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行福：教师自由教的能力：一个被遮蔽的话题

管季超0712

黄行福：教师自由教的能力：一个被遮蔽的话题

　　黄行福

　　自由，是人类几千年来的呼唤。“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可见人们对于自由的渴望。可以说，人类几千年的奋斗史，毋宁说就是一部追求自由的历史。在教育领域，对自由的呼唤，也成为许许多多教育工作者的心声。

　　但我们必须看到，在教育领域，人们对教自由的呼唤，声音却并不那么响亮；即便是有几个人的声音，那也大多都是价值上的呼喊，真正从教育教学的实践上去进行思考，进行探索的并不多，以至造成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讳莫如深。尤其是今天，当新课程的实施已经成为轰轰烈烈的实践的时候，这个问题仍然被遮蔽着。换句话说，当新课程的实施要求教师进行自由教学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关心、支持，乃至从事这一工作的人，他们的思路仍然还没转变到这个方面，仍然只在大谈特谈新的理念，新的操作方式方法。

　　当然，笔者不是有意否定新理念，新方式方法在实施新课程中重要作用，而是要问这么一个问题：当一线教师自由教的能力还不够强的时候，那些新理念、新方式、新方法，如何才有可能变成新课程实施所需要的实践？

　　其实，不论新课程如何实施，如果没有教师灵活机动的自由教学的智慧，它在什么程度上才能不走样？在多大程度上才能获得成功？

　　这个问题，有它的急切性，也有它的严肃性。

　　说急切性，是言明它的迫切性，是迫在眉睫。教育不能等，新课程的完全实施不能等；具有自由独立人格的创造性人才的培养更不能等，素质教育的实施也不能等。这一切，都需要我们的一线教师有较强的自由教的能力。

　　严肃性，指的是它虽然与政治有着天生的联系，从它对新课程实施的重要性来说，却来不得半点敷衍，必须严肃认真地谈论。但在我们的思维当中，长期以来，一谈到自由，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地把它与政治挂起勾来，往往更多的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的。本文则专谈教师自由教的能力。

　　一个这么重要的问题，长期以来，居然没有被高度重视，因为它被遮蔽了。今天，揭开它的神秘面纱，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并解决这一问题，是有重要意义的。

　　那么，它到底被哪些东西所遮蔽？

　　首先，被功利意识所遮蔽。今天，当市场经济的潮流滚滚而来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多少心理上的准备，一种强烈的功利意识，在我们的心头涌动，让很多人思考问题，总喜欢站在功利的意义上。这是当今这个时代的问题。

　　在教育领域，长期以来，我们尽管一直都在批判应试教育，把它当作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但我们却一直都只是在比较狭窄的领域里揭示它的影响，并没有深入到更深的层面深入地批判。

　　其实，笔者以为，应试教育的最大危害在于：在全社会形成了一种急功近利的风气。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实用理性能力就比较发达。李泽厚先生在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一书中指出：“如果说，血缘基础是中国传统思想在根基方面的本源，那么，实用理性便是中国传统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①这虽然指的是中国古代，在作为一种传统，仍然在今天中国人的身上体现得极为明显。这当然有应试教育的功劳。

　　古代中国，我们的科举考试，一直都在对这种一切以实用为导向的理性进行着强化，激励着莘莘学子不断涌向那狭窄的进身之门。宋真宗的《劝学诗》就最具有代表性：“富贵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文经勤向窗前读。”②这就把读书的直接价值功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释得再形象不过了。几百年来，它一直鼓舞着学子们皓首穷经，拿到那块敲门的砖。更为重要的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这样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在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的引诱下，教育直接成为士子们进身的手段、途径了。

　　今天，应试教育虽然与科举考试虽然有着本质饿不同，但它却一直都在强化着那种功利思想。

　　教师自由教的能力，虽然也有功利的目的，但这种功利并不是那种只看眼前实在利益的功利，而是为着人的素质的整体提高，为着人的健康成长。

　　当前，新课程的实施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其基本的价值指向是人的素质的根本提高，是人的生命的健康成长。这个根本目的的实现，就不是那种以升学为第一要务的应试教育所能达到的。因为以学生升学为目的教学，最终，一切都必须转化成考试的分数，而分数却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的东西。教师的所有教学工作，都是为了分数，为了让学生在考试中能够拿到高分。而是否能够在考试中拿高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那就是试卷的评分标准，那可是统一的、标准的答案。一句话，在所有考试中，同一门科目的同一道题的回答，都必须拿到一个统一的标准面前进行衡量。很显然，与标准答案不相符或不完全相符的，则意味着难以得到满分。新课程的精神，能到真正地贯彻吗？

　　就在这种“一刀切”的标准面前，教师的教，还需要自由吗？在这种情形下，教的自由就很自然被遮蔽了。因为张扬教的自由，就可能会与这样的标准产生矛盾，产生冲突。还是分数来得更实在，学生有了分数，可以上好的学校，教师所教科目，学生有了分数，就可以与很多实实在在的好处挂起勾来：评秀、评先、评职称等等，多实惠。于是，为了迎合人们功利的目的，教师们为着那实惠的目标，实实在在地工作着。

　　我们的教育就是这样强化着人们的功利意识。谁还会去思考教师们怎样自由的教？

　　尤其值得深思的是，当我们的应试教育与市场经济带来的功利意识融合在一起，共同强化着人们的思想意识的时候，那种一切以眼前实实在在的利益为根本标准衡量一切的时候，那就是一件值得深深思考的事情了。

　　于是，在全社会，这样的功利意识深入人心。

　　还有，当面对学校，面对教师的一个个检查，都带有功利目的的时候，还有教师自由教的能力的空间吗？

　　功利的目的高于一切。教师自由教的能力自然就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有时，甚至“无”比“有”更好，更有利于功利目的的短期实现。

　　被流行所掩盖。在我们中国，很多东西是很容易被流行的，尤其是当前这个历史的转型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面对许许多多新的事物，有一种新奇心理，于是，别人干什么，自己也跟着根什么；别人怎么干，自己也跟着怎么干。这样，很多东西，就很容易流行，成为时尚。特别是由于西方那些经济发达国家的东西，在引进后，就很容易在短时间内流行。

　　什么叫流行？《现代汉语词典》告诉我们：“流行”就是“传播很广；盛行。”一指流传的范围，一指实行的人多。

　　这样看来，流行就具有引领作用。由于流行被多数人所奉行，在一些人的心理，就容易形成一种“见贤思齐”的意向，就觉得必须向那些流行的大多数人学习，才能与他们一样，获得一种为人所称道的社会身份，否则，就有可能不被接受，成为另类。于是，在流行的引领下，流行就更流行，成为一种思潮。

　　在教育领域，这往往成为一个不成文的规律。几年前，一本从外国引进的一本《学习的革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本来，在西方世界一本普普通通的教育书籍，引进之后，在商家的炒作之下，竟成为一种十分流行教育读物。在这种流行面前，教师就显得无奈，显得无能为力了。不跟流行走，奈何？很多人就自然成了流行的追随者。而正是在这个时候，真正的自我却迷失了，更谈不上是什么自由教的能力了。

　　前些年，在中学语文教学领域，流行主导了人们好一段时间。很多人今天迷于漪，明天迷魏书生，后天又迷钱梦龙，俨然成为他们的粉丝。需要指出的是，笔者不是否定崇拜名人，迷恋偶像，也仅仅是站在自由教的能力的角度，思考教师在充分认识自我，相信自我基础上的教学能力问题。固然，有了名人的引领可以少走弯路，有了偶像作为榜样，可以迅速成长。但是，如果一味地迷恋名人，拜倒在偶像的脚下，容易失去自我，成为没有自我的追随者。实践证明，很多追随者在模仿名人的做法之后，他们发现：必须走自己的路！因为模仿的毕竟只是他人的脚印，更重要的是学会自己走路！

　　流行也是一种霸权。流行一旦形成，无形中就成为一种高高在上的权力，不由得你不听从它的指挥。更为重要的是，教育领域中的流行，有时往往与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成为真正的霸权。因为教育历来就是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中国古代，教育成为统治者的工具，那时候的流行紧紧与国家政治紧密结合着。《礼记》上就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今天也是这样，它成了教育的一个基本的规律，哪个国家也不例外。

　　几年前，某市一教师的教学改革非常著名，成为全国著名的一个流派。很自然地，地方教育行政部门领导认为，这是本地教师的一大创造，是一面红旗，应该让其全面推广。于是，运用行政的手段，在当地大力推广。所有该学科教师，人手一本该流派创始者的著作。规模不可谓不大，推行不可谓不力。也正是在这种大力推动下，让该科所有教师，基本不用自己花多少精力去钻研教材，思考教法，只要按照该流派的做法去实行就可以了。

　　今天，在新课程大力实施的时候，这样的例子也并非个别。在一些地方，用行政的力量推行某一种理念或教学法的现象，也并非个别。

　　“威”有威风、威力、威严、震慑的意思；“权”指权力。威权就是威势和权力。“因‘威’生‘权’，由‘权’生‘威’，‘威’‘权’同构，相互渗透。”③由政治权力强力推行，其威慑力是大的，还怕流行不起来？

　　当然，这种流行，应该加上引号，那不是真正的流行，是一种推行。因为有政治权力做后盾。

　　教育领域，经常被流行的所左右。今天，外国的一种新理论被引进，大家众口一词，趋之若骛，口必称之，手必书之。当前的建构主义吃香就是这种情况。新课程一实施，建构主义一引进，大家就好象看到了救星，仿佛一“建构”，新课程实施中的所有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几乎到了全民建构的地步。当然，建构主义有它的科学之处，但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也有它的软肋之处。

　　其实，在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阶段，如果只有一种理论，一种思潮成为所有人的指导思想，应该是那个社会，那个阶段的悲哀。因为它阻止了思考，窒息了探索，排除了理性。有的，只是盲目的信仰，盲目的崇拜。这是十分可怕的。“文革”中的教育不正是这样吗？

　　让师德所遮掩。中国向来是个重视教育的国度，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先人就提出了“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把教育地位提到了“化民成俗”的高度上。不仅如此，他们还特别重视教师的作用。荀子就把教师的作用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与“天”“地”“君”“亲”并列，因为他们深深懂得：“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有了好教师，学生就会“亲其师，信其道。”所以，中国向来都有重视教师队伍建设的传统。在教师的选拔上，坚持严格的标准。例如在战国时齐国，稷下所设立的学官，教师专门从事学术研究与教学。教师是择优聘请，其首席不由官方任命，而由众人公推，称作“祭酒”，任期不定。更为重要的是，古人把师德放在最高的位置上，作为选拔教师的首要条件。“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就是这种传统的最为典型的注脚。所谓经师，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专业教师，有着深厚的专业功底的教师；所谓人师，就是“人”之师，就是有着高尚道德品质的教师。“经师易得，人师难求。”表明的是，古人把师德放在专业之上。这当然与中国古代重视人的德行的修养有关。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就是一个伦理的国度，一个道德的国度。人的思想，人的德行，都必须符合伦理道德，都要拿到伦理道德的天平上去衡量，甚至连政治也都伦理化了，道德化了。很自然的，在对教师的要求上，就把师德放在首位。

　　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在我们今天的教育中，教师的作用，也提到了非常高的程度。我们只要看一看以下的话，就可以明白：

　　“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

　　“百年之计，教育为本；教育之计，教师为本。”

　　这些，都是写进了党和国家的正式文件之中，或着是国家领导人的讲话稿之中。

　　也正是因为教师的重要作用，所以，我们一直都非常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对于这一点，不必再论述，我们就能够感受得到的。

　　“在今天，教师的作用无论如何强调也不过分。”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件中的一句话，这也是很好的概括了全世界对教师作用的一句话。它表明这是一种普遍性的认识。

　　问题倒不在于重视了教师队伍的建设，问题在于我们的教师队伍建设出现了目标上的偏差。这种偏差体现在：师德压倒一切。

　　2004年教师节前夕，教育部管培俊司长在人民网答网友问中有这样一段有关师德建设的话，是关于师德建设内容的：

　　“要求新时期的人民教师要进一步树立爱国爱教的崇高的职业理想，志向高远，爱祖国，爱人民，热爱教育事业，为教育事业献身；要求我们广大的教师要依法执教、敬业爱岗，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坚持我们国家的教育方针，遵循教育规律，树立正确的教育观、质量观、人才观，忠于职守，敬业奉献；要求教师热爱学生、关心学生，以人为本，这是师德规律的核心，也是师德建设的核心；要求教师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要真正做到为人师表，教书育人。”④

　　这是将师德教育泛化了，把有些明显属于专业范畴的内容，都包括在师德建设的范畴里。师德成了一个框，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很自然，这种“一揽子”的师德建设，将本来属于专业的内容也包容进去了。包容的结果，教师的专业能力，便也成了师德的一部分，没有了独立的价值。

　　再看一本书，一本名为《怎样做一名好教师》的书，全书也基本上贯穿了那么一种泛师德教育的思想。全书共七章，这里仅引用它的章节的标题：⑤

　　第一章以德治教依法治教

　　第二章爱岗敬业精心施教

　　第三章爱护学生以情促教

　　第四章严谨治学科学兴教

　　第五章团结合作协同行教

　　第六章尊重家长携手育教

　　第七章为人师表以身立教

　　很显然，像这样一本从书名就表明了要让教师成为好教师的书籍，俨然就是一本师德建设的教科书。

　　全国“十杰”教师的评选，也基本是这样一种导向。仅以第六届全国十杰教师评选为例。我们只要看一看材料及标题就可以明白：《31年坚守瑶山教学点赵玖富》、《30年守望太阳山里的孩子》（邹有云）、《为了山区的孩子有书念－－马宪华》。“来自辽宁的孟丽平有二十年的糖尿病，每天需要注射两针胰岛素，来自安徽的金顺姬是军嫂，失去了丈夫……如果十杰教师并排站在一起，半数以上是老弱病残，比例最多的来自山区，难道，这就是教师应有的形象？我相信，那些扎根山区的教师由于种种局限，在知识视野，教学水平等方面可能远逊许多都市里的优秀教师，但是他们一旦拿出命来，其他的教师还有什么话好说？不但如此，他们普遍资助学生，并表示要扎根山区。”⑥

　　片面的奉献型的师德典型，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误的导向：只要奉献，专业素养高不高无所谓。

　　近年来，教师队伍中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像严重体罚学生，教师个人的乱摊牌，一切向钱看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的确召唤着师德的建设。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把它抬高到压倒一切的程度，否则，教师的专业性怎么体现？

　　“个体生命存在之价值与尊严可能被诸多因素遮蔽起来，个体生命成了他种目的或神圣他者的手段，道德教化本身亦成了遮蔽个体生命价值的手段，个体是生命在道德教化的价值中被贬抑”。⑦当师德建设成为压倒一切的重大使命时，教师个体生命的价值就被严重贬抑了，何来的自由教的能力？

　　当前，遮蔽教师自由教的因素还不止这些，这里仅仅是列举性质的。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遮蔽因素的存在，使教师个体生命的价值难以得到完全的体现，则是事实。

　　其实，这些遮蔽因素的存在，其本质就是对教师个体生命的独立与价值的遮蔽。在这种情形下，教师个体就成了他们自己之外，之上的那些比他们强大得多的因素的被支配者、被控制者，缺乏个体心灵的自由，教师作为个体的价值就难以得到充分的体现，“螺丝钉”与“小草”的现状就难以有较大的改变。

　　现代教师应“以个人自由为基础，它一方面肯定个人对自己行为的裁决权，另一方面也肯定个人在普遍的法律约束下追求个人利益的合法性。”⑧这才是现代教师应该具有的生存状态。只有当教师完全拥有自己行为的裁决权，又在法律的约束下的时候，教师自由教的能力才有可能真正成为现实。

　　最后，让我们来引用两段话作为结束语：⑨

　　“教育国民者，不可不使有自尊自重之精神，不可不使有担当责任之观念，不可不使有独立自营之能力，不可不使有判断是非之智识。”“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我思，我理我穷，我之所见为是者，则断然以为是，虽一国非之，所不顾也；我之所见以为非者，则断然以为虽一国是之，所不顾也。”


　　注释：

　　①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303页；

　　②刁培萼《教育文化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7月版，132页；

　　③刘铁芳《生命与教化》，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76页；

　　④肖光畔编著《问题教育——中国教育问题调查》，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年6月版，101页；

　　⑤本书编写组《怎样做一名好教师》，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⑥铁皮鼓《谁在中国算是好老师？》，见《铁皮鼓教育博客》；

　　⑦同③，134页；

　　⑧汪行福语，转自同上，111页；

　　⑨佚名《教育泛论》，转自同上，221——222页。


　　作者单位：江西省南丰县付坊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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