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人神的游戏与人的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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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人神的游戏与人的狂欢

——雅典奥运会开幕式与奥运精神
余 虹
　
　
　
　
关于奥运会，人们说得够多了，尤其是在中国即将举办奥运会的时刻。的确，面对这一最大的全球盛会，人们要说的太多了。但人们说出了什么？他们怎么说？奥运会的意义究竟何在？它的核心——奥运精神——究竟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关于奥运会，人们说得最多、也最引以为自豪的是它所展现的人类之爱，那种超越人的血缘、种族、民族、国家、文化偏见的人类之爱，它所表达的和平、友谊与神圣。的确，奥运会展示了人类之爱，这种展示也成了奥运会开幕式的主题。然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类之爱？是一种什么样的和平与友谊呢？对此，我们思考得并不多，而近日在雅典举办的奥运会开幕式唤起了这种思。
很多人在看完雅典奥运会的开幕式后都感叹不已，惊讶不已。它那出人意外，使人震动的东西是什么？仅仅是风格、技术和艺术吗？仅仅是神话、历史和文化吗？不完全是！或者说在根本上不是！让我们回忆一下百年来的奥运会开幕式，这些开幕式从表面看千奇百怪，风格各异，但相对于雅典奥运会开幕式，它们都是“人的狂欢”。那些汹涌的人潮、那种流光溢彩的大唱大跳和遮天蔽日地热闹非凡，从来都是历届奥运会开幕式心照不宣的元素与符号。只有雅典奥运会开幕式第一次远离了人的狂欢，第一次背离了现代奥运会开幕式的传统，它让我们感到了静，感到了静的力量和心灵的震动，感到了另一种情调、另一种理念、另一种精神。在那里，人的脚步是轻盈、舒缓而从容的，人的姿态是朴素、优雅而自制的，人的喜悦是含蓄、澄明而由衷的。面对头上的天空、脚下的大地，身边的神灵，人哪，你怎么会“放肆地狂欢”？
雅典奥运会开幕式不再是“人的狂欢”，而是“天地人神的游戏”。当彗星般的火焰从天而降点燃了水中的五环，当长着翅膀的爱神在天上静静地飞翔，“天空”被引入了开幕式的会场；当一个巨大的人面像从爱琴海中缓缓升起，当一个裸体男子在象征地球的正方体上缓缓地行走，“大地”来到了开幕式的会场；当火、水、橄榄树、生命这些“神的赠礼”出现并停留在人的身边，当天上飞行的爱神将玫瑰送给那些幸运儿而俄林波斯的十二天神与人们在历史的年轮中同行的时候，“神”来到了开幕式的会场；而“人”呢？他在天地之间，在神的身边开始了生命的历史，这是“天地人神游戏”的历史，是“天地人神和谐共在”的历史，但那也是一种古希腊式的历史，一种被现代人遗忘和丢弃了的历史，雅典奥运会开幕式以神奇的希腊艺术和希腊心愿重现了这一历史。
在整个雅典奥运会开幕式的文艺表演部分，“人”是宁静的，即使那一对在“爱琴海”中尽情嬉戏的恋人，也在巨大的天空和巨大的海洋中归于巨大的“静”，归于静静地在他们身边飞翔的爱神，归于那无所不在的蓝色和白色。德国艺术史家文克尔曼曾惊叹于希腊艺术“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雅典奥运会开幕式让我们重新咀嚼了这一名言。的确，当开幕式将人的生命还原为最初的水和最后的DNA螺旋的时候，当世界的历史被还原为天地人神的游戏的时候，当五彩缤纷被还原为爱琴海纯净的蓝和希腊房屋纯朴的白的时候，古希腊世界那种“高贵的单纯”便远离现代世界的“繁杂”而来到了我们面前；当开幕式以感谢天地自然和敬拜神灵的虔敬姿态迈着舒缓而从容的步伐走来时，它也远离了现代世界的“喧嚣”，回到了古希腊世界“静穆的伟大”。
在百年来的奥运会开幕式上，“人”如此克制、如此静默实在是太罕见了。也许，人有太多的理由闹起来，自由起来、放肆起来，那理由就是所谓的“人本主义”。雅典奥运会的开幕式是反人本主义的，尽管它的主题仍然是“人”，但那是一个置身在天地神之间的人，是一个与天地神平等共在的人，是一个知道仰望天上星空、敬重大地海洋，敬畏头上神灵的人，而不是一个只知有人而不知有其他的人，不是一个从“人”出发又回到“人”的自闭、自大、自傲、自是、自狂的人，一个藐视自然否定神圣的人。
百年来的现代奥运精神的确是人本主义的，更准确地说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在这个主义的世界中没有自然和神灵的位置，所谓的自然与神灵也只是人的玩物和陪衬，奥运会成了人类向一切非人类的存在炫耀自己的盛会，一个人类自我欣赏的盛会，尽管这种炫耀和欣赏中有人们引以为自豪的“和平”、“友谊”与“爱”，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和平、友谊与爱呢？只要我们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那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友谊与爱，是遗忘了“人对自然的战争”、“人对神的战争”还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和平、友谊与爱，是人只爱人的人类之爱，这才是现代奥运精神的核心。
为了更深入的看看我们在现代奥运精神中引以为自豪的和平、友谊与爱，还是让雅典奥运会开幕式那舒缓的脚步将我们牵引回奥运会的故乡，去看看奥林匹亚，去体会一下古代的奥运精神吧。在古奥林匹亚我们也遇到了“和平”、“友谊”与“爱”，但那是另一种和平、友谊与爱，一种神圣的和平、友谊与爱。
有关古希腊奥运会的源起主要有两种说法，其一是它起源于伊利斯人与斯巴达人签定的《神圣休战条约》和对天神宙斯的祭拜；其二是它源起于人对天地自然的感恩。
据说斯巴达人与占据奥林匹亚的伊利斯人长年征战，使两城邦的人民苦不堪言，后来在希腊其他城邦的调解下，斯巴达王和伊利斯王同意尊奉共同信仰的天神宙斯的意志，于公元前884年签定了《神圣休战协定》。该协定规定全希腊定期休战，并在奥林匹亚举行敬拜宙斯的和平竞技会。该协定规定在奥林匹亚竞技会期间，凡是携带武器进入奥林匹亚的人都是背叛神的人,各城邦有权惩罚他们，那些有力量而不惩罚这种叛神行为的人也是对神的背叛。协定还规定希腊各城邦之间的任何战争都不得侵入奥林匹亚圣区，如果战争发生在奥林匹亚竞技会期间,交战双方必须无条件停战,准备参加奥林匹亚竞技会。停战期间,凡是参加奥林匹亚竞技会的人,都将受到神的保护，他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停战时间开始规定为１个月,后延至3个月。
在古奥林匹亚竞技会召开之前,人们在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庙前举行庄严肃穆的点火仪式。在古希腊，“火”是神的礼物，手持火炬的人是神的使者，他们从祭坛点燃火炬后便奔赴希腊各个城邦，一边奔跑,一边呼喊着传达神谕:“停止战争,参加奥林匹亚竞技会!”手持火炬者跑到哪里，哪里的士兵就会放下武器。神圣休战开始了，这是神的意旨！在神圣休战期间，每个城邦的城门上都高高地悬挂起橄榄树枝以示和平与神圣，在古希腊，橄榄树是神树。
在竞技会的第一天，人们先要向宙斯举行隆重的祭祀典礼，然后在宙斯神庙前的草地上举行比赛。竞技项目最初只有200码(大约182米)赛跑一项，以后又陆续增加了摔跤、五项竞技、拳击、赛马、赛车、艺术比赛、传令比赛和笛手比赛、投标枪、掷铁饼等。比赛结束后，要在宙斯神庙附近举行隆重的授奖仪式，给冠军们头戴象征和平和神圣的橄榄枝花环。头戴桂冠的优胜者受到人们的崇敬和爱戴，因为他们是半神。在竞技会的闭幕式上，著名的诗人向这些半神奉献赞美诗，一流的艺术家为他们建造纪念像，他们的名字很快传遍整个希腊，优胜者的家乡把他们当作出征凯旋的英雄来欢迎。
在这个流传甚广的起源说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古希腊奥林匹亚竞技会如何按照神的意旨而将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变成了和平竞技，如何在对神的共同敬拜中平息了人与人之间的征战。现代人也许会说，所谓的神意不过是变相的人意，但如果没有神圣的信仰，人意如何可能变成每个人都愿意遵从的神意？人与神的关系超越了人与人的关系，是人与自身之外的某种神圣力量的关系，对这个神圣者的信仰使人有可能领悟到一种超越人性本能的更高的尺度，这个尺度否定战争，否定任何人为的战争理由，在这个尺度的衡量下，任何为战争辩护的理由都是无理的，在此，和平是唯一而至高的价值，是神圣的价值，是超越于任何人性私利的价值。
据另外的考证，奥林匹亚竞技会起源于开春之际人们对天地自然的感恩。在一年开春之际，人们以召开竞技会的方式感谢天地自然在过去一年中给人的馈赠，并为来年祈福。在古希腊人的心中，人一生的所得并不是人的权利的显示，而是领受天地自然的赠礼。领受赠礼者是心存感谢的，这种对自然的态度和情感在现代人那里已经消失得差不多了，现代人被教导人是宇宙的中心，人是万物存在的目的，于是人便以为他对自然的索取与占用是理所应当的，他对自然的颐指气使是他天生的权力，而自然对人的反叛理当受到镇压。在这种人本主义的逻辑中哪还有什么感谢？
在古希腊人对天地自然的感恩之中，我们看到了人对自然的敬拜，这种敬拜与人对神的敬拜是交融在一起的，因为在古希腊，天地自然就是神。事实上，在古希腊的竞技会上，人们对天地自然的敬拜就是以敬拜天神和地神的方式进行的。[1]
在奥林匹亚竞技会的起源以及它最初的活动方式中，我们可以看到：人对神的敬拜、人对自然的感恩以及人与人的和平是交织在一起的。在这种敬拜、感恩、和平的关系中，人质朴而不世故、虔诚而不无谓、谦和而不自大、欢悦而不放肆、光荣而不骄傲，在此，就有“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难怪，在古代奥运会中，有一种迥然不同于现代奥运会的精神情调，一种天地人神游戏的氛围，一种闹中有静的神圣，一种人面对天地神而有所节制的静默。这种静默随着雅典奥运会开幕式舒缓而从容的脚步来到我们面前，它让我们惊讶，它唤起我们的回忆，它激起我们内心的应和并让我们思索现代奥运精神以及现代性本身。
与古代奥运会相比，百年来的现代奥运会是地地道道的“人的狂欢”，而奥运会的开幕式则是这一狂欢的集中表达。在此，“自然”隐匿了，“神灵”不在了，这里只有“人”，只有自以为是宇宙主宰的人的狂欢。值得注意的是：从“天地人神的游戏”到“人的狂欢”不仅标志着奥运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也标志着人类历史的根本转变，这一转变通常被描述为“现代性的胜利”和“人的解放”。而当雅典奥运会开幕式背离这一转变、从“人的狂欢”返回“天地人神的游戏”的时候，它所唤起的回忆恰恰让我们质疑“现代性的胜利”和“人的解放”，也让我们质疑现代奥运精神本身。
“人的解放”是人文主义者的核心口号，当它在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中提出来的时候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人”的确长期受“自然”的奴役（恐惧），受“神”的奴役（迷信），受“人”（君主）的奴役（专制），人们凭借科学、理性、民主的力量，也就是凭借人自己的力量摆脱了三大奴役，获得了解放。问题在于，人在摆脱这三大奴役而获得解放的同时是否丢掉了某种宝贵的东西？比如，人不再对自然感恩，不再信仰神圣，人还把自己的解放建立在对自然的战争和对神的战争之上。人们喋喋不休、津津乐道于人与人之间的和平，但他们却忘了正在进行的人对自然的战争和人对神的战争。如果人的解放以人对自然的奴役、人对神圣的驱逐为代价，这种解放的正当性正当吗？事实上，自然并不就是令我们恐惧而必须加以征服的对象，神并不就是让我们迷信而必须加以去魅的对象。人类何时才能学会与自然和平相处？何时才能学会与神圣和平相处？人类何时才能回到天地人神共在的世界？
“人文精神”由反对和清除古代尤其是中世纪的各种迷信而演变成了“人类独尊自大的精神”，一种遗忘和漠视自然与神圣存在的精神，这真是人类的不幸！更不幸的是人们在人本主义的自恋中不仅看不到这一不幸，还将不幸当幸运来狂欢了，这就是现代奥运精神致死的盲点与疾病。
中国将于2008年举办奥运会，人们正在大谈“人文奥运”，显然，上述言谈是不合时宜的，但雅典奥运会开幕式神圣而静穆的步伐说：“奥运精神”不等于“人文精神”；我们身处其中的生态危机（人与自然、天地）、社会危机（人与人）和信仰危机（人与神圣）说：人类需要另外的奥运精神；我们对古代奥运精神的回忆说：人类曾有过别样的奥运精神。因此，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奥运精神？我们能否按现代性的逻辑顺理成章地推出奥运精神？抑或我们应该超越现代性的自闭和迷误，在对现代性的反省批判和对古代奥运精神的借鉴中重建我们的奥运精神？我们该如何思考2008年中国奥运会的核心理念？在中国传统的天文、地文、人文之中，人文是否就当然地居于“文”的中心？抑或我们只是不假思索地将儒家心愿与对西方现代性的膜拜叠加在一起而忘了“文”的多维空间？最后，我们何时才知道静穆的价值并懂得节制，即使在人类庆典的奥运会上也不要忘了自然与神圣？[2]
　
　
（2004年）
　

[1]请参见简·艾伦·赫丽生《古希腊宗教的社会起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七章：“奥林匹克竞技会的起源”。

[2]有记者在机场采访看完雅典奥运会开幕式准备回国的张艺谋。记者问张有何感想。张说开幕式做得不错，但太“静”，欢快的气氛不够，不够热闹。张的回答实在让我们忧心2008年中国的奥运会开幕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