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并没有真正的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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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并没有真正的教育改革

熊丙奇



                        《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   上海世界书局出版               
   
   《中国商报》2010年8月13日  记者 郑立华  原题为：《给中国教育开100份诊断报告》

在我国面向2020年的《教育规划纲要》启动实施之际，由著名教育评论家熊丙奇教授撰写的《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
　　该书是继《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之后，熊丙奇教授第四本关注中国教育的著作。作者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即将开启新一轮教育改革的2008年、2009年以及2010年“最新”的中国教育事件，进行了全面的民间解读，并结合教育改革未来10年的发展前景，诊断当今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

教育像个患了自闭症的孩子
　　中国商报：从《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到本书，已经是您的第四部作品了。您觉得您的呼吁有没有或多或少地改变现状？
　　熊丙奇：这是一个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从2004年出版《大学有问题》，到现在已经过去6年多时间，很多我所写到的大学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或者稍微缓解，反而更加严重。在《体制迷墙》一书中，我就和陈丹青先生谈到过这种现象——教育问题与教育问题的解决是不相交、平行运行的，教育问题在健康地生长着。对于这种现象，有不少人感到沮丧，同时对于我不断坚持写教育评论，批评教育问题，也感到“不解”：难道你还对中国教育充满期待？
　　这种状态本就很矛盾——难道沮丧者自己不对中国教育问题的解决也充满期待吗？没有希望又何来失望和沮丧呢？！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教育已经病入骨髓，这需要耐心地诊断、开药方、医治。我一直把撰写教育文章视为一个启蒙过程，而且我把启蒙的对象，比着患了“自闭症”的孩子，这就需要你反复地为一个发音、一个动作付出百倍的努力。
　　中国商报：杨东平先生在序言中肯定您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您自己是怎么理解这个评价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为何可贵？
　　熊丙奇：我所坚持的正是杨东平先生所说的“民间视角、教育立场”。所谓民间视角，我更愿意理解为独立的视角，即不受政府官员，也不受所在工作单位的干涉，发表自己对于教育的见解。而在发表这些见解时，我始终坚持教育立场，即教育的本质是什么。
　　这两方面对于我国的教育研究和教育发展来说，都十分欠缺。今天有不少教育研究者，做的是御用文章，就是想方设法论证领导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而没有自己的观点；而在教育本质问题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的教育行政化、功利化，很多教育理念已经变得面目模糊。
　　我并不认为自己有多高明，因为基本上所有的文章，谈的都是基本的教育常识。如果说这很“可贵”，那是因为常识的严重缺失。以高校自主招生来说，我一直批评目前的自主招生，是“伪自主招生”，并先后提出了“自主招生不等于自主考试”、“要举行自主招生联考”、“要赋予学生选择权”，一个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概念——这些在我国教育中的“新观念”，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就是常态。而就是这些观点，我还受到高校负责招生的人员的“反击”，诸如不自主考试还是自主招生吗？联考不是自主招生的倒退吗？一名学生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现实吗？这些反对是很正常的，这也说明普及常识的重要。在我坚持不断、喋喋不休的“言说”中，我注意到，有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已经在引用我的话说“自主招生不是自主考试”；我国教改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到要推行高水平大学的联考。
　　我还在多篇文章中提到取消国家承认学历，这也被认为是“异想天开”，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会被提上教育改革的议事日程。因为这是发展教育的基本常识。常识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

过去十年并没有真正的教育改革
　　中国商报：尽管我们在不断地改革教育，可是中国的教育日趋行政化、商业化、利益化，您怎样评价近年来的教育改革？
　　熊丙奇：严格说来，过去十年，我国没有进行真正的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本质是对教育利益的全面调整，我们看到过教育利益的调整吗？可以说，过去所谓的教育改革，都是在不动摇（甚至增加）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不涉及教育既得利益者的权益的框架下进行的，所以每一次“改革”之后，教育的行政化、商业化加剧。比如本科教育评估，这本质上就是加大行政权力对大学办学的干涉；再比如大学教授分级，这本质上也是更强调行政对大学教授的管理。
　　我国教育改革的难点，简单地说，就是让政府放权，实现举办权、办学权、教育权和受教育权的平衡。这也是建立全新的教育管理体制和现代学校制度的内核。所以，评价改革成败的标尺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的权力经过改革之后是增加还是减少，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利是被进一步侵占还是得到维护、增强；检验教育改革是不是“动真格”的指标也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是否愿意放权。
　　眼下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就让公众存在是假改还是真改的疑虑，这是因为改革的主导力量是教育行政部门，那么，教育行政部门愿意主动放弃自身的权力吗？而如果他们不放弃，谁又来要求他们必须放弃呢？
　　中国商报：在《如何把大学办到县里》一章中，您以西南联大为例，认为“小城镇上的办学，更有利于大学远离社会的浮躁”。但是，大城市不是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吗？小城镇能提供大学生所需的社会实践以及各种条件吗？
　　熊丙奇：我国大学办学对大城市的依存度很高，最近有消息称，此前建在一些地级市的本科和高职院校准备搬迁到中心城市，具体原因有三，一是在地级市获得的办学资源太少，到大城市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二是学生不愿意报考在地级市的大学，觉得不能见识大城市的风采，今后的求职空间也很狭窄——我国学生的求职路径，是往下（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好走，往上（中小城市到大城市）走很难；三是招聘不到好教师，原有的教师也不断地跳槽到大城市的学校去。
　　出现这种情况，与我国大学的办学资源来源单一，办学定位以及各地存在的严重不均衡有关。如果办学资源更多来源于政府拨款，那么，学校的选址必然以大中城市为主，而不愿意选择在偏远小城市，而国外大学的办学经费是有很多渠道的，除了政府拨款、学生学费，还有占办学经费很大比例的校友捐赠和社会捐赠。我国高校应该转变依靠地方资源的办学模式。
　　在办学定位上，我国中小城市高校延续了基础教育的“背井离乡”模式，即把人才“输送”出去，而不是把人才作为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建立在地级市的高校，应该首先为当地经济发展培养人才，而不是以这些学生中有多少考研、有多少到大城市求职就业作为办学的业绩。而这才是地方办大学的重要意义所在。由于地方办大学没有在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模式上进行调整，这也就造成了教师的“出走”——既然培养的学生都是以去大城市工作为目标，那么，又怎能强求老师也坚守岗位呢？
　　更重要的是，由于地方所办大学，没有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形成人才培养、经济发展、反馈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这就使得这些高校在完成最初的使命之后——当初不少地方有参与举办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有一个意图是提高当地的升学率，现在随着高等教育资源的充足，地方所办高校在这方面的作用明显“退化”——在当地变为“鸡肋”，当地没有得到发展，学校招生获得的持续支持减少，招生受到影响，办学也就难以为继。假如从一开始办学起，就立足为当地培养发展当地经济的人才，高校会陷入这种尴尬境地吗？而如果高校采取这种办学定位，当地就能为大学生提供广阔的实践舞台。那种在当地找不到合适实践机会的想法，只能表明学校的人才培养没有找到准确的定位。
   
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
　　中国商报：我国教育存在以下三大传统观念——“改变命运”、“赢在起点”、“争做第一”，以这三大观念为轴心组织和发展起来的教育体系，让所有受教育者不是根据自己的个性和兴趣，在教育中得到个性的发展、人格的完善，而是在教育的竞技场上，与同辈为命运、为生存、为成功进行“厮杀”。这种教育实则将所有受教育者“教育”为成功者和失败者，撕裂了这一代年轻人本应该拥有的平等、同情与关爱——这一段相当深刻。可是，这种传统观念可能发生改变吗？
　　熊丙奇：我国当前的教育，主要为“竞技教育”与“功利教育”。很多由此派生的教育观念，可谓根深蒂固。然而，不管愿不愿意改，这些观念必须转变，因为这是受形势“所逼”。拿“改变命运”来说,教育就已然难以改变人的命运了——就是考上大学，现在也有很多大学毕业生（每年超过150万）难以找到工作。如果还以这样的观念来对待教育，就必然会出现另一个文明社会不愿看到的现象：读书无用。我国社会将会出现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高低龄辍学的景象。这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
　　当然，转变这种观念，不只是教育的改革，而更需要社会的改革，要通过社会的改革，剥离不应该由教育担负的功能，我国教育由于担负了诸多不属于教育的功能，由此出现教育的异化。这些社会改革包括，户籍改革、社会福利保障改革等等，如果没有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农村孩子还会以上大学来转变自己的农村户籍吗？如果公民的社会福利保障基本一致，还需要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低人一等的命运吗？
　　中国商报：您说“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都需要哪些方面的教育？又由谁来教育他们？
　　熊丙奇：这些教育主要是教育常识的回归。从《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看，我国教育者本应该拥有教育自主权，但由于教育行政化，教育者的教育自主权十分有限，而由于教育者没有自主权，就表现出三方面问题：首先是教育偏离教育规律，按行政指令办教育，追求教育政绩；其次是教育失去尊严，教育者连自主权都不具备，也就难有独立的教育人格；再次是教育者也不尊重受教育者的权益，普遍的情况是，权益意识十分淡漠，在教育中，伤害学生权益的教育事件一再发生。
　　以上的道理，教育者并非不懂，有的是无奈与无助，有的则是主动依附教育体制。要“教育”教育者，最根本在于改革教育制度，因为现实制度才是对他们的最好“教育”。
　　中国商报：目前国内有越来越多的“学术明星”冉冉升起，很多人支持，可也经常被人诟病。您觉得这些学术明星对教育会起到什么作用？
　　熊丙奇：总体说来，对于学术，有三方面评价，一是“官方评价”，也可称为政府评价，就是由政府进行学术评价，授予某种头衔，或者给予某种奖励；二是“媒体评价”，就是由媒体采访学者，报道、传播学者的学术成果、学术思想、学术贡献；三是“学术共同体评价”，即由学者组成的共同体，按学术评价的标准，评价学术成果、学术价值与学术贡献。在健康的学术管理环境中，“学术共同体评价”是学术评价的主体、核心，“官方评价”和“媒体评价”是学术共同体评价的延伸、辅助。
　　在我国，目前几乎没有学术共同体评价，因为没有学术共同体。于是学术评价，主要为“官方评价”和“媒体评价”。“官方评价”包括院士、长江学者评审，国家科技奖励颁发等等，这造成的结果是学术行政化加剧，统计显示，新当选的院士，80%以上有行政头衔；90%以上的国家科技特等奖获得者第一作者有行政头衔。“媒体评价”则是通过大众媒介，向公众推荐学者及其成果，那些时常曝光的学者，也就成了“学术明星”，“学术明星”对于传播学术思想有一定作用，然而由于媒体本身的立场、大众媒体传播的要求，“学术明星”的学术成果有的并不被认同，而由于追求收视率等因素，“学术明星”的话语也往往有失严谨，再加上媒体难以构建“学术共同体”这样学术争论机制，“学术明星”的“学术不被争议，人却被争议”也就在所难免，学术也就在这样的争议中变为名利场。
　　因此，“学术明星”对教育的作用极为有限，甚至可能产生反作用。对于我国教育与学术来说，还是应该恢复重建学术本位的管理，建立“学术共同体”。
   
先要把大学变为“大学”
　　中国商报：近年来，国内很多高校都在追求“一流大学”的称号，并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那么，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是什么样？我们距离一流大学还有多远？
　　熊丙奇：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其基本特征是“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体现的是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合理的权责关系。以这样的现代大学制度，审视我国大学你会发现，目前其实没有一所真正意义的现代大学，因此，我常说，我国大学的问题，是没有大学的问题。现在不要提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先要把大学变为“大学”。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也提到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但在现代大学制度之前，有“中国特色”这一界定，这一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是怎样的呢？《纲要》的表述是“依法办学、自主管理、社会参与、民主监督”。如果按此表述，我国大学已经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了，现实中很多大学不就是这样“办”的么？假如我国大学以此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将遥遥无期。
　　中国商报：您说，2010年也应成为“依法治教年”，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吗？

　　熊丙奇：是的。如果把1993年版的《中国教育和发展规划纲要》、1999年1月1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2006年9月1日实施的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还有前不久正式公布的《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拿来出，对比阅读，你会发现，很多所谓的改革，其实不是“改革”，只不过是对法律法规的落实而已。比如《教育规划纲要》提到，要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可是，10年前的《高等教育法》早已明确规定学校拥有7项办学自主权，而至今没有一所大学拥有一项自主权。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我看来，我国教育能够完整地落实已经颁发的教育法律法规，当前的问题就解决了至少七八成：包括义务教育均衡、教师待遇、大学的去行政化、民办教育的平等权利等等，早在法律法规中都有白纸黑字的规定。而这加重了民众的教育焦虑：法律规定的都不执行，尚不是法律文本的《教育规划纲要》会不会成为一纸空文呢？中国教育的明天又会在哪里呢？
　　明天在哪里？就在永不放弃希望的争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