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为心声》试读：邢义田序

管季超0712

《画为心声》试读：邢义田序
　　序　

　秦汉以皇帝为核心的官僚体制如何出现？又如何运作？是我长久关注的主要课题。和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相较，这套体制以及背后的价值观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政治和文化经验中的一大特色。　　学者讨论秦汉帝制的形成，每每从春秋战国这“天地间一大变局”的角度出发，强调从周代封建制没落到秦汉郡县官僚制出现，中国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变。这几百年间确实有极大的变化。然而注意变化，有时不免会忽略了其中的不变，或变化不是那么剧烈的部分。这些部分有的反而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中更根本的“底色”。　　以春秋战国至秦汉社会最底层的农村聚落来说，在定居式农业、族人聚居、聚葬和职业世代相袭的基本生活型态上都表现出顽强的延续性。聚落内部尊老尚齿的伦理，历经春秋战国的巨变也延续不绝。这是两千年传统中国农村一层重要的底色。春秋战国以来，列国以乡里什伍之制将乡野聚落编组起来，加强控制。这并没有破坏聚落的结构，甚至强化了原有的秩序和权力支配关系。此后，象征国家征兵、征税和司法的有秩、啬夫、里正和代表乡里聚落本身利益的父老，共同成为基层聚落的领袖。这本集子中的《汉代的父老、与聚族里居——〈汉侍廷里父老买田约束石券〉读记》、《〈汉侍廷里父老买田约束石券〉再议》、《从战国至西汉的族居、族葬、世业论中国古代宗族社会的延续》和《从出土资料看秦汉聚落形态和乡里行政》四篇都和探讨这个主题有关。　　这样的社会又会产生出怎样的统治体制和相应的价值观？过去二十多年的探讨主要注意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注意社会特质和统治体制之间的关系。因此写了《从安土重迁看汉代的徙民和迁徙刑》，指出不论就农民本身或统治者的角度，都不会也不希望农民轻易离开土地。汉代政府为了实边或救荒，迁移人口每每须要提出鼓励措施，而迁徙刑造成迁者离乡背井，不得返葬，也往往会被认为是“更甚于死”的重刑。由于想到农民不轻易也不可能年年离开乡里，因而写成《汉代案比在县或在乡？》一文，分析农民日常可能活动的范围、旅行的条件、地方行政的能力以及汉代县、乡面积等等因素，指出汉代每年八月案比，只可能在乡里，而不可能在县城举行。　　另外利用汉代居延和敦煌边塞出土的大量习字简、急就篇和九九术残简等，写《汉代边塞士卒的军中教育》一文，指出由内郡各地征调到边塞守边的士卒，原本不通文墨，即所谓“不知尺籍伍符”，在服役期间有机会学习文字、算术和国家法令，退伍后返回乡里，即成为地方官员以外较底层的知识文化群体，也成为帝国重要的一部分支柱。　　《月令和西汉政治》是依据秦代武公时期更修《为田律》木牍、西汉东海郡功曹史墓出土简牍和敦煌悬泉出土王莽月令诏条五十条，配合传世文献写成。本文指出月令早已存在，系统多样，汉以后逐渐统一，但汉朝自有“汉家月令”和经书月令不完全一致。王莽即使尊经泥古，也只能摘其可行者行之。王莽月令诏条清楚反映传统政治不能违背，而且只能顺应一个定居农业社会的生活秩序。这样的原则自《夏小正》出现以来大概就不曾改变过。　　《从尹湾出土简牍看汉代的“种树”与“养老”》一文则指出秦汉政府如何积极维护一个自古以来乡里“尚齿”的传统。《秦或西汉初和奸案中所见的亲属伦理关系——江陵张家山二四七号墓〈奏谳书〉简180—196考论》一文从秦或汉初的一件和奸案辩论案例，指出以秦地风俗为背景的秦律有着和关东六国伦理上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在汉代的意义。以五服制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礼制虽经汉代循吏大力提倡，可真正变成国家法律遵循的原则，并在中国社会生根，要等到晋代泰始律出现以后。由于服制成为法律的准则，借法律的力量强制推行，中国社会的儒教化从晋代以后向前大步迈进。　　二是注意官僚人才的来源与训练。前后写了《东汉孝廉的身份背景》、《察举孝廉的年龄限制》、《论汉代的以貌举人》和《秦汉的律令学》等文，探讨不同背景的地方精英，以什么条件，通过怎样的管道进入全国性的官僚体系。秦汉官僚大体上都是在以吏为师的传统下，接受以律令为主的文吏训练，如要升迁，就须进一步通晓儒经。汉代经师无论公私，几乎都是在朝或退隐的官员，拜他们为师可以说也是以吏为师。章学诚早已指出，以吏为师是政教不分的封建老传统，秦汉承之，足证秦汉去古之未远。汉末王粲曾指出“吏服雅驯，儒通文法”是汉代官员品质的一大特色。这个特色到汉末魏晋才随着士族的贵族化而渐渐消退。　　三是注意官僚体制运作的特色。《从“如故事”和“便宜从事”看汉代行政中的经常与权变》一文从汉代“如故事”和“便宜从事”这两个公文套语，探讨汉代官僚运作的基本依据和特质，指出祖宗故事、经义和律令是官僚行政的三大依据。官僚行政有因循保守的倾向，又因允许某种程度的便宜行事，而能保持弹性，不致僵化。为求了解秦汉行政的特色，曾注意秦汉地方公文书的形成方式、行文程序和保存，因此写了《从简牍看汉代的行政文书范本——“式”》、《汉代书佐、文书用语“它如某某”及“建武三年候粟君责寇恩事”简册档案的构成》、《湖南龙山里耶J1（8）157和J1（9）1-12号秦牍的文书构成、笔迹和原档存放形式》等论文。　　谈官僚体制运作不能不说官僚顶端、权力来源的皇帝以及皇帝制背后的思想观念。这一部分离完成尚早，目前仅写了《中国皇帝制度的建立与发展》、《秦汉皇帝与圣人》、《汉武帝在马邑之役中的角色》、《母权、外戚、儒生——王莽篡汉的几点解释》、《东汉光武帝与封禅》、《从古代天下观看秦汉长城的象征意义》等文。　　四是注意官僚士人的价值观。过去有学者指出，从战国以后，封建时代的武士蜕化为文士，汉代儒家兴起，变得重文轻武，或者说没有了“兵的文化”。但我认为封建时代的某些价值观，如《诗经》里所说的“允文允武”，并没有随郡县官僚制的建立而烟消云散。《允文允武——汉代官吏的一种典型》一文从两汉官吏的养成教育、仕宦过程、仕宦中的实际经历、文官武吏都佩刀带剑的服饰特色、墓葬画像和碑志的赞颂、魏晋南北朝士人对当代及汉代的评论，指出秦汉官吏虽分文武，实则分际不严。一般官吏习骑射、知兵法，出入文武两途。两汉荐书每以“才兼文武”为言，汉末墓葬祠堂画像充满狩猎和战争图，墓碑经常以文武双全表扬死者。这些都反映出封建贵族的基本价值，一直到汉末没有根本的变化。　　以上相关论文共三十八篇，分别收入《天下一家》和《治国安邦》两书。这些可以说是我思考中国古史发展的若干切片。思考的主轴如同前文提到，是有意在王夫之所说“战国者，天地一大变革之会”或赵翼所谓“天地间一大变局”之外，揭示自周至汉变局中较为少变或不变的一面，也企图说明所谓变革或变局的特色，也许可从封建贵族制向社会下层扩大和延伸的角度作出不同的诠释。今后还有多少机会说清全部的故事，不可知。以下再简单说说这三十八个“切片”所源自的思考主轴。　　周代封建是认识中国古史的关键。周人行封建所立下的思想、政治和社会格局，大体上笼罩了传统中国近三千年。春秋战国时，中国一度发生了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的重大变化。变化的根源在于封建制逐渐失去了原本维系天下秩序的作用。周人征天下，行封建，是企图利用以周天子为中心的宗法制，强调亲亲的精神，以维系天子和诸侯以及诸侯与诸侯之间的关系。然而征服完成后，几百年间，征服者待封的子弟日多，新的土地未增，人多地少，分封渐不可行，封国间兄弟甥舅般的情谊日渐变淡，生存竞争反倒日趋激烈。华夏封国和戎狄之间的关系也趋于紧张。依《春秋》公羊家的说法是“戎狄交侵，中国不绝若线”。周天子无力应付这样的内外危局，逐渐失去了威信和对天下的控制。　　封国之君为应付国与国之间的生存竞争以及国内大家巨室的觊觎，讲求富国强兵，出现所谓的变法。变法的方面很多，从田制、兵制、法制、官制到人才利用，各国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变化的大方向有两个：一个是各国掌权的人想尽办法将过去由一层层封建贵族掌握的人民和土地，收归自己直接控制，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另一个是，为了对抗旧的贵族，寻找新的支持，掌权者有意无意地将一些过去只有贵族享有的特权，分给了原本身份较低的吏和平民。这些新变化，乍看之下像是导致了封建的崩溃；换一个角度看，它们常常是借用旧砖瓦建造新房子，使得封建制在新的形式下，得以扩大、延伸和转化。　　所谓扩大和延伸，简单地说，是指原本由上层贵族独占的封建特权，扩大并向下延伸成为包含下层平民在内的一种制度。例如：　　（1）原来只有封建贵族拥有土地，经过赏田、授田等方式，变成平民普有土地。在周人封建体制之下，土地是一切财富和身份的基础，也是征服者和征服者同盟才享有的特权。封建时代的平民不可能拥有土地。可是公元前645年晋惠公与秦国打仗战败，为寻求国人支持，“朝国人而以君命赏”，赏众以田地。这是一时之计。后来各国赏授土地给平民的情况愈来愈多，演变成由国家普遍授田，平民服役纳租成为义务。国君和国内争权的贵族，为了争取平民支持，甚至订出不同的亩制和租额。晋国大夫范氏、智氏、中行氏、韩氏、魏氏、赵氏争权，据说就曾如此。晋大夫的竞争引起吴王的注意。吴王请教孙子：“这些大夫谁会先亡？谁能保住国家？”孙子预测必是授百姓田亩最大、收租税最轻的赵氏最得人心。结果果如所料。根据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山东临沂银雀山和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初简，我们几乎可以确知从战国到汉初，授田制应是当时最主要的田制，平民不但从国家得到土地田宅，也可依军功大小从国家得到高低不同的爵位，享受不同等级的法律待遇。　　在封建体制里，除了拥有采邑和禄田的各级封君和士，他们之下还有一大群担任各种行政庶务，按月领俸，名为府、史、胥、徒或皂、舆、臣、僚等之“稍食”小吏（从阎步克先生说）。当封君和封君相争，或和封国内诸卿大夫相争之时，各级贵族为壮大自己，除了拉拢平民，也要笼络这批身份低、却实际处理庶务的吏。或许为了抬高他们的身份，师法封建的等级制，逐渐有了依月俸多少而来的秩级制度。例如商鞅变法时，在秦国出现了从斗食、五十石、百石到千石等“有秩”之吏。在春秋战国官僚制形成的过程中，靠身份得位、以爵为尊的贵族逐渐边缘化，而依实务能力谋得月俸的吏逐渐成为官僚主体。整个官僚体，在国君集权的要求下，甚至有全盘吏化的趋势。除了千石之吏，更出现了二千石、万石的官吏，连最高阶者都纳入了月俸的体系。这些吏像布衣而卿相者一样，没有家世的依靠，荣华富贵来自于君，自然唯君是命，绝对效忠。“忠”是这批吏最讲究的德性；相对来说，“孝”则是宗法下封建贵族讲究的旧道德。在封建制转化为官僚制的过程里，出现“忠臣出于孝子之门”这类衔接新旧道德的说法，但孝始终没有失去作为传统中国社会道德伦理核心的地位。　　（2）原来唯有贵族有姓氏，逐渐演变成平民普遍拥有姓氏。许多贵族独占的“符号”开始平民化。在封建时代，“百姓”原是统治贵族的代名词，不是指一般的平民。统治贵族在受赐土地和人民时，同时受赐姓氏。原来没有姓氏的平民如何逐渐开始有了姓氏，还是一个无法完全了解的谜。古书里有“吹律定姓”之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没人能说得清。总之，赏赐姓氏一事后来似乎趋于浮滥，姓氏不再那么神圣，一直到汉代，人们还经常改姓。另一方面，春秋时扩大征兵，编造户籍，为了事实上的需要，平民不能不开始有一个代表家族来源和个人的符号，也就是姓和名。“百姓”逐渐成了平民的代称，先秦诸子书已普遍用“百姓”称呼一般的平民。　　封建时代诸侯有“国”，大夫有“家”，一般平民附属于贵族的“国”或“家”，自己是没有资格称“家”的。但是最迟在汉初，喜欢儒术的辕固生曾讥笑老子的学说为“家人言”，意思是平民俚俗之言。“百姓”、“家”只是许多封建贵族的身份符号逐渐平民化的两个例子而已。秦简公六年（公元前409年）“初令吏带剑”，七年“初令百姓带剑”。剑原本是贵族身份的象征，只有贵族才能佩剑，现在允许吏和百姓带剑，也同样意味着贵族符号的平民化。　　（3）原来唯有贵族可执干戈以卫社稷，春秋战国时因战争规模扩大，贵族间相互斗争，须要更为广泛的兵源，遂演变成全民征兵。封建时代的爵位是用来赏赐帮助周室征服的功臣或宗室子弟的，和军功的关系原本密切。后来平民加入军队，立下战功，也受到爵位的赏赐，这可以说是十分自然的发展。商鞅变法时明白以军功授爵平民。战国时三晋、齐、楚也都有自己的爵制。从此贵族独有的爵称，变成平民也可拥有，并随爵位享有不同数量田宅、服饰、车马、奴仆等的特权。汉代赏赐平民爵位，有二十等之多。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初墓出土的《二年律令》详细记载了二十等爵的名称和依爵分配田宅的数字。一直到东汉末年，刘劭讨论二十等爵制时，还特别详述了这二十等爵和封建诸侯、卿、大夫、士的对应关系。从《二年律令》看，刘劭的解释有凭有据。平民可以因军功而有爵，吏自然也可以有爵。在春秋战国编民为什伍的军国体制下，所谓的爵也就是犒赏军功为主的军爵，吏正是率民作战的各级军官。《商君书•境内》篇讲的大半是吏如何因军功加官晋爵。　　（4）封建时代原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话。一般庶人也就是平民，受刑罚的约制。所谓刑罚主要是残伤身体的肉刑，例如：刺纹样或文字的黥刑，断腿的刖刑，剃去头发的髡刑和砍去脑袋或支解身体的死刑等。大夫以上的贵族如犯法，会被杀，但不会受到这样的残害和羞辱。庶民原本没有资格和贵族同受“礼”的规范。春秋战国以降，贵族和庶民的界线不再泾渭分明。一方面，“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商君书•赏刑》）；另一方面，随着平民地位的提升，平民也可以和贵族一样讲求礼教。　　孔子和他的弟子在这个“平民讲礼”的过程里，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他开始教导平民去学习封建贵族的礼。孔子较重视礼制的实质意义，甚至为礼建立起新的核心价值，也就是仁。孔子说仁者，爱人。这原本不是封建制伦理所强调的。但孔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有些偏重礼的仪节，有些讲究作为封建家族伦理核心的“孝”道等等。不论如何，从春秋以后，平民开始有机会接受贵族式的六艺教育，学习礼、乐、射、御、书、数；或者说像贵族一样，他们也有机会成为有教养的“君子”了。　　随着丧礼五服制和《孝经》的形成，自天子以至庶人有了共守的礼制准则。《孝经》从“天子之孝”讲到“庶人之孝”，孝成了上下一体的道德核心。《孝经》最后一章讲丧亲。如何依礼行丧，表现孝道，首先要规范亲属等级。讲究礼仪的儒者详细构想出丧礼服制，以自己为中心，上两代父、祖，再加上子、孙两代共为五服。依据构想，这样的服制也是从天子至于庶人一体适用。这些儒者又认为，婴儿三岁才能脱离襁褓，免于父母的照顾，因此父母亲死，应该为父母守丧三年。守丧之时要按时行礼，不能工作，不能生产。封建时代很多贵族都难以遵守，但是现在的儒者甚至鼓吹平民也要行此理想中的古礼。这是封建时代的平民万万不可能、也不够资格去遵奉的礼。　　简言之，封建体制之下原本由各级贵族独占的实际利益、符号、礼仪和价值，在各国封君和贵族为应付封国内外的压力、拉拢平民相助的大形势下，逐渐开放给了下层的吏和平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封建贵族制的向下扩大和延伸。　　扩大和延伸终不免造成封建性质的转化。首先是周初封建下征服者与被征服者身份不可逾越的原有特质，现在因为被统治平民的加入而渐渐泯灭。春秋战国文献里常见武丁任用罪徒傅说为相之类的故事。这应该只是一种附会，但是反映出上层统治者不再以征服者自居，也不以独占统治优势为用人的考量。他们在这几百年激烈的生存竞争中，体察出一条真理：将国家交给才德优秀的人去治理，比交给世袭官位的人去治理，有更大的生存机会。从此“唯才德是用”逐渐成为政治上晋用人才的主要原则。中国由此变成一个阶级色彩淡薄、凭个人本事竞争、相对地公平和开放的社会。这样相对的公平和开放，在古代埃及、希腊、罗马或印度阶级森严的社会里都找不到。　　总之，春秋战国时代的人并无意于切断历史，而是在历史中寻找面对变局的资源。用古人的话来说是“人人称说尧舜”。即使求新求变者，也多半利用旧瓶装新酒。新的名号可以创造于一日之间，旧的价值和观念却往往阴魂不散，久久不能尽褪。秦始皇创号皇帝，自周以来的天命、天子和天下观却始终支配着以皇帝为首的郡县世界，就是一例。当然逝者如斯，历史不会停滞。历史学者固宜善观其变，似亦不可无视于其不变。许多变化的因子，往往就在不变的土壤里。这是我要说的故事梗概。想说的故事还很多，目前重点多半集中在和政治社会有关的一面。　　为了研究以上课题，过去二十年，我花了不少时间去学习秦汉的简帛和图像资料。因为简牍文书可以说是秦汉官僚行政最直接的物证，而大量的墓葬画像石砖和壁画则生动反映了地方官僚的集体心态和价值观，也反映了在文献中见不到的汉代社会。学习过程中写了相关论文三十九篇，分别辑入《地不爱宝》和《画为心声》两书。　　《地不爱宝》以简帛研究为主。自19世纪末汉晋简牍大量出土，简帛出土和研究经历一百多年，已于近年蔚为显学。我真正开始接触这个领域是在进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后。史语所收藏有1930年代出土的居延汉简和相关的档案，又有劳榦和陈槃等著名先驱。身为后辈，自然从学习史语所的材料和前辈的著作入手。　　这一册大致分成“研究”和“述旧与资料”两部分。第一部分大半和居延汉简有关，兼及新出土的简牍。这部分除了步武前辈，作简牍文书内容的考证，也试图探究新的课题，利用新的方法或工具，摸索新的可能。尤其近年注意到简牍的重量、体积和书写姿势、家具、编联和保存等使用方式的关系，因此写了《汉代简牍的体积、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语所藏居延汉简为例》一文。又因曾接触罗马帝国的木牍文书和研究，觉悟到应将出土文书放回到出土的环境中去了解。过去大家几乎都被出土的简帛内容所吸引，很少注意它们和出土遗址或环境的关系，这种情形在居延汉简的研究上十分明显。2006年夏走访居延汉简的出土地——甘肃和内蒙古额济纳河一带，并利用卫星定位仪记录了若干遗址的位置，因此写成《全球定位系统（GPS）、3D卫星影像导览系统（Google Earth）与古代边塞遗址研究》一文。希望新的工具能为今后的简牍和遗址研究带来新的角度和思考。　　“述旧和资料”这一部分主要是依据档案和口述，记录前辈研究和保存居延汉简等文物的功劳和过程。为感念前辈之筚路蓝缕，我先后写下《劳榦院士访问记》、《行役尚未已日暮居延域——劳榦先生的汉简因缘》、《傅斯年、胡适与居延汉简的运美及返台》、《夏鼐发现敦煌汉简和晋泰始石刻的经过》四文。这一部分也收录了史语所同仁萧璠、林素清、刘增贵、颜世铉和我一起整理居延汉简的成果和工作报告。没有他们的坚持和努力，不会有《居延汉简补编》的出版，也不会有简帛金石资料库的建立。在此要特别感谢工作伙伴们。这一部分较特别的一篇是去年11月到香港大学，得见冯平山图书馆所藏和居延汉简相关的档案，以及马衡、劳榦、向达、余逊四人的释文底稿和释文签数千件。回台后将所见写成一篇调查记，希望为近代简帛学术史提供一项还少人知道的材料。　　《画为心声》以收录有关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的研究和评论为主。图像研究是正宗秦汉史学家不屑一顾的领域。长期以来大概只有艺术家、少数的考古或美术史学者垂青。我尝试去学习，是基于以下的考虑：　　在秦汉史研究的领域里，研究政治、社会、思想、制度、经济史的学者和研究图像、画像或艺术史的，基本上极少交集。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情况。我深深相信“画为心声”就如同“文为心声”。古人留下文字或图画，是以不同的形式和语言在传达所思、所感，其信息之丰富多彩，并无不同；其易解与难明，各有优劣，难分轩轾。后人要了解古代的人、事或社会文化，不能图、文兼用，仅凭“只”眼，不论闭上哪一只眼，都将无法“立体”呈现那个时代。　　这些年，陆续读了不少和汉代画像有关的中外论著。他们的解读和论证有些不免捉风捕影，因而逐渐明白为何正宗的秦汉史学者不轻易使用图像材料，也难以接受图像学者提出的解释。我不曾受过艺术史和考古学训练。如何利用古代存留下来各式各样的图像或视觉性材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二十年来，不得不面对自己训练的不足，试图找出一套令自己心安、也足以说服他人的图像解读方法。　　近二十年前，刚接触汉代画像时，完全不懂方法。当时受到姚师从吾“学骑马，骑到马背上，学游泳，跳到河里去”名言的影响，一直觉得方法无待外求，就在具体的材料之中。因此没有求助汗牛充栋的中外艺术或图像学理论，而是一头跳进画像的大河。在接触材料和面对问题的过程里，靠着直觉，摸着石头，一点一滴分析归纳，逐渐琢磨出过河的方法。　　首先察觉到画像表现存在着一定的套数。1990年写《东汉孔子见老子画像的构成及其在社会、思想史上的意义》，第一次提到格套，并试着依据格套和榜题，从众多的母题中，找出所谓的孔子见老子画像。这一篇习作迄今没有发表。不过后来证明格套还算有用。它像秦汉时代的谚语一样，是了解汉代社会通俗智慧和心态的一把钥匙，可以打开一窥汉画寓意的门径。　　整整十年后，写成《汉代画像中的“射爵射侯图”》。此文较为细致地讨论了格套和榜题，将构成汉代画像单元的元件，区分出必要、次要和非必要的部分，又讨论了格套运用的灵活性、寓意的多重性和墓葬与祠堂画像的拼凑性。重要的是同时警觉到这一套方法的有限性。　　运用同样的方法，我尝试处理牵涉更广的题材。同一年（2000年），发表《古代中国及欧亚文献、图像与考古资料中的“胡人”外貌》一文。这一尝试使我觉悟到格套在艺术呈现上所可能造成的图像与事实、图像与文献之间的差距，以及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　　2002年发表《格套、榜题、文献与画像解释——以一个失传的“七女为父报仇”汉画故事为例》。在方法上，有较新的进展。第一，这篇小文再一次检讨了格套和榜题的关系，分析榜题的作用，并为榜题类型作了初步分类。其次，从画像的空间和时间因素，讨论了汉代艺匠的创作空间。第三，指出画工石匠传统和文字传统之间可以有重合，也可以有不同；它们分享着共同的文化资产，却可以有不同的表述。　　“多重寓意”和“脉络意义”之说则是在2005年《汉代画像胡汉战争图的构成、类型与意义》一文中正式提出。这是《胡人外貌》一文的姊妹篇。这一篇遇到解释上最大的难题是：在一无榜题可据的情形下，如何理解胡汉战争画像中出现的风伯、雨师、雷公、河伯、泰山君、大禹等一类的人物，因而提出寻找“脉络意义”的辅助方法。本文试图论证所谓的胡汉战争图应有较早期、意义也较单纯的渊源。可是在几百年变化的过程里，它承载了愈来愈多的想象和期望，蕴含了愈来愈复杂或多重的寓意。它们之间不必然谐和统一。面对古人思想和艺术呈现之间的复杂性和不统一，我们最好从动态的角度去考虑，不宜强加调和，仅给“一套”解释。　　《汉画解读方法试探——以“捞鼎图”为例》和《猴与马造型母题——一个草原与中原艺术交流的古代见证》是2007年、2008年所写的两篇。这两篇希望另辟蹊径，去解读一些用先前使用的方法无法解读的汉画母题。《捞鼎图》一文主要指出西汉中晚期出现在石棺上的捞鼎图并不是照抄《史记》讽刺秦始皇的泗水捞鼎故事。它借用既有的故事，却从一开始就糅杂了其他种种求仙的传说，有了主角、内容和意义上很大的转变，以适合墓葬文化和升仙心理的需要。它所传达的重点和司马迁所说有很大的距离。因此在汉画捞鼎图中从不见“秦王”和“泗水”榜题，观看捞鼎的人从语意暧昧的“大王”变成墓主，更增添了《史记》不曾提到的龙等构成元素。　　《猴与马造型母题——一个草原与中原艺术交流的古代见证》一文是从草原地带出土的一种猴骑马小型铜垂饰说起，试图说明利用某些出现在后代的母题，可以回推出汉或汉以前类似母题的意义。和马上封侯以及猴防马病寓意相关的图饰不但出现在汉代的石刻画像中，也出现在其他材质的器物上，此后绵延上千年。艺术母题的延续是传统社会文化延续特质的一环。　　总体来看，以上这些解读和观察，根据的方法都有局限，仍然无法解开许多解不开的谜团；即使自以为解开的，也有待今后证据的考验。无论如何，希望今后能在既有的基础上，继续深入，综合图像和文献，重新勾勒孔子、老子和周公的形象以及他们在皇帝制下具有的时代意义。　　过去二三十年，也曾有意打破历史学界存在的某些界限：一是专业领域的界限，一是使用材料的界限，一是中外历史的界限。过去一个世纪，中国史学研究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以时代、课题，或以材料区分，有所谓的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明清等断代史，或政治、制度、经济、史学、思想、文化、美术等专史，又有所谓的出土文献学、简帛学、敦煌学、古器物学等等。随之而有无数各式的专业组织和期刊。中国史和外国史更是楚河汉界、互不相通的两大营垒。这些都是随着近代学术趋于专业分工，逐渐形成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当初形成都有理由，但其结果是造成研究上“囿于一隅”的严重现象。课题和视野都为之割裂、窄化和浅化。　　因为对此深感不安，我试图打破界限，一直不愿以哪种史或哪种材料的专业研究者自居。在学习摸索的过程里，随着面对的课题，顺手运用材料，不论图、文，不论传世或出土，也不论中外。这套集子依性质和主题分为四册，实际上边界模糊，甚至有诸如《从比较观点谈秦汉和罗马皇帝》、《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军队的特色》、《罗马帝国的“居延”与“敦煌”》、《从金关、悬泉置汉简和罗马史料再探所谓罗马人建骊靬城的问题》、《古代中国及欧亚文献、图像与考古资料中的“胡人”外貌》、《赫拉克利斯（Heracles）在东方——其形象在古代中亚、印度与中国造型艺术中的流播与变形》、《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明代木牍试释》等等捞过界的浅陋之作。　　捞得过界，避不开浅陋。浅陋之作，岂值汇集？不意两年前，中央美术学院的郑岩兄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罗丰兄提议结集出版，以利读者。二兄与我论学多年，热心代为联络。这时，社科院历史所的侯旭东兄引介了中华书局。中华书局出版名著极多。学生时代以来，不知读了多少。中华书局的徐俊和于涛先生先后出面邀约，深感荣幸，欣然应允。衷心感谢诸好友和中华书局的盛意。　　应允之后，在一年多的修订过程里，才觉悟不该答应。旧稿先后成于二十余年间，多半不是小订小补可以了事，大修大补又心余力蹙。这二十多年来学术论文在体例上，颇有变化，这次修订，本应统一体例，但工程浩大，最后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尽量减少内容的错误而已。许多时贤高论不及补入，深觉不安。又有些旧文，蒙时贤商榷，或修或删，也有些存旧，以便读者对照。学棣刘晓芸、刘欣宁和游逸飞帮忙阅读书稿，找出不少错。若不是他们，错误肯定更多。谢谢他们。　　接着，还要特别感谢历史语言研究所。我真正的研究生涯是到史语所以后才开始。在这个优良的环境里，有无数使我得益的师友，图书馆、考古库房、事务室和秘书室等单位也有无数默默支援我的同仁。二十余年朝夕于斯，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在这段时光里，除了良师益友时刻扶持，我有机会摸遍史语所收藏的居延汉简、汉晋碑拓和画像拓本，说我是吃史语所的奶水长大，一点不为过。这个集子理所当然献给母亲——史语所。　　最后，出版这个集子适值家父九十大寿。父亲早年读书于天津南开中学，不及卒业而中日战起，从此闯南走北，戎马一生，常以无暇、也无书可读为憾。他老人家退休后，二十余年来，发愤苦读，读书每至夜分，批注、笔记盈于箧笥。长于安逸的我，深愧不如，后半生当以父亲的用功为榜样。在此祝福他老人家福寿康泰，并以这个集子权充寿礼。　　邢义田序于台北南港史语所　　2008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