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简、木简、碑刻的“形”与“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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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简、木简、碑刻的“形”与“质”

                                                

梁培先



竹简、木简与碑刻三种物质载体并存而消长的历史，是中国书法史最为波澜壮阔的一页。

从迄今为止发现的材料来看，石刻和竹简最早出现的时间并不悬殊：河南安阳殷墟侯家庄发现的商代晚期石簋（一种古代的食具）[1]，白石质地的簋耳上就刻有器主的名字，书体与当时的甲骨文极为相似，可证石刻的历史应与甲骨文同时。而甲骨文中出现的“册”、“典”字，其字形就象编连在一起的竹简，则告诉我们竹简的起源至少也在甲骨文时代或之前，即殷商时代（甚至夏或夏以前）竹简可能是最主要的书写载体，竹简与甲骨并用的可能性要远比只采用甲骨的可能性大。在此期间，石刻则扮演着“新产品”的角色。至于木简，它的出现时间要晚得多，情况也更为特殊一些。

竹简、木简与石刻（碑刻）这三种上古的书法载体，对于书法艺术的发展变迁而言是否仅仅意味着物质形式的不同，它们对于文字与书体的演变是否起到过一些重大的作用，或者影响到文字的演变进而作用于书法这门艺术的演变轨迹，这是本文将要讨论的问题。

（一）

在上古文字（书法）物质载体使用与普及的过程中，技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竹简作为中国文字最早的书写载体，其意义类似于古埃及的莎草纸，历史最为悠长。甚至可以说，远在甲骨文出现之前就应当有竹简。因为，就甲骨文刻画和制作竹简的技术工具要求而言，前者肯定要难于后者。在仅有石刀或铜刀的时代里，制作竹简是最恰当也是最方便的选择。理由有二：其一，竹筒内空，纤维平直、易于剖分，即使使用远古石刀这样最简陋的工具，也可比较容易地完成从砍竹、截段、剖条、削出书写平面等一系列制作工序，从而得到整齐可用的竹简。从我们今天看到的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竹简——这一中国迄今发现最古的竹简来看，其均厚约0.1cm ；战国后期的云梦秦竹简厚0.1cm；其它如《江陵杨家山135号墓秦简》、《长沙走马楼竹简》、《上博楚简》等等，其厚度也都在0.1厘米左右、最厚的也只有0.2厘米。这个厚度应是后来竹简定型之后的常规厚度、相对精致规整。原始竹简还要粗糙一些，虽无实物可以佐证，但即使按照成熟时期的厚度要求、远古石刀也是可以胜任的。其二，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成果，从仰韶文化到殷商时期，黄河流域正处在近五千年以来的第一个温暖期，气候暖湿温润、接近亚热带，非常适于竹子生长。如今天的河南简称“豫”，许慎说文释为从“予”、从“象”——就是有大象的地方，其气候条件可以想象。这也为竹简的大量使用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条件。

相比较，木简的产生时间要靠后了许多。这也是与技术工具的水平有关。

木简简称为“牍”，《说文》释为“从半木”——因厚度较大而呈板状。厚度较大，是由于木头的质地、纤维结构与竹子不同，过于纤薄则类似于今天木匠刨出的卷曲的刨花了——不可能用来做简。呈板状则说明，木质材料的最初样式、用途或有与竹简不同之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太可能被普遍运用于书册的书写中。东汉蔡邕《独断》说：“不满百字，不书于册。”这里所说的册指竹简和木简。不书于册，那么，书于哪里呢？只能书写于木版之上。实际上，即使木简诞生之后仍然存在大量只书写不多文字的木牍、木片——木牍、木片、木简、竹简多种形制并存，一直到汉末仍是如此。

木简远较竹简厚重，我们今天见到的《云梦4号墓秦木牍》的厚度是0.25厘米，《青川50号墓秦木牍》是0.4——0.5厘米。这大体是制作比较精工时代的样式，如此的厚度意味着即使将之串联成册，其重量也是远远地超出同类的竹简。在同等条件下，这是木简难以像竹简一样普及的一个先天局限。此外，由于木简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裁枝（甚至伐木）、解板、分条、截段、整形等等复杂的程序，还需要比较锋利的刀具——原始石刀以及质地较软的铜刀都无法达到要求。等等这些因素，决定了木简的出现时间不会太早（应在春秋时期中国人开始使用铁器之后）。即使出现了，其最初阶段也不会如竹简一般的易于普及，甚至木简出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竹简依然还在大行其道。这倒不是因为竹简性能优于木简，而是制作木简的技术工具和制作成本之使然。稍微例外的，如东汉居延汉简多为木简，实为西北干旱无竹条件下的无奈选择，并不能证明此时木简已取代了竹简。

碑刻的历史同样受制于技术工具的发展水平。除上文所说的最早刻石之外，先秦时期我们能够见到的刻石只有秦国的《石鼓文》、《诅楚文》，中山国的《守丘刻石》等寥寥几种。而且即使这几块刻石也只是刻石而已，并不是后来的碑刻。我们能够见到的《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等九块秦代纪功刻石，以及西汉仅有的二十余块刻石：《群臣上寿刻石》、《鲁北陛石刻字》、《霍去病墓石刻题字》、《杨量买山地记》、《五凤刻石》、《麃孝禹碑》、《东安汉里刻石》、《吾摄两坟坛刻石》、《禳盗刻石》、《王陵塞石》、《甘泉山刻石残字》、《莱子侯刻石》等等，也都是刻石而不是后来所说的碑刻。因此，后来流传“前汉无碑”的说法。

西汉是否无碑不是我们要争论的目标，但它至少说明，碑刻的产生要远远地晚于刻石。抛开一时难以说清楚的观念方面的因素，我们认为，技术工具的制约是最重要的原因。从史料来看，这主要是中国古人钢铁冶炼技术的发展水平所致。

先秦时代，中国人使用的钢铁材料的具体形态有：①块炼铁，②渗碳钢。块炼铁是由于铁矿石没有充分熔化，矿石里的杂质不能在还原反应中被完全排出铁块之外，冶得的铁块杂质含量较高、为软铁，可以制作普通的耕地农具、也可勉强在石头上刻画，但无法做到精确到位。渗碳钢就是把块炼铁放在具有渗碳气氛的环境里加热，让碳分渗入钢铁基体之内。由此获得的很厚渗层能使刀口增碳，硬度有所提高，但硬质的碳钢只附着在表面、内部仍为软铁，属于“外强中干”类型，不耐石面的开凿之用，也无法刻凿出准确的笔画造型。在战国时代，中国人还发明了一种铸铁脱碳钢，但性能也不好。这是西汉以前只有刻线细浅的刻石而无真正碑刻的根本原因。

西汉时代出现了一种新的炼钢技术：炒钢。炒钢就是把生铁加热到半熔融状态，经过大力搅动（所谓的“炒”），使粥状的生铁脱碳，最后得到比上述钢铁性能优秀得多的钢材。炒钢技术的发明，使得汉代的钢制器具大量增加，我们今天见到的大量刻工精美的东汉碑刻就是这一技术的产物。因为，就碑刻制作的整体工艺来看，从采石——制料——磨面——书丹——刻石——装饰刻画等等繁复的过程中，除了书丹不牵涉到铁制工具的运用问题，其他各个环节中都必须使用锋利刚硬并具有一定韧性的凿具、铲具、刀具等等。没有这样的工具，就无后世所谓的碑刻。据《中国碑文化》一书统计，“目前散存于全国各地、经专家鉴定确认的东汉碑刻有230余种”[2]。可见，由西汉到东汉，中国碑刻文化得益于工具的改造所焕发出的巨大活力[3]。

（二）

竹简、木简与碑刻的产生各有其依托的工具背景。问题是，这种因工具材料的原因所导致的载体形制上的不同特色，是否影响到中国文字（书法）的整个运行形态？我们初步认为，这种影响不仅存在，而且非常重大。

图一是江苏高邮龙虬庄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陶片。虽然上面的文字已难以辨识，但从书法的角度来看，它的字形姿态烂漫、率真，线条走向也不拘一格，多呈发散状组合。再如我们常见的古代刻符（图二），更是强化字（或图）势的横向展开。鉴于我们今天可以见到的远古陶片刻符的数量比较多，基本可以断定，在原始刻符和文字初期，中国汉字的字形、字势并无明确的走向。这种情况到了甲骨文时代发生了重大的变异，汉字的纵势感被强化了。这种强化不仅体现在竖画的被刻意拉长，还体现在整体章法的纵向排列,更体现在因纵势感的强化甲骨文所使用文字不得不做出的纵向处理上。关于后一点，我们可以找到大量的文字证明。比如，甲骨文中如“马”、“羊”、“牛”、“鱼”、“虎”、“象”等表示动物的象形文字，皆取纵向而很少有横向的的观看角度。再如“舟”字旋转了90度、船头朝上；“车”字取纵向视角，“疾”字本为躺在床上的病人、却变成了纵向处理。等等采用纵向处理的象形字、会意字显然不是基于文字进化的考虑，而是隐含着一个不得不如此的书写心理，即甲骨文书写的纵向感是有意识所为或者书写习惯所致。

从物质材料的层面上讲，甲骨文使用的龟甲并无明确的纵向丝理限制（牛胛骨除外）,特别是龟甲的宽度足以施展横向的字势。但为什么，甲骨文仍大多强调文字的纵势呢？

我们认为，这主要与竹简作为当时主要书写载体所养成的书写习惯有关。确定这一判断，需要回答两个问题：一，当时主要的书写载体是否是竹简。二，是否使用竹简就意味着字势必须取纵向。

关于第一个问题，日本学者富古至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甲骨、青铜、砖瓦、简牍以及纸张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书写材料的世界在这一交错缠联的体系中，简牍与纸张一样，属于一种普遍性、日常性的信息载体”，“纸出现之前的一般的、普遍的书写材料，那么它一定是竹简”[4]。我们前面讨论的竹简的易得性以及甲骨文用以祭祀、占卜的特殊性也可以佐证这一点。至于第二个问题可以转换为，文字的纵向取势是否缘于竹简的宽度限制，即因为竹简的细长形体制约束了字势的横向展开。从后世出土的先秦竹简来看，毫无疑问，这种情况的确是存在的。理论上讲，适当地将竹简加宽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也面临着困难：宽度的增加势必要求厚度的相应增加，一则将使竹简变得更加笨重；二则受制于竹子的圆形形体，将造成许多略小的竹材无法用来制简。在物质匮乏的上古时代，这种要求不免有些奢侈。实际上，从我们今天见到最早的曾侯乙墓竹简到云梦6号墓秦竹简、长沙走马楼三国竹简，竹简的宽度一直是比较固定的、大体在0.5㎝到1㎝之间。这些晚于甲骨文的竹简已是如此，比之更古的简朴原始的生产力情况下，是不能抱太大奢望的。

我们今天见到较早的木简是战国晚期秦国的两件青川木牍，其宽度一件是3.5㎝、一件是2.5㎝，较之只有0.5㎝～0.8㎝宽度的竹简来说，无疑加宽了许多。所以，虽是字迹漫漶，仍可以见出字势的展开已不再是一味的纵势，斜向、横向的笔画得到了一定的伸展。只是这两件木牍文字皆做三行排列，字形仍然团得很紧而没有做非常明显的斜向、横向拉开。这说明受制于竹简书写习惯的约束，在面对幅面宽大的木简时人们一时尚无法适应，欲图展开被捆束的手脚并非一时的易事。不过，木简问世之后带来的字体、书势上的变化可谓飞速，只须参照战国纵横家帛书——这一西汉早期明显带有隶化痕迹、且几乎没有任何幅面横向限制的作品，以及里耶秦简、马王堆西汉木简等等早期的木简类书法，就可以发现，由篆到隶横向展开的步伐一旦迈开，几乎是以加速度的方式前行。

在此过程中，木简中一些特殊品种——木牍类的宽大木板如牍、楬和检等样式在日常生活中的大量应用，和木简一起为汉字形体的横向展开做出了的贡献。牍即是木牍，楬是短而宽的木牌，检是用以传递信件和财物时所用的封检。就制作工艺来说，这些相对宽阔、厚度不一的木板、木片要比制作整齐、平滑、一律且须串联成册的木简更容易一些。因而，这些木简中的“杂项”对于汉字形体横向展开的作用，应不低于串联成册的木简。比如，检这种用于封检书信的实用之物，应是与封泥相伴使用，其实用范围非常广泛。至于牍，多用于书写书信、契约或抄录医方、历谱、户籍等等；楬多系于簿册或器物之上、作为标签使用，它们都可以在文字的实用领域中大显身手。相比较，串联成册的木简毕竟成本要高一些，而且体积、重量更大，搬运起来也不太方便，最适合抄录、记载一些比较固定的文字内容，如法律条文、书籍等等，反不如这些“杂项”更具活力。

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汉字形体的横向展开即隶变的过程是否应当归功于木简类载体的广泛运用？

至此，我们不得不解释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即到底是哪些因素“撬动”了由篆到隶的隶变进程。目前常见的解释有两种：1，实用书写的快速、便捷性要求所致。2，汉字形体删繁就简的趋势所致。我们认为，这两种解释并不必然引向隶变，因为，篆书的圆弧状笔画并不是快速书写的直接障碍，后来的小草、大草的圆弧状笔画比之篆书更多，却也可以飞快地书写，就是最好的例子。再者，汉字形体的删繁就简也不一定意味着必须引向隶书的横势展开，特别是在狭长的竹简上书写，纵势化处理应当更为合适。甲骨文、金文已经这么做了，完全可以进一步强化这一点。我们认为，实用的快速书写、汉字的删繁就简只是最终的“果”，而不是“因”——解放毛笔的书写笔势才是“撬动”这一进程的最关键因素，即只有解放笔势才能谈得上快速书写和汉字形体的删繁就简。

甲骨文、金文、先秦帛书、秦小篆等等作品的背后，我们都能隐约地感受到作为当时“基准作品”的竹简书法的作用。由于竹简这种纵势狭长的书写载体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迫使书写者在操控毛笔时无法充分展开大幅面的动作，而只能拘束于窄窄的空间中做纵向的描画。这就造成了秦以前中国文字的书写笔势、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无法鲜活。而笔势的不得鲜活又进一步作用于笔法，毛笔丰富的表现性不得不被捆束于大、小篆单一均匀的平动画线之中。因而，欲求快速便捷地书写就必须解放笔势，而解放笔势的最直接手段就是扩大书写平面，提供足够的空间让笔势灵动圆活起来。

各类木牍、木简的广泛使用正好是由篆入隶、隶书逐步成型的时期，即战国早期到西汉的数百年里。我们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巧合，而是横向宽展的木简类书写载体为字体（书法）的变革创造了条件。随着木牍、木简的诞生，宽幅面的书写载体为毛笔在空中的自由运行提供了必须的场地——笔势的被唤醒不仅大大提高了汉字的书写速度，而且直接催生了翻折、提按、绞转等等前所未有的毛笔书写技巧，促成了各种变化丰富的笔法形态的出现——迫使篆书的圆弧状笔势走向解体。中国书法从此告别了拘束于狭长竹简之中的历史，逐步进入到一个自由挥洒的新天地。

    《里耶秦简》、西汉早期的《战国纵横家帛书》、《马王堆楚简》和西汉末期的《神乌赋》，这几件时间跨度仅有二百年的作品，人们不难发现毛笔书写的笔势由黏着描画到敢于做深度顿挫，再到弹跳跃起以至于凌空飞舞的变化轨迹。

最后是关于碑刻的问题。木牍、木简带来的笔势上的革命，催生了各种崭新的书体。从目前见到的材料来看，东汉碑刻隶书的大量产生，至少在西汉末年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字体、书写技法的准备。西汉武帝时期的《仪礼士·相见》木简,西汉成帝时期的帛书信札，无论就文字形态还是就书写技巧而言，已不需要做太多的转换就可以直接用来书石，并表现出与东汉规范化隶书基本无异的书写样态。所以，我们不妨说，在经历过于充分的孕育之后，东汉碑刻只是一个“坐享胜利果实”的后来者。

所谓两汉为古今书法变化之关纽，后世的楷、行、草等笔法变化丰富的书体无一不是导源于两汉，其根本意义就在于春秋战国时期毛笔获得了“解放”——关口一旦被突破，两汉就成为毛笔之活力集中爆发的收获时期。换句话说，春秋战国时期又可理解为中国文字书写通往书法之路的一道坎，没有铁制刀凿就不会有各种木牍、木简，没有木牍、木简后来的中国书法史将被彻底改写。

当然，或许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因素也参与了这一过程，比如毛笔的改进等等。限于篇幅，就不再讨论了。





附表：先秦两汉时期主要竹、木简概况

简牍时间、名称
出土数量，枚
长度cm
宽度cm
厚度cm
单简字数
纬编数目
数据出处
编撰单位/个人

战国早期，曾侯乙墓，楚竹简
244
72～75
1
0.1
  
  
曾侯乙墓

文物出版社
湖北省博物馆

战国后期至秦代末年，云梦睡虎地11号墓，秦简，
1155
23.1～27.8
0.5～0.8
  
  
3
中华秦文化辞典

西北大学出版社
郭淑珍

战国后期至秦代末年，云梦6号墓，秦简
150
28
0.5～0.7
0.1
  
3
中华秦文化辞典

西北大学出版社
郭淑珍

战国后期至秦代末年，云梦4号墓，秦木牍
2
23.4
3.7
0.25
  
  
中华秦文化辞典

西北大学出版社
田静

战国后期至秦代末年，江陵杨家山135号墓，秦简
75
22.9
0.6
0.1
  
  
中华秦文化辞典

西北大学出版社
郭淑珍

战国后期至秦代末年，天水放马滩1号墓，秦简
460
23～27.5
0.6～0.7
  
25～40
3
中华秦文化辞典

西北大学出版社
田静

战国后期，青川50号墓，秦木牍
1
46
3.5
0.5
  
  
中华秦文化辞典

西北大学出版社
郭淑珍

田静

战国后期，青川50号墓，秦木牍
1
46
2.5
0.4
  
  
中华秦文化辞典

西北大学出版社
郭淑珍

田静

西汉早期，孙膑兵法，竹简
364
27.6
  
  
  
  
孙膑兵法：银雀山汉墓竹简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

西汉武帝以后，仪礼·士相见，木简
469
35～36
0.8
  
  
  
文物中国史4秦汉卷  山西教育出版社
中国国家博物馆

西汉末期，神乌赋，竹简
21
23．5
0.9
  
  
  
文物中国史4秦汉卷  山西教育出版社
中国国家博物馆

三国时代，长沙走马楼，木简
  
  
  
0.4～1
  
  
中国文物报

1979-01-05
  

三国时代，长沙走马楼，尺牍
  
  
  
0.6～0.9
  
  
中国文物报

1979-01-05
  

三国时代，长沙走马楼，竹简
  
  
  
0.2
  
  
中国文物报

1979-01-05
  




注释、引文出处：

[1]《石刻史话》，赵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1月版

[2]《中国碑文化》，金其桢，重庆出版社2002年1月版

[3]我们今天见到的新莽天凤三年的《莱子侯刻石》，虽较《石鼓文》刻得深而且线条宽度也大，但仍为天然石面、不做任何铲平磨光的修整——仍不是碑。如果以此石刻为当时的“基准作品”，则说明迟至东西汉交替之时尚无碑刻的产生。原因可能来自意识观念，而不是工具技术。因为，就刀具制作而言，新莽时期完全可以制出用以刻碑的刀凿工具，而全国各地的西汉出土文物中没有发现此类的工具。

[4]《竹简木简述说的古代中国——书写材料的文化史》，[日]富古至/著，刘恒武/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