反思历史，关注现实，检讨人性，忏悔罪恶。
沈从文的讽刺却是温文尔雅的，比如说他的《绅士的太太》、《八骏图》、《顾问官》，表面看来，他似乎没有什么不好的评价，但是正是这表面上的不动声色使他的讽刺更加辛辣。《绅士的太太》中的一群绅士、小姐、姨太太，表面上一个人道貌岸然，俨然君子淑女，而背地里都是鸡鸣狗盗之徒。《八骏图》中的八位教授个个得病，连一向自称为医生的达士先生也不能幸免，这其实谈到的是一个人性的问题：在乡下人们敢爱敢恨，追求**就像唱歌一样非常自然，青年男女相爱了就在山洞里、树林里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而八位教授呢？写教授甲异常简洁，白描一样由环境来暗示人，全家福照片，多子，太太已肥胖；枕旁置《凝雨集》（明代五彦泓所撰多为艳体）、《大百家香艳诗》；蚊帐里有半裸美女广告；窗台上放着保肾药。这显然是个性机能衰竭，却又转向极度意淫的男人。教授乙经常在海滩边看女人，谈女人，夸赞上海女人不惧冷（所穿新式浴衣上裸）。写法非常别致的是带空白的对话。教授乙谈女人时达士先生的对答是空白，可以理解为无以为答。等到达士先生问教授乙为何把夫人撇在家乡一人在外过独身，上海何以比北平好时，乙的对话又成为空白。一个细节：教授乙从女人脚印里提起一枚蚌壳，用手轻拭壳上粘附的沙粒。这个动作充满了“情欲”，因为在中国文化中蚌壳是隐喻女性性器官的。教授乙的性饥渴是十分外露的。丙是哲学教授，他对达士先生讲别人的故事：X先生执行精神恋爱，与爱人同房分床而居，违背人性，活生生把个好女人恹恹地病死。丙骂X是“阉鸡”，“不过是佛教不争观，与儒家贞操说两种鬼在那里作崇）。”但达士先生问起他的恋爱观，他搪塞不作答，声称那是儿女们的玩意儿；看起希腊爱神胴体上的凹下和凸出处倒津津有味，而且脑海中闪着内住女苗条圆熟的倩影。故达士先生也将他归于“疯狂”一类。史汉专家教授丁的主张是喜欢女人，对许多女人倾心，却再不会同一个女人结婚。他说他已经爱上了一个女人，但是为了永久得到她，便要逃避她，在她鲜活光彩的年龄尽她嫁人，到她四十岁时才告诉爱她，使她在自己心里还好好存活。这种对爱的压抑与束缚缠足一样，是残忍的，违反人性的，也是违反人类生命秩序的，但偏偏打着一切替女人想的旗号，不仅自虐而且虐人。教授戊是通过一段独白，表现她既要享受女人好处，又不要受女人牵制，所以结婚旋即离婚，再来宣布女人是个“古怪的生物”。写庚这个经济学教授是通过想像，从他的沉静不作声的恋爱去推演，虚构其人。起先读者也许会被表象所迷惑，以为庚先生是唯一的“精神方面极健康”的，等行将结婚的女教员突然爱上达士先生，才恍悟这静静的爱原来是冷冰冰的，没有热度的。至于辛，瑗瑗的信点明他言行不一，“简直是个疯子”，也就够了。剩下的就是达士先生自己了。
他一直都在审判别人，似乎在“八俊”之外。最后的陡转把他潜在的一面曝光，有强烈的喜剧效果。作者对另七个教授用的粗略的讽刺线条，而对他和未婚妻瑗瑗，和穿黄袍子的女人的关系，是用微妙的抒情色彩点染，嘲弄的意味都在心理层面上，而且是一息一息泄露，几乎在达士先生到青岛的第一天，他便在窗外捕捉到黄袍女人，并把那颜色藏在心底。他自恃不会害另七位教授共同害的病，结果愈保持距离愈煽起那个女人的向往。他把山东的一切见闻都写给远方的未婚妻，独把那女人挑战般的眼光写进日记里。最后，女人谈海的匿名信的出现，沙滩上先后出现的“也有人了解海，不敢爱海”的字迹与美丽眼睛的画，如电击中了他，真是一场心理败仗。小说后半段达士先生的人格一分为二，无论他如何自我拯救，都逃不出“全军覆没”的命运。
（二）大地上的守卫者与沅水旁的回眸者
在《九月寓言》中，让人感受最强烈的是生存的快乐与生命的飞扬，《古船》中的那种紧张与压抑之感不见了，而代之以自由流畅纵放狂歌的无限魅力。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认为这时期张炜已经开始接受苦难，把苦难看作是生存之中所必需的。与此同时他开始了自我根源的寻求。而自我根源也就是万物的根源，即大地之母。张炜竭力想让人们明白，大地不仅是农业文明范畴，而是一个元概念。人只有走向它，投入它，才能感知、领受它的恩泽和德性，它的柔情和力量。于是，张炜以一个大地的守卫者的身份企图重新建立人与大地之间的根本性关系，使不完整的人间完整起来。大地养育万物，而人只是其中之一，然而这也并非意味着人类的渺小与微不足道，恰恰相反，对大地的亲情和尊重正引导出对人类自我生命的亲情和尊重。人也只有在大地上生存，才能体现生命的价值。
“……城市对他的轻慢就不止是煽引起思乡的情感，更激发了他一种向别处去寻找精神支柱的迫切愿望。只有眼膺于一套足以与城市的价值标准相匹敌的另一种标准，他才能毫无怯意地走进城市；也只有确信自己在某一方面比那些绅士高出一头，他才能安心地与他们坐在一起。而从他当时的意识、范围来看，恐怕惟有对家乡的记忆才能向他提供这样的精神支柱，只有从湘西的风土人情当中，他才能提取与都市生活风尚截然不同的首先范畴：他那渲染牧歌情改的热情，主要正是源发于这样的隐秘心理。不用说，这里有一种深藏的自卑感在作怪，沈从文其实还没有摆脱那受挫者的沮丧情绪。不但在一些直接描写都市生活的作品中，他一直都掩饰不住那种遭轻慢后的忿怒，就是在不少意在表达那混沌感受的描写湘西的小说中，他也还是经常受到这忿怒的牵制，有意无意地总要去赞美与城市文化相对立的一切东西，不论是原始的**，还是愚昧的迷信。”[11]
沈从文带着一种温情脉脉的眼光凝视着他的湘西，因为他写湘西是在他离开湘西在京城受到了许多打击之后，这时候来回顾湘西，就仿佛截上了一幅有色眼镜，滤去了许多残忍的成份，表现的大多是美好的，充满了诗情画意。《三三》里展现的好像是一幅优美的山水画，青翠的山林，清悠的河水，顽皮的三三，这一切是那么恬静，可是这恬静却让一个城里来的白脸男人给打破了。这个男人的病其实就是他抽鸦片造成的，他是一个鸦片鬼。他的苍白是一种死亡的象征，就是这样一个如朽木般即将死亡的人却看上了健康活泼的三三，这不能不说是对三三的一个威胁。《长河》里面，风俗人情无不受到了城市文明的浸染。如果说《边城》是沈从文的一个温暖的梦的话，那么《长河》就是这个梦醒之后的幻灭感。沈从文在《长河·题记》中说：“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在乡已十八年，一八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有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的人生观。”[7]
（三）拯救与治疗
张炜在《融入野地》中追问道：“已经存在的一切是如此完美，完美得让人不可思议；它又是如此地残缺，残缺得令人心痛疾首。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一个熟知的世界，还有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原来那种悲剧感或是喜剧感都来自一种无可奈何。”“一个人总是先学会承受，再没法拒绝。承受，一直是承受，承受你的自尊所无法容许的混浊团。也就在这无边的踟蹰中，真正的拒绝开始了。”[7]我们来看看张炜为什么会“心痛疾首”、“无可奈何”，最终走向“拒绝”。通过前面我们可以知道张炜是崇尚自然，渴望融入野地，反对工业文明的，而他看到的这个现实世界又是那么令他失望，是“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作者“最终将告别它”。然而他能告别吗？
张炜选择的离别其实也是一种拯救方式，他第一次离开城市五年写出的轰动一时的《古船》，第二次离开写出的九十年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九月寓言》，他的小说就是拯救人类灵魂的一味药。他的小说写出了城市与乡村两个截然不同相互对立的世界，写出了文革那段惨痛的历史，也写出了人性中的善与恶。而张炜在这里充当的是一个悲悯的拯救者的角色。他热爱生活，热爱这个美丽的世界，但同时他又对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深恶痛绝。他恨那些欺压人的人，他要用笔对这些恶人进行惩罚，让他们得到报应；他要让那些善良的人过上幸福的日子，让受压迫的人翻身过上自由平等的日子。他把拯救人类的希望寄托于那片让他深深依恋的野地，企图通过在野地中寻找拯救乡土文明的方法，他的辛勤与执著没有白费，于少给商业炒作极浓的现代文坛注入了一些新鲜的血液，令读者耳目一新。
吴立昌写了一本沈从文传，题目中是《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我觉得这个题目起得很好。沈从文那么迷恋他的湘西，湘西甚至可以说是他的整个精神家园，可是他的家园正在一天天的沦落，于是他就担负起了一个治疗者的职责，来医治那些患了“文明病”的人们。
“沈从文崇拜朝气、崇拜力量、崇拜自然的强悍。”[12]他经常用“狮子”一类意象来比喻主人公的勇猛、强健和威信，如《龙朱》中的龙朱，《边城》中的傩送，《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中的七个野人，《豹子·媚金和羊》中的豹子。他们是勇敢、热情、真诚、强悍的，只有原始的野性的生命力。与之相对的是一群异化的、萎缩的生命力，他们已经失去了原始的野性与真诚，而蜕化为势利的“城市人”，沾染了许多城里人的恶习。
《边城》中，顺顺之所以不同意儿子娶老船夫的孙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另一女子家有一个大碾房，这在农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财富。而翠翠除了那颗少女单纯的幼稚的心以外什么都没有。三三母亲经常给堡子里送鸡蛋，也显示了她对当权者们的一种巴结，更希望三三能嫁到城里去做少奶奶。同样在《贵生》中，杂货店老板将女儿嫁给了想娶个黄花闺女冲冲晦气的五爷，这不也显示了杂货店老板的一种势利吗？说这些故事的时候，沈从文的态度是平和的，表面上似乎看出他的写作倾向，但是从这几篇小说的结局看来，他的意图是不言而喻的。傩送没有娶那个有碾房人家的女儿，赌气到下游去了。三三母亲所希望三三嫁过去的那个白脸城里人终于病死了。杂货铺最终也被贵生的一把火烧得一干二净。沈从文无非是想说，两性的结合靠的是两者之间真诚的爱，而不是物质上的交换。婚姻的实质是情爱与**的和谐统一，而非交易。
三、人性的探索
张炜和沈从文不约而同地触及到了人性深处，把人性中的许多潜在的东西挖掘出来给人看，尽管有些残忍，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张炜用激昂的节奏谱写了一曲人性的悲歌，沈从文却是用箫来演奏的，悠扬清远，余味无穷。
“如果说沈从文对城市及现代文明的讽刺，常常流于简单和偏执的话，那么，他以湘西的人情、自然、风俗为背景，旨在展示淳朴人性、理想人生情态的小说，则以真挚的感情，优美的语言，诗意的情绪，为我们营造出一派沈从文式的理想世界。这些小说宛如清新悠远的牧歌，倾诉着沈从文对湘西的眷恋，对自然的感怀，对至善至美的人情与和谐宁静理想境界的想像。”[12]
（一）人性的欢乐与痛苦
无论是张炜还是沈从文，他们写人性的欢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大胆的**。《九月寓言》中人们在野地中交欢是极其平常的事情，人们的生老病死都与土地密切相关。沈从文小说中的《萧萧》、《雨后》、《连长》、《阿黑小史》无疑都肯定了这种**。作为反例的可以选取前面所提到的《八骏图》，《八骏图》并不负有向人们提供美满婚姻模式的使命，而是从人性的缺欠、人性的冲突入手，指出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自认深得现代文明真谛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的湘西乡民一样抵挡不住**的诱惑。所不同的是乡下人能反朴归真，求得人性的和谐；而都市的“智者”却用“习惯”与“道德”种种无形的绳索捆绑自己，以改失态，最终跌入了不道德的轮回中。沈从文认为：**即人的生命存在、生命意识的符号。压抑**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相伴随而来的生命力萎缩的标志。人性的欢乐在张炜这里是奔跑，撒欢，甚至是打人与挨打，拔火罐。村里的人吃地瓜烧胃，年轻人就四处奔跑，在漫漫黑夜中毫无目的地奔跑，把身上的火气散发出来。男人身上的火气就通过女人拔火罐来消耗，女人则通过挨打这一形式来去火。在这里生命的存在就通过这些方式来显现，人的感情及思维方式都极其简单，那就是活着、快活。
那么他们的痛苦是什么呢？我觉得大多是欲望带来的痛苦，在这里我并没有说欲望有什么不好的意思，而是认为当一个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会感到痛苦，而一旦得到满足就是一种莫名的空虚。村里的人各有各的欲望，有的很实在，有的很虚幻。村里的许多女人都在做着过城里人生活的梦，吃黑肉煎饼，到水池里泡澡，然而尽管她们的梦很切实，最终她们仍要吃地瓜做的煎饼，在土里爬滚，那些城里人的梦在她们身边却并不属于她们，她们的梦属于土地。男人则追求权力，刘干挣与方起图谋造反，推翻赖牙的统治。结果由于奸细的介入，使他俩的造反计划彻底失败，刘干挣被打得半死不活，方起惭愧不已，就把自己给阉了。我觉得这有点像文革时期的夺权运动。而另一个静静的注视者是龙眼，他注视着小村的一切，他是最先觉察到小村将走向毁灭的人，小村青年男女在黑夜中奔跑，只有龙眼一个人孤独地思索着。金友强奸庆余，只有龙眼看见了。小村一天天地被挖空，只有龙眼感觉到小村迟早要被挖塌。他的白头发据说是几代人的愁全集结到他一个人身上了。龙眼妈千方百计地找药给龙眼治病，最终仍是像雪一样耀眼的白发。龙眼是与肥订过婚的，他就希望能娶到肥，非常希望，但同时他也感觉到肥最终将离开小村，所以在一个夜晚龙眼强行与肥发生了关系。龙眼的愁苦是与生俱来的，他伴随着小村，深入到了小村的心脏，最后与小村一起灭亡了。
沈从文笔下不乏苦闷的灵魂。聪明美丽的龙朱那么受人仰慕尊敬，却迟迟得不到姑娘们的爱，优秀成了获得爱情的障碍。水手柏子用几个月的辛苦钱换来一夜的欢愉，这看似简单的**的背后隐含着多少悲痛啊？老船夫雷雨之夜孤寂地死去，单纯是老了吗？如果不是怕翠翠与她母亲一样，老船夫怎会如此多心呢？也不至于与顺顺闹僵了，最后苦闷的死去。这里讲的是灵魂孤立的故事，翠翠的心思不为老船夫所理解，老船夫的多心与犹豫不绝也使他与顺顺方面闹得不愉快；两个儿子同时喜欢老船夫的孙女，她使顺顺极为恼火，因为他希望儿子娶有碾房人家的女儿。《黔小景》里面的老头的儿子刚刚死了，可是他一个人太孤寂了，无人听他诉说，就像契诃夫的《马车夫》死了儿子，却无人听他诉说一样。突然来了一对叔侄，老头子的话屉子一下子就打开了，还编造了儿子在云南做生意的谎言，家里有许多亲人等等。老头只不过是一个人活得太孤单了，想有人听他说话，让他把积压许久的悲伤与苦痛倾诉出来而已。还有伙夫会明，世界在变，他的想法却仍那么单纯那么幼稚，所以他不能为周围的人所理解，只好养了一群鸡，与鸡为伴。这些苦闷的灵魂说明了人与人之间是很难沟通理解的，人生来就是孤独的。“沈从文在探索人类灵魂奥秘的孤立中曾经指出，他的乡下人。特别是家里的人，不用依仗多少语言就能交流他们的思想感情。他们的直觉，以及对手势、漫谈的敏感，就足够调查彼此心灵的深处。”[13]
（二）人性的善与恶
在张炜的笔下有许多善良的人，也有一批恶人。在《古船》中，老隋家，有李家还有老赵家。老隋家的人比较有经济头脑，会***，但是由于时运不济栽了跟头，一时爬不起来；老李家的人聪明，是技术型的人才，善于搞发明创造；老赵家的人几乎都是官僚阶层。先说说善良的人吧：隋迎之虽说是个资本家，但后来他把各处的财产都捐给了政府。他的这些举动并没有使他们家免遭厄运，相反，他的三个儿女在他死后受了许多欺辱，若不是隋不召照顾着他们，可能生活更加艰难。隋抱朴非常老实，默默无闻地做事，心里却一直在念叨着《***宣言》和《天问》，他就像一个哈姆雷特，只有思考，没有行动；而见素恰恰相反，他像堂吉诃德，只有行动，不加思考；含章是非常可怜的，她一直被赵炳霸占着却不敢作声，也不敢接受李知常的爱，在人世的泥潭中她痛苦地挣扎着。他们所遭受的命运是历史造成的，由于上一辈给他们留下了善良的品质，使他们在这场厄运中遭殃了。李家的人也是比较正直善良的，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赵炳说要迎接上面人的检查，命村里的人每天扶一株玉米杆子迎接检查，李其生突然发现这十几个玉米棒子是用绳子绑上去的，不禁大叫起来，终于被赵炳手下的人毒打了一顿。从这里我看出了在当时那个社会环境下是不允许人们说真话不允许正直善良存在的，那是一个灭绝人性的时代。还有《柏慧》中的鼓额和老教授，他们都是非常勤劳善良的人，可是他们都遭到了迫害和欺辱，这是多么不公平啊！
与之相对的是一群逍遥法外的恶人。在《古船》中，最心狠手辣的人不是赵多多，而是赵炳。他不动声色地控制着洼狸镇的一切，赵多多只不过是他的执行者而已。赵炳有两件事让我愤怒：一件是将说真话的李其生打得半死不语，最后居然以一个救星的面孔出现在李其生的面前；另一件事是借干爹之名义对含章的强占，使含章一直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糟蹋了不知多少年轻妇女。这些恶行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然而他们是当时的掌权者，是管人的人，所以人们敢怒而不敢言，甚至是帮助他们行凶作恶。
沈从文作品中也有善与恶，只不过表现得不是那么明显而已。《丈夫》里的水保，沈从文并没有将他写成凶神恶煞，而说他为上面做事，感情上却靠近船家。《贵生》中贵生原本是个善良憨厚的小伙子，却在金凤出嫁的那晚一把火将杂货铺烧掉了。《巧秀与冬生》里面，本是一群善良的人，却做了一件并不善良的事，将巧秀娘沉入潭底，而且在扒掉巧秀娘的衣服时，那些男人并不讨厌这样一个光洁的身躯，他们所不能忍受的是这样美好的身躯被别的男子享用。我认为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善与恶并没有单独地分离出来，而是善中包含着恶，恶中也包含着善，就看谁是主导了。当然，沈从文所要颂扬的是《边城》中像老船夫、翠翠那样的善良与纯朴，而不是《贵生》中五爷那样不务正业的人。沈从文在他的《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说：“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远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生的人性形式。”[14]他认为作品除了使人获得真美感觉之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
（三）人性的升沉
我最不能忘怀的是茴子临死的时候穿得那么体面还涂了口红，打扮得特别女子看那一幕。对于一个即将死去的人来说，这些应该不重要的，茴子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她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人，一个有尊严的人，她不能忍受赵多多之流对她的侮辱，含愤而亡。然而连死都要保持体面的茴子终究没能逃出赵多多的魔爪，赵多多将她的衣服全部绞碎、扒光，还在她的尸体上撒了一泡尿，这对于一个人来说恐怕已经是最大的侮辱了。抱朴在磨房里一坐就是十几年，像一块石磨一样沉默无语，他一直在思考，思考着许多他所不明白的事情，可是他从来都不去实践，直到屡战屡败的弟弟见素病倒了之后他才从磨房中走出去，这也是他作为一个人觉醒的标志。相对于洼狸镇那些自发的活着的人来说，抱朴也许更加自觉了。至少，他知道粉丝场不是哪一个人的，而是大家的，每当粉丝厂倒缸了，他都帮忙扶缸。见素一直在做一些见利忘义的生意，他一直劝说见素不要那样。见素的盲目行动导致了他最终的失败，而粉丝厂的重振只能依靠一个人，那就是抱朴。
从张炜的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出，苦难并非人性升华的条件，苦难通过残缺的灵魂也可以滋生罪恶，如赵多多之流。然而在苦难来临的时候，灵魂才有了洗涤的机会。抱朴在苦难中像一个苦行僧，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整个人类都是有罪的，有点类似于西方的基督徒。正是在这一罪感，这一不完满的前提下人才会思考如何才能赎罪，攫取，像隋见素那样盲目地行动还不能表现他们人性的觉醒，因为他们行动是受本能的驱使，只有隋抱朴是经过了理想的思考才付诸行动的，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苏。
“按照沈从文自己的说法，是试图在抽象思索的热情中来‘重新给人好好作一度诠释，超越世俗爱憎哀乐的方式，探索‘人’的灵魂深处或意识的边际，发现‘人’，说明‘爱’与‘死’可能具有若干新的形式’。”[15]沈从文的《丈夫》我看了三遍，每次看过之后都有一种沉痛之感，为什么呢？首先在这里*女像水手、生意人、手工艺者一样，是一种职业，而没有道德、羞耻之类的言辞来修饰。就是穷得实在活不下去了，就让女人出来“做生意”贴补家用，名人上还是丈夫的妻子，养的儿子也归丈夫。这使我不禁想起了柔石的《为奴隶之母亲》中的典妻之举，女人在这里并不是人，只是一个生养儿子的工具。同样，《丈夫》里的妻子出卖肉体也只是为了***，并没有其他的。我想着里面的丈夫赶了几十里的山路为了看看妻子，跟她说说家里的庄稼、猪、鸡等的情况，而妻子因为接客，却一直没有时间陪他，他心中的委屈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这仅仅只是委屈而已，到后来，这委屈就转化为了一种愤怒。文中最后，当老七把钱塞到他手中时，他把钱摔在了地上，哭了起来。这时，他作为一个人的意识已经开始觉醒了，尤其是作为一个男人的意识。本来，乡下许多人都将妻子送出来做生意，这在人们看来已经是极为平常、司空见惯的事。可是当男人来找女人，受到冷遇，起先他只是在感情上受到了伤害，但是后来这种伤害转变成了对他尊严的伤害，他觉醒了，于是带着妻子离开了不属于他们呆的地方，回到了一年有半年没有吃物的农村，过那种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生活，但，至少，他们还是人。正如凌宇在《从边城走向世界》所说：“《丈夫》叙述了一个乡下男子到河船上去探望被迫送出‘做生意’的妻子一日夜的遭遇。在这河船上，寻欢取乐的兵士，自称妇人干爹的水保，仗势压人的巡官，都可以当着丈夫的面，公然声明对妇人的占有，丈夫的权利已被完全剥夺。在这里，人已经成为金钱的奴隶，人的两性关系成了纯然的商品买卖关系，人的性行为不再是人的行为，而成为金钱的等价物。”[16]
而《萧萧》和《贵生》就无法体现这一点。萧萧作为一个童养媳，被周围的环境束缚着没有自由，等到她被花狗诱奸怀孕之后，她因害怕被家人发现曾准备像“女学生”一样到外面寻找自由，这一想法是自发的并非自觉。等到把儿子生下与小丈夫圆房了，一切都已恢复平静，萧萧再也没有反抗的念头了。她抱着儿子看大儿子阿牛娶比他大六岁的媳妇，一如当年抱着她的小丈夫，又一个萧萧进门了。萧萧的悲剧不在于她在婆家受到了怎样的虐待以及花狗使其怀孕，而在于在受到这些不公正待遇的时候她的坦然，毫无反抗精神，可见她作为一个人的意识还未觉醒。与之相比，贵生的外部环境要自由一些，凭力气给人打工维持生计。在金凤这事上，贵生是迷信的，怕被克，最后错失良机，金凤嫁给了有钱的五爷，贵生一气之下将杂货铺和自己家烧得一干二净。这样看来，贵生似乎已经觉醒了，可是他最后的惊人之举也是被逼的。本来他都已经盘算好了，如何娶妻生子，过他的小日子，这一切都被残酷的现实生活击得粉碎，逼得他暴露了蛮性。
总之，在人性探索的道路上，张炜和沈从文都已走出了很远。人性的欢乐与痛苦、善与恶以及人性的升沉都是他们所极力表达的。最终，他们推崇的是健康的、强盛的、善良的、觉醒的人性。

结 语

在张炜和沈从文笔下，我们看到的是美丽和谐的大自然，蓬勃的生命力，健康的人性。我们民族之所以还没有衰退，正是因为有他们这样坚持人文主义关怀的作家，他们把爱、美、生命力以一种优美的文字展示给世人，在这美的享受之中，我们的灵魂也得到了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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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学习指导【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P194.
[15]范智江.世变缘常——四十年代小说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P177.
[16]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M】.北京：三联书店，1986，P231.








后 记

很早就有写关于沈从文论文的想法，起先申报了以《长河》为题的科研论文，没有通过，就撂下了。又读了张炜的《九月寓言》，被里面那强盛的生命力所打动，尔后又看了《古船》，不禁萌发了写关于他的论文的愿望。
我的愿望得到了指导老师江胜清老师的支持，他为我选题，并精心修改我的论文，为我花费了许多心血，直至定稿。所以我要衷心地感谢他！在此也要感谢系里的领导和各位老师以及同学们给予我的帮助！尤其是李明清老师，他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帮助我，我不会忘记！


童宁
2005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