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道歉的溝通方式：請罪、謝罪、賠罪——以“負荊請罪”的文本分析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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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道歉的溝通方式：請罪、謝罪、賠罪——以“負荊請罪”的文本分析為例

   作者：王怡紅 時間：2010-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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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中國式道歉溝通 負荊請罪 道歉

[摘要]：本文選擇中國式道歉溝通的研究視角，以“負荊請罪”為分析文本，集中從“請罪”、“謝罪”、“賠罪”三個方面，考察漢語“道歉”一詞的傳統含義；中國人把道歉作為溝通關系的使用方式；以及道歉必須具備完全認錯的文化傾向及觀念等。

　　The Meaning of Chinese Apology

　　Abstract: The most Chinese can tell a famous and classical story of apology proffer a birch and ask for a flogging (FuJingQingZhui) that represents the Chinese cultural idea of apology and provides unexpected insights into the study of Chinese apology. This story of a successful apology embodies the apologetic ideality of Chinese and power of the apology process, it illustrates how Chinese language has a wide range of apology words, such as qingzhui, xiezhui and feizhui,and many others. In this story, the author see the Chinese apologies are more likely to include expressions of unconditional and absolute apologies than do English apologies and the interplay of these words.

　　一、道歉研究的意義與題解

　　道歉是任何社會擁有的行為規範。個人、家庭、小群體、組織做了錯事，都要表示道歉。接受道歉的人或組織對道歉者給予寬恕或原諒，這是人類社會共同的行為準則(http://big.hi138.com/)。古今中外，東西南北，小到個人之間，大到國家之間，道歉成為一種“低成本”消解沖突、緩和矛盾、潤滑關系的好辦法。伊利諾大學法學院教授羅伯特詹妮弗•羅伯奈特（Jennifer K. Robbennelt）的研究也表明，道歉對修復對立和沖突關系的確是有效的。他們發現“真誠的道歉，可以減少一半的官司；每兩件官司中，就有一件是因為缺少誠心道歉而引起的。[1]

　　美國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在社會學、社會心理學和心理語言學等學科領域出現零星的道歉研究。但是20世紀90年代以前，幾乎還沒有論述道歉和如何進行道歉的研究文獻和資料的積累。道歉研究主要出現於20世紀90年代初。從不同學科關註道歉問題的視角可以看出，人類經常用道歉做些什麽，即道歉的主要功能和作用是什麽(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big.hi138.com/)。

　　大致而言，對“道歉”含義最為普通的認識可從《高級漢語詞典》中獲得。所謂“道歉”是指：為不適當或有危害的言行承認不是;承認使人委屈或對人無禮,同時表示遺憾。倫理學側重於道歉作為社會道德公約和行為規範的研究；心理學把道歉當作排除個人內心困擾和愧疚感的一種治療嘗試；宗教學研究道歉作為一種宗教生活，當作個體對神表達懺悔之心，尋求靈魂救贖的心靈交流；政治學則把道歉放到權力及其運作的策略及操縱的關系中去研究；社會學傾向於把道歉看作是修補關系的有效方式；法學研究試圖通過道歉尋找非訴訟糾紛的解決手段；語言學則認為道歉是人的一種言語行為，具有能做事的力量。[2]傳播學研究者把道歉和寬恕行為放在溝通的過程中加以研究。研究主題主要包括考察公眾話語的形成和在對過去的不義行為進行道歉過程中的作用；二是探討人類和解的修辭層面等問題(文学论文/新闻传播学論文 http://big.hi138.com/)。[3]在以溝通所形成的道歉關系中，道歉雙方有時可以指個人之間，有時可以指一個大的組織群體之間，如家庭成員、企業、種族或國家間的道歉行為等。[4]

　　從文獻上看，90年代以來，道歉和道歉研究呈不斷增長趨勢。這種現象受到了人類文明教育進程，全球化、國家、民族、人種沖突的加劇、社會公平機制的形成以及法律制度的建設發展的促進，特別是受傳播媒介多樣化能提供形式多樣的溝通方式渠道等因素的影響。[5]在道歉研究領域，最著名的成果是1993年出版的尼古拉斯•塔烏斯基（Nicholas Tavuchis）的《我錯了：道歉與和解的社會學》（Mea Culpa: A Sociology of Apology and Reconciliation）和阿倫•拉紮爾(Aaron Lazare)於2004年出版的《論道歉》（On Apology）一書等。這些成果已在道歉研究領域產生了重要影響。2008年，《論道歉》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中文版。作者主要采取了社會學研究視角，認為道歉主要是發生在冒犯者與被冒犯者之間的互動，包括互動雙方的言語和非言語符號的使用等方面。

　　道歉作為人類用來修復傷害性關系的溝通方式，其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涉及的領域也越來越廣泛。但是人們對道歉語詞的理解，對道歉行為的應用，對道歉作用的期待，包括從概念和理論上給予探討的必要，已遠遠超出人們對道歉現有的認識範圍。由於存在越來越多的虛假而失敗的道歉，道歉已不再是多多益善，有勝於無的問題。如果說“道歉”只是對被傷害者說聲“對不起”，道一聲“我錯了”，那麽道歉在這種禮儀性表達的場合裏，在僅僅向對方表示同情，請求原諒的語境中，在被政治利用，作為擺脫罪責的手段策略，甚至只為滿足對方面子需要的過度道歉中，人們在理解道歉含義上所存在的軟弱性，在使用道歉溝通的過程中難以辨認的混亂性等，往往還會讓人們感覺受到新的傷害和愚弄，產生了新的冒犯和汙辱等負面影響。[7]道歉所引起的種種問題，道歉所產生的關系復雜性等，就會同時暴露出來。

　　由於這些原因，一些道歉行為經常受到指責，被視為誠意不足，輕率敷衍。[6]那麽，到底怎樣的道歉才算是誠意的道歉？不同文化對道歉持有怎樣特質的觀念或方式呢？帶有中國文化特征的道歉方式在人際、組織、國家和跨語溝通中，又會產生怎樣的溝通障礙呢？總之，道歉問題的復雜性由此可見一斑。在這篇文章中，我只想把道歉作為一種溝通行為，探討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否存在一種可能被中國人所認同的道歉方式。

　　我們假設，中國傳統文化未養成中國人喜歡在口頭上、公開的表達道歉的行為方式，也不具備脫口而出說“對不起”、“請原諒”、“我錯了”的文化習性。所謂“習性”，主要是指日常的，從社會經驗中學習而來的，幾乎習慣成自然的東西。但我們也不能斷言認為，中國社會沒有道歉文化。除了道歉本身的復雜性構成之外，也許，我們還缺少對中國人道歉行為與觀念的研究，缺少能抽象概括和準確描述中國人道歉行為的概念和理解。

　　在受到損害的人際關系中，道歉很重要。20世紀70年代以前，中國社會並不熟悉“道歉”這一現代語詞。“道歉”更不是中國人的一種流行行為。若是對中國人日常交流與溝通行為特點進行描述，道歉並不具備代表性。在中國人的“拉關系”文化中，道歉也不占據重要位置等。中國傳統文化不習慣於使用“道歉”這個語詞來表達歉意、愧疚和對他人造成傷害後的悔過。中國人在各種關系層面，特別是在親屬關系的圈子裏，也不講究把道歉直截了當地說出來，而是喜歡運用其他方式，表達自己的歉意和愧疚。道歉的表達主要看關系對象，如誰需要道歉和對誰道歉，還需要考慮道歉的方式選擇等。有時在熟人和朋友之間，口頭上還會把“道歉”看作是“見外”，似乎表達了自己人，完全不需要道歉的意願。至於一邊說著不需要道歉，一邊心裏想著要得到些補償就好，那是另外一個問題。特別是公共領域的道歉。比如火車飛機輪船抵達或出發的時間延誤了；大超市裏因收款機故障導致銀行卡不可使用時，一般廣播裏喜歡在簡單地陳述原因之後，都是請“大家給予諒解”的。中國人總是很謹慎地使用著道歉語言。

　　“道歉”是社會文明的發展，與社會的基本結構和文化傳統有關，也與反映社會結構內部發生變化的種種文明化的力量有關。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中國人把道歉和寬恕看作是個人修身和德性修養的問題，復雜的道歉事件還可能是個人身後大小關系的糾結，被視為個人利益、國家利益、軍事、政治與經濟力量的角逐。無論怎樣，特別是在傳播、溝通、交流、對話意識興起的現代中國社會，道歉都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因此，我選擇以“負荊請罪”為道歉研究的分析文本，對中國式道歉方式及背後的觀念進行初步概括，主要出於三點考慮：（1）這個故事文本能為研究傳統文化中的道歉方式和觀念提供重要的資源。從這個經典故事的流傳，人們對這個故事的認同與使用中，我可以看到這種道歉方式的日常性及其廣泛的影響力。（2）由於該故事帶有形成和塑造中國人道歉觀念的根源性特點，其經典性容易作為判斷道歉方式與觀念的標準，因此該故事具有認識道歉的方法論意義。做中國式的道歉溝通方式研究，對於這個流傳久遠的經典故事不可不讀。（3）借助於該故事文本的分析，可以洞察一種存在於道歉行為中的文化傾向。雖然這個初步研究不能觸及道歉作為溝通的恰當方式，但仍然會讓我們獲得從溝通視角認識道歉問題的重要意義。

　　二、“負荊請罪”的道歉含義解讀

　　一般而言，經典有兩個重要特征。首先，凡經典的恒久性一定是日常化的，不斷地為人們的認識提供判斷標準和新的啟示，這是所謂經典的基本特征；其次，這個經典的道歉故事所提供的經驗與普通人的日常經驗始終相互連接，千百年來，通過人們的口口相傳，其經典的普遍性和影響力是值得關註的。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負荊請罪”的故事可謂家喻戶曉，流傳不絕，直至今天，仍然膾炙人口。[8]人們經常用這個故事，表示主動誠懇地賠禮道歉。

　　這個道歉故事出自漢代司馬遷的《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在這篇傳記中，道歉故事只占很小的一個段落，由295個漢字所組成。這個故事說的是戰國時期有，趙國的藺相如陪同趙王與秦王在澠池會面。藺相如在秦王面前，為趙王爭了面子。回國後，藺相如受到了趙王重用，功名高於趙國大將廉頗。廉頗心中不服，以言語相辱，廉頗的冒犯性言語和行為傳到藺相如耳裏後，無疑傷害了藺相如的尊嚴，但藺相如認為他們二人團結，才有利於國家利益，並沒有因廉頗的冒犯而與之發生直接沖突，而是采取謙卑的態度，處處忍讓廉頗，而且勸自己手下的人也要如此。後來，廉頗明白過來，深感慚愧。廉頗從藺相如顧全大局的行為回應中，意識到自己說錯了話，做錯了事，傷害了藺相如，經過自我反省，他脫去上衣，背著荊條，向藺相如請罪，表示認錯和悔過。這便是我們非常熟悉的“負荊請罪”的故事。

　　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鬥，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歡，為刎頸之交。

　　司馬遷在《史記》裏寫下這個故事後，“負荊請罪”就成為中國人表示道歉和認同道歉的一個著名符號。傳統的道歉觀念及其道歉過程的符號表述主要可由三個語詞概念構成，如“請罪”、“謝罪”和“賠罪”。這三個語詞的不同含義是值得考究的。從這些語詞我們可以推知道歉的基本含義、發生及其表述的過程。以下我們先來認識漢語言文化中的道歉用語，然後借助於溝通的視角，把“負荊請罪”的文本分析放在傳播研究框架中，對“負荊請罪”中所傳遞出來的道歉的內容訊息和關系訊息的含義進行分析。

　　事實上，漢語裏有許多向人認錯的道歉用語。從較大的語詞來看，主要有“謝”、“罪”、“賠”、“歉”等。這些語詞不僅構成了漢語道歉一詞的主要概念系統，也集合了中國傳統文化對“道歉”的整體理解。

　　“謝”字的本義是向人認錯道歉，漢語有“謝咎”、“謝錯”、“謝過”的主要用法，如《戰國策•魏策》裏有“長跪而謝”的描述。在《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裏，廉頗至藺相如門前謝罪，自認有過，請求寬恕。“謝”和“罪”放在一起，作為復合詞使用，以加深道歉者的認錯程度。

　　“罪”的本義是表示“過失”或“錯誤”，專指有了過錯或做了惡事或有犯法的行為。“罪”與“過”同義，主要用詞有“罪咎”、“罪責”、“罪過”等。有罪就得受罰。如廉頗在醒悟自己做錯事之後，背了荊條去謝罪和請罪。《易•解卦象下傳》裏還有“君子以赦過宥罪”之說。“罪”也是佛教裏使用較多的語詞，表示阻礙諸善的事物或行為，“罪苦”則表示苦難，人因罪孽而蒙受苦難。我國古代皇帝曾用“罪己詔”，作為表明把罪咎歸於自己的“公開道歉”等。在這種罪的道歉觀念裏，還包括有罪就得受到懲罰，由此生出治罪之說。

　　此外，“罪過”經常是聯系在一起用的。如果說“過”只是指行為的過失，那麽“罪”更多是給行為和認識過錯進行的定性。漢語裏有不少表示“罪過”的語詞，如罪累、罪悔、罪殃、罪辜、罪咎、罪釁、罪行、罪惡等，都可以是道歉者用來描述自己的過錯時的用語。

　　“賠”字的結構裏含有“貝”。這個字用在道歉裏，與用貨幣和實物來補償或償還受傷害者的實際損失有關。如請罪、謝罪、賠罪、罪咎、罪責、罪過、賠禮、賠情、賠小心、賠笑臉、賠不是、賠話、賠錯、賠償、賠款等。“賠”字的基本含義與“欠”有關。在《說文解字》和《廣雅》裏，“歉”的本義是“食不滿也”、“少也”，表示吃不飽和不足的意思，與“欠”字相通，“歉”又與“豐”相對。“歉”字在引申後的含義裏，帶有慚愧臉紅的意思。“抱歉”表示做了錯事，心中慚愧不安,總覺著對不起別人；“歉”表達歉疚、歉惜的遺憾，惋惜之意，因此要前去表達歉意和賠禮道歉。做錯了事，就欠下一個賠罪，欠下就要填補。“賠罪”的道歉表達在人情和事理上都能說得通，也是接受道歉者的要求，或者是道歉者最終要向接受道歉者所做的事。這些語詞的搭配，結晶在這些語詞裏的含義都表達了中國人對道歉的理解。

　　下面從解讀“負荊請罪”這個經典故事所傳遞出來的道歉訊息及其意義入手，通過區分的三個關鍵語詞“請罪”、“謝罪”和“賠罪”的基本含義，對該故事裏的主要道歉訊息類型進行歸納與分析，以獲得對“道歉”的傳統含義和道歉理念的初步理解。

　　如果從傳播研究視角出發，道歉就有了一個溝通或交流存在的前提。道歉作為修復受傷害性關系，其意義並不固有地存在於“關系”或“道歉”這些符號本身，而是通過雙方傳播行為的互動或交流，通過用來溝通關系的訊息內容和意義的理解被建構出來的。這個前提如此規定：人們對認錯的表達，必須借助於道歉符號或表達道歉的內容訊息和關系訊息的傳遞及其相互理解才能實現。所謂內容訊息，主要是指用來表示道歉行為的話語，即雙方說了什麽；關系訊息主要指道歉話語表達的方式，即怎麽說的。

　　1、請罪：“請罪”的訊息主要用來表達道歉者有心思過的意願。這些訊息裏主要包括：廉頗意識到自己做錯了；承認他的侮辱性話語給藺相如造成了不良影響；他決定要向藺相如道歉。廉頗得知藺相如為了國家的利益，處處對他的侮辱進行忍讓，當他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之後，對自己羞辱藺相如的言行十分愧疚，於是，他決定要向藺相如去公開認錯。有關促使廉頗反省和認錯的請罪訊息主要是通過藺相如勸服自己的門人來表達和完成的。這些話語傳到了廉頗那裏後，使他意識到了自己做錯了事，傷害了與藺相如的個人關系，甚至還危害了國家利益。請罪作為溝通的意願所傳遞的主要訊息含義是，首先是意識到了錯誤，馬上要終止錯誤，決定以謙卑的方式向對方認錯。通過請罪，向受害者傳遞“我錯了”的訊息。

　　3、謝罪：主要指廉頗認錯的實質性行動。“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廉頗意識到自己錯了，決定去認錯，采取的是公開的道歉方式。這表現出了傷害者無條件認錯的勇氣。謝罪的訊息主要是通過廉頗采取面對面的方式傳達出來的。面對面的訊息很能說明道歉行動的誠意。向藺相如謝罪，現場還有不少旁觀者，見證了道歉的發生。這樣的謝罪行動使道歉的含義進入了實質性的表達過程中。

　　4、賠罪：二人見面之後，廉頗跪在藺相如面前說：“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由於自己粗陋卑賤，才不知道將軍這樣寬宏大量啊！他先在言語上把自己貶低一番，又通過脫去上衣，背上的荊條，跪著準備接受懲罰這些認錯的非言語符號的交流動作，進一步強化了道歉在賠罪層面的含義。他通過這一些語言和非言語符號所傳遞的訊息給足了藺相如面子，也使自己完全失去面子。他通過失面子來懲罰自己，來表達賠罪和自責，以此深化地表達了他的認錯、悔過和對藺相如個人尊嚴的補償之意。

　　從“負荊請罪”的文本分析來看，首先，廉頗的道歉是充分發揮了使關系和解作用的。他的道歉可以滿足受傷害者的多種需求。他通過反省和認識自己的錯誤；通過公開的和面對面的形式；通過對自我懲罰的表現，完成了請罪、謝罪和賠罪的完整過程。經過這樣的道歉過程，二人不僅恢復了自尊和尊嚴，而且還在擁有保證趙國的安全性，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的共同價值觀上，達成了一致。其次，我們從這個故事中發現，道歉的溝通經過了一個完整的，不斷加深認識和行動的過程。廉頗從反省到認錯再到改過，道歉的含義在這一過程中逐步得到了重復和深化。特別是廉頗對自己的過錯進行的自我懲罰，讓自己徹底丟臉，給足對方面子，作為精神上的賠償等，以表達要對錯誤承擔的責任。廉頗的認錯可以用“知恥近乎勇”來形容。正因為有這種真誠認錯的勇氣，才有最後“卒相與歡，為刎頸之交”的關系改善和皆大歡喜。應該說，從“負荊請罪”這個成功的道歉典範。

　　我們可以通過請罪、謝罪和賠罪的含義區別，通過道歉過程的完整表達，通過當事人雙方對道歉內涵的理解，通過這個道歉故事所傳達出來的經典性、成功性和人們對它的認同性看到，成功的道歉是遵有一定之規的，比如必須滿足受傷害者的基本需求等。但我還是想追問，如何對請罪、謝罪和賠罪這些道歉語詞在實踐中所結晶出來的主要內容進一步進行抽象和概括？我更想弄清楚的是廉頗的道歉為何會那樣的成功？這個問題可能對認識中國人的道歉觀念具有重要意義。

　　借助於“負荊請罪”這個道歉文本，我們不妨做這樣的假設。如果說請罪所傳達的訊息集中在意識到自己犯了錯誤，給他人造成了傷害；謝罪則希望通過認錯的實際道歉行動，作為修改受傷害關系的溝通方式，以求獲得對方給予的寬恕和原諒；賠罪主要表現為改過和對責任的承擔，那麽我們是否可把僅有這些內容的道歉稱作一種“完全認錯”的道歉呢？

　　三、完全認錯：中國文化中的一種道歉理念

　　《負荊請罪》的故事凝聚了中國文化所崇尚的理想的道歉理念。這個道歉故事的最動情之處，最引人註意的地方，已經由“負荊請罪” 一語高度而形象地概括了。廉頗最後也是用荊條作為賠罪的象征，來完成道歉過程的最後階段並獲得成功的。這個故事的流傳已經說明，“負荊請罪”的道歉理念被保留至今而且還一直在被人們使用著。那麽這種有悠久歷史的道歉理念最主要的特點又是什麽呢？

　　在中國文化裏，荊條作為符號，除了帶有植物性的特征之外，樹枝還用做鞭笞的一種刑具，象征著對人的一種懲罰。在“負荊請罪”之後，荊條成為了一個完全認錯的象征符號。這種自我懲罰必須要讓對方看到自己已經丟臉，而且還要面對面的讓對方出出氣，廉頗要讓藺相如看見自己內心感到羞恥，為自己的錯誤必須丟盡顏面。由於道歉具有這種給面子的需要，因此請罪者就必須用請罪的方式，表達給對方面子的合情性，必須用真誠謝罪的方式，表達給足對方面子的合理性，最後還要用賠罪的方式，完成認錯所需要付出臉面等代價的合法性。

　　無疑，廉頗的道歉行為是真誠可敬的。在廉頗那裏，真誠道歉是從心、從情、從意說起的。他從請罪、謝罪再到賠罪，不斷給自己“罪上加罪”。先是動之以情，發自內心的認錯；繼而施之以禮，痛改前非，用丟自己的臉面來補償對他人的傷害。請罪、謝罪和賠罪的道歉過程，起到了不斷使認錯行為得到重復與加強道歉含義的作用。然而，這種道歉的真誠除了帶有明顯的中國歷史和文化的凝重感之外，也訴諸了中國文化中的面子觀念。我們可以設想，這一道歉內容裏有無面子的成份看起來是很重要的。在這場道歉事件中，能否歸還藺相如失去的面子，這對廉頗的道歉成功似乎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面子是中國文化中的重要元素。雖然“面子”只是個隱喻，幾乎是看不見的，但中國人還是十分看重面子的。“面子”是對做人做事的肯定。費正清認為：“中國式的人文主義包括關心個人尊嚴的問題，但那是從社會的觀點來關心的。‘面子’是個社會性的問題。個人的尊嚴來自行為端正，以及他所獲得的社會贊許。‘丟面子’來自行為失檢，使別人瞧不起自己。人的價值，並不像西方所認為的那樣是每個人固有的品質，而是需要從外界來獲得的。”[9]當然，道歉也是給自己挽回面子。從面子互動理論來看，給他人面子，也是給自己面子。雖然請罪、謝罪、賠罪會讓人丟面子，但這種“完全認錯”，甚至是“過度認錯”的道歉方式並不丟人。因為中國文化將認錯與做人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中國文化不僅把面子與道歉聯系起來，而且也把謝罪與人格和聲望等聯系起來。中國古語裏講：“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不犯錯誤，但犯了錯誤，知道改正就好。有錯就改，仍然會受人們的廣泛尊敬。中國人把知過和道歉看作是一種成聖的機會。雖然以犯錯為恥，但仍會以謝罪為榮。有了成聖的動力，怎樣認錯也不算過分。

　　除了面子之外，決定道歉成功的還有自省的能力。中國式的認錯道歉主要表現為“省”和“改”兩大方面。“省”為省察。中國人講究省察。既已學矣，自己省察，所有一言一動，是善，是惡？若為惡者，即當痛改。[10]“改”是指改過。改過比“道歉”更具謝罪和賠罪的行動內涵。從請罪到謝罪再到賠罪，是一個完整的改過的過程。若知是過，即力改之，以顯示偉大的人格。這種人格是靠日日的修省與思過而獲得的。李叔同有篇短文，名為“改過實驗談”，我們可以將之看作是一篇非常好的研究道歉的文章。他將“改過”與“自新”聯系起來。他認為：“新”不是指過年穿新衣，口裏說著恭賀新喜、新年大吉之類的話。“我等所謂新者，乃是改過自新也。”改過就是要向著善的方面去發展。[11]省改的問題是以認錯為基準的。每日三省吾身，時時刻刻都要思過，一旦發現有過，就要完全認錯，加以改之。 “負荊請罪”沒有降低廉頗的人格，反而突出了他的“過度認錯”所表現出來的“知恥近乎勇”的人格的偉大。

　　那麽，廉頗背著荊條來道歉，不僅意味著一種自省能力，也意味著行動，他要為自己犯的錯誤承擔代價，公開道歉本身就表明廉頗要給足藺相如面子。由於道歉過程還有旁觀的見證者，使得這一道歉行為又從私人之間擴大到了社會層面。這種賠罪方式可謂完全徹底，是毫無保留的。從廉頗的道歉行為、過程和結果來看，我們暫且稱這種有自省，舍面子，有擔當的道歉方式為一種“完全認錯”式的道歉。

　　所謂“完全認錯”的主要含義和特點是：（1）道歉必須是完全無條件的認錯。主要是通過自我反省，主動和解，道歉的發生需要通過雙方當事人面對面的溝通；二是道歉者對錯誤行為不做辯解或自辯。即不對道歉的原因做過多的溝通和解釋，即使有此意思，也是相當小心而隱諱的；三是放棄解釋，願意承擔全部責任，並提供行動上的補償。無論是心理的、面子的、承諾的，還是物質的，道歉者都願意高度滿足受傷害者的道歉訴求。

　　人們通常以為達到這種“完全認錯”的道歉才算是真正的道歉。這與中國文化更崇尚道德主義和倫理本位的特點有關。中國文化往往要求道歉者是一個道德完人。我們看到，如果道歉的主要內容是請罪、謝罪和賠罪，那麽廉頗的道歉無疑就應該是一場無條件的完全認錯，故事的描述也確實如此完美。整個道歉過程都充滿著謙卑的，悔過的，認錯的訊息，只有無條件的，完全認錯式的道歉才能被視為真誠的道歉。在中國人心目中，這種完全認錯的道歉模式和具有這樣德行的道歉才是無可挑剔的。然而，無論古代，還是現代；無論外交，還是司法領域；無論個人，還是國家，這種“完全認錯”的道歉從來都不是如此簡單或者是經常出現的，而是交織或糾結在問題之間的抉擇與受各種力量因素的影響的較量和解決。

　　“完全認錯”有時也會演變為“過度認錯”。這種方式是不惜代價，以完全讓對方滿意為目標的道歉，這是一種單向的溝通和認錯方式。雖然“完全認錯”，甚至“過度認錯”都可能使道歉變得看似簡單直接，但缺少真正溝通含義的道歉也很容易流於形式化，成為一種可利用的道歉策略，或是禮貌客套的代名詞，像“送人情”或“送禮”一樣，把認錯的誠意變成了“送道歉”的人情往來。如果不打算認錯，只是要利用道歉作為拉關系的手段，那麽道歉就失去了真實意義。

　　與“完全認錯”相對的是“有保留認錯”。這種道歉方式主要是指：道歉者對自身錯誤的認識是有保留的，道歉的價值被無形中打了折扣，如道歉者一邊道歉，一邊認為錯不完全在自身，不是自己有意犯下的錯等，那麽這種道歉通常被認為是虛假道歉。真正的虛假道歉不僅會使道歉失去意義，甚至會讓雙方僅存的關系紐帶受到新的傷害。雖說有道歉總比沒有道歉要好，研究表明，這種不完全認錯的虛假道歉還不如沒有道歉來得好。[12]

　　在不同的人看道歉的不同眼光中，道歉會有許多種理解，人們對道歉成功與不成功的看法也是因人而異。“完全認錯”是否適用於所有的道歉事件中，作為評價道歉的一個標準，還要依賴於道歉事件的性質。個人之間的道歉與國家之間的道歉不同，家庭之間的道歉與組織之間的道歉不同。針對差異，道歉的方式與方法也會有所不同。

　　在對中國人以何種方式道歉的討論中，趙康的一個觀點值得註意。他認為：除了完美主義和實用主義之外，中國人的道歉還很符合中庸之道。在道歉問題上的中庸之道，體現在非常重要的場合，很多被冒犯的一方會選擇以大局為重，忍辱負重。這背後的關系邏輯是，這一筆帳權且記下，來日方長，慢慢積累自身實力，在韜光養晦的處事之道中贏得尊重，而不是計較一時的個人得失，而給人以有失分寸之感。這與寸土必爭的功利主義邏輯完全不同，這時的道歉是中庸態度的。[13]這也是從文化的角度對道歉存在論的認真思考。由於道歉本身的豐富性和可能存在的許多不同道理，人們有理由對道歉以何種方式而存在持有許多不同的看法，對道歉行為的認識也應該總有說不完的話。

　　在中國人的傳統文化和道歉經驗中，我們看得比較清楚的是，“完全認錯”顯然是唯一重要的，也是一種文化理想。從漢語用來表示道歉語詞的含義和使用來看，也能為我們確定這種認識提供更多的參考和證明。如果與英語文化中的道歉語詞相比較，還可見出不同的文化對道歉的認識存在性質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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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完全認錯”與“解釋”的可能性探討

　　道歉的目的是通過認錯來修復關系。如果認可這一點，那麽道歉者除了表示出羞恥感、悔過、自責和補償之外，還需不需要對為什麽要道歉的原因做相應的解釋呢？這似乎是一個被忽略的溝通問題。

　　漢語對“道歉”行為有著豐富的表達。如果把這些語詞合在一起，我們可以得到許多個與“道歉”相關的語詞，足以構成一個認識道歉行為的概念系統，包括請罪、謝罪、賠罪、賠禮、賠情、賠小心、賠笑臉、賠不是、賠話、賠錯、賠償、賠款、道歉、愧疚、悔過、過錯、罪過等。如果道歉被人接受了，那麽還會有一些贊美“寬恕”行為的語詞，比如諒解、擔待、包涵、寬恕、恕罪、饒恕、開恩等。[14]我們也發現，從中國人所使用的道歉語詞來看，道歉就是認錯，除此之外，應該沒有別的含義。對於道歉，認錯是第一位的，這是人們對道歉的普遍訴求和理解。這種認識也體現在漢語的道歉語詞裏，除了認錯、認罪、賠罪、認罰等充滿“認錯”含義的道歉表達之外，幾乎再沒有別的實質性內容，幾乎很難找到諸如英語“道歉”一詞帶有的辯解或解釋的含義。

　　語詞能給事物賦予不同的含義，語詞是能做事的，也是具有力量的。人們都懂得這個道理，因此人們會在道歉語詞的使用上是有所選擇的。日常裏，人們很少用“請罪”、“謝罪”、“賠罪”和“悔過”等這樣一些傳統文化中的道歉語詞，更多使用的是“抱歉”、“對不起”和“請諒解”等。現代人喜歡使用“道歉”一詞。似乎比用“謝罪”、“請罪”或“賠罪”顯得更溫和，更模糊一些。

　　當我們使用最簡單的方式來理解“道歉”一詞時，“道歉”不過是道一聲對不起而已，如同說一聲“抱歉”和“表達遺憾”那麽簡單。人們還以為，英語的“apology”翻譯成漢語就是“道歉”的含義。這兩個語詞是可以相通的，也是可以對等翻譯過來的。其實，當我們對“道歉”這個概念語詞及其內涵做一些思考時，我們就會發現，漢語的“道歉”一詞與英語的“apology”有本質上的不同。

　　據阿倫•拉紮爾考察與研究，現在人們使用的英語“道歉”（apology）一詞，源於希臘語“apologia”。這個詞語在古英語裏是用來指正言、解釋、辯護或借口。該詞的原義有“自辯”的意思，主要是為一種思想或某個人進行辯護，含有辯解的意思。主要用在宗教等領域。他認為，從詞源上看，該詞並不帶有認錯和想求得他人諒解的意思。原詞裏含有的辯解倒是更具有溝通和交流的含義，即帶有解釋意味的溝通。[15]英語中的“I am sorry”既可能指禮貌、關心和同情，也可能指道歉、抱歉和請求原諒。通常，這種“抱歉”並不包含認錯的含義，“抱歉”主要是表示對他人的同情或遺憾。[16]然而，這些細微的差別卻經常隱藏在對“道歉”這個語詞的理解和濫用裏。

　　在現有的對道歉行為的認識中，道歉過程主要是由四個部分組成：（1）認錯；（2）解釋；（3）包括自責、羞恥、謙卑和真誠在內的不同態度和行為；（4）補償。道歉研究者發現，在西方文化裏，接受道歉的人有時會認為，僅有道歉是不夠的。如果道歉裏不含著一種合理的解釋，那麽這個道歉則被視為不充分的道歉，也是難以令人滿意的道歉。這種道歉如同欠了受傷害者的“債”，即“你欠我一個你為什麽要這樣做的解釋”。[17]

　　從溝通的視角看這個問題，這種道歉要求是應該成立的。由於人類溝通的意義必須是經過雙方協商才能創造出來的，因此我們不能想像一個溝通裏沒有解釋的存在，包括辯解的溝通或對話這些能稱其為有效的溝通理想，甚至包括辯解引出的對問題的更深入的探討等。這些肯定也是道歉協商過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或者是道歉研究中應當考慮的內容。

　　當我們把道歉假設為一種溝通行為，特別是在向對方請求原諒或寬恕時，對自己犯錯誤的過程加以解釋，提供請求他人寬恕的理由，或者回應受害者的詢問，滿足他人想知道為什麽要傷害的這種要求似乎也不算過分。在阿倫•拉紮爾的研究中，他認為寬恕現象的發生有兩種：一種是無論在任何條件下，受害者都不寬恕；另一種是，寬恕的發生是有條件的，人們必須在道歉之後，甚至在解釋之後，才會給予寬恕的。從這一假設出發，道歉、解釋與寬恕都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

　　道歉的日常經驗表明，一些道歉雖然已經說了“我表示深深的歉意”，但人們並不情願理解和樂於接受這樣的道歉。因為這些道歉往往在說過“我表示深深道歉”之後或之前，可能還要加上一句為自己開脫的辯解，如“我對可能造成的任何傷害”或是“如果你受到了傷害”等一些假設名或條件句，那麽在這種情形下，道歉通常被解釋為不真誠的道歉，或者是一種帶有辯解含義的道歉。儀式化的道歉、形式化的道歉和辯解式的道歉都與真正的道歉溝通存在大小區別。盡管解釋在道歉中很危險，但還是要看具體的道歉事件的不同性質而定。涉及關系復雜的道歉就必須含有解釋的成份在其中。

　　雖然廉頗向藺相如請罪的故事已經表明，“完全認錯”是道歉者別無選擇的一種存在方式，是與自己對犯錯誤的過程進行解釋和辯解絲毫無關的一種存在方式，但從中外諸多的道歉事例中還是可以發現，無論是古代和現代，在外交、司法等領域，道歉也許從來不是或者很少是“完全認錯”的，盡管如此，由於缺少對不同文化中的道歉可能含有解釋的認識，中國人仍然願意相信，只有完全認錯才是道歉存在的唯一意義。這使得我們在網上看到的一些影響較大的道歉，幾乎也都是沒有解釋的“完全認錯”的道歉。[18]事實上，也是只有完全認錯或絕對道歉，才容易得到他人、團體或組織的寬恕，否則會被視為不真誠的道歉。

　　雖然“完全認錯”代表中國人對道歉行為的普遍訴求，但這種道歉在涉及更為復雜的國際間的道歉時，常常因為相互之間缺乏認識，不能順利建立對道歉含義的不同理解，因此也影響通過道歉建立平等的對等關系和修復關系。當然，這是一個跨文化溝通的問題。我們在這裏強調的是一種更貼近道歉含義和取得道歉成功的方式或方法。

　　要不要把“解釋”算作現代人道歉觀念的一種構成？目前這還是一個比較模糊和糊塗的問題。道歉裏一旦出現了解釋，還能不能算作是真誠的道歉；解釋就意味著一種辯解，就是不給足對方面子，道歉就是道歉，是不需要解釋的，等等問題，不一而足。如果放棄道歉裏該不該有解釋這樣一種立場，更客觀的看，在道歉的現實裏，人們想要給予對方一些解釋的沖動也是不可遏制的。僅在公共領域的道歉裏，就非常容易發現解釋或辯解的存在，比如在火車站、飛機場或超市裏發生延誤或收銀臺的故障時，廣播裏就喜歡先陳述原因，再請求“大家給予諒解”。事實上，道歉裏時常滿含著傾聽、解釋和對話的溝通成份。

　　也許，我們該這樣重新思考道歉的含義，道歉裏有解釋也並非不好。有解釋是考慮到雙方便於就冒犯本身進行深入的溝通和交流。如果從“欠”字上考慮，有時道歉者確實欠一個解釋。如果把道歉放在溝通的視野裏，那麽“道歉不僅僅是一種單方面的認錯行為，道歉更經常是一種關系和對話，是雙方的共同協商和互動後所采取的對關系的修復行動。因為“成功的道歉是受害者和傷害者在各種變體中進行復雜協商的結果”[19]傳播理論認為，意義是在解釋中獲得修正的。[20]這意味著我們原來所認識的道歉事物，在解釋中也會有所變化的。如果把道歉作為一種溝通行為，考慮到雙方的利益，道歉就一定帶有協商（談判）的溝通性質。這就像達成道歉的有效性是訊息及其意義的共享與互動。通過溝通互動，雙方才能尋找到共同的價值觀。這種道歉表達的形式越深刻，由道歉帶來的和解和修補關系的共鳴可能越強烈。

　　沒有人批評“完全認錯”是一種真誠的道歉，但在道歉的不同問題，道歉的時機與道歉的交流或溝通問題上，確實存在著一些方式和方法問題。這些問題都可能影響道歉的效果，最突出的有如解釋還是不解釋，解釋還是辯解，辯解還是不辯解等溝通的問題，解釋應該滿足什麽條件。一旦在對話和協商中出現了解釋或辯解，那麽這種道歉還算不算真正意義上的道歉；如果解釋或辯解也算作現代人道歉的一部分，那麽怎樣的解釋或辯解才不會破壞中國文化傳統中的道歉含義？這是一些還沒有想出頭緒，也是有待進一步思考和解決的問題。

　　五、溝通：道歉研究的一個視角

　　“負荊請罪”的道歉故事能作為經典故事流傳下來，足以表明中國人對這種道歉理念的廣泛認同。廉頗作為趙國的大將軍，他的赫赫戰功沒有被人們所記住，倒是他的請罪事件，成為中國道歉歷史上一個千古流傳的美談。

　　道歉研究越來越重要。這是社會需要所使然。近年來，道歉作為一種溝通現象，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註，道歉一詞也越來越成為一個公共詞匯。在個人、組織、國家等不同關系層面，常有道歉行為發生，道歉的信息也隨著大眾傳媒和網絡等新媒體，越來越公開化了。大眾媒體和互聯網上的道歉訴求與表達主要是指公開的道歉。這一點正如社會學者吉登斯所看到的那樣，現代傳媒為我們提供了許多以前不可能獲得的各種形式的信息，包括道歉的研究。[21]我從網絡上收集到的資料和數據表明，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社會幾乎沒有對道歉及其研究的記載。自80年代，90年代以來，特別是進入21世紀，道歉的信息每5年都有成倍或多倍的增長。

　　如果說人們需要道歉，主要是因為道歉具有修復關系的溝通功能，那麽在一個講究關系的社會，任何道歉方式裏都應該有溝通的意蘊含在其中，否則我們就無法談論如何用道歉來修復關系的問題，也無法知道我們應該怎樣道歉。但是我們目前對道歉問題還缺乏溝通視角的研究。

　　道歉為什麽時而有效，時而無效，為什麽還會起相反的作用等，這些問題都與溝通行為發生密切的關聯。我們甚至可以說，道歉就是發生在不同關系層面的一種溝通行為。在公開道歉中，說明錯在哪裏，究竟做錯了什麽，這種表達或解釋在公開道歉中是十分重要的。因為是公開道歉，人們對道歉會有不同的理解。如果對錯誤描述不充分的話，有可能會出現道歉失敗的結果。

　　在公共領域發生的道歉事件，某種程度上，總是和一些大的突發性事件聯系在一起。這種所謂的聯系並非指與事件同時發生。道歉的發生通常是延遲的、被動的、甚至表現為被迫的行為，受到公眾願望和社會要求的推動。盡管如此，道歉仍然有著自己的效力或功能。由於道歉代表一種平等交流的關系，因此公共領域的道歉尤其受到普通百姓的關註和歡迎。

　　道歉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因為道歉不是道喜，不是道謝，亦非表示一個人能說會道，更不是道聽途說之類的行為。道歉除了要有認錯的勇氣之外，還要承擔可能丟失個人、團體和組織名聲的風險。道歉行為有可能不被人所接受，道歉之後也有可能受到更嚴重的懲罰，可能會被群體或組織所孤立，被人輕蔑，有被人看不起的等喪失尊嚴的風險等。

　　從中國式的道歉理念來看，“完全認錯”是人們對道歉懷抱的一種文化理想。道歉發生有效作用，容易成為人對道歉理解和接受的一個重要前提，但是願意不願意“完全認錯”，如何以恰當的方式認錯，這是影響道歉效果的一個重要變量，但是“完全認錯”的道歉是否應該帶有看以合理的解釋或辯解這種溝通或交流行為？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道歉不僅是一個從社會學、社會心理學、法學、語言學等領域研究的問題，更是一個從溝通或交流視角研究的重要問題。當人際溝通、組織傳播和跨文化交流日漸發達的時候，當中國面臨和諧社會建構的時候，探討中國人的道歉方式與觀念，把道歉作為人類解決對立和沖突關系的一種積極的交往觀念，一定會發揮應有的作用。

[註釋]
[1]轉引自林正峰、鄧呈皇：“道歉的力量”，《商業周刊》，第975期。
[2]陳嘉映：《語言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38頁。
[3]Augoustinos， M. L,A.Soyland, J,Self-sufficient arguments in political rhetoric: Constructing reconciliation and apologizing to the Stolen Generations. Discourse and Society,2002,13, pp.105.
[4]Nicholas Tavuchis, Mea Culpa,A Sociology of Apology and Reconcila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2.阿倫•拉紮爾：《道歉》，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26頁。
[5]據《道歉》一書作者阿倫•拉紮爾對美國兩大報紙《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在90年代到2002年道歉文章統計數據顯示，90年代後期，道歉文章數量最多，兩大報平均每年的相關文章總數是456篇。本文作者利用《知網》，以標題和內容摘要中含有“道歉”主題詞的文章為收集數據的標準，對我國從1980年至2008年的道歉研究文章進行了相關統計發現：有關道歉研究的文章也在不斷增加，從1980年的47條到2008年1月的統計數是1224條。有關道歉現象及其研究受到關註的數據統計與道歉研究的歷史與文獻分析，作者將撰寫專文討論。
[6]阿倫•拉紮爾：《道歉》，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11頁。
[7]阿倫•拉紮爾：《道歉》，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10頁。參見2008年4月號的《哈佛商業評論》刊登了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公共領導中心研究主任兼公共政策講座教授凱勒曼（Barbara Kellerman）在“領導人何時該說對不起”一文
[8]經典的傳播代表著文化的結晶。”負荊請罪”的故事記載在大學、高中和小學課本裏。（蘇教版小學第十一冊第五課（2008年版））
[9]費正清：《美國與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第125頁。
[10]李叔同：“改過實驗談”，http://book.sina.com.cn 2005年01月06日00:00 新浪讀書
[11]李叔同：“改過實驗談”，http://book.sina.com.cn 2005年01月06日00:00 新浪讀書
[12]阿倫•拉紮爾：《道歉》，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128頁。“Apology Research”，hhttp://www.perfectapology.com/apology-research.
[13]我與趙康從2007年開始不斷討論道歉問題。今年的討論主要是通過電郵進行的。參見2010年3月的通信。
[14]我們已經註意到，與道歉相關的寬恕研究是一個非常重要，正在引起學界註意的一個研究領域。
[15]阿倫•拉紮爾：《道歉》，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27、37頁。
[16]阿倫•拉紮爾：《道歉》，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28-29頁。
[17]阿倫•拉紮爾：《道歉》，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41頁。
[18]如2008年2月4日，陜西省林業廳就“草率發布發現華南虎的重大信息”發出《向社會公眾的致歉信》；2006年12月11日，山西臨汾市長李天太就山西洪洞縣“12•5”礦難向該市人民致公開道歉信等。
[19]阿倫•拉紮爾：《道歉》，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27、49頁。
[20]理查德•韋斯特、林恩•H•特納：《傳播理論導引：分析與應用》（劉海龍），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87-92頁。
[21]吉登斯：《社會學》，趙旭東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444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