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育重建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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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重建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刘铁芳



偶然看湖南卫视《乡村发现》，采访国内知名摄影家焦波，他的代表作是以自己老家父母的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全纪实性的《俺爹俺妈》。他朴素的摄影中传达出来的来自乡村社会的温暖人性自不必多说，其中他母亲说的一句话让我记忆深刻，他年迈的母亲对他说，你在外面奔波，累了可以回来种地。忽然想起，我的父亲也曾经跟我讲过几次，在外面不好过了，不要紧，可以回来种地。
    “回来种地”是一句简单的话，其实这中间蕴涵着的是一种日益被当下世界的浮华所遮蔽的、朴素的生存理念。“回来种地”，当然最直接的意义是从喧嚣的城市世界中退守，回到乡村，以简单的劳作求得自己的生存。如费孝通先生所说，“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在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其深层的意蕴则是，那曾经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我们先祖的乡村厚土，乃是我们的生命得以退守的永恒家园，是我们从技术所围裹的现代性藩篱中可退而守之的生存底线。
    钱理群先生在编完《贵州读本》后曾这样表达他的感受：“这一个月，我一直生活在贵州，也一直在与诸君进行笔谈，内心有许多感受，有的已自觉不自觉地倾注于笔端，有的却永远藏在心的深处了。我好像第一次进入贵州，而以前只是一个陌生人，行走在这块土地上而已。同时，我也在重新发现、认识我自己：原来我和这块土地及生息其中的普通百姓，竟是如此缠绕、密不可分，这是我的真正的回乡之旅。坦白地说，这一个多月，我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许多事情，都让我忧心如焚，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这种心境下，只要一打开电脑，进入贵州，我的心就平静下来，仿佛回到真实的大地，感受到某种永恒的东西。于是，所有外界的纷扰，就变得无足轻重，有如过眼烟云了。真没想到，这次编《贵州读本》，对于我，竟会起到精神提升的作用——这块神奇的土地，又一次施恩于我，真不知该如何报答了。”

钱先生在这里表达的正是另一种“回来种地”，或者叫“回归乡土”的感受。因为在心灵世界中敞开了通向贵州乡土的通道，所以，钱先生“只要一打开电脑，进入贵州，我的心就平静下来，仿佛回到真实的大地，感受到某种永恒的东西”，贵州乡土俨然就成了钱先生生命世界真实信仰的精神大地。与之相对的生存姿态是“逃离乡土”。这里的“逃离乡土”不仅是一种现实的行动，即一种走出乡村社会的姿态，更是一种生命的姿态，即一种把自我存在之根从乡村社会拔离的姿态。逃离与回归，源于现代性所开启的价值世界与乡土价值世界的内在紧张与冲突。乡土社会的安宁、朴素、宽厚，更多地珍视生存本身的价值；现代性所开启的价值世界无疑更多的是进取、扩展、发展，更多地强调生存之上的获得性价值。逃离乡土的冲动，无疑是生命的获得性价值，或者叫功用性价值，对生存性价值的压倒性颠覆。
     在二元对立的格局之中，乡土社会只能作为现代性的退守之所，直白地说，乡土社会始终无法摆脱功用化的存在姿态，这实际上是由现代性本身所内含的功用化的存在本性所决定。对乡村社会功用化的超越依赖于乡村社会与现代性之间的二元格局的超越，而二元格局的超越实际上有赖于整个现代生活所孕育的生存姿态的整体超越。在这个意义上，激活乡土社会在现代性的深层意蕴，从而内在地扩展现代性之中的功用化的生存姿态，拓展现代性本身的内涵，从而善导为物质与技术藩篱所遮蔽的现代人的生存姿态，这是事关现代性健全发展的重要内容。
     严格说来，逃离与回归是同时存在于当下每个人生命意识之中的基本生命姿态，这实际上是置身现代性中的我们内在生命的断裂与冲撞的表征。所不同的是，有些人更表现出对乡土的逃离，置身乡土找不到生命的意义；有些人能在心中守住乡土之根，从乡土社会之中找到自我生命滋养的可能性，依然能保持乡土作为生命的真实之“根”。生命是需要整体滋养的，现代性并不意味着截断我们与乡土社会的根本性联系。乡土社会不仅仅是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同样是作为个体精神滋养的根基。
     从历史而言，自不必说，我们是一个几千年农业文明主宰的社会；就当下的社会发展态势而言，我们正在逐渐告别农业文明而进入工业文明的时代，但由农业、农村、农民构成的所谓“三农问题”依然是当下中国社会的重中之重，其数量依然占据着绝对优势。如果单从历史以及当下中国社会的外在形式结构而言，乡土中国可以说是非常准确地概括了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不管怎样，“乡土中国”对于当下而言，依然是概括中国社会不可或缺的基本内涵。正因为如此，我们除了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背景与框架下来认识乡村社会，我们还同样需要立足于乡土中国来重新认识乡村社会的发展与改造，重新审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的累积对于乡村社会意味着什么，对于乡村社会的发展与乡村少年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在这里，乡土社会必须是作为以城市文明为中心的现代性结构的、有机的、不可或缺的内涵，甚至是永远的基础与背景，来作为提升现代性品格，善导当下人生存的重要的向度；同时也是作为中国人独特生命样式的基本背景与内在结构，从而为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显现自身的独特意蕴提供重要的支持。这意味着充分地激活乡土社会的文化想象，从而激活乡土社会在当下人的生命结构中不可替代的内在意义，而不仅仅是作为在功用性上处于劣势的当下生命结构中的他者而存在，这实际上是被当下沉迷于现代性的物欲狂欢之中的人们忽视的必修课。



我们需要积极引导沉迷于现代性狂欢中的年轻一代，去关心、认识脚下的土地，“去发现、认识其中深厚的地理文化与历史文化，去与祖祖辈辈耕耘于这块土地上的父老乡亲们对话，共同感受生命的快乐和痛苦，从中领悟人的生命意义与价值，并将这一切融入自己的灵魂与血肉中，成为自我生命的底蕴与存在之根：这就能为以后一生的发展，奠定一个坚实而丰厚的精神底子”。显然，这不仅仅是就乡村少年而言，而且是事关当下教育中每个人的生命品质。
    乡土的逃离是在功用化的注视中乡土自身价值的锁闭，是我们在现实和心灵世界中对乡土社会的远离；回归乡土则意味着重新激活乡土本身的价值，激活乡土与置身现代化围裹中的我们的精神与生命的联系，敞开我们在现实中，更是在心灵世界中亲近乡土的可能性。唯有充分激活乡土自身的永恒性价值，才可能对抗单一现代化诉求中的功用价值对乡土的遮蔽与乡土在现代化世界中的沉沦和隐匿。乡土价值的激活与显现，是乡村教育人文重建的逻辑起点。唯有在这个起点上，乡村教育才可能越过现代化的藩篱找到属于自身的价值起点，而获得重建的可能性。也正是在这里，乡村教育才可能获得自身的精神之根。
    当然，这里的乡村教育本身是一个想象中的概念，确切地说，是一种期待，是用我们理想之中的乡村教育内涵来甄定当下教育的问题、调整当下教育的走向，而不是乡村教育实际状况的表达。我们眼下的任务，也许还只能是在激活乡村社会想象的同时，重新激活我们时代的乡村教育想象，未来的乡村教育必须也只能在我们的乡村教育人文理念的生长中逐渐生成。乡村教育的人文意蕴并不是当下乡村教育状态的描述，而是一种可能性，乡村教育首先是——也必须是——作为一种理念，乡村教育的现实走向只能在我们理念的引领下一点一点地生成。
    晋宋时期诗人、辞赋家、散文家陶渊明(365—427)，曾在归隐田园之时写下《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陶渊明对田园生活的复归，是对自我存在本真的一种复归。在这个意义上，陶渊明“归去来”的呼告，难道不是说给今天置身现代性境遇中的我们听的？当然，这样说并非指涉我们可以全然从现代化的想象中脱身而回归田园之地，而是指涉怎样在现代化的愿景之中重建我们对乡村社会的想象，使乡村社会以在场的姿态进入现代化的整体结构之中，提升乡村社会在现代化想象中的位序。同样，我们也需要在现代教育的期待中重建我们对于乡村教育的想象，提升乡村教育在整个现代教育体系中的位序，让乡村教育以在场的姿态进入到当下我们对现代教育的整体追求框架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乡村教育的事情才真正成了“我们的世界”的事情，而不是作为弱势的“他们的世界”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